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恢复与重建从1987年的马甸会议算起，已经走过了30余年，期间发展的艰辛想来每一位亲历者都有着深切的体会。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缓慢恢复期、快速扩张期和内涵调整期三个重要阶段。早期，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为了专业地位得到承认而奔走呐喊，但困于体制与机制障碍，成效并不显著。中期，借着国家社会治理改革的“东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有了发展规模上的提速，但无论是在教育场域内部还是在社会福利体系中，都得以“妥协嵌入”作为谋求发展的代价。当前，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又一次站在了关键节点，规模扩张明显放缓，高校内部提质增效的改革让始终处于温和发展状态的社会工作专业再一次面临生存挑战。这表现在，近年来全国有20多所高校暂停或停止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生招生，高等教育行业对该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表达出了深深的忧虑。毕竟，在国内，学历专业教育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根基，社会工作的恢复性发展源自专业在高校的恢复重建，社会工作的快速扩张也源自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因此，当社会工作专业在某些高校发生了局部萎缩时，它应该成为一个“红色警示”。然而，2006年以来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并不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危机”，而是“发展的春天”，很少有人认真思考社会工作在教育行业的萎缩乃至大调整的可能性。其实，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我国的社会工作踏上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快行道开始，一些调整的信号就已经悄然发出。中共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对社会工作及专业教育都提出了新要求，需要业界审时度势，及时跟进，以便全面融入到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之中，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开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的重要工程。^[1]事实也告诉我们，经过多年的建设和经验积累，我国的社会工作实际上已经步入了高质量进阶式、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2]

社会工作的专业危机问题说到底依然属于社会工作的发展议题。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发展议题”的研究热度一直不减。这一主线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讨论社会工作发展的外部环境议题，分析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形塑机制与结果；二是分析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内部发展议题，探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地位、功能及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就第一个议题看，学界达成的共识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应该立足文化土壤和政治体制，以加快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进程为主要发展方向。^[3-8]只不过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一些研究存在分歧：“嵌入说”主张专业社会工作通过嵌入当前的行政体制谋求发展；^[9-12]“转型说”认为，发展既包括行政社会工作向专业方向的转变，也包括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13-15]“分立说”认为，行政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两类社会工作在价值理念、方法技术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二者难以协调；^[16-17]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将是两种社会工作相互学习和建构，最终走向共融共存。^[18]何雪松则认为，应该超越上述研究争议，从“结构—行动”视角审视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他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推动的社会转型、中央执政理念的转变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需求等机会结构为社会工作的兴起提供了政治与社会发展空间。^[19]学界普遍认为，无论未来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如何改变，多年来的发展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近十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项政策的出台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和职业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不断完善，政府的宣传示范力度及社会工作自身影响力得到加强，社会工作机构运行日趋规范。^[20-21]尽管社会工作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也有研究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理论滞后、能力脱节、民间参与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承认困境、专业主义泛滥，其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及学术之间的非均衡、不协调的互动形态导致了社会工作发展的内驱动力不足，在回应当代中国改革复杂问题及参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时有些力不从心，产生了严重的“内卷化的困局”。^[22-25]总的来看，国内研究以“国家与社会”和“社会与市场”间的关系为切入点，主要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需求、理论自觉以及自身能力素养等多个维度较好地回答了社会工作发展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道路选择等关键问题。

社会工作的发展除了有外部环境的支持，还需要内部的驱动力量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教育尤其是专业学历教育恰是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不懈动力的根本来源。学界对于国内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思考主要围绕专业教育路径及其转换与后果、专业教育的成就与问题和未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原则与方向等几个议题展开讨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教育先行”^[26]，社会工作教育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移植变换”的演变。目前，不少高校的专业建设还处于搭建结构阶段，在总结各自实践经验充实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方面还显得不足，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具体的服务实践中，其工作模式与中国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生硬的隔膜。^{[2, 27-28]}中国社会工作是被“引入”的，作为起点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明显超前于本土化的专业实践，行政力量推动下的专业设置在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同时忽略了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与职业化进程相脱节。^[29-30]在分析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功能时，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工作教育不仅是专业知识、技巧的传递过程，也是专业价值培养与塑造的过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提高专业教育质量应从加强院校间、教育部门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协作入手。^{[3, 31]}经过30余年的努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成就斐然。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逐渐确立了较为规范的学科体系。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82所高校开展社会工作专科教育，348所高校开展社会工作本科教育，155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教育(Master of Social Work，MSW)。^[32-33]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服务、学术研究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学者们也指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还存在很多突出问题，如各校培养方案比较单一、特色不清、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不足、专业核心竞争力不明显。^[33-34]未来，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应该遵循国际通则与本土经验并重、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技能教育并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并重、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专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重等发展取向。^[35]社会工作教育界需“以责任应对新挑战”，坚持走从外延式扩展向内涵式发展、从数量扩张式发展向高质量创新发展转型的道路。^[36]

综上，目前有关社会工作发展问题的研究虽然指出了社会工作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但大多是从外部制约因素进行的分析，即便是研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仅是从理论素养、专业水平等外显的因素去寻找其发展困难的理由。很少有研究会从社会工作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即专业教育本身及其依附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去探寻原因，更鲜有研究去追问在中国大陆“教育先行”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赖以发展的高等教育场域的结构化运作及其效果会不会影响到社会工作专业素养的培育、专业能力积淀及其专业功能的发挥？造成如今的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困境的原因除了制度性、社会性的外部因素以外，还有没有更为关键且又容易被忽略，甚至隐藏起来的内在原因呢？如果有，这些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其机理和后果又是什么？面对这些不利状况，社会工作如何走向真正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些都是本文关注并试图揭示和解释的核心问题。本文以一所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成长历程为切入口，通过描述其为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遭遇的边缘化经历，揭示来自高等教育场域内部的力量及其相互作用是如何迫使社会工作专业“沦为”边缘学科，并逐步走向被停办甚至取消的境地的机制与原因，并以此为契机，提出内涵式发展的基本策略。希望借此触发关于社会工作专业生存处境的反思性讨论。

本文选取的案例是一所正在创建“双一流”高等院校(下文称为X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由于是个单一案例，没有比较，很难说该案例是否具备典型性，更称不上代表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论文将此次案例分析定义为“非典型案例分析”。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受此案例的特殊性和研究范围之外的其他学校环境复杂性等难以穷尽因素条件的限制，本次研究只能就事论事，不做更大范围的推论。后续如果能引起学界关注，更多方家加入此议题的实证分析和讨论，则可在方法论上对研究对象和结论开展进一步的检验和修订。

二、专业发展的边缘化及其表现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中，一些要素(事物或者组织、个体)逐渐远离主流或者发展中心的倾向被称之为边缘化。^①该概念预示着在一个存在等级层次的体系中主流(中心)与边缘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地位存在。尽管不存在永久的中心和不变的边缘，但在一定时期内，系统结构化的内在倾向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中心—边缘”结构。笔者用边缘化来概念描述这样一种现象：社会工作专业在学校发展大势中日益远离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的主流，在学科地位、专业发展自主性乃至招生就业等各个方面都处于边缘与弱势，社会工作专业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遭到质疑，以至于出现了专业难以存续的危机状况。

(一) 社会工作专业谋求自我发展的努力

争取资源、努力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本能”。没有人和组织甘愿处于不利的边缘地位。X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从未放弃过专业发展的目标。在开办之初，专业及发起教师就非常清楚自身的处境：社会工作专业的兴办很大程度上是高等教育扩张与民政系统谋求软实力诉求相结合的产物，而非类似欧美国家由社会内在需求激发出的专业教育。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在高校内部自我发展的努力一直都在持续。

与国内大多数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一样，X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是从“拿来主义”开始的，大量借鉴了欧美和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作专业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实习计划，在此基础上设立自己的培养方案体系。可以说，早期的专业教育从精神内核到外在形式都是欧美化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目标、核心价值理念、主干课程结构、理论知识与实务技巧，甚至教学案例都带有强烈的“西化”成分。从业教师对此虽然非常不适应，但限于自身理念和经验不足，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状态。专业教育“拿来主义”最重要的后遗症则是学生在实习和就业时的严重“水土不服”——中国民政和社会福利体系与欧美国家差异性明显，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和民众需求满足方式也与中国港台地区截然不同，西化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指导下的专业实践没有发挥想象中的作用，甚至遭遇了嘲讽以及抵制。

专业教育在实践中的痛苦经历促使专业反思，如何扎根驻地办专业，如何让社会工作教育逐步实现本土化成了摆在全体师生面前的现实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难题，专业很难有所进展。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X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专业体系的“本土化”和实务工作的“在地化”方面有了较大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点。其一，积极组织骨干教师编写的社会工作核心主干课程的通用教材，已经在国内一级出版社出版14本，被国内众多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作为主讲或者辅助教材使用，受到业界的好评。通过主编或者参编专业教材，专任教师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概念、范畴、主要理论流派以及分支学科方向的实务技巧等知识体系和实践技能要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其二，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根据社会需要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从最初的“培养适应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与服务领域的高级人才”转变为“培养能从事直接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专业人才”，人才培养变得更加明确且更具针对性，也更接地气，有效地回应了社会与市场的需求。其三，高校教师领办社会服务机构促进了教学与实务的有机结合。为了改变专业教师理论教学空泛、实务教学经验缺乏的尴尬状况，部分专业教师不断将国际化教学理念与本土化社会服务需求相结合，利用地方政府寻求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领域创新的政绩需要，积极申办了多个服务地方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此举既解决了专业教学实习基地的问题，又在实际服务中锻炼了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提升了专业的职业地位。

另外，为了维护甚至提高自身学科与专业地位，社会工作专业还采取了一些策略行动。一是尽力维持现有办学规模以强化校内的符号权力，从而争取校内更多资源；二是努力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通过力证学科能力获得学校和其他学科的尊重与认同；三是通过学科专业调整改造，尝试重新配置资源以换取新的发展机会。只不过，从X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上述策略要么无法实现，要么已经被证明不太成功，有些刚刚开始尝试，其效果有待检验。

(二) 专业边缘化及其表现

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换来预期的效果。在一个竞争性体系中，主体付诸行动获得的结果一方面受到自身努力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其他同台竞争的行动主体比较优势的影响。社会工作专业作为“新兴”专业，无论是在先天资源禀赋上还是后天获得专业发展支持上都与传统优势专业和强势专业存在巨大差距。随着高校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考核目标的不断明确化，学校各项旨在提升绩效措施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弱势地位，专业边缘化日益明显。

1. 招生规模被大幅度压缩

高校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人才培养，专业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平台。从互利共生的角度看，学生(人才培养对象)与专业(人才培养主体)之间相互依存，没有了学生，专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招生规模的大幅度缩减会直接带给专业巨大的生存压力。招生规模的缩减效应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纵向看，起初，X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确定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班级规模，每年固定的招生计划为60人，分为两个教学班授课。这样的招生规模从2004年兴办专业之初一直维持到2016年。2016—2019年间，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规模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学校每年减少招生计划5—10人，到2019年招生规模只能维持30人的计划(一年后转专业，还会流失三分之一的生源，实际班级建制维持在20人左右)。2020年，学校新下达的招生计划为25人。未来，根据学校学科和专业发展规划，还将继续缩减类似社会工作专业这样的专业招生规模，3年后是否还能维持基本的班级建制规模也成了一个未知数。横向比较看，社会工作专业规模缩减的幅度更大。当社会工作专业招生规模在60人的时候，其他相关专业的规模大体在90—150人左右，当学校整体削减文科类本科专业招生规模时，一些热门的专业没有被削减或者削减程度远低于社会工作专业。要知道，削减哪个专业的招生计划以及削减比例等数字变化折射出的是不同专业在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位置和重要程度。显然，社会工作专业处于不受重视的位置。

2. 专业的认可度偏低

社会工作专业在校内的发展一直饱受“承认政治^②”折磨。霍耐特认为，承认方式包括感情上的支持、认识上的尊重、交往中的重视。^[37]王思斌教授也曾指出，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承认是围绕着社会工作发展行动而产生的，它包括某一主体的自我承认、对他人行动的承认，包括这两种承认之间的互动及其效果。^[38]把这一概念放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理解，我们会发现，其他主体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属于承认的一种外在形式。X高校整体上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承认程度说不上是实质性的支持、理解和尊重，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一些轻视、排斥和贬损的负面状态。在态度上，学校认为该专业的专业性不强，学科属性不明确，对于学校的科研贡献度不高，是一个一般化的文科专业，甚至在一些场合表达出该专业的就业面过于宽泛，给出实用性不强的主观评价。学校从未出台过支持社会工作专业这类先天禀赋不足专业的专项政策，无论是在资金还是在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都没有给予过扶持。至于社会工作专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专业，其专业特性、本质、使命和理念等这些细节，学校决策层面也不甚了解，自然也谈不上深刻理解。在某些专业建设的研讨会上，社会工作专业负责人对于学校发展规划的一些原则要求提出异议，认为学校走内涵式发展的大方向没错，集中资源发展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和专业也是大势所趋，但在公开场合提出“扶强不扶弱”的指导方针则有失偏颇。因为这与国家兴办高等教育的初衷不完全一致，人才培养不应该分“冷热”，社会工作师需求量虽然不如工程师的需求量大，但也是国家社会治理战略的重要人才支撑，学校不该厚此薄彼。很可惜，学校对此的回应则相当冷淡，认为该负责人没能从大局出发，视野狭窄，限于部门利益。这种对社会工作的“误解”放在社会普通大众的认知中尚可理解，从学校主管部门这里说出，给社会工作师生带来的却是一种不被承认的悲凉。

3. 学科地位不断下降

在国内，社会工作属于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在实践中，社会工作作为二级学科专业要么附属于社会学，要么隐蔽在公共管理或法学学科体系内，成为“剩余的社会科学”^[29]，本身就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状况来看，X高校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也不算高，那其下属的二级学科及专业的地位自然也难以超越一级学科的整体水平。教育部已经进行了四轮学科评估，尽管学科评估没有直接公布各高校参评学科的实际排名，但ABC三大类九个层级的等级水平已经昭显了特定学科在全国的位置，该评价也就成为某个学科在校内学科层级排位中的默认依据。根据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X高校的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全国排名在B-水平，在所有参评的65所高校中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与第三轮学科评估相比，学科排名下降了10个位次。这样的一个结果是由包括社会工作专业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类专业整体水平所决定的，也自然由包括社会工作专业在内的所有专业所承受。从2016年开始，学校开展了“高峰学科建设计划”，从众多学科中分两批遴选了29个重点建设学科进行扶持，其中多个哲学、人文与社会学科入选，却没有社会学学科。落选高峰学科建设计划的直接后果则是学校鼓励性投入经费减少，人才培养、专业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优惠、倾斜政策也无法享受。

另外一个学科地位下降的表现则是学术话语权的缺失。“教授治学”是高等院校一贯遵循的原则，也是很多大学办学章程里的重要规定，各级学术委员会是实施该原则的具体机构。X高校的校级学术委员会按学科属性又设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基础科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医学科学等六个学部学术委员会。在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只有1名社会学专业的教授任职，没有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进入学校和学部层级的学术委员会。缺少了本专业的学术委员，在涉及学校和学部层面的学术事务的决策、评价、审议和咨询等相关工作时也就少了直接代言人，只能依赖其他学科专业的委员代为传达学科发展的诉求，这难免会发生学科偏见或话语权不足的情况。一个较为具体的例子是，X高校为完善学校人文社科科研评价制度，鼓励师生在学科和学术前沿期刊阵地上发表更多高质量论文，由各学部学术委员会推荐并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管理办法》中，学校认定的国内顶级期刊目录中没有一个社会学类学科的期刊入选，当然更没有社会工作类专业期刊入选。如此境遇，在同类型高等院校中或许并不常见，这实质上反映的则是该校社会学及社会工作学科的弱势地位和学术话语权缺失的尴尬状况。

三、专业边缘化的生成机理

(一) 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边缘情境

边缘原是个物理空间概念。20世纪20年代，帕克(R. E. Park)在齐美尔(G.Simmel)有关“陌生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开创性地提出了“边缘人”概念。^[39]后续学者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该概念的适用性进行完善，促使边缘性理论在应用性、操作性等方面得到拓展与深化，使边缘性理论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同，^[40]边缘理论的解释力也逐渐超越个体或群体的范围，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结论认为，事物的边缘化通常是特定社会性情境的产物，在一个分层的体系中必然出现对应的“中心—边缘”关系。而那些导致事物(组织或个体)处于边缘地位的环境因素就是边缘情境或者叫边缘结构。它通常与系统内部的层级和系统运作相关联，并伴随着系统要素间的矛盾、冲突和排斥等一系列行动，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和等级性特征。^[41]在高等教育场域中，边缘结构既表现为校内不同主体间互动过程中的情境，又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或互动结果，具有显著的建构二重性。社会工作专业作为高等教育场域的专业构成要素，其现有的境况自然受到校内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与学校层面以及其他竞争性专业等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最为深刻。

对于2000年之后才兴办的社会工作专业而言，X高校已有的学科分层体系就是既定的结构性情境。其中学校的学科和专业构成、各学科专业的规模和校内排名、各学科专业发展资源数量和质量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学科专业地位结构相对于社会工作专业而言都是“先在的”、固定的和历史性情境。同时，这个结构又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是不能忽视和回避的现实情境。在这个复杂情境中，社会工作类似于一个新进入的，甚至有点像外来的“陌生人”，他需要先了解、适应学校已有的学科专业层级体系，认清并面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特征。

X高校学科专业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体现学校百年历史的传统学科专业根基牢固，不可撼动，学校及其他学科都尊敬和重视这些学科及专业。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考古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等学科从建校之初就存在，其学术影响享誉国内外。第二，奠定学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高峰学科及专业的学科地位优势明显，其作为学校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界地位和排名的依据。如该校的数学与数据科学、化学与物质科学、材料及加工制造以及临床医学与重大疾病学科等，都是能进入世界各大学科排名前1‰的顶尖学科。它们作为学校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倚重的学科及专业，其获取政策与资源支持也最多，处于最核心地位。第三，学校重点培育的新兴交叉学科，属于响应国家发展战略、瞄准产业行业最新动态、学校着力培育的新的学科增长点。这些被纳入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工程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专业与社会工作专业相比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地位。如该校的大数据处理与可视计算、海洋科学与工程、交叉法学、国学等就属于此类。第四，其他处于中间层的学科专业，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排名区间为B至B+的学科皆在此列。第五，处于学科专业等级结构最边缘的学科及专业，如社会工作专业。整体而言，X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的层级差别特征十分显著。

(二) 高校内部专业边缘化的生成

1. 否认专业原有的能力与地位

对专业性、专业地位的追寻是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历程中的本质诉求之一，也是其坚持践行的行动指引。^[42]社会工作认为自己是一个以实践(服务)为基础的专业，培养的人才可以通过个体化和系统性工作促进社会改革、提高社会凝聚力、加强社会团结、增进社会福祉，甚至可以给人类赋权，实现人类解放。^[43]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以此为人才培养目标的社会工作专业把“社会服务”作为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之一加以贯彻。因此，社会工作在学科定位、专业价值和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与实践模式上都非常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与干预性调适”。有着强烈价值导向和理论基础的社会工作专业及其从业者同时具备了带有上述学科专业特色的各种能力。这包括熟练运用处于不同系统层面知识、技能和策略，开展针对社会微观/宏观系统的维护和改革行动，旨在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从容应对挑战，提升社会福祉，等等。在实践中，社会工作专业从业者开展的各种形式的个体心理和家庭治疗与辅导工作、小群体建设与社区营造工作、政策分析、倡导和干预工作等多维度、多层次的社会服务让其得到了锻炼，也赢得了服务对象的好评与信任。这些能力又让社会工作获得了所在国家、社会、学校和市场的充分认可和接纳，也让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工作专业无论在国家福利体系还是高校内部学科专业结构中都能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属于自己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同样秉持和坚守与国际同行一致的原则、方法和服务模式，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社会工作专业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科地位远不如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那么稳固和崇高。加之教育制度工具化现象严重，国内教师赋予自身从事教学、学生培养、专业发展的整体性理念在现实中被肢解，导致一些重要服务活动的价值意义被忽视。^[44]就X高校来说，其对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及价值的肢解和忽略是制度化的。在现有的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质量评价体系中，虽然有类似社会服务的评价指标，但这些指标主要围绕学科专业服务 “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重大区域发展规划、重大工程、国防事业和地方经济建设”等国家全局和地方发展核心议题设定，而这些要求大多并非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所及。随着国家对高校智库功能的重视，一些评价指标中也提到学科专业建设如果能“为制订政策法规、发展规划、行业标准提供咨询并获得采纳”，会算作是服务社会的贡献。可是，X高校对此种社会贡献的认定较为严格，获得省部级以上批示或认可的政策咨询成果才算作社会服务成果，才会被纳入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质量业绩考核中去。像X高校社会工作专业这样扎根基层社会、把研究和教学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社区与弱势群体上的服务形式，既“琐碎”又“平凡”，很多时候难以与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即便有幸为市域、县域范围的社会福利事业提供一些地方标准或行业咨询服务，也很难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自然也难以被学校重视。

可见，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原来就具备独有的学科思维和专业能力，也拥有并一直致力实践着这些价值原则和服务功能；另一方面，这些独有的、细微的、基础性的专业能力无法被现有的评价体系所吸纳，导致其在制度性的学科建设与专业考核体系中遭到实质性的忽略。这类边缘化状况有时并不是直接、明显的反对力量，而是通过建立与社会工作专业自身能力不相称的，甚至是超出其能力所及的建设目标和考核指标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些目标和指标在没有太多吸纳社会工作专业的特色能力和学科贡献情况下进行“不客观”的评价，导致社会工作专业的实际能力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抑制了社会工作专业既有功能的发挥。

2. 剥夺专业发展机会

通过否定其固有特色与专业能力，进而贬低其贡献度，从而为削弱专业的学科地位奠定基础。这样的边缘化过程一旦开始，通常会持续下去，并进入新的阶段——机会剥夺。在高等教育场域，一个学科或专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就是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这些建设规划和实施计划都需要发展机会的支持。这里所言的机会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带有时间性的有利条件。如果说学校对社会工作专业原有能力的不认可还带有一些对新兴专业的陌生感或者对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工作存在误解的话，那么经过一个时期的磨合和接触后依然不给予其相应的扶持和发展机会，则很难用不熟悉、不了解来进行辩解。在高校办学自主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校内学科和专业的建制与发展由高校行政部门遵照市场逻辑，考核专业发展的成本和经济效益，通过竞争机制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和“优胜劣汰”。^[45]同一个高等院校内部，由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不同的学科专业或多或少存在着竞争关系，一些学科专业获取的发展机会总是多于另外一些学科和专业是不争的事实。在X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十几年间，机遇被剥夺的形式和表现多有变化，但主要还是通过学科建设的异化和专业建设的矮化两种方式展开的。

近些年，部分高校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学科建设异化现象越来越突出。这表现为一些学校的学科异化为科研，学科建设异化为发表科研论文和争取重大科研项目的锦标赛，与之相匹配的学科评价机制又进一步强化了该趋势。无论学科建设的内涵多么丰富，高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容易将其理解为狭隘的科研“增长”。通过这种方式的异化，让那些能在国内外顶级期刊上发表更多论文、拿到更多国家甚至国际合作重大项目的学科专业获得了更高的学科声誉，也一并获得了更多学校政策与经费的支持。同时，类似社会工作专业这样的“小学科、弱专业”难以在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发表论文和获得科研项目上与强势学科一决高下，自觉不自觉地沦为了科研锦标赛的“落后分子”。学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绝不能简化为论文和项目的比拼。根据教育部关于新一轮学科建设目标及其评价标准，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主要涉及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师资队伍与资源建设、科学研究水平提高以及社会服务质量和学科声誉等四大维度，而非单一的学术科研指标。可惜，即便是立足上述四个方面的学科建设质量评估指标，在设计上却依然没有完全革除重视科学研究轻视人才培养、强调可量化指标忽略不可量化贡献等弊病。以正在进行的第五轮学科评价校内自评表为例，该表评价科研的指标多且细，可量化的指标非常具体。甚至考察人才培养的指标也是以教学研究成果的层次、数量以及学生科研成果的发表与获奖为主。那些有关社会服务贡献和学科声誉等指标的测量却只有文字性写实要求，这一粗线条的评价难以体现类似社会工作学科专业的真实水平。整体而言，异化了的学科建设与评价体系让社会工作专业失去了竞争优势和动力。坦白讲，目前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既缺乏发表高水平论文的实力，也缺少获得重大科研项目的机会，更没有国家级科研教学平台的支持。一旦学科建设异化为科研增长，社会工作专业在学科竞争中就会失去优势，而异化的学科评价体系又进一步剥夺了社会工作专业展示其学科贡献的机会。

专业自我矮化让社会工作专业不断失去成长的动力。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边缘化情境具有强大的塑造能力，它会对身处其中的学科专业及其成员产生巨大且无形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于某些已经具备优势的学科专业来说，更像是一种促进的力量，而对于处于相对劣势的学科专业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压力与斥力。当这种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不仅不会促进落后的专业奋起直追，反而会制约其发展。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学术能力偏弱、科研产出不强以及在整个学科与学术场域的弱势境况，师生的感触是明确且强烈的。无论是在学校的各种竞争性排名中，还是在各种激励措施获奖名单中都鲜有自己的身影，反而是在各种学科改造名单、专业警示名单中时常出现社会工作的名号，专业的尊严总会受到打击。长此以往，社会工作专业进入了“专业自我矮化”的状态。其一，自我价值的贬损导致专业认同的下降。在国际上，社会工作作为职业也好，作为专业也罢，都以社会工作强调的专业价值理念为荣，社会工作专业也以自己能通过人才培养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方式来追求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改革的价值行动感到骄傲。但是，高等教育场域的学科边缘情境一旦形成，社会工作专业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将受到贬损和催化。现实的打击降低了社会工作专业实现价值的意义，“技不如人”“作用不大”“可有可无”等“符号性自我否定”逐渐在社会工作专业内部蔓延，一步步侵蚀着社会工作师生坚守专业价值的基础。其二，专业自我矮化还会产生出更多负面的情绪，从而削弱专业成员社会交往的行动，导致自我封闭等不良后果。一旦社会工作专业及其成员意识到专业乃至自身在高教场域中的劣势地位难以改变时，他们往往就会选择缩小专业活动范围，减少与其他学科专业交流互动的频次等方式来避免在公开场合被有意无意地“伤害”，尽量不和其他强势学科专业出现在同一个时空间内，极力避免被人拿来“比较”。“自我封闭”看似保护了“自尊”，但也存在专业“集体失语”的风险，可能因此而进一步丧失在公开场合介绍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使得学校和其他学科专业更加不了解社会工作专业。而减少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流和互动，则让社会工作专业不断失去向其他优势学科学习和互通有无的机遇，陷入自我封闭境地，难以自拔。

3. 固化的边缘结构催生出“关系孤岛”

虽然边缘情境作为“先在”因素影响着社会工作专业在全校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发挥，但这个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它也会随着新的结构要素的加入，通过各方力量的角逐而发生改变，情境存在动态调整的机制。只不过，这个调整依然以学科历史、学科力量及学科贡献作为基础，是一种角力型、竞争性调整。类似社会工作这样的二级学科专业，先天不足又缺乏后天扶持，在原有能力不被承认和新的发展机会被剥夺的情况下，实难有所作为。一旦该学科专业陷入“自我矮化”阶段，就更没有动机和力量去积极争取发展空间与学科资源。对于社会工作专业来说，重新调整边缘结构的内外条件并不具备，发展的“机会之窗”被暂时关闭，对自己发展不利的结构性情境在一定时期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换言之，这个逐步稳定的边缘结构开始出现固化的倾向。已经获得优势地位的学科专业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优势地位，自然不会让渡出既得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上轮学科专业调整之后“落败”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科专业也很难有更多机会和资源快速壮大规模，要么缓慢地积蓄力量以勉强维持现有的边缘地位，尽量避免被竞争体制裁撤和淘汰；要么安于现状，在实质上是放弃了发展的动力和希望，成员寻求向其他学科专业转型，等待专业停办、学科被整合的最终结果到来。

在结构固化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边缘处境无可避免地影响着内部成员的心理，进而时不时地激发出一些带有情绪化的反应性行为，这让专业成员与其他专业从业者的人际互动关系经常陷入负面。在X高校，学科专业的弱势边缘地位带给成员的现实感受是强烈的，无论是经历过初创艰辛的老教授还是新入职的博士，都无法对自己学科专业的现实地位无动于衷。当他们大部分人的理想与现实落差逐步增大时，又往往会遭遇其他强势学科专业成员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或对其的贬低言行。上述消极的心理体验久而久之会导致社会工作专业师生较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失衡的心理感受激发出了愤慨和怨恨之类的负面情绪。这些情绪既可以是个人化的，也是群体性的，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成员与其他学科的社会互动发生障碍和困难，很容易产生高等教育场域中的“社会排斥”。严重时，这种建立在成员个体间的、基于学科专业“孰优孰劣的意气之争”的争执往往会上升到学科专业之间的“鄙视链”与群体性排斥与冲突。当然，类似的排斥和争端的结果不会真正“分出高下”，但却让社会工作专业融入校内学科专业体系变得更加困难，导致实质上的“关系孤岛”效应——校内主要的社会支持网络全面断裂，一种更为负面的孤立无援境地给社会工作专业带来的将是更大伤害。

(三) 专业停止招生的警示：边缘化的直接后果

随着X高校本科专业升级改造相关改革的深入推进，学校加快实施专业优化与动态调整计划。在2019年下半年的一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学校宣布将暂停社会工作等2个本科专业的招生，要求这2个专业向学校提交下一步整改目标和举措，若整改不力，则要做好专业停办或撤销的准备。被停止下一学年的本科招生，这是社会工作专业边缘化最直接的结果，也是专业边缘状况不断恶化的必然结果。只不过专业停止招生的消息太过“突然”，学院和专业都没有提前获得消息。尽管这之前被学校约谈过，但是社会工作专业师生还是没有想到停招的决定来得这么迅速。震惊和慌乱之后则是痛定思痛的变革，所幸学院层面从2018年开始先期针对社会工作专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包装，与院内其他文科专业进行交叉融合，整合成一个司法社会工作的专业方向，并在2019年招收了20人规模的本科班进行特色培养。经过与学校多次博弈，最终该专业停招的决策暂缓执行，学校保留了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力，敦促社会工作专业加大整改力度，后续会通过专业建设质量评价标准将重新评估社会工作专业存续的必要性。此轮停止招生的风波似乎躲了过去，却给社会工作专业敲响了警钟，专业边缘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专业的存续，专业危机就在眼前。

四、边缘化与专业危机

仅就X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边缘化过程来看，社会工作专业在高等教育场域的专业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而这一演变过程也让社会工作专业先后经历了承认的危机、发展的危机和如今的生存危机三个重要阶段。每经历一次危机，社会工作专业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下降一次，其距离学科体系的中心地带就更远一些，其边缘化的程度也会随之加深。

(一) 边缘化与承认危机

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一直面临着“承认的危机”。在国家、社会与专业的结构条件未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承认“过程曲线”仍可能继续被塑造为背离理想境界的形态。^[46]目前来看，无论是专业教育还是职业发展都无法顺利迈过这个横亘在所有社会工作专业和从业者面前“为承认奔忙却看不到太多效果的鸿沟”。承认危机一直存在，只不过，在21世纪初期持续的高等教育扩张大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增量掩盖了专业缺乏足够承认基础这一现实矛盾。可是一旦专业发展遭遇不利局面，这个“不被承认”的危机就会马上再次显现出来，而且以更加深刻和刺眼的形式呈现在专业及其从业者面前。

如果将社会工作专业遇到的承认危机与本文所言的专业边缘化结合起来分析，我们会发现，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一方面，承认危机加速了社会工作专业的边缘化。专业边缘化从高等教育校内场域的不认可和不承认开始，学校自始至终既没有给予社会工作专业情感上的尊重与认知上的理解，也没有给予其政策上的倾斜和行动上的扶持。如果说社会工作专业还能在社会服务工作领域通过自身的专业理念、知识和独特的服务技能换取服务对象甚至地方政府的一些形式上的承认，那么与之比较，社会工作专业在自身赖以生存的学校内部则连形式上的承认也难以维系，更谈不上学校对其实质性承认了。相应地，正是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在校内没有得到承认，其所独有的价值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扎根基层的实践形式以及服务社会的贡献等都被“无视”，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制定认可的且社会工作专业不具备或难以企及的能力及其评价标准。不被承认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成为了社会工作专业不断走向边缘的助推器。另一方面，日益边缘的校内学科专业地位使得社会工作专业获得校内认可和承认的机会越来越少，学科专业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小，专业为自己争取话语权的声音越来越弱，最终以“集体失语”的形态放弃了争取“承认”的动机和实际行动。

(二) 边缘化与发展危机

边缘化给社会工作专业带来的伤害是持续且不断加深的。当专业面临的承认危机还没有渡过、不被承认的鸿沟没有消弭之际，更大的发展危机却悄然而至。广义的发展是指事物不断壮大、更新和成长的连续过程，有进步的积极含义。从这个层面上讲，X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也确实经历了所谓的“发展”阶段。从初创时依靠社会学学科专业的力量逐步积累，到实现了师资规模由5—6人扩充到近20人的量变，办学层次从本科教育延伸到研究生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成为了省内首家获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授予权的专业，校外实践基地从无到有，培训基地的层次也从地市级到部委级，涵盖了各个层级，还曾入选过学校的“国际化办学特色专业项目”。这些都可以作为社会工作专业不断发展的佐证。然而，这仅仅是专业自身的纵向发展状况，如果将这些专业发展的成绩放在整个X高校庞大的体量当中，与前文所述的校内传统基础学科专业、重点扶持强势学科和重点培育的新兴交叉学科专业的发展成效相比，社会工作专业的这些“发展性亮点”则会黯然失色。很不幸，横向比较才是高校内部竞争性体制的常用方式，也是学校为下一个发展阶段做好学科专业规划的依据和基础。社会工作专业自我发展无法取得横向的比较优势，这样发展很难纳入到学校的绩效考核成效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高校发展是以学科发展和专业发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在“双一流”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学校层面的学科专业发展以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数量和质量作为主要指标。如果一个学科能成为国内和国际上的一流学科，一个专业能成为国家或至少是省级一流专业，那么它会被学校认定为发展成效显著，反之则会被认为“弱势学科和老化专业”，将会遭遇边缘化的对待。从2016年开始，X高校为了积极推动双一流建设，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学科和专业发展的政策。在学科建设方面推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推动“双一流”建设行动方案(2018—2020年)》《学科建设专项改革方案》《加快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新文科建设工作方案(2019—2021年)》。在专业建设方面提出了《本科人才培养专项改革方案》《本科专业建设与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关于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办好一流本科教育的意见》等若干方案和行动计划。这些学科与专业建设方面的举措在学校看来是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具体方针和行动指南，在某个学科和专业看来则是其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机遇和努力方向。在这些学校层面的方案和行动计划中，那些入选的学科和专业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平台团队搭建、持续的经费支持、优惠的人才引育政策支持等更大的发展空间。很遗憾，包括社会工作专业在内的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2016年以来的任何一个X高校内部的发展规划、纲要或行动方案里。那就意味着，从2016—2020年这4年或更长时期，整个社会学学科及社会工作专业在X高校内部失去了“创建一流”的重要发展机会。前文的分析表明，学科专业地位的边缘化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原因。边缘的位置、弱势的学术、不被承认的贡献和集体的失语等边缘特征让社会工作专业成为了学校眼中那一类既不是“国家重大战略所需学科”，也不是“国家主流学科领域和方向”，当然也不属于培养“卓越应用复合人才”的新文科专业，它只能被归于“边缘学科专业”。社会工作专业想在此种已经结构化和固化了的学科专业体系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变得十分困难。

(三) 边缘化与生存危机

由于不断遭遇边缘化，X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经过十几年的艰难发展，竟然出现了一个从“起点”回到“起点”的奇怪循环：从建立之初为“生存”而不断奔忙到十几年后再次面临被裁汰的“生存危机”，社会工作专业似乎始终挣扎在“生存线上”。之所以出现这一“起点循环”，原因很多，但与其边缘化处境脱不了关系。

当然，这里的两个“起点”并非毫无变化。专业建立之初，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外向型的。社会工作想要在高校“立稳脚跟”，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并不仅仅是师资、课程和教材的短缺，还有如何快速建立与外界的联系，提高社会认知度和接受度，拓展实践基地和寻求校外实习督导等一系列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有的外部资源支持，这些难题似乎都比内部的不承认要迫切得多。毕竟，在社会工作专业初创时，学校已经对办学条件、培养方案、师资和课程体系进行过审查，高校招生规模扩张的冲动暂时掩盖了边缘化的念头，来自内部的边缘化压力还没有成为阻碍社会工作专业成长的最主要因素。反倒是外部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功能、人才培养规格、对口岗位等认知性和接纳性问题更加需要社会工作专业妥善应对。否则，一旦一个新办专业完全得不到社会认可，得不到用人单位的接纳，将会严重影响到该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率的提高，那么高校人才培养的出口将会发生阻塞。这将反过来倒逼学校重新审视建设和发展该专业的“社会效益”，最终影响到社会工作专业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一时期的专业教师和学生整日奔忙在学校与服务机构、政府机关之间，为专业的社会承认而做着最大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X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兴办的十几年间，经历了“从植入到嵌入”的艰苦过程，至今尚未看到社会工作完全“融入”到社会福利体系之中的希望。^[47]需要指出的是，造成社会工作专业初创时期“生存危机”的主要因素虽然在外部，但它与校内的边缘化依然存在内在关联性。校内通过“不了解”、“不关心”和“不支持”的方式“冷淡”社会工作专业。这期间，学校既没有主动出面为专业发展提供校外资源的链接，也没有主动为社会工作专业培养的毕业生提供就业市场开拓等专项支持。一切都以看似“风平浪静”的形式进行着边缘化，以“泰然处之”的方式“旁观”社会工作专业挣扎在市场竞争大潮的“生存线上”而鲜有积极的干预。

十几年后的专业生存危机则更多是内向性的。把社会工作专业推向淘汰边缘的力量换成了学校自身，“刀刃向内”的学科专业竞争性体制与机制的联合作用迫使社会工作专业再次面临“存留危机”。正如前文所述，学校内部的“中心−边缘”体系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系统，受制于学校发展目标具象化和资源有限性的约束，这个体系的边界并不能无限延伸。换言之，处在边缘位置的学科专业即便是自甘“边缘”，一厢情愿地徘徊在边缘谋求一席之地，也并不一定能得偿所愿。学校要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就得在有限条件下，集中配置办学资源，重点扶持一批优势、特色和新兴交叉学科与专业，同时整合一批弱势、老化、碎片化学科专业，通过优化学科结构，推动学科升级和专业现代化。学校通过实施专业建设状况评价机制，对校内所有专业生源状况、教育资源条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就业状况以及社会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和学科布局，每年停招和改造一批生源差、办学力量薄弱、办学水平低的非主流专业。这就意味着，学校不会保留那些想“永久”停在边缘的弱势学科专业。在现有的评价标准下，社会工作专业成为了“办学支撑能力相对较差、师资力量和办学基础薄弱、缺少发展活力、特色不够、办学质量不高、难以形成新优势的一类非主流专业”，专业不得不面对“停、并、转”这一新的生存难题。留给社会工作专业的选择并不多，要么停止招生，在短时间内从学科专业体系中消失；要么与其他相近专业合并，用牺牲专业独立性来谋求抱团取暖的生存机会；或者脱胎换骨式地进行专业改造，用转型升级的方式应对新的危机。无论哪一种选择，对于社会工作专业来说都必将是一次无比艰难的决定。从悲观的角度看，其很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从乐观积极的角度看，这或许将是社会工作专业在教育体系内的一次“浴火重生”的重大机遇。

五、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内涵式发展

尽管面临着被日益边缘化的专业危机，社会工作专业依然没有放弃继续转型发展的努力。要知道，社会工作也从来都不是一个坐等他人拯救的专业。作为专门培养社会工作人才的社会工作专业更不会被动等待高校给予扶持再谋求新的发展。毕竟，高等教育场域中不利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压力性结构一时难以彻底朝着有利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方向改善。社会工作专业唯有自救，走一条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才是真正可行的策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发图强，求助于人不如反身求己，这也是百年来社会工作一直秉持的原则。之所以强调社会工作专业的内涵式发展路径，主要也是出于对本文所揭示的社会工作专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制约环境的反思性检讨的回应。对于社会工作专业而言，结构性压力是其发展的外在因素，但专业自身的发展不能仅靠外因推动，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内生性动力。尤其是在外部环境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更需要转向内部，挖掘内在潜力，以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寻求学科专业发展的新机遇。

结合前文所述的边缘化情境及其形成机制与危机后果的分析，在此，笔者就高等教育场域中社会工作专业的内涵式发展策略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社会工作专业内涵式发展的含义

“内涵”一词是逻辑学的讲法，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48]“发展”这个概念的解释非常多元，《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49]有学者将内涵式发展界定为事物的内部因素作为动力和资源的发展模式，表现为事物内在属性的发展，如结构协调、要素优化、质量提升、水平提高、实力增强等。^[50]更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一种有别于数量增长、规模扩大的外延式发展的转型升级式发展，是从事物的本质属性出发的内在性发展，是一种由事物内部各组成要素共同协调推进，内容更丰富、更有活力的发展。^[51]在高等教育领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注重教育内涵发展。^[52]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53]具体到社会工作，内涵式发展就是一种高质量的进阶式发展，是社会工作在结构和功能上向更高层级的跃迁，是社会工作事业在整体上获得明显发展的过程。^[2]特别是对于本文所描述的案例——这类正经历边缘化专业发展危机的社会工作专业而言，内涵式发展的含义更为明确，那就是通过个性化学科建设与创造性专业改革探索与实践，整合资源，挖掘办学潜力，推动学科与专业课程建设特色化，不断夯实学科发展根基，进一步凸显人才培养竞争优势的发展过程。

(二) 社会工作专业内涵式发展策略

笔者较为赞同王思斌教授的观点，在双一流建设大背景下，社会工作学科专业的内涵式发展策略可以因地制宜，选择“创新发展或依附发展”^[54]。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都必须以增强社会工作学科专业自身的学术能力、专业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为基础。想要克服边缘化带来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化危为机，社会工作专业必须在学科、学术和专业建设等多个维度联合发力。

1. 学科独立与学科再造

学科建设是社会工作内涵式发展的基础。学科地位的下降是社会工作被边缘化的具体表现，边缘化也恰是社会工作缺乏独立学科地位的必然结果。曾有学者断言，弱自主性是中国内地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55]摆脱日益边缘的学科位置，努力向学科体系中心靠近的可行路径也只有一条，也即建设更为独立和强大的社会工作学科。首先，确定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争取一级学科的地位。鉴于目前在学科上从属于社会学的状况已经无法给社会工作专业带来“利好”，加之社会工作和社会学在学科定位、知识体系和应用方向上实际存在巨大差异，倒不如趁此机会重新调整学科关系，明确社会工作学(science of social work)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地位。这当然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的支持和认可。其次，加强学科合法性。说到底，学科地位还得依靠自身实力，外界因素能否认可社会工作的一级学科地位，根本上还要靠社会工作不断提升的学科合法性予以支撑。

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学科目标、独立的学科意识、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特定的研究及应用领域。其一，将这一要求放到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情境中理解，社会工作的学科目标可以界定为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实现中国社会的改进与发展，以促进社会和谐。具体到每一个驻地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其学科发展目标则是积极融入到本地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化解当地的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其二，从学科意识上讲，社会工作一定要坚持“对人的基本权利和个体需求的关照”，通过赋权处于困境中的个体或群体，以确保个人和群体的尊严，并帮助其实现存在的价值。始终把“人的权利、尊严和价值”放在核心位置，是社会工作这个学科屹立于学科之林的独特意识。确定学科目标和学科意识后，应把这些既定目标意识写进社会工作的学科规划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让其成为学科专业发展实施计划的行动指南。其三，摆脱社会工作对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依赖，需要进一步充实完善知识体系。科学的知识体系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实践智慧和与理论实践相匹配的方法。立足中国社会建设与治理实践的社会工作学科，需要多进行反思性理论建构，在描述和说明性的分析中提炼原创性的概念，努力将其系统化为理论框架。如果社会工作能做到这一点，则最能体现其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学科价值和贡献。知识体系中的实践智慧不可或缺，理论从实践中来，科学的理论一定是经过实践检验并能指导实践的知识。解决人在情境中面临的难题，需要实践智慧，当然，从知识体系的构建角度看，立足微观实践的社会工作不能止步于微观实践，否则一旦减少了学科知识反思性积累与理论升华，则会阻碍学科的发展。高校的社会工作研究者、教育者应该积极参与实践，倡导实践回归“社会”，在价值立场和专业宗旨上多思考。其四，学科再造还需要在社会工作研究方法上下功夫。创建并完善与社会工作学科理论和独特实践相匹配的研究方法体系，是当前非常迫切的任务，也是增加学科科学性的重要抓手。努力克服权威主义、经验主义和简单的直觉常识归纳等研究方法的缺陷，推动“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研究是关键。在吸收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针对社会工作特定的服务领域，在研究选题、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结果呈现等维度进行改进，以适应社会工作接案、干预和评估等环节科学化的需求。

2. 学术重振与话语重构

学术支撑是社会工作内涵式发展的“内核”。重振社会工作的学术体系，关键在“硬”。只有学术内核硬了，才有底气，才有可能与其他学科专业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对话和交流，才有机会靠近高校的学科学术中心。“做硬”社会工作的学术支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必须扎实推进：一个是不断增强的理论自觉；另一个则是日益强音的话语体系。社会工作想要摆脱边缘地位，首先需要提升理论自觉。这里所言的理论自觉与费孝通先生提倡的文化自觉是一脉相承的。一改惯常的“重实务轻理论”的刻板印象，需要高校社会工作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自觉地将丰富的实践素材进行提炼和反思性概括，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建构，不断累积成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由于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既牵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又关乎微观的、实践的命题^[56]，所以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既要重视形而上学的新的概念、范畴的探索，又要关注形而下的科学知识的实践取向。学术研究自觉地进行理论构建意味着主动创立新的学科知识，意味着积极回应社会实践需求，意味着反思性建构。反思性学术研究的提法出自布迪厄等人,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多做自我反思，以一种“新的关注方式”进行学术研究，努力避免陷入到一种“理论的无意识”和“想象力的枯竭”状态。^[57]振兴社会工作学科专业的学术研究可以从三重维度进行自觉的理论反思：一是对学术研究对象的反思，二是对学术研究路径的反思，三是对学术研究背景的反思。

第一，从研究对象上进行反思，我们应该区分服务对象和研究对象。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学科的研究对象并不完全一致，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可以是个体、人群、组织或社区，也可以是救助、矫治、慰老、护幼和精神慰藉等具体领域；而社会工作研究的对象则更多的是社会工作在开展服务全流程中遇到的问题确定、困境分析、机制过程探讨、机理阐释、效果评估和服务改善的方法和路径。二者不易混淆，而是应在服务实践中融入研究，在实践中体现研究的价值。第二，从研究路径上反思，社会工作既要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化研究路径，如实证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以经验归纳和理论演绎两种方式开展必要的资料收集、分析和提炼、假设检验、理论概化等研究环节，同时更应该体现社会工作改善社会、追求公平的本质要求，积极从事社会干预式的行动研究路径，有意识地强调社会工作研究者在社会服务行动中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有反思的研究活动，增加研究的对话、协作、参与和自省等内容，自觉展现社会工作学科对增进、改善社会福利、社会事业、社会政策以及公民福祉的独特理解。第三，对学术研究背景的反思需要社会工作站在中国社会面临的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中，思考和研究如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同步，反映时代新征程的新要求；思考如何深度融入当代中国正在开展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建设之中贡献自身的智力支持、理论支撑和实践力量。这些都需要社会工作超越一般化的问题视角、技术视角，将自身的研究真正立足在中国大地，做“顶天立地”的研究，既要总结提炼归纳出有利于顶层设计的理论，又要具有能俯下身下去实现促民生、增福祉的专业目标的实践能力。

振兴社会工作学术，需要重塑社会工作的学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可以看作是体系化了的话语集群，是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的表达系统。^[58]话语不仅仅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语言表达问题，话语实际上承载的是言说者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行动指向。表面上看，社会工作在高等教育场域中默默无闻、人微言轻的边缘状态是其话语体系偏弱所致，实质上反映的则是理论根基浅薄、理论话语体系不够厚重的学术底蕴问题。目前，社会工作的学术话语大多来自其他学科体系，属于社会工作自创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非常少，即便有个别社会工作专有的话语，也多是限于学科内部，因缺少传播和对外交流而鲜有影响力。只有构建社会工作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力，进而提升自身的学科地位和学术尊严。重获话语权，不能仅靠“呼吁”，更要依靠原创性的学术生产和积极的学术交流与传播。换言之，“说”确实很重要，但前提是有内容可以“说”。扎根中国社会建设，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治理进程，提出社会工作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提炼出有解释力的概念框架和解决方案，有了实践的学理基础，准备好了再去“言说”效果更佳。这时候社会工作站出来“说”，说出的话语才有分量，才会被“听到”，最后做到“入耳然后入心”。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期待社会工作通过自身的学术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学理层次，进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实现“说得上话”——被学校和其他学科接受和认可，“办得成事”——获得相应的发展资源和学术拓展空间，真正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学科专业。

3. 继续专业化与专业融合

正如前文所言，专业是学科的具体体现，学科的人才培养功能需要专业育人机制为其实现，学术研究优势需要通过专业人才培养来发挥。“做实”学科和“做硬”学术也都是服务于做强专业。事实证明，依赖传统的“扩大招生规模、增加普通师资数量、扩充毫无特色的专业课程”的外延式发展道路不能为社会工作在高校内部获得一席之地。那么，社会工作作为专业，也必须顺势而上，坚持走内涵式发展的新路。

首先，应该继续加强专业化。社会工作被边缘化，根子还在于专业化水平不高。尽管学界有人开始讨论“专业化”的弊端，甚至提出了“专业化—去专业化—再专业化”的反思倡议，^[59]但对于国内高校的大多数社会工作专业而言，还远谈不上“去专业化”，更遑论“再专业化”的问题。这里所说的专业化，不是作为职业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而是指狭义的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化。不可否认，国内一些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如本文案例这类社会工作专业一样)出现了“专业下行”的现象，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教育“降维”——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人才培养，片面强调实践，并与其固有的价值理念相分离的状况。专业建设中，出现了从社会关注降维到方法与技术关注，从价值反思降维到技术化伦理，从批判思考降维到理论套用。^[60]这导致一些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忘记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初心，有滑向“唯技术路线”的专业发展危险。其二，专业下行还表现为不恰当的教育对专业化的脱离与扭曲。教育先行的大背景下，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遍地开花，看似繁荣，实则蕴含危机，而本文案例就是一种危机爆发的具体形式。一方面，一些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开办缺乏科学的学科、专业论证，也缺乏毕业生市场需求调研，导致培养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很少能找到专业对口的职业，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万金油”似的艰难求生，是对专业化教育的极大反讽和提醒；另一方面，学校和专业为了自身发展需要，与地方机构建立了大量实训和实践基地，造成了专业教育一片繁荣，未来人才需求一片光明的“假象”，这种专业与机构共谋的现象，扭曲了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的真实关系。最终，社会工作专业未能培养出训练有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专业实践者，教育育人的能力受到质疑，专业的权威性基础被动摇。为了改变上述状况，很有必要对社会工作专业给予“继续专业化”的建议。所以，目前不是弱化专业化，而是要加强，在已经初步成型的基础上完善专业化教育：一是课程体系的修订与完备化，针对国家和地方实践需求，建设本土化教材体系，替换境外案例，增加本土案例，编写符合国情、省情和市情的社会工作核心课程教材与选修课讲义；二是加强高校与实务界的多中心协同人才培养机制，针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核心能力培养问题，要加强校内外培养主体的研讨、沟通和交流，通过经常性对话，集思广益，形成多中心的育人习题；三是做好人才培养过程的质量监测，通过加入国际化的社会工作专业认证来提高专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通过制定和完善面向市场的人才培养标准，来缓冲市场化的职业就业竞争造成的人才培养出口压力。

其次，应加强专业融合。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因为暂时的边缘地位而羞于甚至耻于与其他学科专业进行坦诚的对话与交流。专业想要度过危机，就要走学科交叉融合、专业升级改造的路子。这里的“专业融合”有三层含义：一是与其他学科专业融合；二是专业教育与实践教育融合；三是本土专业教育与国际专业教育融合。其一，诚然，纠正社会工作专业太过依附其他学科专业的境况，需要强调学科专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这与社会工作专业与其他学科专业开展有效对话，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专业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建构自己独特的学科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和专业教育育人模式并不矛盾。如果有了前面的学科积淀和学术积累，社会工作就有了与其他学科专业对话的基础和契机。用开放包容的姿态和谦虚好学的态度汲取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和不同思想流派的先进理念和做法，为社会工作自己的专业发展注入新鲜内容。其二，专业教育与实践教育的融合，要求社会工作专业要面向国家和地方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实践开展课程设计和教育创新，对社会治理领域的新变化、新需求做出及时更新和回应，教学理念、方法和组织形式等都应体现当前社会发展的新成果和新知识。以学生为中心，贴近业界来开展专业教育，聚焦市场和国家、社会福利供给需求变化，以结果为导向，持续改进人才培养过程，提高培养质量。其三，中国的社会工作学科专业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工作共同体的支持。国际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成熟度、模式化、专业效益都值得国内社会工作专业特别是处于危机边缘的社会工作专业认真学习和借鉴。社会工作专业建设主动与国际同行互通互融，这是国内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既定目标和要求，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寻求新的知识来源、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的有效参考。积极开展国际化专业交流，也可以增强话语权力和学术影响力。原因在于，想要向国际同行展示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话语，必须以社会工作的学术积累和专业教育质量提升为前提。从专业教育的角度看，国际化意味着专业教育理念与国际接轨，教育方式和技巧向国际看齐，课程体系和标准与国际认证标准一致，人才培养规格符合国际化人才需求，适应全球化大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工作这个原本就先天具有外向性的学科专业，如果能在国际化进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那么其在国内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学科专业地位也会相应提升。

六、结束语

当社会工作通过不懈努力在争取外界对其承认和接纳的时候，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师为“领办机构”奔走呼吁的时候，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工作即将在社会治理广阔的领域中大显身手的时候，作为社会工作发展根基的专业教育却出现了重重危机，这种状况不能任其发展下去。毕竟如果连“助人者都难以自助”，那么“助人者又有多少动力和能力再去助人呢？”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教育有着“先天不足”的劣势，更需要“后天”的各种资源和制度性因素有意识地支持和协助，而不是相反。一个以立志培养助人人才的专业，一个以自身行动追求社会公平的专业，应该得到来自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更应该在这个专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也就是高校内部得到扶持。期待高等教育的决策层能意识到类似社会工作专业这样学术积累缓慢、经济效益低但社会效应强的学科专业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也应该得到其应有的发展机会和学科地位。正如论文副标题所言，希望本文基于这一极端案例的非典型性分析，期待国内各个院校的社会工作专业以本文的极端案例为戒，苦练内功，真正走上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