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社会排斥把单一的收入指标转变为多重的劣势指标，把单一的经济维度转变为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为一体的多维度，把静态的研究转变为动态的分析；并因此拓展了学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成为贫困问题研究和诸多学科的核心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现贫困问题、解释贫困问题乃至解决贫困问题的特有理论角度。藉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把社会排斥引入贫困问题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归纳有关从社会排斥理论视阈所开展的贫困研究，笔者发现，既有研究多集中在成年人领域，研究涉及残疾人士、离异妇女、低收入人士及其家庭等，而对儿童贫困则鲜少涉及。而事实上，儿童对贫困具有易感性(sensitivity)，且儿童贫困会对儿童自身、所在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产生长远影响。因此，儿童贫困成为整个社会的痛点和阻碍全社会脱贫的难点。当今各国越来越多地将儿童贫困作为反贫困行动的重中之重。^[1]学界也因此对儿童贫困做了一些相关研究。本文拟在系统梳理有关儿童贫困与社会排斥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和提炼有关儿童贫困方面的社会排斥研究，为反儿童贫困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当下，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儿童贫困的致贫原因和导致的多维度后果，而且对于协助贫困儿童获得相应福利、预防儿童贫困的产生和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有积极意义。^[2]

儿童贫困的概念来源于学界对贫困概念的探讨。学界对贫困的界定很多，总体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3]一类是早期学界的界定，他们主要依据单一的收入标准来认识和界定贫困。如英国学者朗特里在其著作《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中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存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开支，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4]这种单一收入面向的贫困界定，由于忽视了贫困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而无法解释诸多有关贫困的问题。随着贫困理论研究的进展和反贫困实践的发展，学界摒弃了传统以单一家庭收入贫困的定义方法，将概念拓展为多重维度。^[5]糅合多重维度、从深层原因了解和认识贫困，集中表现为有关排斥视角对贫困的界定，这也是贫困界定的另一种类型。^[3]如其代表人物之一奥本海默就尝试从“机会被剥夺”的角度去界定贫困。他认为：“贫困悄悄地夺取了人们享有生命不受疾病侵害、有体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长时间的退休生涯的机会。”^[6]现在有关贫困概念界定的主要特点是强调贫困不再是单一收入指标的现象，而是融合了多元维度的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与有关贫困的传统界定和现代界定相对应，传统上，人们认为儿童贫困指的就是儿童生活于贫困中的现象。这个界定适用于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或者只能获取少量甚至在一些情况下缺失国家资源的孤儿。那些处于最低生活标准下的儿童通常被认为是贫困儿童。当然，在不同国家，最低生活标准存在一定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最低生活标准或许会因孤儿数目的急剧增多而较为低下。总之，传统儿童贫困的定义主要是以家庭收入为基准把儿童被区分为贫困儿童与非贫困儿童、绝对贫困儿童和相对贫困儿童。

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界定儿童贫困时，通常不以收入线来界定绝对贫困，而从社会和相对的视域来看待贫困。这种界定认为，贫困不仅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而是人被从他们所生活的日常生活和社区活动中被排斥出去。^[7]也就是说，在社会上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资源，有的人却没有办法获得。^[8]WAG(此为Welsh Assembly Government的缩写)总结了儿童贫困的三种分析路径，分别是收入贫困、参与贫困、服务贫困。^[9]收入贫困面向儿童所在的家庭，旨在通过增加贫困儿童家庭收入的方法让儿童摆脱贫困。其主要办法是促进就业、税收优惠、进一步更高级教育的准许等。参与贫困是指贫困家庭的儿童经常不能参与相应的活动，而其他儿童却能够去参加这些活动，对于残障儿童来说尤其如此。服务贫困是指贫困儿童总是被排斥在相关的服务之外而不能够享受相应服务。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简称UNICEF)从剥夺的角度来理解贫困，指出，贫困儿童指的是那些在生存、发展和成长所需的物质、精神和情感资源上被剥夺的儿童，他们不能享受其权利，不能发挥自我潜能和作为社会平等的一员参与到社会发展中。^[10]国际儿童基金会和基督教儿童福利会(Christian Children’s Fund)也指出，儿童贫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剥夺(即缺乏其发挥潜能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服务)；二是排斥(权利被否定，安全无从得到保障)；三是脆弱性(即在其生活环境中，社会没有能力去应对其生存和威胁)。^[11]其他一些社会慈善组织也使用这种多元取向的儿童贫困界定，把儿童贫困界定为经济、社会、文化和身体、环境和情绪等多重因素的复杂集结事物。这些界定指出，儿童贫困是多元向度的、与他们现在相关的、处于不断变化环境中的、且集合了身体、一直和情感为一体的复杂社会互动。总之，多元性、关联性、动态性、复杂性等是儿童贫困的特点。

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有关贫困的定义更多体现了综合性的特点，采取社会排斥来分析儿童贫困问题也就更有合理性。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大量研究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对儿童贫困进行了探讨。下面我们归纳有关儿童贫困与社会排斥的几种理论观点。

儿童贫困与社会排斥具有紧密联系，因此学界广泛采取社会排斥视角对儿童贫困问题进行分析。社会排斥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可以从更为具体的角度来分析儿童贫困，由此也形成了有关儿童贫困研究的四种社会排斥理论观点。

(一) 利益相关者视角

“利益相关者”一词原用于战略制定时分析和客户利益相关的所有个人和组织，以便厘清重大利益相关者对战略的影响，现在被广泛用于阐述所有和主体相关人和组织及不同人与组织对主体的影响，也因此被用于有关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中。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儿童贫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美国学者 Micklewirght的研究中。Micklewirght在分析美国儿童贫困与社会排斥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谁在排斥儿童(即：排斥儿童的主体)；二是如何排斥儿童。首先，Micklewirght认为，排斥儿童的主体不是一个，而是来自多个不同的作用者，包含父母、学校、雇主、政府排斥以及儿童自己。不过，Micklewirght并没有忽视儿童的能动作用，他同时指出，我们需要重视儿童对待自己或者其他孩子的方式。其次，在各个主体如何排斥儿童这个问题上，Micklewirght认为，父母自身技能和资源的缺乏使得子女被排斥；学校可以通过过度教育或教育的匮乏来排斥；雇主可以通过设置障碍把年轻人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政府(包含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则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健康、教育、住房等)和介入的非充分提供来排斥；^[12]儿童自己则多是通过内化外界对自己的不良评价而不能够客观看待自己的能力与长处，多表现在自卑或自负两个极端。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儿童贫困观点较为细致和具体化地分析了贫困儿童是被谁排斥和如何被排斥的两个基本问题。

(二) 资产建设视角

资产建设理论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发展中心的谢若登教授于1991年提出的。该理论基于对传统收入为本的反贫困社会政策及救助方式不足的深度反思指出，在传统的反贫困框架下，收入为本的社会政策因过分关注不足和缺陷而导致服务对象陷入依赖性增强、自主性减退、越扶越贫的怪圈。在反思传统收入为本的社会政策基础上，谢若登提出资产为本的主张，指出，需把资产建设作为低收入家庭和贫困人口的发展策略, 以协助这些群体发展累积资产和积蓄的机制并建立生活的信心。^[13-14]在儿童贫困问题上，主张资产建设视角的学者认为，家庭资产是影响儿童福利的重要因素，儿童贫困主要是囿于资产的缺乏。而这些资产主要指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等。家庭资产往往会产生多重资产效应，并带来后代积极的认知发展、身体健康和社会情绪、行为。威廉斯等人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15]相应地，反儿童贫困就应该通过家庭资产的建设来获得。^[16-17]资产取向的儿童贫困观点主要实施策略是通过构建发展账户来实现个人或家庭的定期积蓄和资产积累。它尤其注意对个人成长历程早期的积累和账户的管理，以便将贫困对儿童青少年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在运用范围上，该取向的模式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以及经济等方面的作用。^[18]该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资产建设为重点，旨在透过家庭资产的建设达到儿童反贫困的目的。经过谢若登教授等人的研究和推广，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资产建设都有了富有成效的实施。实践证明，家庭资产建设对于保护儿童免于遭受或者降低贫困风险具有积极效应，有助于促进儿童积极的心理与行为结果的形成，并进而降低儿童所遭受的社会排斥。不过，该理论由于没有触及背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要素，因此，包容性(inclusion)成为以资产为基础政策的最大挑战，如何保障每个公民对资产的可及性在现实中遭遇了巨大困难。

(三) 公民权利视角

20世纪80年代末，深受马歇尔学派的影响，社会排斥概念为欧洲委员会所采纳，并作为其形成社会政策的核心。欧洲委员会把社会排斥概念更紧密地与“社会权没有充分实现”这个理念联系起来，并把社会排斥定义为“涉及公民的社会权……涉及一定的生活水平和参与社会中主要的社会与职业的机会”^[19]。因此，主张公民权利的学者认为，儿童贫困同公民权利缺失密切相关。儿童往往是由于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安全权、参与权、发展权等社会权利而使得自身处于贫困状态并直接影响成年后的福利状况，^[20]这是一种结构性贫困。因此，要消除儿童贫困，最重要的是给予儿童同等的公民权利，使其在教育、营养、医疗等多方面拥有平等的获得权。从这个视角来看，公民权利视角下的儿童贫困研究把儿童的贫困与其遭受的排斥界定为内嵌于一定政治、经济的社会制度建构，儿童贫困主要是基于平等公民身份的缺失和公民权利的匮乏。因此，应对儿童贫困挑战的根本在于治理儿童贫困的制度创新，应通过消除影响儿童权利获得的制度障碍来达到对儿童的赋权，让儿童获得平等的公民身份和公平的公民权利。^[21]显然，与资产建设视角的儿童观点相比较，由于公民权利取向的视角触及了导致儿童贫困的复杂社会政治经济等结构性要素，其在解释儿童贫困时更加凸显结构性取向。

(四) 能力视角

能力视角的儿童贫困观点主要建基于阿玛蒂亚•森有关儿童贫困的相关分析。森认为，贫困不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还是一个可行能力被剥夺的问题，因此1998年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以可行能力剥夺来看待贫困的观点。森指出，这种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他认为可以依据这一标准来评判个人的处境是否处于贫困的境地。^[22]30据此观点，森有关贫困的观点更加全面、涉及面更为宽广。它超越了简单的收入标准面向，把视域扩展到人类权利与准入之上。森指出，贫困的原因在于可行能力被剥夺，判断个人处境是否贫困的标准是实质自由。“实质自由”是森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具有享受起码的生活水平、免于各种困苦的能力，同时又包括诸如有机会接受教育、发表言论、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等等的自由。实质自由包括通常由法律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利，它还进一步包括了各种“资格”^[22]30。森从“工具性”视角把自由分为五种形式，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并且认为这些工具性自由是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对于发展而言，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22]33

因此，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儿童贫困就是指儿童的可行能力被剥夺，他们无法享有一些实质自由。这些自由主要涉及教育和健康照顾等方面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及公民权利等。所以保障儿童期品质对于成年后的可行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森看来，要打破儿童贫困，就需要增加对儿童期的投资，保障儿童享受到有质量的健康照顾、有品质的教育等，保障儿童对相关事务的参与能力。^[23]由此看来，在森的能力框架下，儿童贫困超越了传统的收入面向，而从能力和实质自由方面进行论述，极大扩展了儿童贫困分析的面向，因此具有极大的适用性，并被广泛运用于有关儿童贫困的研究中。

学者们普遍认为，要界定社会排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测量社会排斥更加困难。不过迄今为止，学者还是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儿童排斥的相关衡量指标。

儿童社会排斥指标与理论分析取向存在紧密的联系。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理论取向在衡量相关儿童排斥时，多注重从具体的排斥主体来分析；而资产建设分析取向的学者则倾向于从儿童获得的相关资源的途径来分析。以欧盟为例，当前国际上有关儿童福利的指标除了贫困之外，还包括健康照顾的可及性、住房、照顾服务、教育和工作。欧盟统计局制定了更为细致的指标来衡量儿童福利，主要包括每天吃到猪肉、鸡肉和鱼；保证有足够温暖的房屋；购买新的而不是二手衣服；(对于16岁以上的儿童来说)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与邻居发展和维持关系；^[24]持公民权分析取向的学者则注重儿童对相关社会权利的获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了衡量儿童福利的四个指标，分别是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其中，儿童的生存权是指“获得满足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权利，例如食物、医疗保障、教育、休闲娱乐的权利”；受保护权指的是“免受侵犯性的行动或实践伤害的权利，如免受商业性的剥削、性剥削、身体与精神虐待、战争等之害的权利”；发展权是指“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包括接受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促进其身体、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条件”；参与权是指“在事关自己生活事情上的发言权”^[25-26]。

学界一般认为，社会排斥主要包含政治排斥、经济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文化排斥四个维度。这个主要是基于成年人所遭受的社会排斥的维度考察。而儿童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则会因为儿童与成人的需要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在借鉴社会排斥传统四个维度的基础上，Ann Harding等人把儿童社会排斥的传统四个维度分别界定为：消费维度、生产维度、参与政治和组织的维度以及社会互动和家庭支持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澳大利亚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据，研究发现了儿童社会排斥的空间维度。^[27]下面我们分别介绍每个维度的基本含义和测量指标。

消费维度的排斥是指个人没有能力消费商品或服务。虽说收入与消费能力之间可能呈现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但是，通常低收入的人的消费能力也较为低下，也就是这与家庭收入有一定的关联。^[27]该种界定从家庭收入的角度进行阐释。也有学者把消费维度具体化为儿童本人可以获得的零用钱以及该零用钱可能消费到的商品与服务。^[28]59-60因为儿童能支配的零用钱不仅与家庭收入相关联，也与儿童的消费能力直接产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具体化为儿童零用钱的消费维度指标，更加契合儿童排斥的有关分析。

一般意义上，生产维度的排斥指的是个人不能找到工作。在Ann Harding等人的分析中，生产维度排斥的衡量指标为父母的劳动力地位和职业。^[27]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力市场排斥存在两种情况，即失业或被排斥出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市场内部排斥。首先，它表现为被排斥出劳动力市场，而这又有几种具体的表现形式：其一，没有指望的长期失业；其二，临时的、不稳定的、不安全的或缺少职业培训和保护的边缘工作或就业。^[29-31]对于儿童而言，其主要表现为无法找到工作和无保障的边缘就业。其中，无法找到工作的表现形式为，因受制于年龄、学历、能力等因素而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无保障的边缘就业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因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的限制，儿童即使找到工作，通常也无法享受正式劳动工人的待遇，而使儿童的劳动权益处于显性或隐形的伤害排斥之下。这种生产维度的排斥一方面通过作用于贫困儿童的父母，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贫困儿童本人直接起作用。

儿童排斥还表现为参与政治和组织的维度。一般而言，参与政治和组织维度的排斥指的是个人和团体排斥于政治决策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30]政治排斥的指标主要包括未参加选举以及未参加政党、工会和社区性组织等。^[32]这对于儿童排斥同样适用。儿童囿于年龄、学历等因素限制而无法参与社区政治决策，无法在相应事情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权包含儿童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参与，并且被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列为四大权力之一，但主流社会还是会依据儿童的年龄或学历等设置种种限制，阻碍儿童对政治和组织的参与。诚然，社会将儿童作为社会的未来面向而将其置于很重要的位置。这客观上需要儿童首先在事关自己的事情上学会自我负责，随后学会为社会负责，这些都是不可跨越的重要步骤。但在很多事情上儿童并未被赋予相应的自主权来学习自我负责，社会诸多方面都在强调儿童的无知和不成熟，并据此将儿童排斥于相关事务的参与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迷思。

社会关系维度的排斥指的是个人被排斥于家庭和社会关系之外，也就是社会孤立或社会疏离，可以依据儿童是否与群体和睦以及是否受同龄人讨厌来衡量。^[33]友谊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儿童可以在社交中学习接纳与了解他人，培养社会归属感及融合。而这可藉由适当的衣着打扮“融入”同辈团体，“参加”学校的学习与活动来避免社会排斥。^[28]95-97相反，则可能导致遭受社会排斥。也就是说，贫困儿童可能因为衣着上的不得体乃至“另类”而不能够融入到同辈群体中，也可能因为过早辍学或者处于辍学边缘而不能与同辈群体共度学校生活。

空间维度的排斥是分析儿童贫困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它关注弱势群体个人空间的边缘化及其所带来的对群体和个人的限制。空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空间主要是指特定群体或个人居住的空间范围，也叫居住空间。Ann Harding等人在分析澳大利亚儿童社会排斥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儿童遭受的空间排斥具体表现为生活于一定区域的儿童因地理位置偏远、社会政策被忽视、社会污名化等原因而不能享受同等的福利资源，进而因该地区被污名为弱势地区，在此地区的儿童也因此遭受进一步的排斥过程。^[27]空间排斥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容易导致外界漠视生活于这个地区的人的个人特征而将整个地区及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污名化和标签化，并进一步使这里的人遭受排斥。后来学者们将空间进一步扩展，空间不再单纯地指居住空间，还包括特定社会群体日常活动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及其主观感知的空间，即日常活动空间(或行为空间)和感知空间(或意向空间)。^[34]这些空间包含儿童所面对的教育空间、活动空间等。以教育空间为例，儿童会因为地理空间位置导致其所受到的正式教育在教育资源的使用上存在很大差异。这种情况广为存在于一些二元隔离的国家或社区，如我们的流动儿童在一些城市会遭受到教育空间的排斥。这也说明广义的空间和狭义的空间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居住空间会影响到一些社会空间。Chao-Hsien Leu等人的研究同样指出了空间维度的排斥对儿童教育的不良影响。^[35]

(一) 结论

社会排斥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在分析儿童贫困时，依据其具体理论分析取向，具有不同的内涵、理论观点及衡量指标。本研究发现，在具体内涵上，儿童贫困主要体现为多元、动态的特征，是经济、社会、文化、身体、环境和情绪等多重因素的复杂结合体，既是儿童受其家庭的影响，因家庭贫困而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条件与服务，又是儿童的诸多权利被否定，并且在周围环境系统中不能获得相应的资源来规避风险。与成年人所遭受的社会排斥主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来作用于成年人本身不同，贫困儿童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则主要通过家庭经济、文化的传导以及社区、学校等不良作用而实现。

在理论观点上，本研究从利益相关者、资产建设、公民权利、能力建设四个视角较为具体地阐述了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儿童贫困的相关理论脉络。这些理论脉络，有的侧重结构取向的分析，有的侧重互动取向的解释；有的偏重从家庭的角度倡导对贫困家庭进行家庭资产建设来实现反贫困的传递目的，有的则侧重从儿童本人的角度通过对儿童本人进行能力建设来实现儿童的反贫困。

在相关测量指标的维度划分和维度的内涵解释上，成年人的社会排斥突出表现为政治排斥、经济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文化排斥四个维度。相比成年人贫困，儿童贫困有其特殊性。儿童排斥的维度主要分为消费维度、生产维度、参与政治和组织的维度、社会互动和家庭支持维度、空间维度五个方面。

至此，本研究较为系统的梳理了儿童贫困的相关内涵、理论观点及具体衡量指标，这对于将社会排斥这一核心概念更为具体和系统地运用到儿童贫困分析具有一定作用，有助于从基本层面上厘清儿童排斥相关内容，从而避免儿童排斥与成人排斥理论分析的偏差，确立儿童为主体的分析视角和分析观点，促进当前儿童贫困的相关研究和预防儿童贫困的发生。

(二) 启示

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大政策背景下，梳理儿童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相关文献对于儿童反贫困工作有重要意义，也给儿童反贫困研究和实践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

第一，要明确儿童贫困的内涵，精准识别贫困儿童。传统上，贫困识别主要基于单一的收入指标，并依据这个单一的收入指标将儿童划分为贫困儿童和非贫困儿童。但事实上，贫困不仅是收入低下，还包括不能够充分参与到日常生活和社区活动以及儿童在其生活的周围环境系统中遭受剥夺与排斥、体现出脆弱性等。如果固守单一的收入指标来衡量贫困，极有可能导致反儿童贫困的“瞄不准”效应。因此，要精准识别贫困儿童，我们不仅需要参考儿童所在家庭的收入，还需要综合考量三个问题：一是儿童是否被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是否病有所医、饿有所食，是否得到适当的照顾等；二是儿童是否能参与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和社区活动中，如是否有适当数量的玩伴，是否有适当的零花钱以便维持基本的社交需要等；三是在儿童所生活的周围环境系统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应对其生存和威胁。基于这种多元取向的对儿童贫困的理解，我们就需要综合评估儿童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儿童本人的生存满足状况、儿童的社会关系维持状况、儿童周围环境系统的风险与资源状况等。

第二，要建立贫困儿童跟踪档案。基于多元取向的儿童贫困涉及多个维度。我们需要对每一个维度所涉及的问题指标化，用科学的指标进行测量，并对贫困儿童在每个指标的表现情况进行信息收集与登记管理，建立贫困儿童的动态跟踪档案，从综合的角度、动态的角度、多元的取向去评估儿童的贫困状况。这既有助于从实务的角度分析儿童贫困的动态变化过程，又有助于从研究的角度分析儿童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对贫困儿童的致贫因子和维持贫困的因子等有科学清晰的认识，从而为我们精准反儿童贫困打下基础。

第三，要做到具体措施到位，精准施策。涉及多维度的儿童贫困不仅需要对儿童所在家庭的贫困经济状况加以干预，通过相应的家庭生计项目来促进其家庭的生产能力、提升其家庭的经济收入，而且需要我们对生活于贫困境地的儿童实施相应的营养补助项目；要通过强化教育的支持，预防贫困儿童辍学或获取正式教育资源不足，以此来促进儿童反贫困的持久性；还要促进贫困儿童对社区活动和学校活动的参与，促进其在社区和学校的融入。如此，通过经济、文化、政策等多元手段，致力于为贫困儿童搭建一个安全网络，预防他们返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