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平−安德森在其经典著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指出，以往关于福利国家建设问题的讨论主要沿着体系/结构、制度−行动者两条理论脉络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福利国家建设的社会阶层理论。不同于体系/结构视角将国家福利视为在工业化背景下资本主义体制实现社会、经济再生产的必然选择，或制度−行动者视角强调民主制度、政治权威在各国福利立法中的作用，社会阶层理论在承认结构性力量与权威重要性的同时，强调社会阶层的变化是福利国家建设的主要动因，并主张阶级力量的平衡决定着分配结果。^[1]虽然埃斯平−安德森指出了社会阶层力量对于福利国家建设的影响，但是其理论焦点在于通过社会支出对福利国家进行类型学划分。在此意义上，深受埃斯平−安德森理论范式影响的福利国家讨论，虽然看到了社会阶层力量在福利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但是并未进一步推进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制度背景下社会阶层力量发挥作用机制问题的讨论。同样，以社会支出作为衡量福利国家的标准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的特点，并使得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在福利国家中研究中长时间处于边缘地位。^[2]

美国学术界内部则认为美国并未落后于西方福利国家建设潮流，并且进一步考察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变迁中制度内外因素对于美国福利国家建设的影响。斯考克波等人沿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思路，在考察美国福利立法的政治过程，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同时，将制度结构以及权力精英等因素视为促成美国福利体制建设的主要力量。^{[3][4]3-7[5-7]}斯考克波等人对于国家自主性的讨论是制度−行动者视角的当代变体，强调国家具有突破社会阶层力量的自主性，但是斯考克波等人的讨论难以解释为何美国福利立法与大规模社会运动相伴这一现象。派文与克洛伍德则发展出底层权力理论，在讨论社会运动对美国福利立法作用机制的同时，进一步讨论了福利实践对于公共治理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运动理论研究脉络中，派文、克洛伍德最早将政治机会纳入社会运动分析，进而被视为政治过程理论的先驱。^[8-9]但是相较于政治过程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派文与克洛伍德缺乏对于社会运动组织层面的讨论。这主要是由于派文等人关注的是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产生的“真正的穷人”，而底层民众在缺乏资源的前提下难以形成组织。^[10]对比派文、克洛伍德与斯科特等人关于底层社会的讨论，派文等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看到底层的同时，突破了斯科特对于反抗日常形式的讨论，即通过讨论缺乏组织的底层民众如何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促成社会立法的现象，发现了一种新的底层政治形态。^[11-12]那么在派文与克洛伍德的理论中，美国底层民众如何能够在缺乏组织资源条件下摆脱“日常的反抗”，并产生政治影响促成美国福利立法？在派文等人看来，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其政治、经济结构中蕴含着底层权力与抗争的社会结构条件与政治机会。正是沿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派文等人将福利立法视为国家在危机背景下的公共治理手段，且具有救助与管制的双重功能。因此，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福利立法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视为对底层民众的管制？救助与管制两种功能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

对于派文、克洛伍德福利思想的讨论，一方面能够在深化对于美国福利国家建设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制度背景下社会阶层力量发挥作用机制，以及福利立法在实践中产生何种政治、社会效果等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的建立，以及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进与展开，在实践中福利政策同样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派文等人对于福利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的讨论对于改善基层治理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美国直到大萧条时代依然仅保留殖民地时期的简单地方救济安排，大萧条成为美国救济政策发展的重要契机。^[13]481935年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为工人提供了养老、工伤以及失业方面的保障，同时为盲人、需要照顾的儿童提供相应的社会帮助；紧接着美国通过了公共房屋的联邦计划。大萧条之后，美国在1951年通过永久残疾救助法案。这些政策奠定了美国福利国家的基础。^[14]14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危机，新政项目复兴的同时，新的福利项目也不断被设立，最为重要的是增加了医疗补助制度以及老年等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制度。^[15]67

针对斯考克波等人多从制度视角解释美国福利立法问题，派文等人对底层群体的制度内资源进行了考察^②，并指出在制度内部没有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影响公共政策，即显而易见的是底层群体作为个体没有资源；他们也无法参与到大型正式组织中，通过组织的影响力争取权益；并且政党也不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16]16派文等人在其讨论中建立了抗争运动与美国福利立法的牢固关联。^[13]100他们将抗争运动视为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并将抗争运动定义为群体通过违反支配日常生活规则的集体性行动提升生存处境的努力。^[16]254-255派文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无业者、贫困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游行与暴动，使得罗斯福上台后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与都市反贫困运动等抗争运动的爆发，促成美国福利体制迎来新一轮的扩张。^[15]66-67

派文等人对斯考克波等人的反驳其实建立在不同的国家理论基础之上，并且对于抗争运动的分析有着对于美国社会结构层面的考量。在国家理论层面，斯考克波等人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认为国家是超越阶层利益的存在，而派文等人则坚持“社会为中心”的国家观念，即认为国家是阶层力量博弈的平台，因此派文等人注重对于各个阶层在体制内部资源的分析。^[4]3-7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935年美国劳工关系法案的通过，工人获得参与工会等组织的权利。20世纪30—70年代美国工会组织蓬勃发展，并且通过集体谈判制度为工人争取到相当权益。为何派文等人却依然坚持认为“(底层民众)无法参与到大型正式组织中，通过组织的影响力争取权益”？这主要是由于派文等人的研究在经验层面关注的底层群体为社会中的破产农民与失业工人。面临经济危机与快速工业化进程，由破产农民与失业工人组成的底层群体不仅被资本主义经济“抛弃”，而且在失去了工会等社会组织保护的同时，由于资源缺乏等原因难以形成新的组织表达自身利益。但是吊诡之处在于，在派文等人的分析中，底层民众正是在缺乏体制内部资源甚至缺乏个体资源的背景下促成了美国福利立法，究其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经济、(政党)政治制度在特定情况下赋予了底层民众以权力。

对底层抗争运动的讨论背后涉及派文等人理论中的底层权力问题，底层抗争运动被派文等人视为底层权力(Power from Below)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表现方式。^[17]20派文等人对于底层权力的讨论主要沿着韦伯主义权力理论，其将权力定义为行动者在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18-19]现代社会正是在国家精英主导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中潜藏着底层权力。具体而言，现代社会的底层权力蕴藏于制度化的合作中，即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制度需要底层民众的配合，因此底层民众对制度化合作成规模的破坏能够产生反制国家精英的力量。^[17]21-22在派文等人的分析中底层民众在整体意义上被视为行动者，并且在特定条件下使得国家精英处于被支配的地位。^[19]而底层权力在美国福利立法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则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政党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美国大量人口集中到工厂和城市，这些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雇佣以维持生计，同时也完全暴露于市场变化的风险之下。^[20]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20世纪遭遇了两次堪称灾难的冲击，即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以及二战以后南方农业产业的快速现代化。经济的不稳定使得更多的人暴露在失业、削减工资的危险下，减弱了社会规范对底层民众行为的约束。底层民众在丧失依赖性关系支持的情况下，更加容易打破现有规则实现协同性行动。派文等人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抗争运动提供了条件，而抗争运动也是对美国经济发展某些特点的回应。^{[14]105[17]26-31}

具体而言，美国在大萧条中遭遇市场崩溃。1929—1933年四年间，美国经济完全瓦解，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6%，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多半，丧失了对劳动力的需求。^[13]5-6[21]1929年初，美国失业的人口已经达到300万，伴随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失业人口持续上升，1933年春天，约有1 500万人处于失业的状态，占劳动力人口的三分之一，未失业的工人也面临着三分之一左右的降薪。^[13]49-50经济崩溃带来了美国全国性的贫困与混乱，引发了大量的抗争运动。^[22]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危机直到二战期间才真正得到解决。^[23]但是，二战期间国家对于农业产品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加速了农业对于机械化技术的使用。二战以后，美国农业的快速现代化继续造成大量农业人口失业，共有1 400万人离开了农业系统。美国南部黑人在二战之后农业现代化中所受的冲击尤其严重，1940—1960年，400万黑人被经济系统所抛弃，且大部分从美国南部农村迁移到北方城市。^③[24]但在就业领域，黑人由于受到种族歧视等问题的影响，相较失业白人更加难以找到新的职业。1966年美国有色人种非充分就业率^④为21.6%，而白人的这一指标为7.6%。对美国黑人聚集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黑人集中的城市非充分就业率平均水平达33%。面对二战后的社会变迁，美国原有的福利体制未能发挥救济的作用，且福利体制在1940—1960年间不断收缩。^[13]213-222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民权运动以及城市内部反贫困运动。民权运动动员了全美的黑人，使得联邦政府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促成了向贫困宣战以及“伟大社会”建设。

抗争运动之所以能够促成美国福利立法，是因为美国经济危机、社会结构变革中抗争运动对美国政治产生的影响，这与美国社会的民主体制存在密切关联。派文等人认为，美国历史上的重大平等改革是选举政治与运动政治之间互动的结果。他们认为一般来讲，政府领导面对制度性破坏有三个选择：无视、针对破坏者使用惩罚性的手段或者与破坏者达成和解。在美国福利立法中，经济危机与转型促成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即造成了底层民众人口的膨胀及其经济状况的恶化。底层民众通过抗争的方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随着底层抗争运动的发展，不仅越来越多底层民众卷入到运动之中，而且底层的诉求逐步得到其他阶层的关注与同情，进而使得底层利益诉求成为美国社会重要的政治议题。在此背景下，政治领袖难以无视抗争运动，并且针对部分抗议者使用惩罚性的手段也难以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底层抗争运动制造、暴露社会冲突的特点，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对于底层政治议题的关注，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层面的分裂。这种分裂往往意味着选举条件的改变，即在剧烈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中，底层抗争运动造成的社会影响使得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具有确定性。派文等人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早先形成的同盟会变得脆弱，为赢得选票政治家们会选择向底层民众妥协，引入新的公共政策。^{[16]34,92-96,163[25]}

在派文等人看来，罗斯福执政之初并没有想要进行干预立法，抗争运动的崛起使得罗斯福与民主党国会变成了大胆的改革者。农民的抗争运动，促成了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的通过；工人罢工运动的蔓延，使得罗斯福否定了自己之前的政策，转而支持1935年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奠定美国福利立法基础的社会保障法案，则是在1936年选举临近时，在老龄人口的抗争运动迅速蔓延背景下通过的。抗争运动影响了罗斯福对于新政政策的选择，他们甚至调侃道，正是失业者、老年人、农场主以及工人的大规模抗争运动使得罗斯福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16]229[17]104-105}推出“伟大社会”计划的美国民主党是建立在南方种植园主与北方城市工人阶级这一独特又脆弱的联盟基础上的政党。20世纪中叶，美国南方经济的现代化导致了大量南方黑人涌入北方城市，黑人在北方城市中更加集中的同时变为工人与选民，拥有更多的资源以产生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涌现的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城市黑人抗争运动加剧了民主党联盟的脆弱性。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民主党领袖签署民权法案与伟大社会改革法案，标志着民主党对传统盟友南方大种植园主的放弃。在派文等人看来，这是美国民主党领袖约翰逊对被民权运动与北方城市中抗争运动所动员起来选民的妥协。^{[17]104-108[26]}

因此，派文等人虽然认为美国民主制度难以成为底层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但是其所讨论的底层权力依然建立在公民政治权利、政党政治制度基础上，即在经济、社会动荡条件下的抗争运动意味着选举条件的改变，迫使政治家在福利方面展开立法。在派文等人看来，抗争运动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补充。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派文等人看到底层权力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并发挥作用机制的同时，也指出了底层权力发挥作用的限度所在，即伴随着危机的结束，统治团体开始收回自身在底层抗争运动中失去的利益并削减福利，底层民众却缺乏反制的能力。正如派文等人指出的，如果美国历史中的平权改革揭示了抗争运动的力量，危机过后对于改革措施的逐渐削减，则表明了缺乏底层抗争的选举体制作为民众利益表达通道的脆弱性。^[17]109-110抗争运动消失后底层福利的逐渐削减，被派文等人视为福利体制管制性质的重要佐证。^⑤[27-29]

针对以往福利研究的“慈善”视角，即从道德的角度讨论福利体制的良好意图与功能。派文等人指出这一视角遮蔽了对于福利体制政治、经济功能的讨论，忽略了福利立法的核心角色，即管制边缘劳动力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13]xiii-xvii[30]}派文等人从管制的角度对福利立法问题展开讨论，认为从价值层面来看，美国福利体制的目的是通过对底层民众的管制，维持、恢复原有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体制；从现实层面来讲，福利立法在美国成为管制穷人实现公共治理的重要工具，即福利立法与官僚组织在福利传递过程中通过将福利对象个体化的方式瓦解抗争运动，并且造成了福利对象的社会孤立问题。

针对福利性质研究的慈善视角，派文等人指出，在经济危机与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大量美国家庭被经济危机抛离出职业体系并陷入贫困，贫困通过各种方式阻碍贫困者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剥夺贫困者作为人所需要的尊重与自尊。^[31]这并没有带来美国福利体制的扩展。尤其是二战后美国农业现代化造成大量社会苦难，美国福利规模在1940—1960年反而不断收缩，抗争运动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才导致20世纪60年代福利体制的重新扩张。^[13]189-198派文等人认为只有在美国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引发福利体制的扩张。^{[13]45[14]p.x.}因此，精英为底层民众提供救济，并非出于对民众悲惨境地的同情，而是出于对稳定社会秩序以及维持自身权力的考虑。^[30]派文等人将美国福利立法视为政治权威应对政治危机时实现公共治理的手段，并进一步通过救济方式的讨论深化了对于福利管制功能的理解。

派文等人在研究中区分了福利立法中的两种救济方式，即直接救济与工作救济，并将直接救济视为对福利对象的直接管制，而将工作救济视为间接管制。提供直接救助应对贫困等问题，虽然能够使得民众免受饥饿的伤害，但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失序的问题，反而会使得社会失序问题更加严重。具体而言，福利对象丧失工作后，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脆弱。直接救济提供的减贫支票变成男性薪水的代偿品。但是，这将导致家庭解体以及对年轻一代的失控，通常还伴随着特定类型的失序：辍学、犯罪以及药物成瘾。换句话说，派文等人认为救济金的发放能够制止更具破坏性的社会失序，例如暴乱的产生，但并没有真正稳固低下阶层生活的基础，而是将底层民众直接管控起来，以避免更大的社会失序。而在美国的福利系统中，有些情况下只有接受在公共部门或者私人企业中工作的人才能够享受直接救济。派文等人认为不同于直接救济，工作救济在危机中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控制系统被设计出来，并且这种替代性系统与日常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系统相联，使得底层民众在接受救济的同时重新回到工作的角色。^[13]7-8

派文等人对于作为主要福利管制手段的直接救济与工作救济的讨论，进一步涉及其对福利立法问题的价值与现实层面的多重考量。在价值层面，派文等人认为福利立法通过直接救济与工作救济在危机中管制穷人，进而维持、恢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秩序，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秩序恢复后，在维持原有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同时，并未消除贫困等问题的潜在根基。^{[13]xiii-xvii}美国自从大萧条以来的福利扩张、收缩历史成为其论点的重要佐证。美国的社会福利项目在大萧条之后逐渐收缩，直到20世纪60年代“伟大社会”建设中才开始新一轮扩张。而自里根掌权后，对于“伟大社会”福利项目的削减成为了共和党以及商业改革者的主要目标，并将矛头指向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案。大量底层民众被从福利名单中抹除，被迫进入充斥着失业的劳动力市场。^{[15]39[17]109[32]}派文等人对于福利立法通过管制维持不平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批评，明显受到左派理论的影响。在看到派文等人对于平等价值坚持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派文等人对于福利立法管制讨论背后现实层面的考量。

虽然派文等人对于美国福利体制在价值层面有所批评，却仍然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认为在对经济体制进行整体调整并彻底消除不平等之前，底层民众依然需要福利政策的保护，并对美国自里根以来的经济政策自由主义转向批评良多。^{[13]345-348[28][33]}派文等人对于福利管制问题讨论的另一维度主要集中在福利立法的管制实践及其政治、社会效果。派文等人在对福利立法直接救济的分析中指出，直接救济并没有真正稳固底层民众生活的基础。直接救济提供的减贫支票变成男性薪水的代偿品，在影响工作伦理的同时，进一步导致了家庭解体以及年轻一代的辍学、犯罪、药物成瘾。在现实层面，派文等人看到了福利立法在物质层面对于底层民众的支持、工作伦理的价值以及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底层民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意义。在此意义上，我们更加容易理解派文等人在对于美国福利立法本身以及官僚体制在福利传递中管制实践的讨论中，认为其不仅造成了在政治层面对于底层权力的瓦解，而且造成了福利受众的社会孤立。

首先，派文等人指出美国福利体制中大量的福利政策指向个体，将底层民众原子化，消解民众组织化活动的空间，即通过福利将福利对象与其它社会角色、制度机构以及社会经济生活隔离，使得底层民众丧失组织起来产生政治影响的可能。底层民众牺牲了组织性获得的是个体福利的安慰剂。^{[24]17-19,280}

其次，在福利传递中，派文等人将福利视为官僚体制瓦解底层抗争运动的重要治理手段，官僚体制在福利传递实践中瓦解了底层抗争运动的行动基础。^[16]94-96具体而言，派文等人指出针对面向群体的福利政策，官僚集团通过隐瞒信息、操纵福利策略以抑制与引导底层民众。一方面，官僚集团利用官僚体制规则与实践的复杂性与技术性，将能够被底层群体利用对官僚集团形成挑战的福利程序予以隐瞒。官僚行政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成为官僚体制获得影响最有力的工具，而底层民众与抗争团体由于处在官僚制度之外，其在信息上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官僚集团通过操纵福利的方式，即对配合的群体提供附加的福利，并通过减少或取消福利的方式惩罚异见群体。例如，公共住房项目出于对行政效率等问题的考虑采取申请者集中居住的模式，底层民众在获得福利的同时形成聚集居住更容易组织抗争运动。面对公共住房项目群体的抗争，纽约当局在不同事件中针对激进的反抗者分别采取撤销福利和满足领导者需求的策略瓦解抗争运动。^{[24]17-19,280}

最后，在对福利政策具体执行的讨论中，派文等人强调基层官僚自由裁量权的管制面向，造成福利受众的去政治社会化。福利政策具体执行过程中，面对底层福利受众，基层官僚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奖励、惩罚的方式确保底层福利受众的顺从。基层官僚对现金、住房以及教育等关键福利资源的支配是控制福利受众行为的核心工具。派文等人认为对于福利受众而言，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意味着任意性的政策执行，福利受众通过躲避乃至顺从的方式把握自己的命运，难以参与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更遑论参与抗争运动。同时，福利执行中包含对底层民众政治参与信仰、政治参与方式的教育，即通过民主政治进行利益表达，并将抗争运动污名化为非道德的行动。在派文等人看来，底层民众在经济领域处于无权的地位，在组织资源方面稀缺，与福利机构之间的关系甚至使得他们更加无权。通过限制底层民众产生抗议行动的方式分配、宣传福利，削弱了底层民众通过抗争运动影响选举政治的能力。^{[24]15-26[13]297-300}

派文与克洛伍德从管制层面讨论福利立法与福利传递对于底层权力的破坏，并不意味着他们否认福利体制的救助功能。派文等人不仅对里根以来的经济政策自由主义转向多有批评，^{[13]345-348[28]}而且正面肯定了林登.约翰逊的反贫困政策对贫困儿童与老人的帮助及其减轻种族贫困差异的贡献。^[26]派文等人对于福利管制功能的讨论是在看到救助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福利政策以及福利传递可能造成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在政治层面，抗争运动被视为底层民众在危机状态下表达利益的重要机制，在派文等人看来，福利立法的管制实践消解了底层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是，福利治理消解底层权力的管制实践进一步造成了底层民众的社会孤立。美国福利政策中大量政策指向个体，并且在福利传递中官僚体制通过隐瞒信息、操纵福利等方式确保底层福利受众的顺从，造成福利对象与其它社会角色、制度机构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隔离，使之难以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

派文等人对于福利治理管制机制的讨论，明晰了福利救助功能与管制功能之间的张力。福利的管制实践在瓦解底层抗争运动，保护危机中政治、社会秩序的同时，消解了福利立法的救助功能。管制功能与救助功能之间的冲突造成了部分福利受众难以获得救助。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部分福利受众尤其是直接救济的接受者而言，福利救助造成的社会孤立容易造成失业者、贫困人口与主流社会生活的断裂，并且影响家庭伦理、工作伦理，使得年轻一代的行为缺乏规范。这进而导致在经济秩序恢复之后，部分底层民众同样难以回归正常社会、经济生活，成为公共治理中的难题。

派文与克洛伍德通过底层权力理论回答了缺乏组织资源的美国底层民众为何能够产生政治影响，推动美国福利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价值与现实层面讨论了美国福利体制产生的政治、社会影响。派文等人将推动美国福利立法的底层权力分析放入了美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中，指出伴随着大萧条与战后美国经济的快速现代化，美国社会产生了大量失业、贫困人口，构成了美国的底层社会。由失业、贫困人口构成的底层社会不仅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缺乏在制度内表达利益的渠道。但是经济危机与转型中产生的大量底层民众不仅形成了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而且通过其选举权对美国原有的政治秩序形成挑战，迫使政治权威推进福利立法。

派文等人进一步从管制的角度批评了美国福利立法造成的政治、社会效果。在价值层面，派文等人希望美国能够建立更为平等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而批评美国福利立法的目的是通过对底层民众的管制，渡过危机并恢复原有的不平等经济、社会体制。在现实层面，派文等人在肯定福利救助功能的同时，进一步通过对于福利管制实践机制的考察指出，福利的管制功能不仅在政治层面削弱了底层民众通过抗争运动表达利益的权利，而且在社会层面造成福利对象的社会孤立。福利的管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救助功能，同时社会孤立造成了部分底层民众与主流社会生活的断裂，成为公共治理中的难题。

派文等人通过美国个案对福利体制建设及其政治、社会后果的讨论，不仅对于我国福利社会学以及基层治理研究具有重要启发，而且对于我国福利立法与政策执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派文等人分析美国社会得到的具体结论自然难以跨越时空，但是其以经济社会变迁、国家政治制度为背景分析社会阶层力量对于国家政策影响的理论分析思路，不仅拓展了福利社会学乃至于底层社会研究的理论视角，而且对于分析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福利体制建设，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现阶段，随着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政策支持系统的建立，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与展开，福利政策成为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手段。^[34-35]派文等人的研究对我们在制定、执行政策以及基层治理实践的启发是在关注福利政策救助功能及其对于基层治理能力的影响的同时，应进一步考量福利政策实践的社会效果。具体而言，在福利实践中一方面要避免福利成为消极治理手段，产生福利依赖与贫困文化；另一方面，要促使政策对象参与到主流经济、社会活动，实现福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国家政策制定、执行中需要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实施促成国家扶贫、小康社会建设以及乡村振兴等战略目标的实现。

注释

① 本文讨论的部分文本为派文与克洛伍德这对学术伉俪的合著，而派文单独著述的文本与合著文本具有思想上的一贯性。

② 美国的福利国家具有济贫的特点，即美国的“福利”不是指共同福利而是穷人救济，因此对于美国福利制度的讨论往往涉及底层群体。参见丹尼尔•T•罗杰斯的《大西洋的跨越》，由吴万伟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出版。

③ 二战之后美国黑人迁移问题的讨论，参见伊莎贝尔•威尔克森的专著《他乡暖阳：美国大迁移史》(周旭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出版。

④ 失业率这一指标不能囊括那些偶发性失业(sporadically unemployed)以及就业人口中的低收入者，研究者们通过对于非充分就业的测量解决这一问题。参见Piven Frances Fox和Cloward Richard A的《Regulating the Poor：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由New York的Pantheon Books 1971年出版。

⑤ 1974年到1981年美国经济政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受到组织严密、统一的商业团体游说的影响。参见AKARD, PATRICK J. 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2第五期的文章，Corporate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7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