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而人们恰恰是在生活世界的行动中，在应对种种偶然事件和充满挫折的实践中，追寻着确定性的认知。^[1]62020年年初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世界，令人陷入不安，甚至莫名焦虑。当我们时而担心当下、时而恐惧未来时，当我们时而猜忌他者、时而孤独无助时，当我们甚至感到话语世界充满荒诞时，那必定是触及到了人的“存在性危机”。作为探究存在意义并试图化解存在不安和焦虑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存在主义一直引人注目。虽然在社会工作理论中，存在主义从未成为其理论中的主流，但必须承认的是，这股思潮对社会工作仍产生着不可低估的持续影响。

在本土实务运用和对社会工作的理论探讨中，理论与实务并行的取向正逐渐显现出来。在理论探讨方面，通常是基于哲学基础与价值观，以追寻存在主义对社会工作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人本主义则被认为是社会工作的四大哲理基础之一，而萨特把存在主义哲学与真正的人本主义结合起来，这一立场因而注重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身经历的理解和解释，其观点构成了以实践为核心的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之一。^[2]值得指出的是，存在主义更多聚焦于个体层面，鲜有直接指向宏观整体层面。在实务研究中，虽也有运用存在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并试图展开本土生命教育的实践，但基于存在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主要运用在临终关怀上。在这一领域，存在主义为本土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了价值基础，也对重新建立受助者的意义图景具有启发功能。在以存在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结合的探讨方面，存在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试图用不同方法去理解个体的内心世界，强调对人的完整理解，但似乎尚未发展出成熟的实务体系。

但不可否认的是，就加深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并给予深层关怀而言，存在主义尤其是其现象学的面向是极其值得重视的。当今，无论是作为对抗系统论而登场的社会建构主义，还是被社会工作理论所重视的“叙事疗法”，就其方法论的根基而言，无不与现象学理论及其运用有着深刻的联系。当我们探索存在主义对社会工作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将其重新放置于现象学的脉络中加以考察。近10年来，有研究也尝试运用存在主义理论开展社会工作实践探索。回顾并反思实务探索，已有社会工作研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对边缘人群的援助中，以期对他们重新构建自我意识、控制力和未来取向做出有力应对。^[3]面对遭受天灾人祸、身患疾病陷入苦境、甚至饱受丧亲之痛的人们，社会工作者常感肩负着责任，并投入到精神健康服务与社会心理援助中。比如，为理解癌症末期患者的生存状态，有研究试图通过考察患者自身存在状态，并归纳出从体验疾痛的存在状态到改变存在状态的存在主义社会工作的洞察，并依据所归纳的模式以期对临终关怀社会工作提供有益启示。^[4]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技术化的心理治疗正在日渐兴起，但社会治理体系中仍缺乏对心灵治理的深入关注。^[5]个体被抛入某种受助者从未遭遇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甚至是危机的情景之中，也就意味着进入一个需要持续修正主观认知的过程，换言之是一个持续展开自我心理建设的过程。而面对人们普遍遭遇的疾痛，尤其是“社会苦痛”以及这类社会苦痛导致的群体性精神状态时，社会工作就有必要借助存在主义理论，总结出对实务行动有益的应对方式。

当然，采用存在主义立场的社会工作者自身在面对“服务成效如何”的问题时，也会产生某种存在价值的焦虑。这恰恰是为“规训社会”向“绩效社会”的转向提供了反思契机。^[6]在面对绩效主体要求提供有成效证明时，类似于打造“有用”的自我形象，社会工作者是否屈从，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存在的模式。

而存在主义的重要之处在于，可促进社会工作者自觉其作为援助者的立场和责任，对理解援助方案、援助方法及具体援助情景提供重要启示。社会工作被认为是一个专业助人的专业，其基本内涵是具有福利性的专业助人活动。^[7]可以说，利他性质的专业“援助(helping)”，即增进福祉的专业助人构成了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这一影响首先体现在存在−人本主义的心理治疗上。在欧美，随着维克多•弗兰克尔存在分析的心理治疗普及，心理治疗发展为一种意义疗法。^[8]115-120这一追问人存在意义的存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也被社会工作在提供援助时所采用；特别表现在当受助者所面对的问题或者苦痛无法以医疗途径解决时，比如患有不治之症，或因故残障，或即将面临死亡而坠入绝望感，或因亲人离世而悲痛万分。当人们面对客观上无法改变的艰难处境之时，人何以“存在”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尽管存在主义理论无法完全、也不可能在治疗时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对人自身存在方式和意义的深刻洞察，足以启示其改变处置这类问题的主观态度。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主义谱系之中“存在”的含义，并理解其“人观”，进而探讨其对社会工作专业援助的启示意义。二是理清存在主义社会工作中的核心概念，并提示其援助过程中的一般化框架。三是基于欧美社会工作研究，探讨存在主义产生的主要影响。四是讨论存在主义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可能性。

二、存在主义改变人观

存在主义源自逐渐世俗化的近现代社会。这一思潮是思考人存在的意义而形成的一股曾经席卷西方的社会思潮。丹麦的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正因为“创始”，也常常被列在现代存在主义发展的主线之外。作为创始者，克尔凯郭尔是孤独的，又拥有虔诚的信仰。他强烈质疑黑格尔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即在广义上对人的能力(尤其是理性和智慧)所表现出的彻底信赖以及乐观，认为依赖这一理性的力量能够把握自然和社会法则，即所谓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尤其对被狄尔泰概括为“客观观念论”的理性观念论表达了猛烈批判。在他看来，理性观念论所认为的，唯有普遍理性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才是本质和真实的观点，恰恰是非真实的；而每一个个体的个别性，才是一种客观而普遍的本质，对其存在的探究才是真实的。^[9]

从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观念论的反对之中可以看出，存在主义不在于追求人类普遍而一般化的法则，而是试图确立起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面对抽象的普遍理性与客观法则，存在主义关注的是面对具体现实时，作为感受到具体存在意义的个体各自在现实情景中如何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重视从个体出发的克尔凯郭尔显然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用“存在的(existential)”一词来特指个体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生活。由于个体的独自性，这一日常存在的自我拒绝被同化，试图坚持做自己。因而导致这一自我是忧虑的，正如其所感慨的那样：“忧虑是自由的眩晕。”^[10]31

(一) 理解存在

因此，追溯存在主义的发源，令人意识到，理解存在主义就必须理解受其影响而构筑的人的观念(以下简称人观)的变化。作为一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早年被克尔凯郭尔独立反抗宏大叙事哲学的勇气和精神所吸引。在他那里，克尔凯郭尔式的存在得到了进一步强调。他摒弃了克尔凯郭尔思想中浓厚的宗教层面的内容，但继承了反抗精神，试图在关注选择、行动和自我肯定中，建构出“存在”的新意涵。

对人的存在的绝对性上，萨特强调的是人的自由与选择。在他看来，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的类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他自己。^[11]26因此，在作为自我承担责任、作为存在选择其“自由存在(free being)”与“绝对存在”之间也就没有了区别。结合萨特一贯的无神论立场，正如盖伊所评述的那样，人类在没有神的世俗生活中，感到了新的自由，但同时也强化了责任；甚至可以说，在强调人的责任这一点上，存在主义也是最严苛的。^[12]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存在主义试图构建一种“崭新的人观”。正如萨特所强调的那样，在存在主义者眼中，人是由其自身造就的——即意味着，人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进而形塑了他自己，而且他不能不做出一种道德选择，这其中主要有来自环境对他的压力。^[11]29因此，存在主义的人观并非倾向于谈论某种普遍的“人性”，而是更积极关注并洞察“人的处境”。的确，以助人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也同样需要细致把握受助者及其被抛入的具体处境和应负的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说，存在主义式对具体人的处境的体察是展开社会工作介入的先决条件之一。

启发性还包含在存在主义者的价值选择之中。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者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价值选择，因此其强调，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作为目的”，因为存在主义坚信人始终在“形成之中”。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者是指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依靠自己跳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存在；另一方面，人则是依靠追求卓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的。^[11]35因此，对照上述价值选择，树立起利他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工作者，在反身性地对待自身的援助过程和援助目标时，不妨也可汲取存在主义式的人道主义观的丰富养分。

总而言之，从存在主义的思想谱系中概括什么是存在主义并非易事。不过参照贝克韦尔的概括，对上述存在主义者是可以加以定义的。其一，存在主义者关心个人，是具体的人类存在。其二，他们认为，人类存在是特殊的，因为“作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选择我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我是自由的”。其三，因此，我对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负有责任，这一事实会导致一种焦虑——这种焦虑与人类存在本身密不可分。其四，人只有在境遇中才是自由的，这一境遇不仅包括人的身心状况，而且还包括人被抛入的世界中的那些物质、历史和社会变量。其五，如果从现象学角度看待这一境遇中的存在主义者，会倾向于关注描述生活经验本身的样子。其六，通过充分描述生活经验，人希望能够理解这种存在，以唤醒自身去过更真实的生活。^[10]49-50

那么，何为存在本身？这一问题在出生于德国梅斯基尔希的海德格尔那里得到了系统诠释。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是一位箍桶匠兼教堂执事，而祖父则是一名鞋匠。据他成年后的回忆，作为匠人的子弟，童年的家庭生活对其一生影响深远，令他无法忘却因此而唤起对那个匠人世界的忠诚。^[13]他的思想也总是回到家乡的黑森林，因而为其著作之一冠以《林中路》的名字。在其代表作中，海德格尔试图总结“存在”的含义：存在本身不是存在者，即不是任何可被定义或描述的实体，为此需要专门区分任何单一实体(Seiende)和特定存在所拥有的“存在(Sein，Being)”^①——这是他所强调的一种本体论上的区别，也就是研究“存在”的学问。^[14]存在与存在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难以指明，因而容易“忘却”。因此，他提醒，作为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这不仅意味着从“存在”起步，而且对“我”这一自身存在有待质疑的存在，要保持恒常的警惕和细致的洞察。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为生活在战争间歇期的动荡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强大而个体化的哲学。不过，这只是存在主义其中一个侧面。而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则认为，始终保持恒常的警惕和细致的洞察是劳心劳力的，所以个体的存在可能陷入到某种“烦腻”的精神状态之中，这是构成“多重神经失调”的原因。

因此，海德格尔极为关注精神层面出现的某种意义崩塌的状态。这类崩塌可大可小：小到一根钉子在锤子钉打时的弯曲，大到面对最严重的不公正(比如惨遭死亡的可能性)。在一些人的遭遇之中，日常在世存在的崩塌，令其感受到了平常漠视状态之下从未产生过的突兀、脱节，甚至断裂。这样的经历堪称“精神崩溃”，导致神经失调症的发生。^[10]99-100海德格尔考察存在问题时运用了现象学的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与胡塞尔所指的现象学是有所不同的。在他看来，现象学不是一种单单被称为某某学(-ology)的分支性学科，而是关心“事情是如何被切近的”，即现象学作为一种“照亮式”的方法，试图通过揭开隐藏着的或遮蔽着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见。^[15]

按照精神病理学家艾伦伯格的理解，对于“存在(being)”与“存有(existence)”的区别已有了更明晰的区分。^[16]150首先来自狄尔泰，他认为，死气沉沉的物体与人的存在之间必定是不同的。海德格尔哲学正是在狄尔泰解释学的基础上比较了作为“现成存在(Vorhandensein)”的与作为“此在(Dasein)”存在的事物，并指明了“此在”是人类存在的特有形式，因而才有了“存在的问题只能通过存在本身得以理顺”的判断。因此，在精神病理的临床层面，存在主义的心理学与现象学的精神医学之间相互关联，在20世纪60年底前后形成了一种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进路来理解和开展治疗的探索。

(二) 现象学的精神医学与存在主义的心理学

存在主义对临床精神医学和心理学都产生了不小影响。按照罗洛•梅的概括，其首先促成了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同时对F•斯托奇、H•昆茨等精神病理学家产生了影响；以宾斯万格为代表的存在分析为代表，实质上建构了一种新的精神病学体系。^[16]151而就20世纪60年代而言，当时受存在主义现象学影响而展开的临床精神病学探索，则为社会工作者理解精神障碍以及探究精神障碍者的意义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精神病理学家莱茵。

莱茵深受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影响，形成了“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相结合”的精神卫生观。他曾选择了11位患者在实验病房展开了心理治疗，使所有患者都出院了，但未满一年后，这些患者又都重返医院了。^[17]这一临床实践的经历令他关注造成精神障碍的社会根源。在此后，他试图建立起一种完全有别于克莱普林(Emil Kraepelin)式的所谓“科学的”精神病学，而主张重新确立起一种对疯狂意义的新理解。

在莱茵看来，人或是向外在空间展开探索，或是向内在空间进行自省，都易陷入“存在的不安”。但人们往往把“陷入内在空间与时间的做法认为是反社会的逃避”。^[18]因此，他提议，开启精神医学的新时代就是意味着应允许人对其内在空间的探究。莱茵认为，自我在内在空间探究之中是有可能“自愈”的。他甚至把精神障碍者自愈的过程比作自我“航海”，而精神医生的立场则是援助其出航，理解并不断鼓励“航海者”。因而在他的眼中，这一内在空间的航海过程正是重整自我的过程，有必要得到周围人的援助。精神科医生就应当担负起这一过程的支持者角色，成为“航海者”的引路人、守护人和援助者。可以说，莱茵的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基于对被现代理性主义所异化的人际关系及其欺骗性的揭露，也重塑了一种临床精神治疗的关系观，其崭新的精神卫生观及其临床实践超越了传统精神病学观念，折射出了人性的光芒。^[19]

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师的立场也与莱茵所强调的“引路人、守护人和援助者”的角色有着诸多相通之处。这首先体现在对“对话”的重视上。无论是莫里斯•弗里德曼(Friedman)^[20]13在治理中引入实现心理功能的“对话”方法，还是亚隆重视安全与亲密的治疗关系，^[21]均受到了布伯所凝练的“我−汝”关系的启发，强调在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对等人格的信赖关系。只有这样的关系才能实现来访者的改变与成长。这不禁令人想起布伯对如何让荒芜的人格真正重获生机的阐述：“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的人，一定是通过医生的那种伟大眼神，把这颗受苦的灵魂的已然被掩埋的沉寂的统一看在眼里，而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采取人格面对人格的那种伙伴式的态度，决不是当成客体来观察、研究。”^[22]122-123这一“人格面对人格的伙伴式态度而构筑的关系”可谓是对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最佳注释之一。生命影响生命之所以能够实现，即依赖于这种关系的建立。其次是明确心理治疗的目标，即协助来访者根据他们的理想去实现他们的生命意义。在治疗过程中，来访者要征服过往的障碍，终结类似海德格尔所指的“意义崩塌”的精神状态，重新焕发生命活力，有着一系列可能路径。或可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或可协助来访者想象新场景、内在资源、具体行动，或者加以角色扮演；或可协助其反映其梦境、与梦相关联的符号、模式和情感等；或协助其挑战自我，到更具现实情景之中去获得新的能力。总之，这些协助来访者的探索都是为了在激励其体验生命活动之中，去调动起对生命意义的主体性感知。^[20]81-82无论是莱茵，还是施耐德等人，都强调建立起一种新的援助关系。这充分体现出存在主义既看重培养个人内在主体性，又关注助人者与受助者人际关系的核心立场。

因此，当面对的是丰富而复杂的人性问题时，存在主义对人的理解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对现代人观的形塑有以下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存在主义人观的核心是在自由选择中成为对自己负责的人；二是作为行动的学说，存在主义是乐观派，主张人是有“希望”的。^[11]36即便如此理解，存在主义的人观仍显得不太能“清晰化”呈现出来。其中的主要分歧、甚至争论是尖锐的，指向概念意涵、并带有价值取向：对于实证主义者而言，存在之所以无法构成一个概念，乃是因为其空洞、稀薄了，最终也就失去了意义。但依照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我的存在”之所以不是一个概念，乃是因为它“太稠密、太丰富、太具体”了，因而不能够由一具心理图像充分地加以表象。^[23]399之所以提出“存在主义的人观”，是由于存在主义丰富了对人的理解，对思考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三、存在主义社会工作：核心概念与援助框架

存在主义思潮真正进入社会工作领域并展开实践探索要晚于心理学和临床精神病学。在社会工作层面，所谓存在主义社会工作，通常被理解为，从个人的基本自律、选择自由和支配性的社会惯习中得以解放，从苦痛中引发改变的意识，通过必要的对话，并尊重受助者自我决定之中，强调社会工作介入的一种理论视角。^[24]150

(一) 存在主义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

克里尔是存在主义社会工作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参照克里尔的观点，存在主义社会工作有5大核心概念，即选择自由(freedom of choice)、幻灭(disillusionment)、苦痛的意义(meaning in suffering)、对话的必要性(necessity of dialogue)以及承诺(commitment)。上述每个概念在存在主义中都有一定的具体含义。^[25]251-259

理解“选择自由”就必须是基于存在主义的人观。存在主义认为，当下的此时此地所存在的我是一切的出发点。在这一时空中，自身存在无法与他者进行交换，其存在方式和发出行为体现出当下的唯一性(一次性)。人的行为是连续选择的结果，而行为的一次性，注定了人常常面对所逼近的选择，在此时此地不得不做出无法重新再来的“一次性”选择。行为的选择因而有可能是自由意志所做出的，也有可能是被强制做出的。在行为选择这一点上，其“行为——选择——形成行为体现”与“行为——判断——选择”之间，自然会受到或是处于惯习、或是基于意志、或是主动抑或为被动的“价值判断”体系的支撑。正是基于上述意义，在行为上，人总是不时地在选择中呈现出反映这一选择的价值判断。无论人是有意识地做出选择，还是在无意识中做出了选择，都是在情景中，通过对人自身行为及其存在所赋予的意义加以批判分析的路径才得以呈现出来。

需要对核心概念“幻灭”进行理解。幻灭常发生在人所无法面对的新的情景之时，在这一情景中，一贯沿用的价值体系不再起作用了。幻灭与无聊、绝望、虚无等对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否定相通。幻灭往往发生在人直面死亡、衰老、病痛以及遭遇残障而陷入苦痛的时候，在这些遭遇面前的人对以往所坚信的价值观表示出怀疑，产生幻灭感。而存在主义恰恰可以说，是在人经历着绝望、虚无等经验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内在世界的理解和表白之中产生的。而所产生的幻灭感和怀疑则能够成为对自身以往日常性存在的批判性根据。尤其对于介入援助的社会工作者而言，须要理解人所遭遇的幻灭及其导致幻灭感的原因。通常苦痛源自人所处的客观状况与主观感受的意义和价值之间的落差。这一落差越大，所产生的苦痛感则越强。在外部提供援助与治疗时，当无法改变客观状况时，就有必要运用存在主义的进路，援助者须尝试建立起与受助者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话，援助其探索新的价值和信念系统。在这一介入路径之中，受助者所遭受的苦痛在援助者那里需要重新确定出一种肯定性的意涵，即正是在遭遇这一系列的幻灭之中，受助者有了重新构建价值系统的契机，也正是在克服和超越这一幻灭感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成长。

在幻灭之前，人通常首先体验到的是无法顺利处置的“苦痛”。因此第三个核心概念是“苦痛的意义”。人生在世，必然会遭遇苦难。如果面对苦难，无法构建起对苦痛意义的积极理解，就容易跌落入虚无主义抑或快乐主义之中；如果逃避苦痛，仅仅追求快乐，则容易陷入快乐主义；而如果为了追求治愈，直到最终追求治疗的可能性，则其态度往往显得逃避苦痛，甚至拒绝思考苦痛的意义而陷入虚无。相反，在遭遇和经历苦痛时，如能够挖掘苦难的意义，并能够转变为发现存在价值的契机，则有可能促使苦难转变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宝贵财富。但是，现实中，极少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独自的努力而实现对苦难理解的改变。能够如愿将苦难转变为改造其价值系统的源泉，通常需要有他者的援助。

当陷入苦恼时，人就有需要聆听和倾诉的对象，“对话的必要性”就此产生了。如果有一位乐于倾听、能够理解其苦痛的人能够出现在苦难者的身旁，那就促使陷入苦难中的人或意识到新的可能：此时此刻的苦恼将启示其人生下一阶段的方向。也就是说，人是在回应导致苦难的状况之中形塑自身的意义系统的。这一意义的形塑将成为行为选择的基础。那一时刻，为了能够摆脱困境、获得成长，就有必要获得对自身的新认知。这一认知不是自身凭空想象所能确立的，而是依靠聆听者的反馈而感知。这就要求产生对话的对方必须是受过训练的、出色的聆听者。只有能够同理诉苦者，切实理解其困苦的状况，才有可能在开放式的对话中，令苦恼者平复情绪，感受到被理解的同时整理自身的思绪，并经历重新点燃生命意义之火的过程。存在主义的进路，之所以强调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视主体间关系化存在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存在主义社会工作就是基于这种人际的关系性，通过对话的过程，发现本真、追求价值转换，实现通过主体间的联结力，最终发挥助人的作用。

通过对话产生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承诺”。承诺指向被援助者通过对话的过程，最终对自身处境和生活方式有了重新认识，并有了从自我哀怜和无力改变的状况中脱离出来的积极性，也常在此时向援助者主动做出对自己负责的承诺。这一实现承诺的过程，体现出在临床社会工作之中，专业援助关系建立的原则——即一种“助人自助”的关系性基础。其中突出体现出建立专业的援助关系时引发被援助者产生积极改变的本质性要素。

(二) 基于存在主义的一般化援助过程

如前所述，基于5大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可见存在主义社会工作的一般化援助过程：被援助者从“自由选择”到产生“幻灭”，再到理解“苦痛的意义”，进而认识到“对话的必要性”，最终在与援助者的援助关系建立过程之中，实现对自己负责任的“承诺”。上述一般化的过程，始终体现出被援助者为中心的立场，这一立场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立场是密切相通而契合的。这一过程中，被援助者如果能够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援助关系之中，通过对原有自身价值系统的不断反思，进而努力建立起新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就能在援助者适当的回应与陪伴中，主动做出适合自身的选择。

四、社会工作对存在主义的应用

(一) 欧美存在主义社会工作的探索

在欧美，存在主义对社会工作理论及其实务研究带来了持续影响。这一影响首先是有其时代背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诸国都采取了加快经济发展为主的合理性政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虽然经济改善带来了物质充裕的状况，却似乎并没有充分改变个人主观幸福感受。相反，因人的主体性未被重视，社会心态则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初对存在主义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弗兰克尔的著作《一个心理学家所经历的集中营》(EinPsychologerl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1953)，被翻译成英文版Man's Search for Meaning(1963)进入英美之后一版再版。在20世纪60—70年代欧美社会在世代之间的代际割裂、社会运动高涨、越战泥潭以及“水门事件”和石油危机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变动的背景之下，弗兰克尔自身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经验体验，受到了公众们的广泛关注。

存在主义受到关注并获得一定影响力，与20世纪50—6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在这股人本主义的潮流中，不仅有K. Horney、C. G. Jung、Moustakas，还有A. Maslow、C. R. Rogers和G. Allport等心理学家。存在主义被运用到各种心理治疗和心理援助过程之中，比如格式塔疗法、理性情绪疗法，同时也影响了以莱茵为代表的现象学的精神医学。^[19]

不过，在社会工作领域，围绕存在主义展开的代表性论文则集中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根据梳理，David Weiss、Donald Krill、Gerald Rubin、Robert Sinsheinmer和Margery Fronhberg等人就在社会工作的相关专业期刊上发表了若干论文，讨论如何将存在主义哲学运用到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之中。^[26]184最初出现的著作是Bradford所撰写的《存在主义与个案工作》。^[27]此著作对存在主义与社会工作以及心理治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对当时的一些探索做了概括。进入20世纪70年代，至少有4本主要的著作与存在主义社会工作密切相关。最初对存在主义的运用在探讨小组工作的著作中，展现出小组工作中存在主义的要素。^[28]其后，Whittaker在其著作中对存在主义做了充分肯定，认为其构成了对社会工作最具贡献的4大理论之一。^[29]Weiss则在《存在的人际关系》(1975)之中具体探讨了社会工作所开展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应用存在主义哲学。^[30]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当属《存在主义社会工作》(1978)。^[25]在该著中，Krill面向社会工作者，对存在主义产生影响的心理与系统两个层面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此后，该书也不断再版，2014年刊出了最新版本。

(二) 存在主义社会工作

上述研究展现出存在主义在社会工作中有着广阔而丰富的应用，其中主要影响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对人援助的关系建立中，基于存在主义立场，理解作为存在的人；二是在社会工作专业性的研究中，通过基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对专业援助关系建立中的“理解”、“接纳”和“共情”等概念尝试进行再解释，并指导专业实务工作的开展。

第一，基于存在主义，有助于在援助者与被援助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层次的援助关系。这一援助关系的建立，首先有赖于社会工作者在援助的现场，能够建立起对“作为存在的人”的被援助者之理解。对人援助的场合中，最令被援助者感受到“实存”状态的，就是在他/她处于临终的时期。此时的人不再关心抽象的、观念意义上的人的一般的死的意义，而在于当直面“我之死”的时候，产生了对“我之生”意义的追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实具体的个体“存在”是先于抽象意义上的存在“本质”的。海德格尔在分析人的现实存在状态时，就将“人之死”提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向死而在”才能获得人的真正自由，而获得这一自由的方法就是使自己先行体会“我之死”，即令自身“先行到(死)的可能性中去”。^[31]一方面，由于临近死亡的人是没有将来的，因此就必然专注于回忆过去，在回顾过去的过程中，试图对其存在给予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而另一方面，由于对死的自觉，就会对原本一直感觉到亲近的日常生活产生距离感，觉察到其中的虚妄，因而对一直以来所处的日常世界，即对那种以往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态度”开始有了批判的眼光。对日常生存的批判，通过有限的、“向死而在的我”进而成就“本真的自我”，或者说引导其迈向追求不灭的永恒。这意味着，有限的存在促进了本真性的发现，进而促使作为存在内核——“灵性”的觉醒。

因此，灵性的觉醒常被社会工作所重视。灵性意味着我们在存在意义的表达之中，对神圣的事物所做出的一系列回应。^[32]这些回应直面死亡，意识到从死的来临的人的存在状态生发出对生命意义的探究、对日常性的批判、对本真自我的发现以及试图重返整体性和本真性的努力，即意味着试图从有限的生命迈向追求永恒的超越。这些价值系统实现的转换对于面临问题而思考存在意义的人而言，将构成其重要的课题。对于社会工作而言，存在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仅仅面对被服务对象是面临死亡的人。只要在服务的现场，面对的是有关存在价值、意义及其超越性的主题，社会工作者都可以基于存在主义理论，通过和被援助者的对话，共同探索如何实现价值系统的转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存在主义有助于使社会工作者与被援助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更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因为，存在主义社会工作一方面极为重视与被援助者的问题相关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则将被援助者视为人格对等的人，在充满人性化的援助过程之中，试图建立起类似马丁•布伯所倡导的应当达成的“我−汝”关系。^[22]这一关系的基本经验模式就是“对话”。“对话”使被援助者真正“参与”其中。这一关系又类似亚隆所强调的咨询者与被咨询者之间的关系。对话的实现既不是由社会工作者创造出了参与感，也不是激励被援助者去参与，而是在对话中，令其心中本来就存在的参与生活的愿望被激发出来。在这一关系之中，社会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是其自身，通过自身与被援助者建立起深刻的、真诚的对话关系，并指导其与他者建立关系；在援助者进而认同与社会工作者之间所建立起的信赖关系的时候，也正是社会工作实现专业使命、促进被援助者的成长、帮助其建立起新的认知去寻找意义的时候。^[21]511

对比上述互动关系的建立，中国人常被认为有着独特的“关系性人格”。相比西方的人际互动，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宗法家庭”才是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存在之基。^[33]而中国人之所以有着独有的社会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由于基于对宗族和家庭中“人伦”的重视。中国人找到其自我存在的位置，是由于他在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中找到了明确的位置。一个人先要成为一种同亲同族的共在，履行好在家族和宗族中的义务，才会成为他自己。^[34]这恰恰对理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建立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关注被援助者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他的社会生命之根——其家庭系统和家庭生活。

第二，从存在主义视角理解援助关系，可以增进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理解。其一，基于存在主义的援助过程，一旦能够达成受助者价值系统的转变，就必须依赖于社会工作者与受助者之间所形成的援助关系。唯有援助关系，才是构成导致受助者价值观变化的根本性要素。这时，选择存在主义进路的社会工作所体现的专业性，首先呈现在受助者及其作为问题的、那些无法被置换的、且具有独特性的、在认识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意义理解之中，即世界观和价值观之中。其二，存在主义为理解社会工作者与受助者之间的援助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当社会工作者意识到与受助者所建立起援助关系之时，社会工作者作为援助者的专业性才开始呈现出来。社会工作者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意义世界出发，对受助者所产生的同理、共情，实际上是需要将受助者的生活经验、意义世界作为镜子来加以对照的。只有在这一映照之中，才能理解受助者及其所处的情景，也正是在这一与受助者同行和陪伴之中，才有相互作用，进而使受助者感受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观，对利他精神的纯粹助人举动产生信赖感。

总之，在援助者与受助者的援助关系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在社会工作几乎所有的援助活动中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也正是由于这一普遍性，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工作理论中，援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关系建立成为助人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正是在这一前提和基础上，存在主义的进路为寻找更具文化感受性意义的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五、结论与讨论：存在主义社会工作再检讨

20世纪60年代以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发生了几乎白热化的论争。结构主义从某种科学认识论向一种思想立场转变，而存在主义被认为是在为主体中心思想做最后的辩护。对传统思想的抗拒，导致结构主义必然向着新的、探索一种“结构的哲学”而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人的主体或者说主观性，既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再成为形成世界的能动者，相反，“人”这一主体则仅被认为是结构中的一个要素，成了结构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之中的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结构主义或者说关系主义成为了导致现代人观和社会观发生转换的导火索。由于结构主义使得包含有存在主义的思想大厦之基松动了，就社会工作中的应用而言，存在主义社会工作遭受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存在主义因其价值立场而回避了实证倾向的社会调查；其次，主流存在主义由于缺乏具体的人格理论，而显得过分强调主体性和独自性；再次，存在主义体现出过度的价值关怀。上述这些因素都导致运用存在主义开展结构化研究是有其困难的。这也导致存在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存在主义社会工作把握个体的“苦难意义”，理解具体“对话”的必要性。这恰恰构成了去物化的“人观”理解，蕴含着某种非结构化的结构，也指向一种去普遍化的普遍性。正如雅斯贝斯所断言：存在哲学在再次包含“某种相信我们知道人是什么的信念”时，就会立刻死亡。^[35]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处处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世界。而人存在于诸多不确定性之中，常常陷入“不知道”、甚至精神焦虑的状态。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存在主义依然可提供一种研究人的生活纲领，也持续影响着面对人而展开的社会工作。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为了理清其思想谱系，存在主义作为反结构主义认识论的代表，我们对其依然有必要开展批判性的检讨。面对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更进一步而言，是对结构主义所隐秘设定的“存在观”的诸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另一方面，在社会工作的实务及其探索层面，我们开展的是对个别化的“人”的、具有“人格”特质的工作，因此无论是“主体”，抑或是“关系”，都可被理解为某种“存在”。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每个个体作为与他者绝对有所不同的“个别化”存在，是无法用形式化、抽象化为普遍志向的“理论”所能全然处理的。

那么，面对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存在主义开启了怎样的进路？一方面，是对存在中积极面向的挖掘。值得强调的是，确定性的未来有时意味着绝望；反之，因不确定性，绝望才是不可能的。^[36]换言之，不确定性中才真正蕴含着“希望”。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强调了自由选择与责任的密切关系。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存在主义最初被本土社会工作领域所接纳，是由于能加深对个别化的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之后，这一思潮被社会工作理论所吸纳。究其原因，除了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存在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主张人是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并有能力、也有责任主动塑造其自身的。借助弗兰克尔的话，他开展的心理疗法就是使人认识到自我责任，令对方明白“负责任乃是人类存在的本质”^[8]133。这一点对本土社会工作而言尤其重要，也与社会工作所倡导“助人自助”有着价值层面的高度一致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工作是这样一种专业，她使受助者成为对自我负责的人。

注释

① 作为本体论的区别，由于没有类似德语中“Seiende- Sein”式成对的术语，因而英文中只能区分大小写，Seiende常被翻译为Being，与之相对Sein则译为b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