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反贫困社会工作中的专业关系

社会工作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practice-based)的专业和学科，它通过“人”与“结构”的双重干预来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整合、提升人们的福祉。在超过百年的专业实践中，社会工作始终与处于贫困境地的个人、家庭、群体、社区一同工作，彰显出了对于反贫困(anti-poverty)极强的理论和实践旨趣。与早期专业实践中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贫困救助不同，现代社会工作将“贫困”视为人类权利受损以及社会不正义^①的表现，致力于更充分地服务于贫困和被剥夺的人群，已经成为应对全球贫困问题最重要的行动角色之一。社会工作与反贫困之间的紧密互动不仅来自于社会工作在消除贫困方面具有非常长的实践历史和专业承诺^[1]，更加在于现代社会工作本身起源于对贫困问题的处理，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经验极强地塑造着社会工作的理论关注与行动风格。

帮助贫困者改变他们的处境已经成为社会工作者最为熟悉的专业领域之一。尽管贫困早已被确认为社会工作所要解决的关键任务之一，然而究竟发展出何种专业策略来应对贫困，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且值得反思的领域。如何与贫困人群一同工作来提升其社会福祉？反贫困的社会工作常见于采取直接或间接的行动方式来回应贫困中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的需求。有些采取的行动策略较为直接，比如个案治疗、社区照顾、反贫困运动等；而有些行动策略则较为间接，比如通过调整家庭关系、加强儿童保护来间接为贫困家庭提供支持。尽管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和福利服务都对贫困问题具有自觉的意识和行动力，然而反贫困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反贫困社会工作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家语境中表现出极大的实践差异。

从深层次而言，反贫困社会工作受制于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层面的预设。自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工作向“科学慈善”(scientific charity)的专业化迈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反贫困议题而展开，依托于慈善组织运动、贫困社会调查以及量化研究在贫困指标测量和服务有效性评估中的发展。在这百年间，“贫困”在本质上主要被视为一种客观对象，逻辑实证主义(logic positivism)和现实主义(realism)逐步成为贫困研究和贫困干预中主导的认识论取向。同时，反贫困社会工作被假定为去政治性、去情境性以及价值中立的实践。

然而，伴随着实用主义认识论以及批判性贫困理论的发展，反贫困社会工作在过去十年间集中陷入了一系列基本假设的争议，并使得全球社会工作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之间的专业关系。首先，贫困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一个独立的客观收入现象，而是一个包括教育、健康、生活、政治权利、行为习惯、思想观念、个体经验、主观感知等多维面向且相互关联的综合现象；^[2]其次，实证主义主导的认识论寻求“贫困”概念与经验现实之间稳定的匹配关系，而难以解释“贫困”在不同文化、语言和历史中被认知的差异性；^[3]第三，更加重要的是，批判性理论将“社会工作者−贫困者”之间的专业关系推向了反贫困社会工作研究的中心，认为社会工作者在实际的反贫困工作中恰恰是政治性、情境性并且难以做到价值中立的。专业实践本身就是以价值为基础(value-based)的。^[4]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之间的社会阶层差异在整个专业实践中都极为重要，其不仅关系到对贫困复杂性的理解和跨文化工作能力，也可能会给反贫困实践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社会工作者对于贫困者叙述可能会反映出他们不加批判的阶级态度，以及将贫困病态化的取向。^[5]伴随着西方社会公共部门的新自由主义化和私人化，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的之间的关系陷入形成不稳定、紧张、令人挫败的专业关系。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不稳定、相关资源匮乏、缺少专门训练、难以对贫困者进行可持续的个案管理等问题成为当前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巨大难点。^[6]

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勃兴，社会工作者−贫困者之间的专业关系正在贫困治理的整体框架中不断被构建。2012年民政部出台了《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提出要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大扶贫格局，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到村到户精准扶贫；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2017年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对社会工作者参与脱贫攻坚和反贫困作出了具体部署和要求。在此背景下，国内学界开始在本土语境中集中讨论社会工作的反贫困能力^[7]、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优势与策略^[8-9]以及与政府主导的扶贫体系之间的合作框架。侧重于社会工作在专业理念和专业技术方面对既有贫困治理体系的补充和导入，倡导在减贫方面福利政策实施的积极转向^[10]和主体转向^[11]。同时，围绕着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的问题，近年来呈现了诸多描述性的本土实践经验。^②

总体而言，尽管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专业关系的重要性被广泛认可，但缺少在特定贫困情境中来讨论专业关系的相关研究。相较于传统反贫困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贫困者的时候，其专业知识也必然需要伴随着贫困理论的发展而得到更新和调整。本文旨在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传统范式和当代路径中来重新厘清困扰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三大问题：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究竟贫困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贫困者的特点是什么？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作为研究者和行动者的社会工作者该如何理解和评估贫困者的境况？从价值论的角度而言，当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一同工作的时候，又如何在伦理上确立自己的位置? 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围绕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之间的专业关系得到重新思考。

二、反贫困社会工作传统范式及其边缘化处境

按照佩恩的理解，社会工作实践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社会变革和个人福祉之间的互动，^[12]尤其是促进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围绕着什么是贫困、贫困的特征及其原因如何被认识、社会工作又可以为贫困者做些什么，反贫困社会工作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两个相互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传统范式：一个可以称为反贫困的保守范式(conservative paradigm)，另一个则可以称为反贫困的结构范式(structural paradigm)。两者都是在现代社会工作的专业框架下去对抗贫困，但在专业立场、价值取向、基本假定、干预层次以及干预目标上则呈现出诸多差异(见表1)。

(一) 反贫困的保守范式(the conservative paradigm)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保守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刘易斯贫困文化理论的影响^[13]，在本质上将贫困视为贫困者心理、行为、道德以及文化方面存在病态或缺陷的结果，因此贫困的基本特点是在个人、家庭、社区层面所表现出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在当代与公共政策中的“福利受众”(welfare clients)以及社会工作中的“助人”(helping)概念结合，共同型塑了当代反贫困实践中的保守范式。这一范式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可以在微观层面找到答案，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分类概念来识别贫困的特点及其原因，比如“工业化的残余”(industrial residuum)、“社会问题群体”(social problem groups)或“问题家庭”(problem families)^[14]等。这些概念或侧重于宣称贫困者的问题行为特征(比如不负责任、缺乏长远眼光等)，或强调贫困者社会特征的共性——认为社会工作所服务的贫困对象偏离了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或主流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特征。

保守范式主张以实证主义认识论来认识贫困问题，并将获得的专业知识作为一种客观真实用以指导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开展。在社会工作的贫困干预方面，保守范式延续了修复取向的专业传统，在与贫困人群一同工作的时候常见于运用再教育、动机驱动、监控等实践内容来改变案主的行为和态度。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干预焦点落在微观层面个人和家庭的文化惯性、贫困固化以及文化代际传递的改变。同时，保守范式侧重于以心理−社会的视角来调节贫困对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满足贫困者的需求、解决贫困者遭遇的问题，其中尤为强调通过外部的资源支持以及促进自我关系和自我觉醒来改变个人特征或重建个人的身份，以此来铲除贫困的根源。

(二) 反贫困的结构范式(the structural paradigm)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结构范式在本体论上认为贫困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产物，社会原因而非个人原因才是贫困形成的根本原因，围绕特定群体(比如妇女、老年人、少数民族等)产生的剥夺和被剥夺问题才是致其贫困的根本原因和贫困问题的本质。贫困的根本原因是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在社会成员内部的不均等分配或者是社会本身缺少资源再分配的渠道。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以及贫困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社会工作因此对贫困问题应当持续地关切，并迫切需要有一种政治立场来思考我们整个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的问题。^[15]在行动取向上，结构范式并没有将贫困视为一种异态或病态的社会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社会正义不兼容的现象。因此,社会工作不仅需要去理解影响贫困者处境的社会安排，更要在伦理和机会结构上推动再调整和再分配的宏观变革。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结构范式不仅在理论上从“结构”的视角来看待贫困和贫困人群，在实践中同样形成了典型的变革取向，尤其常见于通过社区赋权、社区行动以及广泛的政策倡导等方式来推动宏观结构调整。在这里，“结构”反映在诸多方面，比如隔离和限制的就业机会、不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低质量的教育、低水平的福利供给、较差的公共资源接近性等。由此可以看到，保守取向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将实践的重点放在纠偏贫困人群的失范和社会失序问题上，而结构取向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则将实践的重点放在社会制度的重构上，^[16]③从而满足社会转型中的社区需要。

(三) 传统反贫困社会工作传统的边缘化处境

综上所述，传统反贫困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了较为不同的图景：修复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一方面通过物质资料的转移和再分配来改变收入不平等的现状，^[17]比如为贫困人口提供食物和衣物等支持。另一方面又在积极地实现微观层面的干预来重新调整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变迁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则是高度地参与到对于弱势群体的政治承认中，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专业伦理。社会工作认为身处贫困中的人在社会互动中没有被充分地赋予完全的公民身份，权利的缺损而导致他们“二等公民”^[18]的状况。因此反贫困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批判性地检视被主流文化否定的案主尊严，重新平等地赋予其群体成员身份。然而，传统反贫困社会工作却遭遇诸多挑战，并在当代陷入边缘化境地。

1. 社会工作对于“贫困”议题的远离

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贫困问题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全面撤退时期。尽管社会工作者意识到相当大的一部分服务对象普遍地具有贫困的人群特点，这一显著的人群特点这却很少地在社会工作服务中被专门提及和响应。自20世纪90年代起，“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中心议题之外，^[19]社会工作在许多国家都较少地聚焦于考虑贫困及其对服务对象的影响。^[20]即使在一些地方性的反贫困策略中，社会工作也主要是“管理贫困的人”(manage poor people)，^[21]而缺乏对贫困本身实质性的专业响应。

2. 传统反贫困社会工作对于“贫困”的理解和响应通常是模糊的

在处理贫困议题的时候，社会工作究竟需要哪些知识？当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一同工作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应该持什么样的伦理立场、与服务对象又该形成何种专业关系？这些问题在传统社会工作中经常是被模糊的。尽管社会工作的诞生与反贫困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后续社会工作发展中，反贫困既没有在社会工作理论中有持续的理论建树，也没有在社会工作内部真正形成一个聚焦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对“贫困”的理解和响应方式时常表现出碎片化和弹性化的特点。

3. 传统反贫困社会工作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传统社会工作在反贫困的实践中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社会工作的贫困研究大多停留在简单描述层面，而没有能够对反贫困实践的基本假设给出批判性的检视，更加忽视了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在实践中专业关系的复杂性和难点。社会工作应当是“创造性的制造者”或者是“建构性的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去评估和发展已有的技术，同时也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双管齐下地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根源在经济剥夺和贫困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然而，社会工作理论无法给社会工作者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指引，无法回应反贫困社会工作所置身的复杂政治关系。

更加重要的是，近年来围绕“社会工作者−贫困者”之间的专业关系，传统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两大范式都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贫困文化理论越来越被认为是缺陷视角和污名话语^④的典型理论代表，^[22]保守范式对贫困者可能造成的污名化以及社会工作者−贫困者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因此成为最大的质疑。在这一范式下，贫困者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经验往往是负面和挫败的。^[23]一方面是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在阶层、社会地位、社会境遇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社会工作者拥有的表达权和行动权以及社会工作干预中塑造的权威形象，两者共同使得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被放大。对于服务对象而言，贫困往往意味着一种持续的处境和创伤，而并非一个突发的、短期可被解决的临时事件。同时，以心理分析视角为基础的临床治疗得到了进一步反思——临床的治疗者可能无意识地保护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地位，而否定对贫困者的责任。心理治疗者也可能无意识地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将中产阶级甚至上层精英的价值体系、生活期待以及世界观强加给贫困的案主，并向案主传递负面的信息，^[24]加重案主的负面经验。

就结构范式而言，全球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逐渐远离对于结构改变的专业承诺，较少关注到引发案主贫困处境的根本原因。在贫困干预中，社会工作者更多将关注点投放在中端影响上(比如对居住、上学以及地方条件的影响)，而没有能够真正触及到产生群体性弱势的深层结构问题。结构范式的衰微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尽管大多数的社会工作者能够从“结构”的角度来认识贫困，然而忽视了专业关系本身给服务对象造成的压迫和不平等，而是开展了大量的个案工作来强调个人的病态和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工作中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就是重新协调现有资源的分配，但这种做法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被受压迫群体的贫困经验。^[25]除了反贫困社会工作长期偏向保守范式之外，现实的福利治理结构也使得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结构范式不断陷入边缘化。

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影响非常深远，比如在英国，新工党对社会工作解决贫困问题的意愿就会极大影响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时间。尽管政府对消除贫困具有政治承诺，然而政府并未在再分配的问题上建立共识。社会工作运作体制的管理主义盛行(尤其是指标化的考核以及项目制的运作)对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服务目标、服务设计乃至具体的服务推送都构成了实践上的限制。

三、反贫困社会工作当代面向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领域在反贫困上重新聚焦了新的研究兴趣，认为社会工作应当发展出新的方法来更好地应对贫困问题，同时也应当更加批判性地检视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之间的专业关系及其对反贫困实践带来的影响。

(一) 从单维“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认识转向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当代转向首先来自于对“贫困”概念的重新定义和认识。长期以来，贫困的概念过于狭窄地聚焦在经济收入上，早期社会政策主要依靠货币指标用以测量资源掌握量以及贫困的状况。近年来，“贫困”国际测量指标逐渐开始用来描述服务对象所经验到的多重弱势和缺损。服务对象差异的贫困处境(包括低收入、无就业、居住在标准住房条件以下等)、非货币指标以及多重资本形式(比如社会阶层、教育、就业经验等)的综合运用成为主流，预测社会剥夺的指标能力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还有一些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中转向跨部门的视角(cross-sectional perspective)，从相对收入、就业竞争能力、相对市场能力以及心理−思维状况等方面来重新理解“贫困”。

近十年以来，贫困理论产生的诸多新观点为反贫困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

第一，多维贫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进行贫困测度采取的主要方法和对策来源，贫困的多维性不断被强调，社会工作因此需要系统理解贫困在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等层面造成的多重影响。贫困反映了个人和家庭所遭受社会排斥的复合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它是多重性的。物质贫困主要是指经济资源上的束缚对个人选择和自治能力构成的阻碍，然而对贫困构成束缚的还包括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等。发展贫困和能力贫困对贫困者同样具有非常强的限制性。

第二，贫困不是一个独立的收入现象，而与教育、健康、生活、政治权利、行为习惯、思想观念等交叉相关，贫困发生的相关性和系统性要求社会工作整体性地理解和干预贫困者的处境。诸多经验研究证实了贫困与教育、失业、较差的居住条件、家庭暴力、药物滥用以及精神健康等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贫困总是与其他社会问题不可分割，包括种族问题、性别问题、无家可归、失业、饥饿、不充分的健康照料、家庭暴力、教育机会缺乏、社区资源获取受限等。^[26]因此，反贫困社会工作和更大意义上的贫困治理需要确立整体性的治理思路，通过教育、健康、生活条件、政治参与、行为思想等方面的帮扶而实现对贫困的全面治理。

第三，贫困不仅具有当下的复杂性，也涉及长期和代际的脆弱性。在长期的时间段中提供风险和脆弱性的干预成为社会工作反贫困的工作重点。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强调贫困测量的复杂性以及未来的贫困预测问题，除了当前的低收入之外、失业、住房条件差、低程度教育获得以及健康不平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引发未来的贫困。除此之外贫困和经济周期的问题需要被加以重新考虑，基于某一个时间点测量的评估并非是一个可靠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定义和认识实际上是一种规范性的建构^[27]，有关于“必需物品”“包容”“排斥”的标准和期望都会因此产生差异，这也使得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之间的专业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国家语境中都会产生差异。在一些欧洲福利国家中，当今反贫困策略已经从社会保护和资源−权利的再分配转向了人力资源的投资，^[28]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专业关系建立和维持的焦点发生了巨大变化——认为贫困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个人福利获取的动能水平，反贫困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因此应当是培养具有自我责任和自我治理能力的生产性公民(productive citizen)而不是结构性的制度调整。

(二) 当代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干预维度

社会工作的反贫困实践涉及一套范式的成立，包含着一系列有关于世界本体的基本信念、原则和观点，同时也包含着知识获取的特定方式和伦理，这些差异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于贫困问题的专业响应方式。

贫困现象并不仅存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段或社会形态，也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或稳定地发生在某类人群中，而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并处于不断变动和多元分化的状态。在当代社会工作的知识脉络中，贫困问题作为典型的社会不正义问题，主要从经济、文化和政治维度上得到了不同的概念表达和实践干预。^[29]在经济维度上，经济不正义主要被理解为群体之间物质资源的不正义分配，比如收入不平等、居住条件的差异等，其与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有关。在文化维度上，文化不正义主要被理解为来自于意识形态的错误识别或者是科层化的文化价值创造了不正义的文化秩序，将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文化上认定为下等的、边缘的、隐蔽的甚至是病态的群体。在政治维度上，政治不正义主要是指弱势群体不正当地被代表，以及在不同层面上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因此，当代反贫困社会工作将“贫困”更多理解为一个不同维度上不正义的结果和复杂的干预领域，社会工作反贫困的主要领域因此整体包括了经济反贫困、文化反贫困以及政治反贫困等多重领域。

(三) 以“社会工作者−贫困者”专业关系反思为基础的反贫困社会工作

当代反贫困社会工作开始强调应当形成一种新的替代性身份，将社会工作本身作为一种结构响应来解决社会问题。^[30]与传统反贫困社会工作中保守范式和结构范式的对立和张力不同，当代反贫困社会工作与反压迫社会工作、激进社会工作以及新结构社会工作得到了重新结合，致力于改变在微观和宏观上产生贫困的分配和压迫机制。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当代发展重新将“贫困”带回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前沿阵地，开始强调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双重任务，主张要将帮助个人和促进社会变迁两种取向结合在一起。

更加重要的是，当代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社会工作者−贫困者”专业关系的反思而展开。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可能存在何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工作者如何能够理解贫困对案主的复杂影响？导向社会正义的社会工作实践如何更有效地满足贫困者的需求？在这一方面，反贫困的贫困察觉范式(poverty-aware approach)成为当前反贫困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亮点。其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和伦理假定。

第一，在贫困本质和表现形态上，认为贫困是人类权利被破坏的结果。贫困不仅仅表现为物质和社会资本的缺乏，同时也表现为符号资本的缺乏，比如污名化、歧视、话语权缺失、他者叙事等；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不同，贫困察觉范式认为知识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中建构的，知识的生产过程具有政治性，在与案主的服务过程中，通过批判的建构主义视角来细致地理解贫困对个体、组织以及社会的不同影响。^[31]

第二，在贫困应对方面，贫困察觉范式强调服务对象本身具有的主体性和对抗性，基于社会正义来重新理解社会工作与贫困的关系，强调权利、民主、包容和尊重的反贫困视角。^[32]在贫困应对上，贫困察觉范式高扬整合性、包容性以及“我们”的价值，要求社会工作者在贫困的持续性中成为一个目击者，看到贫困者经历的创伤事件、识别它们并且学会与它们打交道。在新自由主义话语盛行的背景下，反贫困社会工作在贫困应对方面集中做出了两方面调整：一是在社会工作教育中重新强调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协助解决贫困者的私人问题还是去应对结构性的压迫，两者都需要得到更多的专业努力；^[33]二是通过一些实践框架和技术来重点强调公正和非污名化的实践(non-stigmatizing practice)。当前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目标主要在于反思和改变对于贫困者的问题化想象。

第三，在伦理立场上，贫困察觉范式发展了以“关系”为基础的干预(relationship-based intervention)，重新在与贫困人群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找回服务对象自己的声音和知识。^[34]反贫困社会工作将更多的实践重点放在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关系上，要求专业关系应该是持续、高密度的；要求社会工作者能够充分的理解贫困对案主多方面的影响；社会工作实践应该具有案主的视角和知识，准确和特殊地运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识别他们自身的问题，同时在互动共享贫困的解决方案。^[35]换言之，贫困察觉范式在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上为反贫困社会工作确立了以服务使用者为中轴的立场；通过培养出“专业友谊”，从而能够在专业语境中理解他们的处境、并且回应他们的需求；并通过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之间积极伙伴关系的扩展来挑战科层性的专业关系，进一步促使贫困者积累需求满足的积极经验。

四、总结与讨论：复杂贫困问题及其干预

全球的现代化转型伴随着严峻的贫困问题，同时也伴随着对于专业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专业角色的期待和服务需求。事实上，无论是反贫困社会工作研究还是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其所面临的通常都是非常杂乱的图景，不仅家庭和社区内部的关系样态本身非常复杂，贫困还与其他许多问题相互交织，这种复杂性对于反贫困社会工作而言是最大的挑战。

长期以来，社会工作都强调专业关系的重要性，但却较少地反思专业关系给专业实践所带来的实质影响。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Gupta等学者就曾反思性地指出了社会工作造成贫困耻辱感以及案主贫困遭遇的加深。^[36]相当多的经验证据呈现了反贫困社会工作中的一个悖论，即旨在对抗贫困的社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固化甚至强化了服务对象的贫困境地。比如贫穷且面临社会排斥处境的服务对象往往在社会工作者眼里也被视为是无用的、异常的或者是没有希望的。社会工作对于贫困问题的响应，极大地呈现出一种混合的道德判断和组织驱动的资源配比的行动特征。同时，在反贫困社会工作中往往比较多地强调控制而不是对服务对象贫困出路的真正关切。对于贫困的基本认识可能带来不恰当的服务设计，加重服务对象的自责和自我无力感，从而使得专业本身成为固化服务对象贫困处境的助推者。^[31]甚至是社会工作所使用的一些意识形态概念，比如“好的/坏的”母亲、“合适/不合适”的性别角色，这种对贫困群体进行问题化的话语无疑会强化既定的经济关系和性别关系。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情境化地理解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反贫困服务，我们会发现贫困者需求被定义和被回应的过程充满了建构性和政治性。比如反贫困中经常使用的需求评估包括了来自直接服务受众的自我表述，也包括了间接服务受众等相关主体有关于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看法，还反映着社会工作者自身有关于服务的看法。在实践中，反贫困的重点常常发生偏移。因此值得反思的是，社会工作如何更有效地干预贫困？社会工作者−贫困者之间的专业关系又应当如何定位？本文正是以此为中心，进一步讨论了反贫困社会工作传统范式的衰微和新理论观点的勃兴。

值得反思的是，无论是对于贫困的识别还是对贫困的专业回应，这在当代社会工作中都并非是主流，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发展仍然还有诸多未尽的研究议题。由于社会工作实践在复杂问题应对中的角色还没有被廓清，反贫困社会工作中的社会工作角色也常常处于复杂且矛盾的境地。在反贫困方面，社会工作所做的既不是单纯的技术活动，也不是简单的政策执行工作，而是一种朝向更好社会的规范活动。在这里，“社会正义”本身首先是非常复杂也具有争议的；其次反贫困社会工作在追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如何放置自身的专业位置，如何去处理维护社会秩序和改变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37]社会工作创造出了诸多反贫困策略，带来了“新慈善”^[38]的产生，比如通过食物银行和社会商店来援助贫困者，但社会权利的实质性改变却难以改变。

对于未来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而言，如何更多地让那些身处于贫困中的人充分地参与进来应当是反贫困社会工作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福利权利应当被反贫困社会工作更加强调，因为收入问题不仅仅是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也是公民权利的问题，社会工作应当通过更充分的训练和承诺来提供福利权利给服务对象。当然，反贫困社会工作中，服务对象异质性和同质性需要在实际的工作中特别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到我们的反贫困项目和政策能够精准识别和推进的程度。

如何优化针对贫困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的反贫困思路？笔者认为尤其应当从临时经济救济转向系统常规支持，从道德帮扶转向风险预防。社区反贫困的未来发展整体走向应当逐步从经济导向转向系统导向，从道德帮扶转向风险预防，从临时治理转向常态治理，从碎片化活动转向长期的正面促进。在更大的专业领域中，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研究与实践共生的学科，需要发展实践导向的研究文化，同时也需要开展面向贫困干预的专门研究用于支撑反贫困实践。未来期待通过更细致的研究来监控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效果。社会工作教育也应当弥补长期以来对于反贫困知识的忽视，通过社会工作教育来帮助研究者、一线社会工作者以及服务对象自身更充分地理解贫困及其影响。在社会工作的项目设计和服务推送上，反贫困相关的专业知识未来仍需要得到更多的批判性检视。

注释

① 尽管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其理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多样性，但社会正义和人类权利是社会工作共享的两个最为重要的价值原则。

② 比如民政部先后组织实施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计划。同时，中央财政重点资助社会组织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③ 实际上，这一反贫困的专业传统大致可追溯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关怀穷人的慈善性的项目和国家干预。尤其是英国“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的成立开创了以社区互助和社区合作等形式来为有需要的社区人士提供福利服务和贫困救助，同时也正式标志着社区社会工作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反贫困的社区发展项目多种多样，盛行一时。与19世纪后期慈善组织反贫困慈善组织会社反贫困服务的最大差别在于：欧美国家决策者已经具有十分清晰且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思想，通过社区规划来解决社区问题。

④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问题家庭”的概念进入到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中；甚至在21世纪，这种概念仍然在社会工作中非批判地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