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社会工作是在国际上仍处于新兴阶段的社会工作专业分支，2018年开始在中国兴起，国内相继召开多个金融社会工作有关的国际研讨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金融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开始筹备，国内多家大学尤其是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财经类大学积极参与其中。然而，金融社会工作仍然面临众多争议和疑惑，具体包括什么是金融社会工作、金融社会工作能否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金融社会工作有哪些具体的工作内容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试图分析中国金融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背景，进而讨论金融社会工作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回应、金融社会工作可能发展的领域以及金融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中国金融社会工作发展的背景

金融社会工作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它能增强社会工作专业对中国重大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的回应。这些社会变迁包括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相对贫困长期存在、贫富差距依然严重，社会的数字化、金融化及其带来的数字鸿沟与新型数字鸿沟、金融排斥及新型金融排斥。

(一) 相对贫困长期存在，贫富差距居高不下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产物。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变迁。绝对贫困问题转化为相对贫困、收入不均衡问题，数字鸿沟转化为新型数字鸿沟问题、金融排斥和新型金融排斥叠加问题等。这些问题都给个体和家庭，尤其弱势群体带来新的挑战。

脱贫攻坚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以后，需要考虑完成脱贫攻坚的人口如何巩固脱贫成果、进而继续发展的问题。王思斌认为，按照现有标准，农村人口在2020年全部脱贫以后，我国贫困问题并未彻底解决，需要提出未来贫困群体如何走出贫困及持续发展的问题。对这一群体来说，继续发展存在不同类型的挑战，包括内在挑战和外在挑战。内在挑战包括收入和资产双低的状态、自身经济能力文化发展不足以及发展放缓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外在挑战包括支持他们发展的环境脆弱以及政府支持力度放缓。^[1]邓锁则从社会服务的角度讨论了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应重视如何更好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反贫困的可持续性问题，并建议加强社会服务的经济赋能角色。^[2]

此外，绝对贫困问题能够被脱贫攻坚政策较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将依然存在，并且难以根治。以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为例，2015年全国该群体的绝对贫困发生率仅为2.07%，而其相对贫困(以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计算)发生率高达26.33%。^[3]由此可见，即使绝对贫困问题在2020年得以完全解决，依然会存在着大量的相对贫困群体，还需要长期开展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扶贫工作。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大。以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基尼系数来看，从2003年到2016年，中国基尼系数在0.462到0.491之间变化，虽然近年有下降的趋势，仍然明显高于国际通用的0.4的贫富差异标准。^[4]贫富差距过大且居高不下依然是我国的严重社会问题。相对贫困问题长期存在，贫富差距大，意味着社会工作专业需要长期针对贫困问题、弱势群体的经济问题开展服务。

(二) 社会的金融化和技术化交互影响

中国社会的相对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将长期存在，而贫困问题可能受中国社会数字化和社会金融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已经技术化(数字化)和金融化，这对中国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5]

1. 数字化、数字鸿沟、新型数字鸿沟

中国已进入数字化社会，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2019年，中国网民规模为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61.2%。^[6]网络技术对人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同时带来的数字鸿沟、新型(反向、二阶)数字鸿沟将对社会不同群体，尤其弱势群体的社会福祉产生影响。

发达地区的网民比欠发达地区的更习惯于通过网络获取有用信息，欠发达地区的网民则在类似社交网络的应用上消耗太多时间，这种现象被称为“新型数字鸿沟”^[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CED)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互联网接入都不再困难，即使出身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也能够接入互联网，并且在线时长没有显著差别。这显示，传统的第一类的、以接入互联网的程度为标准的数字鸿沟问题已经不再严峻。而学生们使用计算机互联网做什么，则会受到他们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在使用计算机获取实际有益信息、阅读新闻和使用电子邮件方面，往往弱于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而在使用计算玩游戏方面又高于他们的家境较好的伙伴们。^[8]即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会用更有益的方式使用网络，例如搜集信息和个人发展机会，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则更多用来玩游戏和聊天。这种跨年龄、跨国家的状态体现的是网络使用的差异，被称为二阶数字鸿沟，或者叫新型数字鸿沟。

经验研究表明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新型数字鸿沟现象。徐小琪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小学生使用互联网学习的城乡差异状况，城市学生使用互联网学习的比例远远高于农村学生。^[9]张济洲基于对山东、安徽、甘肃三省初中三年级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不同家庭阶层地位会影响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中的学习偏好或娱乐偏好与社会阶层背景密切相关，优势阶层、高收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城市家庭子女，更易于形成互联网学习偏好。^[10]在工作的青年群体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胡春阳从知识付费产品的用户分布角度论证了数字鸿沟已经从“接近沟”到“使用沟”转化，该类型产品的主要用户集中在一线城市，年龄集中于1990年后出生的人群。^[11]也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年轻人更愿意在付费知识服务方面投入时间和资金。这种使用互联网的不同方式，将会导致中小学生、青年群体在学业竞争力以及未来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进而影响弱势群体未来的经济水平。

2. 金融化、金融排斥与新型金融排斥

社会的金融化指金融服务极大普及，从过去只是专业人员接触的专业服务融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社会形态。金融早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仅以在线支付为例，中国拥有不同类型的在线支付人口比例极高，2019年网络支付用户为6.33亿，占网民的74.1%，^[6]说明在线支付这一金融工具有很高的普及率。社会的金融化也意味着，即使弱势群体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金融问题、避免金融风险，因而，社会工作专业需要关注服务对象的金融问题。

数字化和金融化在我国互相影响，二者之间关系复杂。有研究认为，数字化通过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推动普惠金融。^[12]数字包容下的普惠金融有利于普通人参加金融活动，有利于降低其金融参与门槛，降低金融排斥；^[13]还有研究从反向论证，随着金融的数字化，数字鸿沟问题可能阻碍人们接受金融服务，进而阻碍普惠金融。^[14]对现实的观察也支持二者互相影响的观点，阿里集团“支付宝”服务的推出，加速了在线支付在普通人中的普及，也促进了在线购物网站的繁荣。而腾讯公司通过在微信中创设“红包”业务，迅速推动微信的使用量和移动支付的规模，不会使用手机应用的人则不能通过“余额宝”这一低门槛理财产品获得收益。各种“校园贷”“套路贷”的盛行，则是“金融化×数字化”的交互作用对社会负向影响的体现。

和数字化领域类似,社会金融化对个人的影响也不是均等的，存在类似的金融“鸿沟”现象。金融“鸿沟”的概念较少被提及，一个相近的概念是金融排斥。传统上，经济社会地位高的人容易获取金融服务机会，经济社会地位低的人，则难以获取金融服务机会。和社会数字化现象的数字鸿沟对应，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一阶)金融排斥。经验研究表明，金融排斥和经济社会地位有关。

张国俊等的研究发现，金融排斥水平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东部地区低，西部不发达地区高，除了地区经济发展、财政支出等宏观因素之外，人口教育水平也和本地区的金融排斥有显著负相关。^[15]即使在金融发达地区内也存在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金融排斥，朱超和宁恩祺通过空间计量方法发现，即便在北京市这样的金融发达地区，也存在着明显的对老年人口的金融排斥，说明金融排斥并未随着当地金融的发展而消失。^[16] 互联网金融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金融排斥现象，分析通过爬虫方法获取的某贷款平台经营数据发现，年轻无职业的男性有更高的概率被网络信贷排斥在外，^[17]表明互联网金融虽然解决了空间物理隔离问题，但是依然存在金融排斥现象。对31省农民的追踪数据分析发现，由于对互联网的使用不足，对互联网金融存在自我排斥和工具排斥的“双重排斥”，导致农民难以享受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普惠，^[18]也即因为个体的弱势，正规金融产品难以让农民受益。综上，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成为金融服务排斥的对象。

以上金融排斥的讨论都是针对相对正规的金融产品的提供而言，对另类金融产品^①来说，则存在着新型的金融排斥或者叫反向金融排斥的现象。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不容易受到另类金融服务的滋扰，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则难以摆脱各类另类金融服务的“服务”。即在金融服务获取方面，不仅存在获取金融服务机会量的差异，还存在获取金融服务质的差异。这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接触另类金融服务机会的多寡并因接受这类服务而受损可能性的差异，和新型的数字鸿沟类似，可以叫新型(反向、二阶)金融排斥。现有的经验研究也支持这一判断。朱迪通过对全国大学生的抽样数据分析发现，家庭背景及教育背景较弱的大学生有更高的风险接受“校园贷”。^[19]周晓春等人对青年遭遇金融风险的质性研究也发现，中低收入的青年和就读高校质量较差的大学生更容易遭受金融风险。^[20]

综合上述经验研究可见，传统的金融服务对于失业、经济不发达、年长等人群存在着金融排斥的现象，非传统的金融服务则偏爱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都较弱的青年人。在中国当前的金融领域，也存在着金融排斥和新型金融排斥。

二、金融社会工作的作为

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绝对贫困问题将会大体解决，而相对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还会长期存在。社会工作专业还需要持续在贫困领域开展各种层次的干预服务。而社会数字化和社会金融化这两个社会变迁带来的数字鸿沟和新型数字鸿沟以及金融排斥和新型金融排斥，将深刻影响贫困人口。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尚未充分认识到的问题。

数字鸿沟、金融排斥和贫困之间存在复杂的影响机制。金融排斥对贫困有重要影响，金融排斥带来了贫困。经受金融排斥的家庭，其贫困的概率更高。尹志超等使用对CFPS数据分析表明，金融排斥(包括储蓄排斥、支付排斥、保险及信贷排斥)影响贫困发生的概率，受到金融排斥的家庭有更大的概率陷入贫困。^[21]破除金融排斥，加大普惠金融(可以理解为金融排斥的反面)则具有减贫的效果。对全国县域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不仅普惠金融能够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缩小收入差距，而且正规金融服务机构对弱势群体需求特征的忽视影响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22]除了传统的普惠金融以外，学者对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化普惠金融也能够提升贫困户对金融服务的使用，进而带来发展经济的机会，起到直接或间接减贫的作用。^[23]金融排斥也影响精准扶贫，徐京平等人的研究表明，农村金融排斥的客观存在决定了金融扶贫效能对精准扶贫具有重要影响，贫困地区金融产品的普及度、金融业务的门槛等是影响金融扶贫效能的关键因素。^[24]

中国的社会变迁不仅剧烈而且复杂，对社会工作专业提出了需要回应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帮助不同阶层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适应社会的金融化，既能预防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又能利用金融工具提升福祉，进而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脱贫。金融社会工作正是应对以上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的重要策略。

针对中国的贫困问题，社会工作专业的回应较为突出地体现在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纷纷投入脱贫攻坚，开展直接的服务以及相关讨论和研究。在国家层面，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出台的《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除了帮助贫困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自我脱贫信心外，在拓宽致富路径、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等方面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并明确了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重点开展五大服务，包括参与贫困群众救助帮扶、参与贫困群众脱贫能力建设、促进易地搬迁贫困群众融合适应、参与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针对其他特殊困难人群开展关爱服务等。^[25]

分析五大服务发现，社会工作专业的工作内容主要被集中在个体层面，例如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技能、增强脱贫信心等。从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视角，人和情景互相影响的角度来看，解决贫困问题除了提升贫困人口的个人能力之外，还应该考虑外界因素的影响以及贫困人口经济机会的获得。此外，社会工作专业尚未对社会数字化和社会金融化两大社会变迁对贫困问题的影响有足够的重视。社会的数字化和金融化对弱势群体的数字能力和金融能力以及数字服务和金融服务机会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弱势群体陷入(数字)金融风险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强调在多个层次、多个领域同时加强弱势群体的内在能力和外在机会的金融社会工作，可以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有效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补充。

社会工作在经济领域帮助穷人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经济问题是社会工作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创立初期就十分关注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并由此发展出了科学社工、家计访问、社区服务和政策实践等一系列专业实务方法。^[26]但随着美国的社会工作专业走向临床化，提升服务对象的经济状况逐渐从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栏中消散。

近年来兴起的金融社会工作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工作这一济困传统的扬弃。金融社会工作是通过在个体和家庭扩展各个金融领域的有效服务，提升他们的金融素养、完善他们的金融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来增进金融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27]金融社会工作的重要目标在于提升弱势群体的金融福祉^[28]，既包括保障他们的金融安全和稳定，让其不因为个体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风险事件(比如失业和疾病)影响生活保障，又通过资产和信用的增长，促使个体和家庭可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金融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多个维度开展工作。为便于讨论，本文仅从金融能力的两个构成要素、金融服务的五个领域以及干预的不同层次等三个维度展开(见图1)。

(一) 提升弱势群体的金融素养和金融机会

从金融能力的角度来看，提升个人及家庭的金融能力包括两大要素，即个人内在的金融素养(如个体的金融知识、态度和技能)和外在于个体的金融机会(如国家政策规定的公积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或者金融扶贫中的小额贷款和保险制度，个人接受金融服务的机会)。二者互相影响，只有内在、外在兼具，通过内在金融素养和外在金融机会相互影响，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能力才能提升。^②

和前述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相对应，在金融素养方面，可以通过金融社会工作提升贫困人口的金融知识和技能。有研究表明，中国家庭的金融知识平均水平极低，甚至低于很多低收入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而且在平均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还存在着城乡、地区、民族等差异性，老人、妇女、低受教育程度等弱势群体相对更弱。^[29]因而提升不同群体尤其弱势群体的金融知识是广泛的需求。结合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的服务内容，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等也属于改变和金融有关态度的范畴，是提升金融素养的重要内容。

在金融机会方面，倡导继续深化普惠金融政策，推动更多针对性的金融产品给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减少金融排斥；推动制定有利于弱势群体享受资产建设有关的社会政策；考虑新型的金融排斥问题，则还包括加强对金融服务领域的治理，系统降低不同弱势群体遭遇金融困境的风险等。

(二) 在收入、资产、消费、信用和保障领域提升弱势群体的福祉

金融社会工作不仅在内容上包含个人层面的金融素养和外在的金融机会两个要素，在涵盖领域方面，也不限于市场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专业金融服务领域范围。中文的“金融”和英文的“Finance”对应关系较为含糊，当前在中文语境中“金融”概念比英文“Finance”概念的覆盖范围要窄。一般来讲，当前我国“金融”的含义泛指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及相关活动，而英文“Finance”的口径较宽，是我国“政府财政”“公司财务”“家庭理财”“金融”的总称。^[30]在理解金融社会工作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中英文涵盖内容的差异，其含义应该超出了日常所理解的金融领域，因而应把金融涵盖的领域给予延伸。金融社会工作应包括收入获取、资产积累、消费管理、信用维护、对个体的金融保护等五个领域的内容。^[27]金融社会工作实践可以从以上五个领域回应本文提到的社会问题(见表1)。

(三) 在不同层次开展金融社会工作

金融社会工作的作为还可以根据干预的层次进行分类，分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

在微观层次，金融社会工作为不同类型的弱势个人和家庭在收入获取、资产累计等五个方面的金融素养的培训和训练，提供个别化乃至人工智能化的金融指导(Coaching)、咨询以及治疗服务，结合脱贫工作，和志智双扶的思路一致，改善贫困人口在收入、资产、消费、信用和金融保护等方面的知识、态度和技能，转换对金融的思想观念，增强脱贫信心，增强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在金融机会方面，推动贫困群体有效率地使用不同类型的服务，例如通过推动贫困群体参加社会保险等形式来扩大他们的金融机会，也可以通过提高其合理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来避免其使用非正规的金融服务产品。

在中观层次，金融社会工作可以在城市或农村社区为弱势群体开展提升其金融素养和扩展金融机会的干预项目。通过项目设计和实施、社区发展、协调公共部门和金融机构整合以及梳理各个部门和机构在扶贫过程中新增加的金融(比如信贷和保险)服务、产业扶贫的机会、策略和政策，使其与贫困人口的需求相对应，增强贫困群体的脱贫能力。

在宏观层次，金融社会工作可以促进全社会金融素养的提升，例如在教育系统倡导提升个体金融素养教育体系的改变，包括在中小学开展金融教育课程，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可以建议和协助政府部门推出专门针对大学生信贷保护的政策，营造适应大学生、创业青年、老年等群体的正规、普惠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例如采取儿童发展账户、优惠信用贷款等策略来提升弱势群体的金融机会，多方面增强贫困群体的金融能力。

国内已经开展的金融社会工作服务大部分属于中观层次，涵盖了提升金融素养和金融机会等金融能力的两个要素。

第一类干预强调提升弱势群体的金融机会，具体包括储蓄账户、资产捐助等方法。香港青年发展基金等团队以非京籍初中生及其家庭为对象，开展配对储蓄计划，希望促进家庭为子女累计教育资产，并提升流动儿童的升学率。^[31]邓锁团队在陕西分别针对贫困儿童及家庭、残障儿童及家庭开展了以配对储蓄的儿童发展账户，结合培训的干预，提高了参与家庭的资产累计，并产生了非金融的成效，包括促进家庭亲子沟通等。^[32]类似地，华东理工大学团队也在上海的低保家庭子女中开展了以配对储蓄为主的资产建设性质的干预服务。^[3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团队和北京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为贫困地区留守女童累计教育资产的项目，通过以保留就学为条件的资产捐助和累计，促进贫困地区留守女童完成学业。

第二类干预强调提升弱势群体的金融素养。方舒团队针对城市初中生开展一系列培训，提升了青少年的金融素养。^[34]此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的联合团队也正在开展针对大学生的金融能力提升项目，试图通过高校和银行合作的策略，既提升大学生的金融素养，又增加大学生使用更适合大学生的正规金融服务的机会。

以上服务项目集中在中观层次，包括金融能力的两大要素、金融素养和金融机会，涵盖的领域也超出了狭义的“金融”的范围，包括收入获取、消费管理、制定预算等领域。在金融社会工作实践方面开始的有益尝试，显示了金融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和服务方法的丰富性。然而，中国发展金融社会工作还面临诸多挑战。

三、金融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挑战

金融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回应了相对贫困长期存在且贫富差异居高不下、社会金融化以及数字化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挑战。我们可以在金融素养和金融机会两类要素和收入、资产、消费、信用、保障五个领域以及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开展多样的社会工作服务，来提升弱势群体的金融能力。以脱贫攻坚战略为契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开展了一系列从经济角度专业助人的实践和理论，金融社会工作在我国有了很大发展。然而我国发展金融社会工作还面临众多挑战，具体包括金融服务体系参与不足、数字化技术准备不足以及文化滞后和社会工作专业意识和技能不足的挑战。

(一) 金融服务体系参与不足

大范围的金融社会工作，无论是小额信贷还是配对储蓄、信用维系，都需要专业金融机构的参与。我国金融服务行业发展尚不充分，难以积极参与到致力提升弱势群体金融福祉的金融社会工作中。具体表现为正规银行服务对低利润客户开展有效服务的积极性不高，非正规金融服务机构向低利润用户提供非正规服务的积极性很高。虽然银行都有开展普惠金融的业务要求，但由于贫困群体、大学生等用户的需求往往具有低金额、高频次、低利润、高风险的特点，故难以获取银行提供的实质性金融服务。现有研究也表明，银行未能对弱势群体特殊金融服务需求给与重视，这是影响金融服务脱贫效果的重要原因。^[22]以上情况导致弱势群体金融社会工作的重要持份者参与不足。

(二) 数字化技术准备不足

金融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专业在社会数字化和金融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有人的生活受到金融和技术的影响以后的专业回应。各类干预方法的成效也受到金融化和数字化高度发展的影响。

首先，金融社会工作的对象往往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也受到数字鸿沟及新型数字鸿沟的影响。在当前中国金融化和数字化交互影响的社会状况下，提升弱势群体的金融素养和金融机会也意味着需要提升他们的数字化素养和数字化服务机会。

其次，数字化带来的灵活性与复杂性也对开展金融社会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以金融保障为例，一方面，非正规金融服务提供者们利用专业力量，开发手机应用等低成本推广渠道，轻易获取金融能力不高的弱势群体的参与；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和弱势群体处于业余水平，难以高效率地完成对保障弱势群体的金融权益维护。

(三) 文化滞后

社会文化层面存在社会金融化的文化滞后(Culture Lag)现象，^[35]也给金融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挑战。中国社会本身已经金融化，个体(包括弱势群体)参与金融活动的范围空前广泛，但是整个社会对这一社会变迁尚未完全适应，和金融有关的意识、知识、态度和行为都未能完全调适到位，存在类似文化滞后的现象。社会对弱势群体和金融的紧密关系还没有被广泛认可和充分重视，因而设计及开展相应的服务还不容易被政府部门等持份者支持。国内较早的配对储蓄干预也因为家长的不理解而出现参与率低、流失率高的现象。^[31]

(四) 社会工作的专业意识和专业技能不足

社会工作专业早期发展来自于对贫困群体的帮助，对贫困人口家庭介入是最初的干预方法之一，也是提升贫困人口金融素养的策略，这些干预和策略都与金融社会工作紧密相关。^[22]为弱势个体和家庭提供金融经济服务的社工传统，在专业化的过程中逐步被心理治疗和咨询的微观行为改变传统所取代。这导致了在社会已经高度金融化的今天，社会工作专业在帮助贫困人口提升金融福祉方面既缺乏足够的认识，又缺乏足够的能力。

四、结束语

本文对当前中国面临的与弱势群体的经济及金融有关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讨论。脱贫攻坚运动聚焦于绝对贫困，对相对贫困问题以及脱贫群体返贫问题尚未着手解决。而相对贫困问题的存在及收入差异过高都是长期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专业也需要在贫困领域持久努力。在这一长期背景下，中国社会还面临着两个较少讨论的社会变迁即社会的数字化和金融化的共同影响，其影响具体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和新型数字鸿沟、金融排斥和新型金融排斥。这两个社会变迁都对贫困问题及贫困人群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为了更好地服务贫困群体、解决贫困问题，社会工作专业也需要了解并回应这两个社会变迁。

社会工作本身具有帮助弱势群体处理经济困难的专业传统，然而随着社会工作在美国日益临床化，社会工作对弱势群体经济问题的处理逐渐退出主流。伴随着经济危机而兴起的金融社会工作，开始重新强化社会工作对弱势群体经济问题的帮助。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则随着脱贫攻坚，对提升贫困群体福祉做出很大努力和贡献。金融社会工作也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和专业追求的双重机遇下，在中国有了蓬勃的发展。金融社会工作从服务对象个体的金融素养和社会环境金融机会两个角度出发，在收入、资产、消费、信用和保障五大领域对弱势群体提供服务。金融社会工作在我国面临诸多金融机构的投入不足、数字化技术准备不足、文化滞后和社会工作专业意识和技能不足等挑战。如何解决这些挑战，还需要社会工作专业不同领域的持份者开展进一步的实践和研究。

金融社会工作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进一步促进其发展，我们还应该继续开展关于金融社会工作的理论讨论，开展关于不同弱势群体金融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开展基于理论的并结合适当概念框架的不同层次的干预项目及相关研究。金融社会工作既因为创新而逐渐清晰的理论框架，能够有效帮助弱势群体提升金融福祉，又由于其处于新发展阶段，提供了众多的研究机会，值得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研究者和不同的政策制定者以及金融机构等持份者认真对待并积极参与。

注释

① 例如各种校园贷，实际利率超过36%的金融产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明确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② SHERRADEN M S, HUANG J, FREY J J,et al. Financial capability and asset building for all (Grand challenges for social work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No. 13). Cleveland, OH: American Academy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