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社会组织又称为民间非营利组织，指通过筹集社会民间资金举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服务组织。近年来，公益慈善行业呈现不断扩大发展的蓬勃态势，我国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组织全职从业人员数量增长迅速。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9年8月，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达83.7万个，比2016年三季度末的67.5万个增长近25%，中国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已超过800万人；我国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从业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成为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重要力量。^[1]

公益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是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专业社会服务能力、社会创新能力等。鉴于我们已经生活“在金融主导的时代，也就是金融制度对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力增长的年代”^[2]，金融素养对于每个普通公众的生活状况和质量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对于公益从业人员尤其重要，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许多社会组织从业者在一线服务，所面对和服务的对象往往是因经济困难而陷入困境。我国民众日常金融生活日益复杂，收入与资产不平等加剧，需要民众(包括低收入人群、弱势人群)具备基础的金融知识和技能；与此同时，我国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金融知识水平低，面向他们的基础金融服务不足。因此，有必要“对于贫困群体进行金融增能”，以便助力“用社会因素去稍微减少金融市场对贫困群体的可能冲击、阻抗社会的进一步分裂”^[3]；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指引和协助服务对象处理他们的家庭经济和金融事务，而提供这些服务的往往是公益从业者，因此需要公益从业者具有相应的金融素养和能力。其次，社会组织从业者需要面对和处理自身日常生活和所在机构的金融风险，这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的金融素养和能力。公益从业者如果缺乏良好的金融素养和能力，没有保护好自己和机构的金融福祉，就会影响公益服务的质量和机构的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金融素养的高低不仅与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直接相关，而且深刻影响了家庭金融决策的质量。各国普遍日益关注居民的金融素养，相关研究日益多元丰富。国内关于金融素养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全国居民，还有一些特定群体，如大学生^[4]或特定地区的城镇居民^[5]，近些年也有对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研究^[6]，但是对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的研究尚属空白。

本文首先对金融素养及其测量和影响金融素养的因素进行文献梳理，其次基于对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进行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分析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金融素养现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可以增进我们对该问题的理解，帮助确定有效的策略，推动我国金融社会工作的发展。

二、文献回顾

(一) 金融素养的概念及测量

金融素养的概念最早由Noctor提出，即金融素养是个人使用和管理资金以做出明智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7]此后，许多学者对金融素养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第一，认为金融素养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不仅包括金融知识，还包括金融能力，例如Hung和尹志超等认为金融素养反映人们利用对基本金融概念的掌握去有效配置金融资源从而实现终生财务保障的能力；^[8-9]第二，金融素养除了金融知识、金融态度之外，还包括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金融素养是能够促使人们做出合理的财务决策并实现金融福利的必要知识、意识、态度、技术和行为的体系。^[10]

对金融素养的测评有多种方法。从金融素养测评框架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0年开发的PISA测评框架从3大范畴共12个方面对金融素养进行了分析和界定，是目前比较完整的测评框架。^[10]关于金融素养的测评方法，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用消费者对于基本金融知识的回答情况进行评分，正确记1分，错误为0分，最后将所有问题得分汇总作为金融素养得分^[11]，如胡振和臧日宏、吴琨和吴卫星将金融素养分为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分别进行测试，通过得分加总形成金融素养；^[12-13]二是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情况，将答案正确与否设为虚拟变量，然后利用因子分析计算金融素养得分；^[14]三是通过权重分配重新调整问题的难度，再根据受访者回答情况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金融素养得分。^[15]

(二) 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影响金融素养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口社会学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另一类是经济因素，如收入、风险类型、投资、债务等。

1. 人口社会学因素

第一，性别。大多数研究认为，女性金融素养低于男性。^[16]中国学者廖理在中国居民金融素养差异性的测度实证也指出，无论是客观金融素养还是主观金融素养，女性的金融素养都显著低于男性，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后差异仍然显著。^[17]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性别对金融素养的影响不大。^[18]刘国强在分析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现状后发现，男女之间的金融素养没有明显的差别。^[19]

第二，年龄。美国Inter Media研究所2010年的调查显示，成年人往往能接触到更多的金融信息，也能更好地利用金融服务。因此，成年人的金融素养通常最高，而青年人和老年人较低。^[20]国内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金融素养大致呈现“倒 U 型”趋势，但具有最高金融素养水平居民的具体年龄段则存在差异。^[5]

第三，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可以具体划分为个人受教育程度、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金融教育程度。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金融素养与个人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Lusardi 和 Mitchell的调查表明，在学校接受过专业金融教育或在公司参与过相关金融培训的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比一般人高。^[16]多数研究认为，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存在正效应。^[21]但也有少数研究显示，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没有显著影响或影响微乎其微^[22]，或虽有正效应但教育成本明显高于收益^[23]。

第四，职业。大多数研究显示，不同职业从业者的金融素养存在差异。王宇熹、范洁研究显示，在金融行业或与金融相关行业工作的人员金融素养相对较高^[5]，但韩冰的研究却发现金融素养与职业相关性不强^[24]。

2. 经济因素

第一，收入。一般认为，金融素养与个人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或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也有研究显示，金融素养与收入没有显著的关系。^[18]

第二，风险类型。已有研究发现，个人风险偏好与金融素养正相关，即投资者越偏好风险，就越有可能正确回答金融素养问题。Agarwal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18]

第三，投资。许多学者都认为金融素养的提升会增加投资频率。如秦海林等认为金融素养对家庭投资组合的有效性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股票的配置及概率会随着金融素养或金融知识的增加而提升。^[25]尹志超等进一步发现，金融知识的提高会增加家庭参与风险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可能性。^[9]但也有学者认为金融素养对无风险资产如国债并无显著影响。

第四，债务。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也有影响。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持有负债的可能性更高且倾向于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借贷，而金融素养低的家庭更容易过度负债。Disney和Gathergood证明了金融素养可以显著影响居民对自身债务需求状况的认知。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对债务的成本及价值的了解越多，有助于降低家庭的负债成本。^[26]国内的学者也提出相类似的观点。吴卫星发现素养水平的提升会正向影响家庭的负债可能性和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偏好，能降低家庭过度负债行为的发生概率。^[27]

(三) 国外公益从业者的金融素养和能力现状

美国开展了多项社会公益和服务从业人员的研究，发现他们缺乏足够的金融能力和训练。大部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人员表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帮助他们的服务对象处理与钱财有关的家计和金融事务，但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也没有强烈的信心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28-29]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从业人员在金融素养和技能上，不仅没有高于一般民众和他们服务的对象，在一些特定的领域甚至低于一般民众的平均水平。同时，大部分的美国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没有提供基本的关于金融能力、金融社会服务和金融社会工作的教育和培训；这种培训在专业的硕士和博士项目及大型的公立学校中更是缺乏。^[30]

针对这种现状，美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专业协会和相关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制订针对金融能力的详细教育大纲，收集和积累各种教学案例和素材，出版相关的教材，在多个院校推广金融能力的培训，帮助社会公益和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改善他们的金融能力。^[31]

三、研究方法

(一) 问卷设计

在文献综述和专家咨询基础上，调研课题组就《中国社会组织社会与经济保障状况》进行了问卷设计。问卷共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经济状况；第三部分是工作状况；第四部分是幸福健康状况；第五部分是金融素养状况。其中前面四部分为必填，最后一部分为选填。

金融素养状况包括金融知识、金融技能和金融行为。我们参照美国的个人和家庭金融福祉问卷，该套问卷已在美国经过大规模调查验证了信度和效度，主要用平均值、标准差、百分位数来分析财务状况得分，在美国境内进行不同人群的对比分析。^[32]我们从中选择了8个比较基础的题目：3个测量金融知识、2个测量金融技能、3个测量金融行为。鉴于本研究是针对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的第一次基础探索性研究，因此采取分析方法是展示每个项目的得分及其分布，最后汇总8个题目总得分作为金融素养得分 (见表1)。

(二) 抽样和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对象抽样框为调研组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里每个地方选择3个城市(其中1个是省会城市，其他2个城市随机选择)，每个城市邀请当地一家枢纽型社会组织提供当地计划调研机构数量2倍的社会组织名单(要求：正式注册，有1位以上全职员工，可以联系)，组成一个调研对象的机构总抽样框，由调研人员从中进行随机抽样，确定所要调查的机构名单。然后，调研组人员一对一联系目标机构邀请参与，在机构确认参与后，请调研机构随机邀请机构内1—4位全职员工填写，涵盖机构的高层、中层和一线员工。

调查自2019年10月8日正式启动，至2019年11月8日正式结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总体抽样框机构共1 883家，随机抽样调研机构共685家，经一对一联系最终确认愿意参与调研社会组织297家，共回收1 076份问卷。按照七大行政区域来看，其中华东地区最多(占比28.90%)，东北地区最少(占比6.13%)，其他地区比较均衡(占比12%—14%之间)。这跟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程度相关性较强，同时也可以看出本次调查对象的地区分布均衡性较好。其中有101份问卷在金融素养部分属于全部缺失回答，作为缺失值处理全部剔除，一共有975份问卷填写了金融素养。我们检验发现其中有19份问卷来自于非注册团队，故同样剔除，最后剩下956份有效问卷。

(三) 变量的定义与赋值

基于文献梳理发现，主要是个人社会学因素和经济因素对金融素养产生影响。在个人社会学因素方面，本研究纳入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检验与其他研究发现结果是否存在一致性；在经济因素方面，除了以往研究所涉及的收入、投资、负债，本研究增加了自评经济状况，即调查对象对自己目前经济现状的主观判断；另外，本研究纳入了工作因素，以研究公益行业及机构特点(包括工作单位类型、机构资金规模及从业年限)对从业者的金融素养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见表2)。

四、中国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一) 样本现状

从表3可以看出，受访者平均31.4岁，女性占比约为2/3；受教育程度总体较高，大学及以上占比超过83%；婚姻状况以在婚为主，占比为55.67%；工作机构类型以民办非企业(社会服务组织)为主，占比为72%，这与我国民办非企业注册数量占比高、在社会服务领域十分活跃有关；全职公益从业年限2~10年占比为65.79%。平均年度收入5.69万元，即月平均收入在4 700元，收入相对稳定；近1/7自评经济状况不好，62%拥有负债。工作机构年度资金规模在200万元及以下占比近80%。

(二) 金融素养的基本状况

1. 金融知识、金融技能和金融行为的基本情况

金融知识部分包括关于对不同投资类型的风险高低知晓度、对定寿险的了解、关于投资分散以降低风险的了解。结果显示，受访者里69.9%正确选择了最高波动性的投资类型为股票，26.6%知道定期寿险是否具有储蓄性质的区分，68.5%知道分散投资有助于降低风险。依据正确率分别赋值0、1、2、3分，全错则是0分，全对则是3分。表4显示，三道题全错的占比3%，三道题全对占比14.81%。满分3分，得分平均1.87 (SD0.69) (见表4)。

金融技能部分一共有两道题，分别是“我知道如何制定好的个人/家庭金融计划”和“我知道如何使用保险来避免金融风险，保护金融安全”，分别仅有25.28%和22.59%的受访者表示这两个方面基本可以做到。将两道题的选项予以赋分，选择“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一般”“基本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赋值0、1、2、3、4分，相加得到金融技能部分的总分。我们将得分0~2分、3~5分、6~8分划为三组，结果发现(见表4)得分较低(0~2分)占比18.77%，得分较高(6~8分)占比为20.04%。满分8分，得分平均值4.03分(SD1.75)。

金融行为部分一共有三道题，分别是：“我给自己/家庭设立了具体的、多步骤的可实施的金融计划”、“我会根据自己/家庭的预算或是花销计划花钱”和“我能按时支付所有的帐单和费用”，基本可以做到的受访者分别占比16.17%、41.08%和61.71%，可见大部分社会组织从业者在有序支出方面做得不错，但在家庭财务规划方面较弱。赋值方法跟金融技能部分一样，总得分0分意味着3个维度均无法做到，总得分12分意味着3个维度均可以完全做到。我们将得分0~4分、5~9分、10~12分划为三组，结果发现得分较低占比为9.21%，得分较高占比为12.10%。满分为12分，平均分7.09(SD2.08)。

2. 金融素养总体情况

我们把金融知识、技能和行为三个部分得分加总，得到金融素养的总得分。最低为2分，最高为22分。将得分2~8分、9~15分、16~22分划为三组，结果如下：2~8分占比为9.84%，9~15分占比为67.40%，16~22分占比为22.76%。总体而言，金融素养得分较高者占比约为1/5，绝大部分处于中等水平(67.40%)，约1/10的从业者金融素养得分较低 (见表5)。

(三) 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

我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考察各因素对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的影响，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口学变量、经济变量、工作变量三个维度。前两个旨在分析以往研究发现跟金融素养有关的影响因素是否对于社会组织从业者同样具有显著影响。鉴于有研究提出职业跟金融素养存在相关性，本研究的第三个工作维度跟社会组织职业有关，从公益行业的视角探寻是否存在影响金融素养的因素 (见表6)。

首先，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和性别对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都具有显著影响，即随着年龄的增长，金融素养显著提升；男性从业者金融素养显著好于女性，这与学界多项研究结果相一致。跟相关调查发现不一致的是，本调查显示教育虽然对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金融素养有正面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受教育水平非常集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83%。

其次，经济因素里，投资对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金融素养具有显著影响，即有投资的从业者金融素养水平显著越高。这与学界普遍认为较为一致，即金融素养与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因为投资需要具备较好的金融素养。但跟已有研究不一致的是，本研究数据显示，社会组织从业者的个人收入和收入稳定性对金融素养没有显著影响，我们推测可能跟社会组织从业者的收入整体性较低、稳定性较好、且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有关，金融素养对收入高低不存在显著作用。另外，负债对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金融素养也没有显著影响，这同样跟多个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本调查显示，社会组织从业者的借贷发生率为61.71%，其中超过50%是房屋贷款，1/3为信用卡提前消费，另有少量是消费、教育和医疗贷款；可以看出欠款类型主要是生活刚需，主要借款对象是金融机构，相对正规，金融素养发挥空间不大。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高低跟借贷的关系不显著的原因。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发现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对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即自评家庭经济程度越好金融素养越高，反之越低。主观评价比起客观收入金额对金融素养的影响具有更强的敏感度；当然，我们认为两者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为也可以推测，具有更好的金融素养才会有更好的家庭经济状况，这个问题有待于持续跟踪调研才能予以解答。

最后，与工作相关的三个因素对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的影响比较复杂。工作机构类型对于社会组织金融素养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工作于不同类型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金融素养差异不大。全职公益从业年限对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金融素养有负面影响，随着从业年限不断增加，金融素养不断降低；尤其是在从业2—5年和10年以上，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作机构资金规模在1 000万以下对金融素养的影响都不显著，当到达1 000万以上时出现金融素养显著提升，推测可能是资金规模较大后才会需要具备较好金融素养以便可以更好地对机构资产进行保值增值管理。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基于本次调查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具有一定的金融素养，绝大部分从业者具有一定的基础性金融知识、金融技能和金融行为，在知晓投资波动性和风险分散、日常生活有序支出方面表现较好，但在需要一定专业知识和能力(比如保险、金融财务规划)的领域得分普遍较低。总体而言，具有较高金融素养得分的从业者的占比仅为22%。基于调查发现，我们推测，社会组织从业者目前的金融素养状况只能应付和处理自身的基础家庭财务和金融事务，但专业知识和能力积累不足。如果需要为服务对象提供金融相关服务，绝大部分社会组织从业者在专业知识和能力方面准备不足。当然得出完整结果还需要跟进评估社会组织从业者开展服务中的金融需求及其满足状况。由此提示我们本研究存在的一定局限性和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即作为第一次关于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的调查，本研究的调查工具来自于美国，信度和效度在国内还有待更多研究加以进一步检验；有必要对其他人群开展对比调研，才能得出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在整体社会公众中的水平。

在对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里，影响显著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投资和自评经济状况，而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收入稳定性、负债和工作机构类型对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影响都不显著，全职从业年限和工作机构资金规模的影响比较复杂。与已有研究发现较为一致的是年龄、性别和投资均具有显著影响。已有研究没有涉及到的主观因素有自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发现其对金融素养也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推论除了客观经济状况，经济维度的主观判断同样与金融素养存在强相关。而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因为受教育程度整体较高、收入均较低、负债率较高这些区分度不大的因素都对金融素养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组织的行业特点，导致出现跟其他研究发现不一致的结果。基于本文调查发现，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一) 加强对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的关注

本次调查显示，我国社会组织从业者的金融素养得分绝大部分处于中等水平，具有良好金融素养的社会组织从业者占比仅为1/5。我们认为社会组织从业者需要具有良好的金融素养，由此不仅可以处理好自身的财务问题，还可以更好地为工作对象提供金融相关服务。目前金融知识和服务对于绝大部分社会组织从业者还比较陌生，哪怕是以格莱珉银行为代表的小额信贷体系，在大量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已经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帮助数百人摆脱贫困^[33]。我国的公益慈善行业和社会对于金融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的模式和价值、对于金融与社会服务的关系和连接还知之甚少；对于社会组织从业者金融素养的关注度还非常低。我们建议从公益慈善管理部门、支持机构到社会组织及其从业者自身都需要加强对普惠金融、公益金融和从业者金融素养的关注。这将增强公益慈善行业和组织对社会发展和建设的作用，开启其从提供基础性服务到参与系统性问题解决的一扇大门。

(二) 将金融教育实务课程纳入社会组织从业者的培养体系

面对低收入人群、贫困群体在家庭经济和金融事务方面的需求和可能遇到的问题，社会工作者应该有能力帮助他们，即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正如王思斌提出：“除了一般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之外，金融社会工作者还必须有较丰富的金融方面的知识，有关于金融机构、融资项目方面的知识，有较熟练的金融技能，包括适用于贫困者、老年群体参与金融活动的技能，以给他们可行的、有效的帮助。”^[3]要具有这些金融知识和技能，社会组织从业者就需要进行专项训练，不仅包括基础的金融知识，如银行、保险、信托等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和运作机制，也包括大量的金融技能，如掌握存贷款及其利息计算、学会评估家庭风险及其需求、能够制定家庭金融计划、识别市场各类金融风险等，更需要学习和掌握提升弱势群体金融素养的方法和技巧。这些都需要纳入社会组织从业者的成长体系，也就是需要在社会工作、公益慈善的人才培养体系里开设金融教育专项课程。

(三) 积极发展我国本土金融社会工作专业，拓展社会工作对于金融和社会的影响

耶鲁大学席勒教授说，“金融有充分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但是目前的金融因为自身运作的风险性和逐利性，主要受益的是中高收入阶层，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往往难以从中获益，金融不是在缩小反而是在扩大贫富差距；由此非常重要的是“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直到未来某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各类金融机构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更常见，它们产生的影响也更积极”。^[2]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开展的小额信贷、小额保险以及具有悠久历史的公益信托都在发挥日益重要的减轻贫困、推动社会更加公平发展的价值，我们还可以期待更多的创新金融普惠的内容和形式。这个过程不仅仅需要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的努力，同样需要社会组织及其从业者的积极参与。只有社会组织从业者充分理解金融及金融体系的运作，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组织与金融机构紧密协作，打造多元的金融创新服务社会模式。金融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和金融的跨界融合，将为社会工作未来的发展带来许多机会，不仅可以帮助更多弱势群体改善经济困境，更可以给社会工作带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助力我国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