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减轻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规避传统康复模式的弊端与国家改进精神障碍康复模式的政策需求，共同决定了探究精神障碍群体社区康复体系议题日益重要。作为我国疾病总负担首位的疾病，精神障碍是一种思维、感知觉记忆、意志活动、情感等心理及精神活动表现异常的慢性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等。^[1]截至2017年底，我国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达581万人。^[2]如此庞大的数字背后，存在着多数患者在康复期得不到妥善安置、恶性伤人事件频发等问题。但我国大多数地区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安置仍以隔离式的院舍化安置和家庭安置为主。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精神障碍群体的康复质量，也与发达国家现阶段所采取的综合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相距甚远，又不能满足《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的政策需求。^[3]因此，妥善安置精神障碍群体并改善其生活质量，维护公共安全与促进社会稳定，是精神卫生工作亟需关注的议题。

以往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中的封闭性康复模式和开放性康复模式。有关封闭性社区康复模式，重点探究模式的内容及效果。Lavender提及封闭性康复模式提供的服务包括自我照顾技巧训练、社区生活训练、社交技巧训练、职业培训、认知技能培训、闲暇时间使用等方面。^[4]Rog的研究指出，以中途宿舍为代表的封闭性康复模式为康复期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情感、环境及必备技巧培训等支持。^[5]对开放性康复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以康复主体为导向的复元模式”“主动式社区治疗模式”“以康复途径为导向的会所模式”“社区融纳型精神障碍康复模式”。复原模式除控制症状、预防疾病复发外，特别强调患者自决、激发患者潜能与活出有意义的人生；^[6]主动式社区治疗模式则以康复者为中心、康复为导向，由专业人员组成服务团队主动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服务，^[7]对减轻患者的精神症状、减少其住院、改善其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有积极作用；^[8]会所模式是以社区就业为康复途径的精神障碍康复模式；^[9]社区融纳型精神障碍康复模式是以社区照顾为康复途径的精神障碍康复模式。^[10]

由此可见，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涉及个体、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包括康复技巧、关系网络、心理治疗和自尊训练等多项内容，涵盖以康复主体和康复路径为主导的康复模式。但如何把这些因素整合起来，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有一个多元的理解，是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研究中亟需完善的学术生长点。早期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比较强调院舍的作用，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家庭、社区的作用，凸显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虽然部分现有研究强调了多元的作用，但较少把精神障碍的康复视为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多元互动过程，尤为缺乏对多元互助的形成基础、互动过程及互动机制对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体系影响的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对S工疗站运作逻辑和康复模式的分析，剖析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的路径及康复效果，并凝练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体系。

二、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

(一) 研究目的

与我国大多数地区以区隔逻辑开展的精神障碍康复措施不同，S工疗站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与资源开展精神障碍康复，取得了良好的康复服务效果。笔者希望通过对S工疗站人员组织架构、内部互动逻辑与外部互助结构的阐述，系统分析其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的运行基础、运作过程及运行机理，这对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的复制和推广以及我国社区精神障碍康复事业在精神卫生领域的发展大有裨益。

(二) 研究内容

本文结合S工疗站多元互助的实践，将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定义为以社区康复安置机构为康复媒介，多方环境资源(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医院等)合作参与精神障碍康复安置服务，并在此过程中扮演不同的康复角色，以期达到满足康复对象需求、有能力的康复人员最终得以回归社会的良好康复效果的目的。有关该模式在工疗站运用的研究中，重点研究S工疗站的康复服务内容、康复效果及康复过程中的优劣势因素，探索其对我国精神障碍康复理念与实践的积极意义。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文献分析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既归纳国内外社区精神康复模式的研究文献，又查阅所辖街道的残疾人档案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分析；同时，围绕工疗站的组织运作、康复服务及康复效果，对S工疗站的工作人员、学员、学员家属、社工、心理咨询师等进行深度访谈；另外，协助S工疗站开展或督导其康复活动，对在站学员康复活动及工疗站运作方式有深度认知。

三、多元互助式康复模式在S工疗站的运作情况

(一) S工疗站的概况

S工疗站是为了响应国家“686项目”^①的需求于2005年建立的。该站由政府出资建立，街道直接管理，通过与社区持续合作、接受社会组织补充服务的多元互助方式，为辖区的精神障碍人士提供介于医院与社会过渡性服务的特殊康复机构。该站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下辖7个社区，配备3名工作人员，常驻学员30人左右。所配备的3名工作人员分别是站长、驻站护士及管理员，形成了以站长为核心，其他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相互协作的扁平化组织架构。其中，站长负责统筹机构的行政事务、对外沟通与链接资源，驻站护士负责检查学员身体、监督学员按医嘱服药和学员身心异常的处置工作，管理员负责机构内务整理、餐饮工作和物资管理。在站学员是辖区内16~60周岁病情稳定(不处于发病状态)、有自理能力、无暴力倾向且家庭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该站主要提供常规性康复活动、增能类康复活动与防护性康复工作等服务。^②与其他社区康复场所的粗放安置不同，S工疗站在发动周边环境资源参与精神康复、促使学员摒弃污名化增强自我价值感以及提升学员社会活动参与度等方面具有独创性。因此，对S工疗站的研究目的在于从社区康复的角度，归纳出区别于传统的院舍化康复模式及家庭康复模式的新型精神障碍康复模式。这既是对我国本土化实践经验的凝练，又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二) S工疗站的服务内容

在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服务中，国际医疗水平难以做到病理层面的完全治愈，因此人们将对该群体的康复目光集中在社会功能的恢复，最终期望达到精神障碍患者重新回归社会、生产生活的效果。^[11]对S工疗站的调查发现，该站所提供的康复服务可以概括为常规类康复服务、增能类康复服务及防护类康复服务。这三类服务相互渗透，由浅及深地为驻站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兼具人性化与科学性的康复服务。

1. 常规性康复服务——康复优势的整合

S工疗站发掘与运用自身资源所提供的常规性康复服务主要是“四疗”服务，即药疗、工疗、农疗和娱疗。药疗是医护人员对精神障碍患者药物控制的疗愈过程。精神障碍患者终生都需要依靠药物来控制病情，随意减少或停止药物摄入都有诱发其发病的危险，对其服药依从性进行管理相当重要。工疗是由站长募得手工坊或工厂的手工活(如串珠、粘丝带、套袋子等简单安全的工作)，将其交予在站精神障碍患者制作的疗愈过程。有研究发现，精神障碍患者从事适当的生产作业，既能提升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还能促进其社会功能的恢复。^[12]农疗即绿植疗法，通过精神障碍患者动手栽培绿植来提升其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责任感，不仅能够美化康复环境，也创造了宽松的康复氛围，还利于培养精神障碍患者的耐心和操作能力。^[13]娱疗是通过组织站内与站外的康复娱乐活动来丰富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生活，以达到康复效果的疗愈过程。

2. 增能类康复服务——抗逆力的提升

基于精神障碍群体“病态”与“污名化”的社会形象及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S工疗站通过提供心理支持、社会参与和精神障碍家庭喘息服务等增能类康复服务，来剥离精神障碍患者的病障属性，增强其自我效能感与提升其抗逆力。

一是心理支持服务。S工疗站依托心理医生，通过去“病障化”标签和强化团体意识的服务，来为学员消除自卑和自我贬低感，建立自尊、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去“病障化”标签的服务主要是通过改变精神障碍患者称呼的方式来缔造平等感。S工疗站规定，凡是在站人员不得以“精神病”“神经病”等字眼自称或他称，工作人员一律不许称在站人员为“病人”，在站人员的称呼为“学员”。除此之外，工疗站的工作人员形成了“人人平等”的工作默契，潜移默化地为学员灌输“你与平常人并没有什么差别”的平等理念，从而形成了“学员”与工作人员互助合作的康复氛围。另外，S工疗站多次向“学员”宣传“我们是一家人”的理念，强调集体意识，大力提倡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团体氛围，开展团结协作的工作实践。比如，工疗站要求“学员”在工疗过程中要互帮互助，要求“学员”要懂礼貌、遵守工疗站的行为规定，对于没有互帮互助或者不遵循工疗站行为规定的失范行为，全体“学员”都会对其进行教育并协助其改变。这样的集体互动行为，增进了“学员”间的感情，强化了“学员”的团体意识，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互助支持系统，进而提升了“学员”的团体归属感、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系统。

二是社会参与服务。这是指“学员”在工作人员的引导和鼓励下走出机构，参与社会生活，融入社区的服务内容。目的在于让“学员”掌握生活技能，加强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增加社会对精神障碍人群的了解，减弱社会对精神障碍人群的污名化。从2005年起，S工疗站开始实施“学员”主导的免费午餐活动，成为该市第一家开展此活动的社区康复机构。该活动的发起主要是基于减轻精神障碍照顾者的接送服务、照顾负担以及精神障碍患者的安全问题与盘活工疗站的运作等因素，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站长与精神障碍患者共同筹备午餐的过程，来达到促进精神障碍患者自身能力提升和参与社会的目的。具体操作是工疗站站长每天早上八点半，带领2—3位“学员”去社区菜场买菜及准备午餐。买菜前，需要“学员”设计午餐的荤素搭配、需要购买的菜品种类；买菜过程中，“学员”要与菜贩交流；成交后要核对菜品是否齐全及交易金额是否有误；陪同的工作人员仅发挥陪同和记录作用，不参与“学员”买菜的过程。买菜后，“学员”协助工作人员共同制作午餐。其中，负责买菜的“学员”有权力决定当天午餐的菜谱。“学员”在准备午餐的过程中，学会计算、买菜、沟通等必要的生活技能，并在与社区居民的互动中逐渐融入社区，社区居民也在交往中逐渐消除了对精神障碍群体的误解，实现了工疗站以“工”体现自身价值，以“工”帮助“学员”再社会化的目的。除此之外，工疗站还会依托社会组织的社工对“学员”进行生活技能培训，如人际沟通技巧训练、辨识货币、家务技能培训(物品收纳、厨房清洁、家常菜制作)等。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增强“学员”的社会参与能力，为其参与社会、回归社会提供能力支持。

三是精神障碍家庭喘息服务。这主要由专业社会组织的心理咨询师与社会工作者，定期从微观、中观、宏观支持系统为“学员”家属提供社会支持服务。微观支持系统的服务立足精神障碍家庭关系调适和自我情绪管理能力提升的需求，为“学员”家属提供“心灵大课堂”、“名医来指点”和心理咨询活动，从而促进精神障碍家庭压力的缓解和疾病护理知识的增加。中观支持系统的服务立足精神障碍家庭间的互助需求，以小组工作的方式将具有较高同质性的“学员”家属们组成互助小组，通过“情感支持小组”“伙伴日”活动的开展，达到信息共享、情感支持、建立互助互惠的互助支持网络的目的。宏观支持系统的服务意在通过整合社区的学校、志愿者、企业等资源参与帮扶精神障碍家庭的活动，鼓励工疗站“学员”及家属与康复环境形成良好互动，帮助其尽快融入社会，形成良好的社区精神康复的支持氛围与帮扶系统。^[14]社会组织在社区针对精神障碍家属开展的高度专业化与灵活性的康复服务，能够弥补传统工疗站康复服务的不足，尤其对巩固工疗站的康复效果，间接为精神障碍患者增能有积极意义。

3. 防护性康复服务——环境资源的合作互助

为形成友善、安全的社区精神康复氛围，S工疗站与社区居委会、医院、街道等互助合作建立了精神障碍安置的三级监护网。所谓的精神障碍安置三级监护网，是由S工疗站依托辖区7个社区居委会及精神病院，在辖区内开展精神障碍、智障残疾的防治与宣传工作，并对辖区中在册的精、智障人士定期进行走访的服务与安置工作。通常来说，工疗站工作人员与社区人员一旦发现社区中有疑似精神异常人士，便协同社工上门评估。若该精神异常人士疑似处于发病期，社区人员及社工则通过工疗站联系精神病院一同前往安置其入院治疗。待其进入康复期，工疗站将对其是否符合入站的标准进行评估。若达到入站标准，则建档入站进行康复；若达不到入站标准，则在家庭进行康复，由社区进行照顾。而对于精神分裂症、重症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伴有精神病症状的躁狂症、分裂情感性精神病及偏执型精神病等六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疾病，则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给予其2 000~3 000元的免费药物。^③该三级监护网使工疗站、社区和精神病院相互联结，对监控精神障碍疾病与稳定社区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比其他康复模式，S工疗站的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得到服务对象认可，形成精神障碍患者低发病率、高价值感与拥有稳定社交网络，达到了社区较为安全的秩序等康复效果。

为了解服务对象对工疗站的态度，笔者调查了在站“学员”对工疗站服务的满意度。调查发现，100%的“学员”认为自己能够投入康复服务活动；100%的“学员”认为康复活动对其康复非常有用；81%的“学员”认为服务达到康复期望；98%的“学员”对服务持满意态度；75%的“学员”愿意将工疗站服务推荐给朋友。

通过S工疗站的常规性康复服务，在S工疗站进行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服药比达到100%；5年来，在站“学员”中仅有2位发过病，且发病次数控制在3次以内，其他学员都未发病且展现出较好的精神状态。入站前“学员”都没有收入，入站后通过参加工疗活动，最多的可获得2 364.6元/年的收入，最少的可获得189.8元/年的收入，平均获得949.4元/年的收入。农疗活动提升了“学员”们的注意力、耐力和操作能力，所收获的绿色蔬菜和水果也补给了工疗站的餐食。工疗站每年的娱疗活动有50次左右，既满足了社区文化活动的需求，又改善了“学员”的社会参与能力，还提升了工疗站的疗愈效果。^④S工疗站的增能类服务不仅培养了“学员”具备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和抗逆力，又培养了他们的团体荣誉感和归属感，还使其拥有稳定的社交支持网络。通过工疗站、社会组织、社区开展的心理支持服务、社会参与服务和喘息服务，相较于未入站的精神障碍患者与同辈群体的社交断层、缺少稳定的社交支持网络、缺乏沟通理解且康复环境相对封闭的情况，良好的社区精神障碍康复场所使辖区中闲散的精神障碍康复期患者集合起来，通过患者间稳定的沟通交流形成社会交往关系，甚至部分“学员”因此得到工作机会，大大促进其社会功能的恢复，形成了稳定且多元的支持系统。自S工疗站成立后，防护康复类活动使S工疗站所在辖区的精神障碍患者都能被纳入精准管理的范围内，使发病的精神障碍患者都能得到有效救治，未出现精神障碍患者恶性伤人事件，不仅使辖区居民免受伤害，也极大地稳定了辖区的安全秩序。

四、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一) 优势分析

S工疗站构建了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而该模式得以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持续的制度支持、循环的精防康复体系以及资源的多维流动。

1. 政府持续的制度支持保证了该模式的运行架构

S工疗站是区民政局根据“686”项目建立的社区精神障碍安置场所，其运营经费均由政府专项拨款。政府为S工疗站配置的资金主要根据对工疗站的例行检查情况、已有活动开支记录、工疗站的年度工作总结进行划拨。另外，工疗站是“学员”和政府间的沟通桥梁，工疗站会将“学员”的结构性需求或政策性需求反馈给街道进行商议处理。与此同时，政府还会持续为工疗站提供物质支持、工作指导和链接部分活动资源，为S工疗站的运行提供稳定的物资与技术支持。政府对S工疗站软硬件设施的支持与工作的辅导从制度和政策上保证了该模式的持续运行。

2. 循环的精防康复体系塑造了该模式的服务内容

工疗站同社区、医院在精神障碍识别建档、发病人员安置、康复回归防治三环节的联动，塑造了该模式的服务内容。在精神障碍识别建档环节，社区一旦发现疑似精神异常人士，将会协同工疗站的工作人员进行家访评估。若评估为精神障碍，则根据是否处于发病期做出入院治疗或家中安置的决策，并在工疗站和社区居委会建档立卡。在发病人员安置过程中，社区人员和工疗站工作人员将发病人员送入精神病院治疗，并向医院提供其档案资料(包括个人病历、社保信息、家庭资料等)。如若发病人员有暴力倾向或高危行为，其安置过程还会配备警力支持。在康复回归防治阶段，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人士回归社区后，将由社区评估其是否符合入站标准。若符合入站标准则由社区协同该精神障碍人士办理入站手续。整个安防治过程均由社区、医院与工疗站联动互助，环环相扣，既合理安置了辖区的精神障碍人士，也有效防止了恶性事件的发生。透过精防康复体系可知，以工疗站及社区为载体的政府资源支持和驻站医生所代表的精神病院的医疗支持系统，共同构建并维持了该模式持续稳定运行的技术架构。

3. 多维的资源流动构成了该模式运行的内在动力

专业康复资源与非专业康复资源的联动构成S工疗站多元互助模式的核心。S工疗站最主要的专业康复资源为精神医师、心理咨询师及社工。市精神病院每周都会派精神医师到S工疗站，针对学员的服药情况、精神状态、是否出现并发症等进行检查，并对工疗站下阶段的康复重点进行指导。心理咨询师主要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对学员进行心理疏导、对工疗站内工作人员进行心理减压，起到康复与防治的效果。而社工则利用公益创投的服务平台，根据站长、“学员”及“学员”家属的服务需求，设计专业化的康复服务。其中，不仅有针对“学员”个人康复的服务内容(如技能培训、康复讲座等)，还有针对“学员”家庭喘息计划的服务内容(如组建支持性小组等)，也有关于精神障碍社区支持网络搭建的服务内容。这些专业康复资源间形成了以工疗站为中心、以“学员”需求为导向、彼此间互动支持的康复路径，对“学员”的康复服务效果有最直接和决定性的效用。

与专业康复资源相比，S工疗站的非专业康复资源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区别于粗放的精神障碍安置服务，S工疗站的优势在于对“学员”家属及多方志愿者等非专业资源的利用。工疗站的站长提及，工作人员经常和学员家属打交道，不仅常和家属沟通学员最近的康复情况，还要让家属看到学员送进站有好处且有所改变。这才会让家属们对工疗站有信任感并愿意配合，进一步就会在举办活动或有需要时愿意积极提供帮助。^⑤工疗站还拥有企业志愿者、家属志愿者、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的志愿者等多支志愿者队伍。在调查中发现，家属、志愿者对工疗站的支持不仅多元而且非常稳定，主要体现在她们积极响应工疗站的服务需求，支持工疗站的工作，将工疗资源、志愿者资源、企业资源、学校资源、社会组织资源等源源不断地注入工疗站的康复服务中。这些家属与志愿者的联动促使工疗站拥有丰富的非专业康复资源池，在专业人才队伍层面保证了工疗站的稳定运行。

(二) 劣势分析

1. 康复空间相对有限

就区域性政策来说，当地政府带动街道、社区与医院等多方相关主体参与，是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产生的制度基础。S工疗站作为街道“解民忧、重民生”实事工程项目的政策要求得以成立。成立之初的构想就是以街道或社区为单位对辖区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管控，从而杜绝恶性事件的发生。而S工疗站康复模式的不断发展，已经完成了当初“以安全为名”的精神障碍安置设想，需要超越部分行政体制限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工疗站对政府负责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其康复空间的拓展需要更复杂的程序，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2. “学员”入站标准相对窄化

S工疗站的入站标准之一是“学员”家庭为低保、特困及低保边缘家庭，因此站内“学员”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且缺乏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能力。这样的入站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帮助家庭贫困且照护负担重的精神障碍家庭，但同时也会出现因其他原因无法妥善照护精神障碍患者的非低保家庭被拒之门外的现象，出现入站“学员”家庭类型单一，部分有康复需求的家庭无法享受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状况。除“学员”家庭外，站内“学员”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残疾程度类型不同导致“学员”对工作人员及专业康复人员康复活动的接受程度存有差异，尤其是部分认识与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会抱怨活动难度大、获益相对有限。这极其容易使活动陷入“众口难调”的状况，给活动的实施者带来挑战。

3. 年轻专业力量参与不足

该市所有工疗站的工作人员人均年龄在40周岁以上，均未雇佣过80、90后的年轻工作人员。如工疗站的工作人员CHY所提及，来工疗站工作的人员大多是退休后被返聘，或是到了即将退休的年龄，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是被原单位派遣过来“等待退休”。^⑥探究原因发现，年龄偏大的工作人员工作经验丰富，相对更能处理精神障碍患者，是工疗站工作人员老化的一大成因。由于薪酬待遇差、年轻人缺乏相关经验、人员流动频繁等原因，该工作很难吸引年轻人加入。与此同时，康复机构人员老化的现象会导致工疗站的康复气氛和活动形式没有创新，缺乏灵活性。这致使老年工作人员很难将新鲜事物和最新社会资讯传递给“学员”，对激发在站精神障碍患者的思维康复有较大的弊端。

五、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的启示

(一) 提供了精神障碍康复的多元互助式合作康复模式

叶锦成认为，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仅将康复注意力放在个人层面，容易忽视精神障碍康复的动态环境，应倡导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多元介入的手法，强调社会工作在介入精神障碍康复服务中要关注服务对象与环境资源的多元互动。^[15]笔者通过研究发现，S工疗站现行的康复模式特别强调康复过程中的多元主体互动，是典型的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方式。总结该康复方式的特点发现，其对精神障碍疾病的归因，除强调患者个人原因外还有社会原因，康复过程分成前期发病阶段(从精神障碍患者被安置进精神病院到是否选择进入工疗站康复的时段)、中期康复阶段(在工疗站接受康复服务的时段)、后期回归阶段(精神障碍患者离开工疗站到回归社会的时段)。康复过程中保持平等非歧视的积极眼光对待精神障碍人士，注重精神障碍人士自我意识的心理建设，注重与环境资源的有机互动，强调康复措施中应有社会的参与，最终的康复目的是促使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S工疗站的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跳脱了以往康复模式中以谁为康复主体的执拗，重在康复过程中链接多方资源参与并互助合作，提供了多方资源互助合作、开展精神障碍康复运作机制的实证模式，取得了良好的康复效果。这里的多元互助与有学者提出的从院内外系统协调与改善的角度进行精神病人康复的观点有相通之处。^[16]这区别于我国传统精神障碍康复视角中病态视角^⑦下，管控康复安置逻辑所呈现的封闭性和非人性化特点，为新兴的社区精神障碍康复领域提供了新的康复视角。

(二) 对推动精神卫生康复体系发展具有实践意义

从实践层面来说，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既能使精神障碍人士的社会功能得到恢复，又起到为精神障碍群体去污名化的效果，还为精神障碍人士构筑了持续稳定的多方支持系统，是一种集康复、保护和社会参与为一体的精神康复模式。不仅如此，该模式所展现的康复理念也极具典型意义。其摒弃对弱者的病态眼光，以一种优势的视角去挖掘服务对象的潜能，并与周边资源和优势形成良性互动，最终达到激发服务对象自我成长、自我摆脱弱势的效果，这一康复理念在精神卫生领域的运用具有积极意义。但需提及的是，工疗站是集精神疾病咨询、康复性治疗和培养精神疾病人员参与社区活动能力为一体的社区精神康复机构，其在运行过程中既容易陷入行政性事务过多与工作站人员短缺的困境，又存在主动性与创新性被行政化影响的可能。因此，未来需要引入以社会组织为主导的新型社区精神康复力量，分担康复压力和完善康复服务，以更好地为精神障碍群体建构更具科学性和人性化的康复服务模式，推动我国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体系的不断完善。

注释

① “686项目”即“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2004年初国家财政投入686万元启动资金旨在建立“医院、社区一体化”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故称之为“686项目”。

②③④ 2018年笔者在江苏省苏州市S工疗站调研时取得相关数据资料。

⑤⑥ 根据2018年笔者在江苏省苏州市S工疗站对CXF、CHY访谈的资料整理所得。

⑦ 病态视角与问题视角类似，与增权视角、优势视角相对。一般来说，病态视角下的精障康复模式中认为精障患者是无能的，对其所开展的社会工作或者康复工作往往都会忽略患者自身的能力，不利于精障患者的全面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