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化以来，农村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渐渐成为城市的边陲，这似乎是普世的共同点。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大行其道，自由贸易体系促使全球经济紧密交织，三农问题受到更大的冲击，因而农村社区发展是一个必须要反思的议题。受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新型态的农业发展论与生产论相应而生。与此同时，在社会工作当中，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Asset-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之后皆以简称ABCD表述)理论基于优势视角，不以问题视角看农村，而是重新挖掘农村优势与特色的观点，也成为不同于以往社区工作的另一种新理论。虽然ABCD理论在社会工作中常被讨论，然而本文仍要再次讨论该理论，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ABCD理论对农村社区工作是个启发性很强的理论。国内国外已有许多文章讨论过ABCD理论^[1-4]，这些文章要么讨论理论本身，要么将理论应用于案例解释。本文认为，在当前中国乡村振兴广泛被讨论的脉络下，仍有必要重新检视该理论，因为ABCD理论对农村社区工作而言是个启发性很强的理论。然而，本文认为，讨论理论的方式不应仅局限于解释理论自身的内容，而是应当将理论放置于某种时代脉络之中，来反思理论与理论外部的关联性，如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理论的发展及其局限。

第二，尝试使用一个鲜少人使用的分析观点，即从理论外部——更为宏观的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脉络——去反思该理论自身的发展。采用此分析观点的原因在于，理论自身脱离不了当代重要的全球结构——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它的影响力透过全球的自由贸易机制，如自由贸易协议、区域共同体及WTO体制，已波及人们的生产、消费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跨国/跨区的人才、资金与商品较之前更为流通;而跨国/跨区的人员频繁流动或可造成家庭解构而形成家庭问题；竞争力论述的强化下造成心理压力加重，等等。当城市空间因强化资本积累以利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国家进入农业的自由贸易体系时，这些因素必然都会影响到农村、农业以及农民原有的状态。尽管中国并非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但却无可避免地受这套自由贸易全球化的结构性影响。因此，分析该理论的生成和发展也应该注意这样的时代脉络。

第三，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影响着农业的发展与生产型态，也相应地引发反自由经济论者的质疑，而这些议题也同时是ABCD理论发展的脉络。然而，几乎没有文章探讨在自由贸易体系下农业发展与生产的进程及与之对应的ABCD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具体而言，关于自由经济体制下农业发展与生产的理论或可见于农业经济学的文献，但社会工作领域却鲜少进行相关议题的跨领域反思。此外，也鲜有文章梳理ABCD理论所遭受的质疑及针对这些质疑所进行的反思。为此，本文认为，以跨领域及外部宏观结构对该理论进行反思可让社会工作跳出自身的局限，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当前乡村振兴若运用ABCD可以产生怎样的思路。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透过文献的梳理，检视运用于农村建设的ABCD理论与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下农业生产论及发展论的关联性，并讨论反自由经济论者对ABCD理论的批判，最后提出ABCD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反思。碍于篇幅，本文无意探讨ABCD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而是梳理这个西方理论的形成与自由经济全球化的关联，以及该理论曾经面对过的质疑，藉由这个反思来观察该理论曾经历的发展与问题，此对当前中国的乡村振兴必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自由经济下的农业发展论与生产论

西方农业发展论经历了外生发展论、内生发展论和第三条道路三个阶段，此乃内蕴于全球自由经济发展而相应发展而出的。它的发展路径值得中国反思。

西方农业发展观最初期出现的“外生发展论”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发展观点，即相对于城市的快速现代化发展，农村被界定为落后地区与供给都市粮食的来源地，农村维持发展因此有其必要性。此对应于农业经济上的“农业生产主义(agricultural productivism)”，农业活动或更广义的乡村空间被认为主要供给城市或工业发展所需食衣物料生产，农村处于“现代化”下相对边缘化的地位。^[5]在此，农业无法脱离资本积累运动的“束缚”，因此农地利用深刻嵌入到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及调节模式下的空间生产逻辑之中。此模式的发展特色是城市为主体，农村为客体，农村发展取决于城市化的发展，甚至将农村变为城市，如此才能使农村从“边缘化”进入“现代化”，亦即将城市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成果(如科技、知识、劳力及成功发展模式等)移转到农村的发展上，以带动整体的经济成长。^[6]

然而，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农村没落的负面效应及生态问题令人诟病，外生发展观受到严厉批判，内生发展模式便相应而生。过去追求经济成长的农村发展方式被认为过度简化农村结构多样性，并且忽略了公平、生态保育、生活质量与文化保存等非经济层面的重要性。^[7]因此，农村发展逐渐由强调外生发展转向为建构农村主体性的“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此发展一方面使地方达到自己想要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把利用地方资源所创造出来的价值重新分配在该地区内。^[8]

然而，实际上，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界定内生或外生似乎很不容易。Amin与Thrift及Murdoch因而提出了农村发展方式的“第三条路”^[9-10]，意即农村的发展不应受限于地方内部或外部这种二分概念，而应连结当地与外地(甚至全球区域)进行合作。^[11]一般而言，内部与外部的连结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地方生产，外地消费，^[12]就是地方根据自己的属性找出有益于地方的发展方式，外部资源的链接可以是外地的资源及人力，但外地的元素要因应当地的脉络进行调整，以此将当地的特色推广到外地。第二种则是地方从外部引进新知识与技术来促使当地创新。这种方式则是由地方本身凝聚共识，吸引需要的外部力量主动革新，而不同于外生发展那样由外部力量强迫地方接受知识或技术的方式。^[13]这种“第三条路” 的农村发展方式不是将内生/外生发展思维截然二分，而是让地方与地方之外(区域、全球)彼此互动，更精准地说，它更多是以内生为主、外生为辅的共生发展。

各国之所以从外生发展论转向内生发展观及第三条路，主要与20世纪70年代末自由经济全球扩散的新发展有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加以制度化，各类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与区域共同体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农业方面，全球的农业政策自1993年被整合入关贸总协(GATT)之后，各国农业政策与国际贸易已无法分开，入会的经济实体不仅不应妨碍贸易的补贴，也应减少国内补贴。到了2000年，GATT的后继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特别成立了农业委员会(Agricultural Committee)，推动农业自由贸易。^[14]此宏观的全球结构改变了农村的生态。当农业因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农民往往是全球化资本下牺牲最大的一群人。本地的农业生产成本上涨、进口农产品竞争激烈、农业人口老化、农地面积减少与土地资源竞用等问题，使得传统农业面临生存危机与转型的压力，农村与农民面临极大挑战。

在此转变下，这三类发展也对应了农业经济学的三种生产观。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发展开始从生产主义(对应“外生发展观”)转向后生产主义或农业多功能性(对应“内生发展观”与“第三条路”)。过去的生产主义模式强调的是商品生产的最大化，并通过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价格保证与保护政策的支持。^[15]而所谓的“后生产主义”则认为，农村的价值逐渐脱离农业生产，从农产品的消费渐渐转变为农村与生物多样性的消费与保存。^[16]与此同时，欧美也正经历后现代及文化的转向，各地区内含的文化经验与具体形式成为认定地区的主要要素，因而“乡村性”如何被建构与再现则变成主要的议题。^[17]这类农村研究跳脱传统，强调自然资源、地景、人类聚落与营生方式的“功能”视角，关注农业生产、土地使用和农村社区的实证研究观点，逐渐倾向于农村的文化“建构性”视角以及对政府的干预政策、农业资本累积的危机而形成批判性研究。^[18]基于建构论的视角，地方资源运用得当是农村发展的关键。整合地方文化资源，包括传统食物、方言、民俗、工艺、艺术及戏剧、文化、历史及史前遗迹、地景及动植物生态等，可以促进农村发展。^[12]而以农村资源作为发展农村旅游业的元素，具有振兴经济、发展社会、保存文化、保育环境、教育体验、重建居民对家乡的认同等多元功能。^[19]

然而，将后生产主义视为生产主义之后的思维并不恰当，因为两种生产模式仍同时并存，所以Wilson提出“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20]，亦即从原有的农业生产主义所强调农业生产价值的最大化，慢慢转变为思考农业的角色不仅有提供粮食生产的商品价值，更具有提供许多非商品价值的功能(如生态环境与文化休闲等)。“农业多功能性”具体体现为：其一，在食物生产的型态上有所转变；其二，对于农地的角色也慢慢从单一专业化到多样化；其三，渐渐强调环境管制与生态永续性的农业政策。^[21]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农地使用也由单一生产功能转向多种功能，而维持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多功能性也成为许多国家对抗自由经济全球化的策略。^[22]也就是说，过去单纯把农业生态系统作为单一的农产品产出的实体，如今则逐渐转变为具有食品生产、环境保护、娱乐、教育与启发、生态旅游、美学涵养、文化资产、心灵、宗教与空间感、保护人类健康、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实体。

Wilson将农业的多功能性区分成不同等级。^[23]首先，强多功能性(strong multifunctionality)是要兼顾各项资本始能达成的理想状态。在这状态下，农村社区除了可维持一定的农业产出来满足当地生计外，同时有充沛的社会资本来凝聚共识，促使居民在农业及环保上合作，且不破坏自然生态。这类农村有充足的内生能力来平衡不同的资本，具有足够的社区抗逆力来调适变迁。其次，“中多功能性”(moderate multifunctionality)所呈现的则是，该处因认知、人力、制度、资源、环境或财力等限制，仅能就部分资本面向加以发挥，却无法面面俱到，目前大多数实际情况属于此类。最后是最差的情况，农业仅有效发展出单一资本面向，多功能程度未能有效展现，属于“弱多功能性”(weak multifunctionality)，由于社区缺乏优质的多功能性来落实农业的可持续性，因此这类乡村社区面对外在变迁时抗逆力相对缺乏。

尽管后生产论与多功能性在论点上“均在赋予农业多元价值，以超越生产论下的单一功能——粮食衣物生产”^[24]，然而差别在于后者更强调可持续性，可视为前者理念朝向强永续性之延伸，其目标在于综合强化经济、社会及环境等多功能“质量”，促成农业与农村社区脆弱度最小化以及抗逆力最大化。

总之，第三条路的农业发展论与农业多功能性的农业生产论已渐成普遍趋势，更是迈向优质农业的崭新思维。社会工作理论中的ABCD理论其实对应着内生发展论与第三条路。其对于农村的发展思维，更是与后生产论与农业的多功能性类似，以下将详述此观点。

二、ABCD理论以及农业发展论和生产论的对应关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后生产主义与农业多功能性观点被提出的同时，在1993 年，社会工作学界的美国学者Kretzmann及Mcknight也相应提出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Assets-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ory，简称ABCD理论)。^[25]此不同于传统社区发展或目前主流的社区工作那种以需求为本及问题导向的模式。“资产为本”社区发展基于优势视角，主要挖掘社区优势和资源以发展社区，而近来此模式已受到广泛关注。

有别于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传统与目前主流的社区工作主要是检视社区问题，透过社区需求调查，以检视问题来解决居民的问题，例如贫困、犯罪、失业，等等。尽管这些负面现象仅是社区的部分事实，但却可能令人以偏盖全地误认为是社区的整体现象，进而采取需求导向的解决方式。此外，此发展策略多半藉由政府的规划，或协助社区引进外部专家，来教导人们了解问题的本质与程度，提供社区所需要的服务，以一种“由上而下”及“由外而内”的专家运作模式作为主导社区发展的路径。然而，社区却可能期待外人的依赖而变得更加倚靠外部资源，且易在发展过程中丧失居民主导性，社区居民因而易被视为需要外人或专家协助而具有特殊需求的“案主”。当居民欠缺诱因也无意愿去从事生产时，这会使居民将聪明才智更多偏向于如何取得外部的服务，进而更有依赖性。

第一，ABCD理论有别于需求及问题导向的社区工作，它可概括为三个重点，分别为资产为本、聚焦内部和关系驱动。关于社区资产，Kretzmann及Mcknight较多提及人才、技能、组织、机构等方面对社区发展的益处。透过资源的盘点，便可形成社区资产地图，资产地图呈现社区发展有潜力的部分。例如，透过社区居民之可用的技术和工作经验的地图，将有助于确认经济发展的机会，且可提供开发社区内更多服务的可能性。^[26]社区资产地图的建构是一种社区外显与潜在资源的汇总，社工要能让这些社区资产投入到社区项目目标的执行过程中。

第二，ABCD理论的特性是聚焦内部，可被视为一种内生发展理论，即强调对社区内部的资产盘点与活用，以及挖掘社区内部的能力与优势来发展社区。这种发展策略的观点在于，只有当社区居民承诺自己及其资源愿意投入社区时，方能促使社区有所发展。^[27]因此，资产/能力观点认为，发展必须由社区内部出发，透过社区资产、能力及才能的盘点，促进“由下而上”及“由内而外”的社区发展。

第三，就关系驱动而言，资产/能力观点将社区内部邻里、团体或机构彼此关系的经营视为发展的重点，社区工作者要不断建立地方居民、社团和机构之间的互动与网络关系。不仅社区内部要建立连结，社区与其外部也要建立关系。能力/资产观点也强调了与外部关系的不可忽略性。

基于“关系驱动”，ABCD理论也提及了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的关联性。大体而言，因个人或团体之间网络的强弱以及不同层级间的互动关系，一般可将社会资本归纳为三种类型。Gittell与Vidal将社区层次社会资本划分为“结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与“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28]所谓结合型社会资本是指网络关系较为紧密者与同质者间的连结，具有较强烈的认同感以及共同的目标，例如家庭成员、好朋友与邻居等，它能够促进成员间的承诺与互惠，并强化团体内部的连结。而桥接型社会资本则指网络关系较为疏远，但彼此拥有共同利益者所形成的连结，例如同事或社区团体等，是一种水平的连结机制，能够促进相对异质之人群或团体间的连系与互动。此外，Halpern还提出了“连结型社会资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29]，指不同社会层级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国家属于垂直性的连结机制，能够协助人们、团体或社区超越既有层次之限制，透过与不同层级之间的连结，从正式体制中获得资源。这三类资本不同等次的发展会在社区形成不同层次的关系驱动，进而影响社区发展。

综上所述，ABCD理论正呼应农业发展论中的内生发展论聚焦内部的特性,也符合后生产主义与农业多功能性所主张的农业超越单一粮食生产功能而赋予其多元价值的理念，此有别于依附城市发展的外生发展论方式以及传统因发展工业而贬低农业的生产主义。ABCD理论透过优势视角改变农村居民的观念，思考农业作为粮食生产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如此可强化三农的主体性，使三农不再是客体，而是与城市、工业、城市人等形成互为主体的关系。在实际操作上，由于弱势农村社区几乎很难不跟外界连结，因而内生发展论有其局限，第三条路已渐成为农村发展的趋势，即以聚焦内部为主、链接外部资源为辅来协助农村社区自身的发展。第三条路的提出也正符合ABCD理论提及的关系驱动，在社会资本上则属于连结型资本，即社区与外部资源相连结的能力。

三、反自由经济论者对ABCD的批判及其相关回应

然而，自由经济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仍对农村社区发展有着深刻的冲击。当地社区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技术迅速扩张的时代，对其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影响是巨大的。^[30]社区的资源基础不断变化，并且依赖于大多数当地社区之外存在的实质性社会力量，社区资产必受外部结构性力量的制约。社区不能独立于市场和国家而存在，而资产/能力建设的概念模糊了自由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Bradshaw提及了自由经济在制定政治议程时已成为主导力量，而社区行动者的知识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会不断受到此类政治议程及价值观影响的。^[31]当前自由经济全球化的议程将社会问题的责任和管理从国家福利转移到个人、家庭或社区，强调自助、社区和志愿部门的重要性，也将政府的职能外包给地方组织，^[32]从内部组织社区，并关注地方变革; 而社区协会、非营利组织和地方政府基于ABCD也进行了论述的重塑与实践，^[33]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结构中结构性的不平等。这一套自由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实践使政府不再是公民权利的担保人，而是在非营利部门、市场和所有服务提供伙伴的社区之间担任调解员。^[34]为此，处理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形成自给自足社区和私有化服务。原本福利国家的运作恰恰是以社会福利来解决市场不平等及局限性的回应，但ABCD却回避了经济全球化不公平的结构性力量。^[30]

不仅如此，社区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很大程度会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发展逻辑。一般而言，发展程度较佳的社区更易于取得政府资源，较差的地区反而机会相对较少，过去享受政府高度投入的社区在成为明星社区后，继续吸纳更多的政府资源；反之，弱势社区却可能因受到资源的排挤，或因自身能力不足，反而无法获得政府该有的协助。此种“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象违反了社会工作所重视的社会正义原则，社区之间的发展落差也将随之拉大。^[35]由此，社区会自主地按政府所设定的政治议程而采取行动以解决社区的问题，但政府施政的逻辑又常与自由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相合。^[36]

在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ABCD中却缺乏对权力的批判性分析。^[37]DeFilippis等人认为，社会资本和社区建设有助于将自由经济全球化带入基层，因为组织通过弄清楚如何适应自由经济的全球霸权来谋求生存。^[38]Mayer也提到虽然社会资本话语在推动公民参与议程方面具有影响力，但社区组织却是帮助社区成员找到适应当前系统的方法，以服务提供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而非对背后的一整套自由经济全球化的权力机制提出反省。^[39]然而，在重建社会资本的过程中，社区也会逐渐出现一些不利于桥接型社会资本累积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或社会现象，也显见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构性影响，例如：生活忙碌，碰面或互动机会少；地方派系被利益驱使无法坚持公益而导致社区分歧; 出于现实或利益考虑，功利式地社区参与；外移人口增加，社区参与与融入不易；经济压力大，参与意愿低；自私心态作祟，分享动力不足；民间企业有限，难以激起社区的动力。

此外，尽管连结型社会资本是一种社区与外部的连结关系，它也是社区增能与外部力量(如企业、政府等)成为伙伴关系的基本要件；然而，社区与外部的关系有时不一定是资产，反而可能是负债。例如社区某些派系受控于外部资本，可能也有违社区的公平正义，亦可能衍生出社区内派系不合的问题；或者社区与政府的连结若建立在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上，将可能降低社区的自主性，这些结果可能让外部关系成为一种“负债”。

面对反自由经济论者对ABCD理论的质疑，Kretzmann则认为，ABCD方法是一种必要但不充分的方法，它原本就不企图优先解决宏观的分配正义或权力的问题，但ABCD理论认识到在地方层面所起的作用并非不可能影响到宏观的系统。他并没有悲观地认为结构完全无法改变，而仍相信ABCD可形成改变的能动性。Kretzmann也提及，权力并非零和游戏，而是可以采取“双赢”的态度来思考社区工作，ABCD试图形塑各方都获益的故事，但不能因有些时候看来发展不尽人意就全盘否定ABCD的用处。^[40]Kretzmann此种优势视角的乐观主义终究还是不同于那些批判者以问题视角分析的现实主义。

四、ABCD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反思

本文将ABCD理论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农业发展论与生产论的脉络下加以分析。作为回应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农业发展论与生产论之影响，内生发展论与之后较成熟的第三条路以及后生产论及多功能性等分别为农业发展与生产的转型提供了讨论基础。就资本积累与国家调节的视角而言，这些农业发展的趋势可视为自由经济全球化的全球空间形塑及国家调节交互运作的产物，以作为有利于农业部门化解资本积累困境的策略。即便后生产论与农业多功能性试图突破农业粮食生产的单一功能而走向农业的多元价值，但若缺乏强多功能性的目标设定与伦理反思，很可能使得后生产论或弱多功能性进一步造成自由市场经济的空间生产逻辑。例如，对农地使用而言，后生产论的路径更倾向以非生产性资产作为活络生产性资产的包装，将农业环境改造为消费空间，使得无关农业的功能(如民宿、休闲农场、主题乐园、甚至一般的住商不动产等)，以假激活、再利用、假用生态发展、可持续性等说词作为掩护，重新包装了资本逻辑的投机路径。因此，后生产主义虽有迈向强多功能性的潜力，但实际转型的情况却仍易遭自由经济全球化压力的影响，在实践上可能仍充满经济资本利益的算计。其结果是，农村非但未迈向可持续发展，反而走向弱多功能性、高风险的投机路线。因此，若没有强多功能性的目标设定与伦理反思，自由经济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仍可顺着农业多功能的逻辑而更为变本加厉。

不仅如此，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也提到，社会资本的增加并非都有益于社区发展。有些研究已观察到它的负面效应，^[41-43]像是因特定团体或社区之强连结而排除外人，甚而抑制社会所提供的社会流动机会;还有，部分团体掌控资源，而令其团体或社区封闭，甚而抑制团体或社区成员的经济成就;或者，因反对主流社会和代内历经排除或歧视而衍生的团体凝聚力所导致的规范水平下降。因而社会资本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和紧密的团体内，其所采取紧密连结的形式，若未能建立在社区发展价值的基础上(如社会正义、公平等等)，反而可能让社区或团体陷入自负与压迫的封闭状况，进而让自己陷入孤立。若将上述的分析置于当今乡村振兴的语境下，可以进一步反思的是，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如何避免落入自由经济商业逐利的危机? 社区内部该如何形塑不同于商业逐利路径的社区发展? 思考这些问题，也提醒我们在反思中国现况时，要留意ABCD理论的价值伦理议题。

综上所述，若针对中国现况进一步提出具操作性及实践意义的做法，本文有以下建议。

首先，基于ABCD理论“关系驱动”当中所强调的本地与外地链接的原则，政府或社会企业或可促成人力资源的整合，以架设电子平台的方式促成高校、服务型组织(技术供应者)与农村(技术需求者)之间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农村的行动者上网提出该农村发展的需求，高校各科系及服务型组织也上网提出所能贡献的技术，而由主办方促成供需双方的配对，并提供资金或激励机制给技术供给方，以此有效获得农村所需的技术。例如某农村的特产需要文创商品包装，有文创设计训练的高校团队在经费赞助下或可利用寒暑假驻点以提供协助。主办方也可举办农村发展的成果发表会，甚至在技术供给方之中适当引入竞争机制，让技术供给方在交流中砥砺创新。其次，政府或社会企业应针对农村居民培训自主增能与资产为本的工作方法，让农村居民能自主挖掘能人、调动公共事务参与动机，也透过培育自组织，联结互助网络。此外，基于农业的多功能性，农村居民要接受培训以学习盘点，并发展当地的内生特色，这些特色通常是不同于城市的优势，如农业体验经济或优质生态、休闲环境等，农村从而不再因仅生产粮食而成为城市的附庸。如此一来，农村社区逐渐形成具有愿景、目标与实践的共同体。以上机制将逐步引导农村与城市迈向平等与互惠的关系，三农对自身的自信也可逐渐增强。

ABCD要避免自由经济全球化的危机，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伦理来进行调整，可行的做法如下。首先，政府应在农村推广社会经济理念，并建立相关的辅导机制，以避免农村社区在脱嵌的自由经济全球化发展中遭受撞击。例如以合作社、协会、公平贸易、时间货币等照顾弱势的机制来思考发展社区经济的可能性。这些做法除了可避免社区发展被外来者把持外，也可让较公平互惠的经济模式成为居民的价值，如此能降低社区因经济逐利所造成的风险。其次，政府应以行政化力量建构社区福利。可行的方法是，政府在社区工作的评估中加入社区福利的指标以引导社区进行去商品化的福利工作；政府可以建立资源互助机制，链接福利性强的社区去协助弱的社区；或政府提供资源协助，即透过整合让外部的福利资源更多地进到弱势社区。

整体而言，尽管自由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平结构一直存在，但ABCD理论并非一无是处，也并非单纯复制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一方面，ABCD的发展使得农村、农业与农民不再是城市、工商业与城市人的客体或依附者，而是与之成为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以内生为主的ABCD理论更强化三农的自信，让人们重新反省过去贬低三农的观念，认知到三农的发展也可以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在后生产论阶段，ABCD理论仍有迎合自由经济潜在投机路径的可能性。要降低这个危机，ABCD理论需要以强多功能性作为理想目标，深化如上述建议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而政府的有序引导有助于深化此价值观的推动。政府或可透过评估指标来引导价值观的规训，也可透过政府内部跨部门的协调，让资源真正进到弱势社区。透过上述的反思与策略，中国的乡村振兴或可诉说一个蕴含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