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代社会理论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将全新的阐释和概念与现实世界进行关联，从而促进社会的改变。由此，社会理论与社会工作就有了广阔的结合空间。同时，社会工作需要从社会理论的演进之中汲取营养，以巩固理论基础进而推动理论体系建设，否则社会工作理论就很容易停留在实践的层次而无法进一步地抽象，更谈不上跨学科的影响力。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作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系统视角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无所不包、但又空洞无物的描述性概念架构，对生态系统内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整体的复杂性缺乏有力的论述，这使得生态系统视角缺乏强有力的解释力和洞察力。而卢曼的系统观点可以为此展开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致力于探索复杂的社会形态并尝试突破“理论无用的”瓶颈，可为社会工作的系统视角提供新的理论元素，尤其是增加新的抽象层次较高的核心概念，这一点在英文文献中已有初步的进展。卢曼的理论旨趣是分析我们正在面对的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和更加难以分析的社会。他聚焦于探究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化约其复杂性，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从两个方面讨论卢曼的社会理论：一是围绕沟通和意义阐释卢曼系统理论的出发点；二是从系统的观点反思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其后，本文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讨论卢曼的社会学思想与社会工作关联，以期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二、卢曼的社会理论：沟通、系统与分化

卢曼社会理论的核心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新型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承接了帕森斯的思考，又是在欧洲理论传统的基础之上创立的。其理论的要点是围绕沟通理解系统的复杂性，进而重新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一) 沟通：理论出发点

1. 卢曼对沟通的界定

卢曼认为，社会由沟通组成，人只是沟通的环境，沟通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没有沟通就没有社会，^[1]人类的沟通交流即构成社会。当我们提及“沟通理论”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哈贝马斯。诚然，卢曼的沟通理论深受哈贝马斯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们对于沟通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致(reach consensus)”和“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而卢曼则认为，沟通也具有妥协(make comprises)的一面，主体需要不断接受系统的规则(acception of system arguments)，才有可能继续在社会系统中产生互动。因此，卢曼认为，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共情”，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为了实现系统功能的分化。^[2]他进一步解释了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共情”的原因：沟通和意识是相互区分的，一个完整的人(human being)是由意识系统(psychic system)和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组成，^[3]意识系统能够感知和思考却不能够沟通，社会系统能够沟通却不能感知。沟通是为了达成互动，意识则是个人体验。感知有可能是单向发生的过程，而沟通却一定是双向的、互动的。除此之外，卢曼的“沟通”是一个中性语词，它不一定是一种哈贝马斯式的“为了达成共识”的积极语词，它的存在是为了完成系统分化(exclusion and inclusion)，卢曼并没有对“系统的分化”加诸价值判断。

2. 卢曼与哈马贝斯对沟通的不同理解

卢曼与哈马贝斯对于沟通的不同理解源于二者对于意义概念的不同理解。哈贝马斯继承的是欧洲传统的人文主义观念，他认为，意义乃是一种只有人类拥有的主观的东西，是需要人类通过某种“体验”和“同情”的方法才能够被领会的东西。^[4]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人类可以通过“意义”与自然世界独立地区分开来，又产生联结。这种联结是基于人对于“意义”的建构构成了对世界的影响。如果我们仍然把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现代性”的一个社会学家的话，那么他所强调的“沟通的重要性”正是基于“现代性解构了传统的意义”所提出来的。因为现代性造成了“生活世界意义的丧失”，而沟通“可以形成某种新的共识”，^[5]这种新的、一致的理解以拯救现代性的“意义丧失”。而卢曼对于“意义”的理解则带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他认为哈贝马斯的“旧欧洲”的“意义”阐述已经不能解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可确定性。在卢曼看来，与其说“意义”是为了达成共识所建构的概念，不如说“意义”是系统进行功能分化的“强制性选择的方式(a way to experience and to handle enforced selectivity)”。^[6]84也就是说，卢曼所说的意义(meaning)是一种媒介，它链接了现实性和潜在性(actuality and potentiality)，^[6]83人们在进行沟通时，就在一种真实性和无数种潜在性中进行了选择。意义是社会系统与心理系统所共有的媒介。主体之所以能够进入某一个“意义”装置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主体达成和满足了这一意义装置中沟通所需要的“期待(expectation)”，其中包括这一意义装置的准入要求(entry requirements)和行为规范(behavioral expectation)。^[6]64

3. 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

在卢曼的沟通概念中，沟通由三个部分构成，即信息、通知和理解。卢曼所提出的这三个部分并不是依次排列的，而是循环流动存在的。一个信息之所以产生，首先是由于某种差异的存在，信息的理解则是为了消除某种差异，但是从“信息”到“理解”需要通过某个“通知”的行动被传递出来，而真正形成沟通的是“通知”所得来的“信息”是否被“理解”，即另一个“通知”是否能继续，以促成新的信息产生。换句话说，由于这三个要素都是相互独立，相互偶联的事件，所以沟通总是很脆弱且难以实现。^[4]

在意义的内在性功能中，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人们该如何在种种不确定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如何保证在不确定性中，沟通依然可以顺利进行？卢曼认为，“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generalized symbolic media)”^[7]是可以成为提高沟通成功率的工具的。诸如，货币(money)是建构了对可换手物品做有限选择的自由的媒介，权力(power)是政治系统中政治和行政组织做决策的媒介，真理(truth)则是简化主体间复杂性的媒介，^[8]64-71这些都是卢曼所说的不同系统的“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所谓“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就是可以“使用这一媒介的沟通过程有很大的机会被下一次的沟通过程所接纳”的工具。卢曼是这样举例的。一个科学家论述一个命题为“真理”，如果其他科学家也接纳这个命题为真的，这个命题将有很高机会被以后的科学论述所接受，成为科学家后续论证的前提或者假设；在政治决策中，一个拥有较大权力的人所做出的决策极有可能被其他人遵循，成为下一次做决策的依据。因此，卢曼也说，“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不仅可以克服沟通中的障碍，还可以稳固各个社会系统，促进社会系统的分化。^[9]

(二) 社会系统：重新认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人们行动的结构化组成了系统，只要个体行动有意义地相互关联，并经由功能机制的选择而区分于环境，社会系统就存在了。卢曼将社会系统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互动系统(interaction system)、组织系统(organization system)和全社会系统(society system)。互动系统产生于成员们共同存在并互相感知之时。“感知”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排序的选择机制，它划定边界，把人们与环境区分开来进而组成一个互动系统。所谓的现代化，就是社会系统的各个社会功能不断分化，系统内的组成要素不断异质化，这导致协调合作的困难。而讽刺的是，为了控制系统的复杂性，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寻求新的子系统，而这恰恰使得社会系统更为复杂化。因此，系统的复杂性很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10]对于“社会”的理解上，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是一种新的范式。卢曼强调永恒的分歧，即个人与社会是永远不能达成统一的。

1. 无中心的社会系统将个人推向了“去道德”状态

对卢曼来说，由于系统存在功能分化，不同互动系统具有不同的功能，可以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且不同系统相对独立，任何一个系统都不能解决另一系统的问题也不能代替其功能，因为一旦某一系统的功能被代替，该系统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无论政治或经济系统都无法占据中心位置，这是一个无中心的社会，社会即为差异，或者说社会是由差异组成的。如果我们都同意，各个系统因为具备不同的功能而处于社会不同的位置和层级，那么各个系统对于周遭整体社会的理解和观察视角就会不同；也就是说，各个系统是无法对现代社会的一体性达成共识的。卢曼所强调的由于功能分化而产生的差异，以及前述的“无中心化”的理论范式转化，让我们重新审视了社会概念以及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问题，社会到底能否团结个体成为一个有机体仍然是值得讨论的。^[2]在差异之上，卢曼更进一步认为，社会是由差异组成的一体而非基于共识的整合一体。这极大地挑战了原有的观念。卢曼强调，在复杂的系统中，秩序不是靠共同价值、信仰以及规范的一致性来维护的；相反，个体在道德和情感上对社会结构的依附，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没有必要的。^[11]卢曼对于差异的坚持体现了他对于人类道德的悲观态度，依靠道德达成社会统一是不可靠的，人在现代社会的组织系统中是“去道德化”的。

2. 个体既非系统的组成部分，又无时无刻不与各个社会系统黏连

卢曼认为，社会是由系统(准确地说是沟通)而非个体所组成的，个体(human being)属于社会的环境，个人(person)是沟通的产物。卢曼认为，沟通需要发出者接收者，而只有个体发出某种信息或者接收某种信息时，个体才获得独立的标识和身份(identification)，成为一个“个人”。比如，某人擅长开赛车，在赛车领域，他被认为是一个内行的专家，但他对花草园艺一窍不通，那么在园艺行业他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门外汉，作为同一个体(human being)却是不同的个人(person)，这就是身份的差异。所以，由于功能分化的存在，个体(human being)并不属于某一个系统，个体同时生活于不同的子系统中，当个体进入某一系统时，他也同时被纳入和排斥于其他系统。

3. 社会系统理论可以对“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提供更好的解释

卢曼在论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认为，随着功能分化过程的发展，个体与社会之间会逐渐分离，或者说意识系统(psychic system)和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会逐渐分离，但是其中的微妙之处在于，当个体反观自身的时候，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我”仍然被排斥于某一系统之外，我仍然被某一系统所“认同”成为它的一员。^[12]或许有人会反驳这样的观点，因为互联网社会所呈现的趋势是人人都在追求一种普遍的“差异化”。很少有人愿意做与他人雷同的事情，过与他人雷同的人生。所以大家都在追求一种名为“我和他人不同”的相同；换个角度看，当个体极度想要展现自身的不同时，不过是渴望获得共同的关注和赞赏，这无疑也是一种对另一种“排斥”的防抗。在卢曼对于“同一性”的解释中，寻找认同的动机正是源于普遍化的差异感。换句话说，缺失认同状态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常态，不断寻求认同是非常普遍的过程，真正的同一性是稀缺而又难以达成的。^[2]由此看来，接纳与排斥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依存，如果没有差异，就不存在对于认同的追寻，差异与认同不再是对立的描述，而是在逻辑上相辅相成。^[3]

4. 系统总是可以自我修复和再生

不过，卢曼曾经是一名法律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最看重事实的陈述，这样的工作经历使得卢曼更加着重于“考察实际的社会冲突和有效的解决办法”。一方面，系统之所以能够适应环境是因为系统内部具有反身性(reflexive)，可以不断强化系统的功能和组织规则。比如，人们可以用货币获得货币；用权力决定怎样使用权力；可以分析爱情来决定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可以运用真理来指定达到真理的程序。^[13]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这些系统沟通的要素存在某种信任。例如，普遍意义上人们相信货币的购买力，尽管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货币的流通存在某种风险(诸如通货膨胀)，却仍然信任某种国家力量会对货币的购买力进行保障。^[8]91系统的可持续生存是建立在这种事实上的，即其他人也信任，而且这种信任成为系统内共同的意识。换句话说，系统总是可以自我修复和再生的。

三、从社会分析到社会改变：卢曼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卢曼建立了以“沟通”为中心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旨在辨识系统的复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这对社会工作具有启示意义。不过社会工作的旨趣是以改变为取向的，因此需要将卢曼作为社会分析家的理论贡献转化为可以促成社会改变的思想资源。

(一) 重新想象以“沟通”为中心的、系统取向的社会工作干预路径

根据卢曼的社会理论，以“沟通”为中心的、系统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包含三个要点。

1. 维持沟通体系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前提

系统功能学派将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看做是一种沟通系统，有利于社工与服务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尽管这不是系统功能学派所独有的思想，但是不可否认，以卢曼为代表的功能学派一直试图聚焦系统的问题。在社会工作领域内，维持沟通系统的稳定是一切行动的前提，如果社会工作者急于表达个人的观点而忽视了与服务对象的沟通，那么两者的关系建立必然无法顺利进行。

2. 在系统分化的社会脉络下考察个人的生活境遇

这样就不会再孤立地看待服务对象所面临的问题，将其所遭遇的困境置于宏观的系统分化的社会背景之下，从沟通的环境之中考察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何处，这将有助于为服务对象链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协助服务对象挖掘更多的社会支持。卢曼认为功能的分化使得不同社会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间也必然蕴含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源。这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在不断变化且日趋复杂，差异与认同将是重要的挑战，促成服务对象的改变必须认识到系统的复杂性。

3. 围绕系统的联结与整合推动社会的宏观改变

卢曼的理论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对于社会事实产生更加准确的洞见，帮助社会工作者获得更加广阔的知识，以便于认识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正如卢曼所说，社会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这种多元系统的社会观促使社会工作者要将一部分的精力投入到系统的改变；要认识到建立新的子系统，并不必然自动解决问题，相反可能会增加复杂性。可以想象的是，社会工作者将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系统。而对于服务对象而言，他们可能更多地感受到面向复杂性系统的无力感，因此社工要致力于建立服务对象与不同系统之间的联结，这样才能获取更多的系统资源。

(二) 重新思考社会工作的理论使命与实践目标之间的关联

社会工作者或者接受社工教育的学生常常困惑如何将学习到的理论应用于实务，又如何达成理论为实务提供指导的目标。

需要保持社会工作的理论反思性，警惕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可能存在“反理论”现象。第一种“反理论”现象是指一部分实务工作者认为，即使没有理论的指导，也应该可以有效地开展服务，理论之作用仅仅在于为了应付项目评估时的文书报告以及对服务出资方的形式上的负责，以区别于“非专业”的服务而期待获得持续的资助和支持。第二种“反理论”现象是指一部分实务工作者有选择性地放弃专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者因为对某种以不恰当的理论来指导实践行为的反感而产生的“反理论”行为。^[14]泰尔(B. A. Thyer)也发现，社会工作的学生在没有督导或专业老师提供成型且完备的理论为实务搭建框架和逻辑时，往往会生搬硬套一些所谓的社会工作理论。^[15]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反理论”的现象，就是因为社会工作仍然无法回答理论之于实务的意义何在，也无法填补和弥合理论与实务之间、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的天然鸿沟。必须要指出的是，卢曼的思想在回答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关系问题上是有借鉴意义的。

1. 环境和系统复杂多义，理论难以一一回应所有现实细节

卢曼认为，环境和系统是复杂且多意义的，因此，理论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很难一一回应所有现实细节。如果将社会工作看做是一个助人的系统，系统中各种关系交织纵横，那么如何保证对于某一行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能够解释其他行为？又或者在当下这个时间维度、物质维度和符号维度下，某一理论对于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是有借鉴意义的，那么一旦时间、物质和符号进行变更，理论的说服力如何保证？因此，理论与实务的鸿沟是永远存在，期待理论学习能够消除已经存在的鸿沟更像是一种罗曼蒂克式的执念，可望而不可及。

2. 社会工作者能够化约复杂性、降低差异性，促成改变

尽管理论与实践存在巨大的鸿沟，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差异是永恒的，社会工作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多变的，但是卢曼仍然认为有办法化约复杂性和降低差异性从而促成改变。诸如在时间维度上，社会工作者仍然可以借鉴以往的经验为现在和未来的活动进行安排；在符号维度上，社会工作者也可以利用规则和媒介(如报酬、申请书、准入证明)来简化和引导行为。与此同时，卢曼也为沟通“概念”和“现实”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即设置中介装置。在社会工作领域内，这一中介装置就是“实践性的互动”，过于抽象的理论往往让实务者摸不清头脑，但一经实践必然可以产生具有借鉴意义的“实践智慧”，当“实践智慧”成为桥梁架于理论与实务的鸿沟之上时，理论的可行性和说服力也进一步提高。换句话说，差异无法消除却可以降低，复杂性无法摒除却可以化约。

在卢曼对社会系统进行论述时，很少提及某一具体的实例，与其说他是一个社会学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一个理论社会学家。卢曼的野心从来都是为分析社会搭建一个认识论的框架。因此，推之于社会工作领域，社工理论的使命不能仅仅局限在“为了实务提供有效指导”的器皿之内，更应该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在理解社会系统中各种观点背后的立场和价值观之后，思索如何推动社会宏观层面的改变。

(三) 重新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与前景

不难发现，在中国，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舶来专业，在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建立权威的专业体系这条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卢曼的系统理论可为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 卢曼对社会工作专业标准的启示意义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观点为社会工作提供构建专业标准上的支持，提升专业说服力。诚然，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专业化是不可割离的。在社会工作这个系统外的人(我们姑且认为社会工作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功能系统)看来，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恰恰在于服务成果的多少或者服务成效的高低。而此时，卢曼的系统功能理论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标准，即衡量社会工作服务成果多少的标准是否可以是“社会工作服务帮助服务对象重新获得进入其他社会功能系统的能力”。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能力是一种优势视角的说法，其本质是被社会功能系统或者社会组织接纳的特质，衡量社会工作服务成效高低的尺度是否可以是“在最短的时间跨度内，社会工作服务帮助最多的服务对象重新进入其所期待的其他社会功能系统”？例如，帮助失业的服务对象重新获得工作，其实就是在赋予他寻找工作的能力和满足市场劳动力需求的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卢曼的系统理论提供了某种可以借鉴的专业服务标准，这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进而推动了社工本土化的发展道路。

2. 卢曼与社会工作本土化论争

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卢曼的系统理论对社工本土化的争论具备某种解释力，使得争论进入被“正常讨论”的范围，进而在争论中寻求到某种合理平衡。

争论之一在于：既然社会工作可以看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功能系统，那么当服务对象进入社会工作这一系统时，是否反而会阻碍他进入另外的社会系统？比如，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原有的学校系统中已经存在共青团组织、少先队组织、学校德育组织，等等；而学校社会工作推行过程中，不少学校认为原有的这些组织已经承担了心理辅导、行为矫正和道德教育的作用，学校社会工作的入驻成为一种冗余。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学校社会工作的入驻反而会使得学生脱离原有的组织环境，而谁也没有能力证明和保证学校社会工作更有能力处理相应的学校学生事务。换句话说，卢曼的“无中心系统论”解释了社会工作无法嵌入其他社会系统的原因——社会工作无法提供相应的专业证据来区别自身与其他系统的功能。那么，假如社会工作能够展现其系统独有的功能之后，是否可以推进专业本身的嵌入呢？当然，笔者认为，这一假设是需要更多实证经验和研究支撑的。

争论之二在于：个体是否对系统存在某种依赖和依存惯性？比如社会工作对于社会救助的介入是否成功，或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是否对于原有的社会救助系统产生依赖。如果原有的社会救助主要是为服务对象提供实物帮助，那么类似于社会工作这样的非实物型服务，服务对象的接受程度为何呢？卢曼的系统功能理论认为，系统的基础是“沟通”，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个体依赖于某种系统正是由于个体依赖于某种“沟通方式”。如果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沟通方式”以应对生活挑战，那么服务对象就有可能摈弃原有的相对低效的系统，而拥抱社会工作的服务。当然，这个假设的前提是社会工作服务需要为服务对象呈现新的更加高效的沟通。

争论之三在于：根据卢曼的系统理论，被某一组织接纳对于个体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任何社会功能系统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等级制度。那么在社会工作系统内，服务对象相较于社会工作者，是否也处于弱势地位呢？社会工作者或许接受过医学、护理学、精神健康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各种学科的专业训练，福柯的知识社会理论尖锐地指出，现代社会知识即代表一种权力，一种控制、规训和惩罚的权力。那么，社会工作对于服务对象是否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甚至是二次伤害？比如，“clients”这一词汇的污名性。不少服务对象都表示每当听到社会工作者称呼自己为“案主”时，可能内心会有隐隐的不适。也就是说，其他系统不接纳社会工作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系统的排异性(尽管任何系统都是具备排异性的，而排异性导致了权力等级的不平衡)。但同时，正如前文所述论的，卢曼告诉我们，排异和接纳是并存的，并非水火不容(no inclusion without exclusion)，因此社会工作需要在服务中寻求一种微妙平衡，既建立自身的专业特性，又需要警惕专业特性不构筑新的专业壁垒而抑制创新性的发展。

对于不同社会系统来说，社会工作扎根本土存在诸多障碍，那么如果社会工作从“组织”这一层面嵌入其他社会系统是否可行呢？因为组织是可以跨系统存在的，那帮助服务对象进入某种组织是否可以实现“即使服务对象仍然归属于原有的社会系统，但却获得了某种新的资源”？卢曼进一步提出，组织的基本形态也是“沟通”，比如当下较为热点的议题“三社联动”就是致力于重新形塑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三者的沟通架构，这是一种系统再造，也是一种“沟通”重塑。

本文只是对于卢曼与社会工作的对话的一个探索性思考，就卢曼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工作关联以及这样的关联的本土理论与实践意义可以开展更多的研究。进一步而言，建立社会工作与更广泛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关联，进而探寻“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和建设“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是社会工作理论建设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