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粤港澳地区原属同根同源之整体，交通便利，生活习惯相似，语言相通，民众往来频繁。然而，近代列强的觊觎与清政府的无能，使粤港澳三地被分割成三个不同的主权实体，社会治理举措也明显不同。因此，对19世纪末年粤港澳地区社会治理状况进行研究，能展现出清朝末年粤港澳区域社会发展的层次性与不平衡性。

1894年粤港澳地区疾疫(主要为鼠疫)肆虐，危及面很广。报刊铺天盖地般地报道，人心惶惶。疾疫席卷下粤港澳三地谣言竞相传播。该时期港、澳地区虽分别为英、葡所控制，但华人仍为主体族群，从某种程度上说，香港、澳门近代社会史研究实质上是探讨和阐释华人社会生成演化、转合嬗替的过程。故本文拟以19世纪末年风行粤港澳地区的疾疫及谣言为视角，探讨谣言兴起原因及主体族群的应对，展现三地疾疫及谣言治理方式差异，反映当时三地民众认知水平和政府治理实况，管窥其时华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文化认同及其在港澳地区的社会融入，从而从一个侧面加深对粤港澳区域社会分化与变迁的了解，无疑能深化对清政府统治危机的认识，也能对当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历史的思考和启示。

一、从香港疾疫及谣言治理看华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

自古，中国老百姓认为疾疫的发生乃鬼神作怪、天象示警，防范之法则为求神拜佛、祈天禳灾。这种观念和做法到近代并无多大改变。1894年，香港疾疫横行之际，“华人深恐疫鬼为祟，禀请官长准赛会以禳”^[1]820。

在传统社会，华人缺乏基本的防疫知识和理论，疾病传播往往被认为是上天施戒或警示。他们没有疾病防范常识和隔离意识，基于传统伦理观念，认为亲人患病时随伺左右方显伦理亲情。尽管近代香港华人生活在西方列强的统治范围内，但多数人对西医仍了解不多，他们并不认同和相信西医，受传统思维习惯和语言隔阂等方面因素影响，在患病时仍倾向于选择中医。中西方疾疫理念和医学的冲突在疾病来临之际显得异常激烈。

基于西方公共卫生理念，港英政府公布了《香港治疫章程》，这是根据西方近代防疫理念采取的防疫举措，与中国传统理念不符，驻港华人对此难以接受。华人与西方医学的隔膜，再加上对港英政府殖民统治的对抗心理，使港英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和举措被华人歪曲。如有华人抨击港英政府治疫举措旨在排斥和打击华人，有人捏造和传播谣言，谓疾疫乃因铁路而起，此地华人“恐与西人为难，致遭波累”，故“山巅西人纳凉之处，所用华傭悉皆散去”。^[2]铁路的修建使交通便利，人员往来频繁，确实为疾疫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但此处华人对铁路的成见与仇视无疑是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与西方列强侵略对抗心理的延续。之后，华人与殖民政府的对抗情绪不断升温。当时广州城内的揭帖对华人的对抗情绪彰显无遗：揭帖谓，如果“港官欲毁太平山房屋”，作为回击，“则沙面租界当纵火焚烧云”。^[3]

疾疫爆发后，根据《香港治疫章程》，港英政府严令“洁净局”照章执行，逐户查探居民房屋是否洁净、有无疫情，如污秽不堪，则饬令专人清扫消毒；如发现有病死之尸骸，则立即移葬，不能稍事耽误；若发现有患疫之人，则立即将其迁徙到“海之家”医船或者其他隔离区域隔离和治疗，以减少疫病传播；患者的衣物、床铺等日常生活用品须由专人负责焚烧或待专人消毒；患者家中生活用品及家属都需消毒，若医官认为有房屋的病菌无法清除净尽，则需将该屋封锁，未经允许任何人不能入内。^[4]

无疑，《香港治疫章程》的举措重在对疾疫病菌的搜查、隔离、清洁与消毒。但这些基于西方近代卫生理念而推行的举措，却普遍遭到华人抵制，华人甚至传言疾疫乃根源于洋人以害虫残害华人的阴谋。因此，当洁净局人员入户查探时，华人患者家属往往矢口否认家有病患，也会刻意隐瞒家人因病去世的事实。为阻挠洁净局查询，华人甚至将房屋入口遮挡。有少数劝告同胞与港英政府合作来对抗疾病的华人则遭到围攻，甚至被杀死，港英政府的卫生行政人员也时常遭到袭击。由此可见，疾疫传播之际，多数华人基于传统文化惯性与民族身份的认同，站到了港英当局对立面，与港英当局的冲突在疫病传播中不断升温。推究对抗情绪产生的原因，首先是源于华人与西方卫生理念的隔膜及对传统求神穰灾做法的迷恋；其次是华人基于民族立场对西方殖民政府本能的排斥与不信任。

为阻止鼠疫流行，香港当局于湾仔等鼠疫流行最严重区域派船将鼠疫患者送往坚弥地医所治疗，但此举同样遭到市民阻挠，华人对港英政府不信任的情绪持续增长。为照顾华人的情绪、消除华人对港英政府的排斥和反感，港英政府最终同意将西湾旧玻璃厂用作华人患者居住和治疗的场馆，其后，英方又进一步集资另设东华医院分局医治华人，并顺应华人意愿雇佣华人医生治疗。^[1]821

接着，港英当局开始大规模推行灭鼠举措，洁净局在九龙开设办事处，专门负责熏洗鼠疫患者房屋，并引入西方疫苗，组织所有市民注射。但查搜病患的举措同样普遍遭到华人抵制。为防止疫症传染，香港当局出具告示晓谕民众应加强防范，对于“毙命者”应迅速掩埋处理，并将其房屋以水洗药熏的方式消毒，“不许挠阻洁净各总差入屋巡查，并迁徙病人或死者及洒扫房舍熏除秽气等事”。然而，告示一出，便有多名华商“赴制军私第求见”，有的请求免予入屋检查，有的请求准许病人回其本土医治，还有的请求将医船之患者搬往分局。“罗制军伺众人言毕，谕以初意本任人去留，并无阻止，现时亦未有遏制之权，至入屋搜检不能间断，即将医船病人搬往东华分局亦碍难听从。”随后，香港当局又告谕民众应理解官方的做法，希望“汝等亦各宜帮助官场，免至疫症传染，切勿多端阻止。”^[1]823

为配合港英当局的防疫举措，与港英当局关系密切的绅士为提升驻港华人对疾疫的认知和缓和华人与港英当局的紧张关系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如1894年5月16日，对于洁净人员及差役搜查屋宇、将病者舁至医船、医所用西法调理啧有烦言之事宜，东华医院特邀绅董商议，“是日富商殷富赴院参议者七十余人，旅居华人之欲逃听风声者亦有四百余人，而巡捕官梅君及国家医生亦到院与闻，遂由医院总理刘君渭川为主席。他当众表明将呈禀港英政府，请求顺应民情，俾病疫者回省，及求免入屋查搜”。会议期间，闻讯而来的“东街居住妇人多口到院，求免入屋内”。会议中，“刘渭川起而言曰：现有人欲求准将病人用小轮船载回粤垣，未息事可行否？梅君答曰：本厅奉到札谕内开准粤垣华官来文，凡有官疫之人，不准在粤垣登岸，似此恐属难行。梅君言曰：近日传说纷纷，谓有非患疫之人及毫无病状者，亦被误执送医船、医所，然此乃悠悠之言，不实不尽，倘谓汝不信，可带至该两处将病人观看，自知送至该两处者皆属患疫之人，而非迹涉疑似妄为执送也。但凡患疫之人，若不另辟地方以居之，则不能禁止传染。二百年前，英国曾有此症，当时死者无数，此其明效大验也”^[1]825。

按照西方现代防疫理论，疫情发生时，需严控疫区人口流动。港英当局明令禁止病人迁徙，无疑乃防范疾病传播和扩散的合理举措。然而，驻港华人多数原籍广东，少数原籍福建等地，香港在他们心中只是谋生之地，广东、福建才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在疾疫传播所带来恐慌心理以及香港当局强令入户搜查产生的对抗心理支配下，他们选择朝着家的方向奔逃。他们急于逃离疫病泛滥之区，寻求安身之所，离开难以融入的异乡，回归家乡叶落归根。于是，逃离太平山事件爆发。

1894年5月16日至18日，有华人便开始不顾港英政府港口检疫章程规定，私乘小船回乡，之后，逃离者越来越多。据统计，“十六日附轮舶渡船以离港者约有千人”，接下来几天人数越来越多，到十八日，“轮舶往省附搭者，几无容足之区”^[5]。此外，回福建者也很多。“漳、泉两府之人在香港贸易者甚多，皆慄栗危惧，大半携同眷属由香港回厦门。”^[6]这种私自逃离行为明显违反港英政府检疫政策，极易将疾疫传播他处，且带来交叉感染。

然而，港英政府并未因此采取措施安抚华人和消除华人的疑虑与不安情绪，其对太平山的处置方式更让华人深切感受到港英当局的排斥。香港太平山，素为华人聚居之地，卫生状况很差。疾疫当前，港英政府欲强力清除疫源，彻底改变太平山的卫生状况，以“屋宇改造”名义，将原来华人聚居区域“旧太平山”荡平后重新修建。由于举措突然，该处华人顿时面临无处可居的境遇，因疾疫导致的恐慌和对港英政府的仇恨情绪持续发酵，导致逃离香港的华人越来越多。

此时的广东，并未建立起完善的海港检疫制度，连省会广州也是到1911年才迟迟推行。粤港澳之间的便利交通和人员往来频繁的状况为疾疫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各种交叉感染下，广东疫情也已失控。面对香港华人回粤的强烈要求，两广总督李瀚章与港英政府协商后，同意将东华医院分局患病华人载回广州城医治。

香港政府也同意华人回籍，但要求患者离港回粤必须做到以下四方面：一是将病人送回本土医治，必须先问明患者本人意愿；二是将患者送往本土之前需先征求医生意见、得到医生同意；三是回归本土前必须报备；四是将病患载往省垣时，必须将患者坐卧之处遮盖妥当，并备好食物及医药物资。^[7]这是港英政府基于海港检疫安全做出的安排；同时，也是改造太平山华人聚居区举措的延续。华人的离开，加速了太平山地区深入改造的进程；太平山的改造，也加速了华人打破原先居住区域藩篱、真正融入香港社会的进程，尽管这种融入伴随着华人心理排斥和被迫逃亡的阵痛。

最终，香港约有10万华人逃回广州，每日逃离者有三四千人之多。疫病的爆发及大量华人的逃离，导致香港商业一片萧条，“港中工作乏人，各局厂相率闭户”。^[8]在港英政府强行收回太平山地区之后，该地区原属华人居住的房屋皆被夷为平地。太平山作为华人聚居区终于成为了历史，而此举无疑也收到了实效，香港的卫生检疫由此迈入新台阶，在港居民的卫生环境也得以大幅提升。同年9月，此次席卷香港的鼠疫突然消失，无疑是香港卫生检疫举措的成效凸显。

在华人与港英政府的对抗与博弈过程中，港英政府防疫举措终究得到了华人的理解和认同，华人卫生防疫理念也得以大幅提升。据报道，之前怀对抗心态的华人开始配合政府举措，如有一患者，其亲属之前拒绝将患者送往医院就医，经“差牟再三劝谕始无异言”，此时“已痊愈归家”，当再次遇见差局之人，患者及其亲属“咸向称谢”。^[9]居民渐渐理解了政府的举措，对待入屋搜查的行为，“前者华民颇滋鼓噪”，经前番努力，“目下民心渐服，即巡捕官到查个人亦无甚抗阻”。为照顾民众情绪，港英政府在举措上也有所调整，将巡查之人分为六队，由东华医院医生随同，如遇病人，当即由医生查看，“果属时症”，则“舁往医院”。^[1]827由此可见，经历了漫长的斗争与冲突后，华人最终接受了港英政府的治理方式，对港英政府的举措和香港居民的身份开始产生了心理认同。

二、澳门疾疫谣言治理与华人的社会融入

19世纪末年疾疫风行，澳门华人在传统思想支配下，纷纷传谣信谣，以为疾疫的发生乃鬼怪在作祟，认为消除疾疫的办法只能靠迎神祈福。如洪恩里等街道，疾疫谣言甚多，传闻夜深人静之时，“常有砂石由空飞下”，人们认为此乃“疫鬼作祟”，纷纷“各延羽士，讽经超度亡魂”以为应对，“爰于去月杪，恭舁洪圣各神巡游街道”，然而，一连数天做法，并无效果，疾疫如故，“迄今叠沛甘霖，雷驱电掣，想疫症自当稍减矣”。^[10]“又有讹言，有神降于马流洲，附言初四日，各户之前当以糠一斤、盐四两焚之，自可消劫，是日米糠为之涨价。”^[11]506“澳中连获大雨，涤洗渠道，净无尘滓，所有时症，渐庆安平。惟系平昔疫所未到之区，劫数难逃，微为未靖耳。以故澳中绅众，拟将日前所迎陈绥靖伯及各仙灵，再在澳中巡行三日，择于十六日奉驾还宫，酬神报惠”^[11]509。

受民众认识水平的影响，招摇撞骗者应运而生。“近有疍民某自称为阎罗王之婿，能向阴曹说情，可以保全人命，倘造其处，求祈寿元，定免疫劫。此次澳地之灾，实系阴司怒人不道，如能改过迁善，速具香烛财帛祈求，自蒙神佑。”^[11]499这种骗术在传统社会众多，并不为奇，然而其在19世纪末年的澳门仍有市场，反映出该时期澳门华人的认知水平依然处于传统的层面，十分落后。

受香港和广东疾疫的影响，澳门一开始就关注对谣言的治理与民众惶恐心理的安抚。如报刊首先论道：“昨岁之广东省城，疫死人徒记以千数，延及香港，又以数千，俄而传至北海。去岁冬间复传至澳，春夏之交，其势颇炽，因而省之东莞城石龙镇及番禺之市桥乡，并受死亡之害。人心惶惶，奔徙惊啼，至足惨悯……前礼拜内，澳中各妓寮尚觉照常安静，今则奔徙将空，十家九闭其门。新围一巷，全行迁去。福隆新街仅留四五家。细查疫死之人，福隆新街则有金佩兰之婢、新围五妹，白眼塘华彩，妓之遭患者，约略可数。然在本屋而亡口，仅金妓之婢，余或走匿前山，奔赴省城，然后毙命。”该文分析“何以人心之惊惶如是”的原因，认为是“以讹言之太甚也”。“无识之流，妄谓西官将查人屋，拆毁器物，如去年之香港。又谓死后将尸焚弃，有病抬赴医院，不许亲人往视。此等语言，不知何自而起，愚民深信为实，互相传播，故不死亡而亦亟为迁计。”故论者对当时的澳葡政府提出希望：“深愿西洋官速发示谕，开诚布公，家喻户晓，示以绝无此等之事，密嘱暗差严拿造谣之人，始可靖民志。”^[11]499-500

1894年鼠疫，澳门波及范围和造成的危害较香港和广东都要小，这与澳门防疫走在疫情之前有着重大关联。澳葡政府在疾疫来临之际，便做好了应对准备。在疫病尚未在澳门流行之际的6月1日，澳门总督便接到通令，要求尽早防范在省港两地肆掠的疫情，澳门总督与医局人员商议后下令：所有来澳泊于内河及南湾以备各人需用之水船，仍需逐日到来，不可间断；每日仍需将沟渠刷洗洁净，至华人所居坊之沟渠尤属紧要，其荷兰国、新桥、沙岗、沙梨头、望厦村、妈阁村暨龙田村等处益为切；在档槽之地枱及左近处所，必须逐日用猛力之城水清洗洁净；所有从省城或香港来澳门的船及火轮渡船等，都必须在靠岸之前经过医局医生的查看；如省城或香港前来之船内有病症患者，则不准登岸，所有人都必须留于船内，待医生前往验视后再决定是否放行；如船只上有患疫病的乘客和船员，应立即用火船拖带出埠。^[11]289-290

10天后，疫情形势日趋严峻，澳门当局更是严加防范，凡入境者，必经官医检视后方能进入，夜晚不许登岸进澳。接着，澳门华商在卫生管理自治上迈出重要一步，自治方略既契合华人的心理需求、取得华人的心理认同，也能在防疫理念上推进民众认知和行为的改变。澳葡当局啧啧称赞华绅办事适宜，从而使华人“居所等处，安静如常”，而“并无各邻埠所流行之疫疬”^[12]233。华绅参与卫生防疫管理，使澳门官方和底层民众之间有了一个缓冲地带，也使民众的意见更易为官方获知。如华绅将商人提出的“夜晚不许登岸有碍生意”意见反馈给官方，澳门当局随即同意将条例稍作调整，“兹查秉请，果能无碍商务，亦无碍卫生之道，洵属公允可行。惟将前所定之时，宽展至夜十点钟，仍能遵照日间一律办理”。^[12]235

为安民心，澳葡当局对当时流传的种种谣言也及时跟进，或疏导教育，或严厉清除，成效显著。如其出示谕令：“照得澳内传称有人沿路抛掷香包，及将药物投落井中毒害人民一节，兹将该香粉药物悉心试验，并非有毒，为此特行劝谕华民人等知悉，务各安静处常，切勿听信谣言。本澳官宪定必不分畛域，竭力护持，俾使各人安居乐业。倘有狼毒之辈，捏谣煽惑，以遂其毒害私心，尔华民内，不乏识见深邃，老成镇定之人，断不可听其诱言蛊惑，尤需襄助澳官，将其伪情详解明晰，以释群疑。且更要访其根由，以便本澳官将此辈严加重惩，而除奸害。”^[12]235前所述“疍民自称为阎罗王之婿，能向阴曹说情，可以保全人命，求祈寿元”的谣言，也遭到了澳门官员打击，“澳官闻而恶之，将行执惩，某已知风，移泊华界”。^[11]499

到1895年初，为加强卫生管理，澳门当局重申1885年所制严禁在家内豢养猪的条例，并声明如欲养猪，需与住房隔离并逐日打扫清洁；并要求民众改变以前用尿水浇花草、用粪料播撒田间施肥的旧习。澳门各处，严禁堆集粪料尿水，严禁用粪便尿水灌溉菜蔬和田间。^[12]2431895年6月，为祛疫病之源，澳门当局通令改造各家厕所，并给予30天的期限，令居民将自家厕所统统“改用粪缸”，并要求将粪缸进行覆盖，且须时常清洗，并且通令各家将不能改造的粪坑上报当局，以药物熏完后再进行填塞，“如违，则治以抗官之罪”^[12]245。显然，澳门当局此举注意到了各家的实际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并给予民众一定期限，实际上是给予民众一定的心理准备时间，易于为人接受。

1895年7月，议事公局列绅，为查验病故之人，向澳门当局申请设长开医馆，每日物故之人可清册，患有时症者亦因此可稽。此馆之设立，“凡属病者之家，不难赴馆，请其施治，而贫民分文不费，又可依时就医”。此建议被澳门当局盛赞，“溯查议事公局列绅，清廉爱众，凡卫澳民乂安之事，罔不踊跃施为。爰与该公局筹划，设该医馆经费，而该公局竟允为多行资助”，是以“特行批允，准设该医馆，并立物故清册事宜。至于后列一切规条，俱照医局所拟办理”^[12]245。

综上可见，此次疾疫期间澳门当局的治理举措严格而缓和，准备充分，照顾到了华人社会的实际情况与心理需求，采取了符合华人传统思维方式的诸多方法，得到华人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注意发动华人绅商的领导作用以参与卫生治理，逐渐将卫生防疫举措推广，取得了实效。澳葡当局的举措无疑较港英政府要平缓、亲民和得人心，推动了华人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加速了华人对澳葡当局统治下澳门社会的认同与融入。

三、疾疫谣言与广东的应对

1894年鼠疫，最先爆发于云南，后在广东、港澳及东南亚等地传播，不断向外蔓延，最终波及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瘟疫。这场席卷粤港澳地区的疾疫，是经由广东蔓延至港澳地区的。

据资料记载，当时疫症流行，广东尤其严重，粤东地区“死亡之多，实从来所罕见”，棺木店日夜加班，仍是应接不暇，更有甚至，有某乡人数虽不满百家，但旬日之内，因疾疫而死的就有百余人。^[13]据传，广东有一户人家，全家8口人，一天内就死了七口，只剩下一个女孩。一小偷想趁机浑水摸鱼被女孩发现，女孩答应只要小偷为其家人办理后事，则将全家财产作为报酬。然而，当小偷办理返回之际，发现女孩也已死，“贼乃放胆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门，即染疫毙命”^[14]。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年代，疾疫蔓延所引发的心理恐慌，成为谣言滋生的催化剂。

鼠疫流行之际，广东民间与地方政府的举措，无外乎祈祷天帝、迎鬼酬神。当时盛传某甲行路时“猝然倒毙”，事发突然，邻居惊慌，大家“麋集救治”，也无力回天。当此之时，有邻居“恭奉洪圣神巡游，击鼓鸣金，异常喧扰”，令人称奇的是，“迨神经过之后，甲忽复生”，人们初以为诈尸，后证实确实乃复生之后，议论纷纷，“咸谓神威所临，疫鬼退避，故得复生”^[15]。

佛山疾疫，百姓恐慌，“谣传若往祖庙新建旗杆取七星旗回则疫气潜消于不觉，以故妇女之向旗杆膜拜者络绎如梭”，“庙祝街邻纷纷会议，或奉神像出游，或醵资延僧道超度，至于跳舞、狮子，各处皆然。鹰文、二沙等处会集数狮尤异常奋勇，金鼓雷鸣、炮声地震。”^[16]

该时期，神医或神术的谣言也颇为流行，如：有外乡人李某，来城中购物途中碰见路旁垂危之患者，试着进行医治，结果“无不应手奏效”，医局绅董们听说后延请其去医局施医，治愈者很多，“一时远近闻风而至，几于户限为穿”。更为神奇的是，“绅董又另搭一厂，置死者于其中以待棺殓”，李某医术甚为神奇，居然能令人复生，被其医治者，“其病若失”，“凡目击者、身受者皆啧啧称羡。”传闻沸沸扬扬，大家都信以为真，然据追踪探访，所谓“应手奏效”，不过是“神话”，那些传说已经被治愈了的病患，回家后又再次发病，而且病情十分严重，“比初起时更重，不及救药而毙”^[17]。

地方政府基于认识水平的局限，只能将消除疫病的希望寄托于神仙鬼神之上，别无他法。时论评论广州瘟疫肆虐之际，“南(海)、番(禺)两邑宰竭诚往波罗南海神庙恭请铜鼓回省”，“各处巡游”，“意欲仗此神威，以除斯夭疠。嘻，斯真藉神道，以愚黔首也。”^[18]主政一方的父母官识见尚且如此，其治下民众更可想而知。前文所述疍民在澳门借疾疫造谣生财被澳门官员打压之事，该疍民“已知风，移泊华界”，然该疍民逃出澳门，来到华界仍将行骗之事做得风生水起，只因“华人官府，但识催科，就使其属藏有叛民，将行犯上之事，亦且塞两耳，而不敢与闻。何况区区妖巫，仅惑民财，靡关处分，则固无人过问也。某疍民可谓洞窥华官肺腑”^[11]499。

由此可知，在香港和澳门防疫举措如火如荼进行之际，相隔咫尺的广东政府却依然将主要精力放在防范各种反抗力量之上，民生举措也好，卫生防疫也罢，在他们看来，都不是为政的主要目标，卫护和坚守封建统治秩序才是重中之重。广东疾疫应对举措发展缓慢，以至于多年以后仍未有所改变，如1906年时疫，“佛山栅卜村尾等处，比来时症颇多，居民异常惊恐，连日迎神舞狮，以除不祥。钟鼓之声，不绝于耳”^[19]。甚至沿海多个港口早已推行海港检疫，而广州直到1911年才迟迟开启。广东政府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国家制度，与港澳地区的差距仅从疾疫治理举措就可见一斑。

四、从疾疫谣言兴起原因与政府应对看19世纪末粤港澳地区的社会治理

综合以上粤港澳地区疾疫爆发时华人反应及谣言的传播可见，19世纪末年风行粤港澳地区的疾疫谣言兴起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该时期粤港澳三地民众认知水平都很低，基本仍停留在传统认知层面，导致招摇过市伺机行骗、造谣牟利的江湖骗子也依然大有市场。他们对疾疫发生原因不了解，也不懂如何防范，从而导致关于疾病原因及防范方法等方面谣言传播甚广。疾疫爆发之初，三地民众认知水平大体仍处于同一层次，难分伯仲。第二，受民族意识的影响，与殖民政府的对抗心理使港澳华人对殖民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滋长，这也是谣言频发的重要原因。透过这两种谣言兴起的原因及该时期港澳政府的应对举措，可从一个侧面品味该时期粤港澳区域社会的差异与趋同，承继与变迁。

从民众的认知水平来说，粤港澳地区原本为一整体，华人往来频繁，思想文化观念趋同。然而，随着港英、澳葡政府的统治，粤港澳地区在不同统治主体和社会治理政策下逐渐形成裂变之势。从1894年风行粤港澳鼠疫治理举措的地区差异可见三地社会治理理念与举措的分歧与社会发展趋向的变化。

港澳两地华人对香港、澳门的身份认同及其社会融入过程的区别十分明显。仅从疾疫的应对来看，相比香港等地鼠疫反复肆掠、长时间流行，直到1926年才得以彻底平息而言，澳门仅几个月就基本荡平疫症，可谓防治成效显著。对澳门成功防疫而香港却反复遭罹鼠疫的原因进行探讨，可深入了解港澳两地社会治理的区别及华人在港澳社会融入的差异。

虽然香港、澳门在疾疫来临之际都颁布了相应防疫举措，然而，澳门在广东、香港疾疫已经开始而澳门疾疫尚未大爆发之际就充分重视，并先行一步采取了严密防范举措，这是澳门防疫成功非常关键的一步。此外，澳门防疫隔离措施的严厉与严密也功不可没。澳门的隔离举措不仅要求将本土疾患隔离，更重要的是对外埠疫区往来人员观察与隔离。由前文可知，外埠来往人员必先经观察并由医生确定无疫症后才能入境，有疫症的则立即带离、不许入境。严密的隔离措施，使澳门在粤、港鼠疫肆虐之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正如时论所言：“惟本口仍为乐土，实多为澳门大西洋地方官认真防范，设法稽查，始终不懈。故虽由香港疠疫之乡避地图存来澳门者，实繁有徒，遍僦居于澳门之旷室，而寓澳之人终无虞传染也。”^[20]很明显，澳门的治疫举措，是将澳门作为一个整体，此举无疑也利于澳门华人的融入。

与之相对的，香港的隔离，重在内部患病人士的隔离及对华人居住区的清洁，而对外埠疫区来往人员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虽然香港也曾调研澳门、广东等地疫情，企图采取措施隔离，但效果却并不理想。据载，疾疫发生后，港方曾暗中派人查核澳门疫情，绅士王永年并未掌握实情就将道听途说上报香港洁净局，其谓：澳门时疫现更加甚，闻得前日福隆新街有一妓屋共死三十余人，计妓九名，已死其七，只余两名。澳妓逃之香港，寓居海傍客栈者，连日甚多。然经澳门洁净局及新创呈报死人处所详细考查，则别无此事。^[11]493-494得知澳门疾疫严重的港英政府于是宣布，“禁止澳人赴港，往港各轮只准载货，不准载客”^[11]495。香港此举，遭到前往考查核实的记者驳斥。其谓：“港局据此信以为凭，则大误也。凡当官差之人，欲护其本处地方，亦属分所应为，诚不足怪！但不宜张大其词，混据风闻，糊涂呈报，似亦失职。港澳相连，最近尚如此，其虚谬况有远于澳门，则更不知若何矣……现在港官出示云云……固自护其属民，先存谨慎之心，更无足怪。然第听其虚诬张大之词，而遂震惊严酷，似非合道。澳之官府，此时宜亟严查，每日死人若干，得何病症，列登宪报，如此则有确凭……明白相示，彼固不敢以影响之词簧惑众听，则前虽暂觉其益，而今则反受其弊也。天下事愈不欲彰明，则外间之传播愈多，人心之疑乱愈甚。譬如绅士所呈，岂不可笑？港官竟信之，则不先自昭彰之故也。”^[11]493-494在并未完全掌控实情的情况下颁布隔离澳门来往之人的举措尚情有可原，但“刻计各家之迁往省城，由省而赴港者，正不可以屈指计。港督不查省轮，而独禁澳人之往，其意何居？疫岂萃于镜湖耶？就使萃于镜海，省港澳往还仅两日期，讵不能挟引而趋带之赴港，今乃宽于省而严于澳，揆彼私衷，是殆鸿门舞剑。”^[11]500由此可见，香港隔离防疫效果的不理想与举措不周全大有关联，其针对临近的疫区，采取的却是不同的政策，其举措并不能减少疾病交叉感染的机会，反而使疫病反复席卷粤港。

另外，港英政府的种族歧视无疑阻碍了华人在香港社会的快速融入，而澳葡政府的政策却加速了华人融入澳门社会成为澳门公民并参与到澳门治理的进程中。香港地区自开埠，便实行华洋分区居住的政策，太平山区被设置成为了华人聚居区，那里地狭人多，没有自来水供应，没有排污通道，街道泥泞狭窄，相比欧洲人的聚居区，太平山区的卫生环境可谓恶劣。疾疫之前，港英政府对“最为藏垢纳污之区”^[21]的太平山置若罔闻。鼠疫爆发后，港英当局则认为疾疫乃源自于华人落后的卫生习惯，试图采取强硬手段和暴力方式逼迫华人就范，“太平山及他处华人屋宇须概行拆除改造，俾免疫气淹留”^[22]。由此可见，港英政府之前并未针对华人居住环境和卫生意识提升采取过相关举措，鼠疫来临时，为防危及自身及整个香港的环境而采取将太平山房屋悉数推倒的蛮横举措，使之前并未感受到港英政府温暖的华人认为此举意在排斥和打击华人，他们产生对抗心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且，港英政府将太平山地区华人房屋夷为平地时，虽有相关补贴福利，但举措突然，导致华人毫无心理准备地流离失所，逃离太平山就在所难免了。归根结底，香港地区此次治疫，并未将香港人看作是一个整体，而是将香港人划分为干净卫生的西方人和邋遢集居的华人，试图消灭华人聚居区的落后卫生状况。举措有其合理性，却明显将华人与西人区别对待，缺少了那抹温情，也就缺乏了社区治理的根。

总之，19世纪末年港英政府的种族歧视和粗暴对待华人的举措，加剧了中外族群的对立，增加了华人融入香港社会的难度；而澳葡政府在鼠疫来临之际针对鼠疫特性采取有效的防疫和隔离举措，将澳门视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较少体现出种族歧视。其针对华人文化传统、日常习惯与西方社会的差异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治理方式；其广泛发动华人绅商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华人绅商议事机构与澳门官方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澳葡政府的举措在华人绅商的努力和疏通下能迅速得到驻澳华人的认同，从而保证了防疫举措有条不紊地推进，同时也加速了华人融入澳门社会的进程。两相对比，发人深省：忽视民众的社会融入来追求社会治理，无异于缘木求鱼，难达所愿。

综上可知，不同治理主体和不同社会治理举措，使原本认知水平处于相同层次的粤港澳三地民众在思想和行为上悄然发生着改变，三地民众之间认知和行为上的差距也已拉开，清政府的愚民政策和落后的国家制度终将难以为继。港英、澳葡政府的治理举措，在改变港、澳华人的身份认同、推动其社会融入方面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而成效也各不相同。然而，面对世纪末席卷范围如此之广的这场疾疫，粤港澳三地治理举措各不相同，也少见三地政府共同协商、协同治理的系统举措，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与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