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农村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市。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加剧以及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农村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在不断弱化。而在家庭代际关系弱化的背景下，如何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福祉水平，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民生问题。福祉是与幸福感、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中，福祉包含幸福感，是好的生活质量，是社会福利的终极目标，总的来说，福祉是一种健康的、满意的、幸福的生活状态。^[1]因此，农村老年人福祉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老年人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也关系到整个国家和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鉴于此，探讨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老年人福祉的影响关系，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研究集中在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维度，诸如生活满意度、抑郁倾向等维度的探讨上。首先，生活满意度为老年人对自身整体生活的认知层面的指标，是衡量老年人福祉水平的正向维度。^[2-3]其次，抑郁倾向作为老年人对自身整体生活的情感层面的评价指标，是衡量老年人福祉水平的负向维度。^[4]而在家庭代际关系与老年人福祉维度之间的关系方面，已有的研究文献围绕来自子女等家庭主要成员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支持与老年人福祉的生活满意度、抑郁倾向等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5-8]然而，已有研究文献较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视角，未能将家庭代际互惠关系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关系，放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分析，因而无法对研究所得的经验结果给出较为深入的理论解释。本研究致力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借鉴家庭代际互惠理论视角，将家庭代际互惠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关系，放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考查研究。

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数据^①，对家庭代际关系互惠的不同模式与农村老年人福祉的不同维度之间关系进行比较分析，旨在考察并回答以下问题。家庭代际互惠关系的不同模式是否都对农村老年人福祉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分别影响的是农村老年人何种维度的福祉？为了全面提升农村老年人福祉，如何构建家庭福利政策？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家庭代际互惠理论认为，互惠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助人的动机，互惠发生在一定的社会交换关系中，给予和获取这两种行为的持续被认为是个体权力的一种象征；^[9]作为社会支持的一个层面，互惠影响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关系，子女对晚年父母的赡养是对过去父母抚养子女的一种回馈。^[10]代际互惠是指家庭内部的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即家庭内部两代人之间的日常生活中在金钱、时间、情感、生活照顾等资源方面的给予和获取的相互支持和交换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中，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体现了养儿防老的代际均衡互惠关系。这一代际之间的供养关系是双向的互惠关系，是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赖以存在的经济和伦理基础。^[11-13]根据家庭代际互惠理论可知，当父母步入晚年时期，理所应当会得到子女的孝敬和赡养，因为这是父母一生都在为子女操劳和付出的回报。^[14]中国自古流传至今的养儿防老、儿孙满堂、天伦之乐等俗语蕴含了依靠家庭代际互惠进行养老的某种假设：子女是老人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同时也是老人精神世界的快乐之源。^[15]而家庭代际互惠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行为：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13]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是老年人晚年生活得以保障的根本之所在，是老年人福祉提升的基础和源泉。因此，根据家庭代际互惠理论，本研究就具体的家庭代际互惠行为与农村老年人福祉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从而提出本研究的相关假设。

首先，已有的关于家庭代际互惠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表明，成年子女在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等三个方面的代际互惠行为都不同程度地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一定的影响。^[16-18]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家庭代际互惠有助于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假设1a：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高于未得到的老年人；假设1b：有子女生活照顾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于无子女照料的老年人；假设1c：有子女经常看望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高于无子女经常看望的老年人。

其次，已有的关于家庭代际互惠与老年人抑郁倾向关系的研究表明，成年子女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等三个方面的代际互惠行为都会对老年人抑郁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4-6]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家庭代际互惠会降低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假设2a：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比未得到的农村老年人更可能没有抑郁倾向；假设2b：有子女生活照顾比没有的农村老年人更可能没有抑郁倾向；假设2c：有子女经常看望比没有的农村老年人更可能没有抑郁倾向。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

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简称CHARLS)。CHARLS数据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采用多阶段(县/区—村/社区—家户)、分层(依据区县的人均GDP)，按照人口规模分配比例的随机概率抽样方法(PPS)，覆盖了不包括西藏、宁夏和海南在内的中国大陆28个省区的所有县级单位。调查对象为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该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访，本研究选用的数据是2013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追访数据(该数据于2015年11月18日正式公开发布)，在数据中筛选了户口类型为农村、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样本，共筛选出5 377个农村老年人样本。CHARLS数据收集了被调查老年人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信息、家庭交往与经济帮助、健康状况与功能、个人与家庭收入等相关数据。^②总体而言，该数据资料用于回答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合适的。

(二) 变量

因变量是农村老年人福祉，将从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倾向等两个纬度去测量农村老年人福祉。生活满意度变量来自CHARLS问卷中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该问题有五个答案：一点也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极其满意；分别赋值1、2、3、4、5，得分越高则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从而形成定序变量。抑郁倾向变量来自CHARLS问卷中的美国流行病研究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CES-D关于抑郁症状的测试由10个问题组成，每个问题有4个选项，从1—4选项分别以0—3计分，其中第5、8题为反向计分。总分不低于10分被认为有抑郁倾向；总分低于10分被认为无抑郁倾向，从而形成一个二分变量。

自变量是家庭代际互惠，将从子女经济支持、子女生活照顾和子女情感支持等三个方面去测量家庭代际互惠。子女经济支持变量来自CHARLS问卷中的一个问题：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从您的没住在一起的孩子那里收到过任何经济支持吗？在该问题中，回答为是的编码为1；回答为否的编码为0，并作为参照变量。子女生活照顾变量来自CHARLS问卷中的一个问题：如果以后您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照顾，比如吃饭、穿衣，有子女能照顾您吗？在该问题中，回答为是的编码为1；回答为否的编码为0，并作为参照变量。子女情感支持变量来自CHARLS问卷中的一个问题：对每一个不住在一起的子女，询问：您多长时间见到(不住在一起的孩子姓名)？对有子女每周看望一次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视为有子女经常看望，编码为1；否则视为无子女经常看望，编码为0，并作为参照变量。

控制变量包含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储蓄、家庭收入水平、患慢性病数量、生活自理能力、休闲社交活动、地区类型等10个变量。其中，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储蓄、患慢性病数量等4个变量为连续变量，其他6个变量操作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每个变量编码为1或0，其中编码为0的变量为参照变量。

(三) 分析步骤和研究方法

数据分析使用嵌套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模型中以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为基准模型，然后依次加入子女经济支持、子女生活照顾和子女情感支持等自变量，以检验这三种不同的家庭代际互惠形式对因变量——农村老年人福祉的不同影响。在两个因变量中，生活满意度变量是有序的五分类变量，故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而抑郁倾向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四、家庭代际互惠对农村老年人福祉的影响作用分析

(一) 家庭代际互惠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本小节数据分析的因变量是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它是有序的五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统计分析。为分别估计控制变量和自变量(过去一年是否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有无子女生活照顾、有无子女经常看望)对因变量(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了嵌套模型的建模策略，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表1为家庭养老供给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模型2显示，过去一年是否得到子女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性差异，而且回归系数是正的，说明过去一年获得过子女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的影响。具体说来，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过去一年获得过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比没获得过的高出26%左右(e^0.228−1≈0.256，p < 0.01)。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1a。模型3显示，有无子女生活照顾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性差异，而且回归系数是正的，说明有子女生活照顾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的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有子女照顾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几率比无子女照料的要高出63%左右(e ^0.490−1≈0.632，p < 0.001)。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1b。模型4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有无子女经常看望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里的结果没有证实假设1c。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模型2中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的子女经济支持变量，到模型3中却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而且回归系数也在下降。这表明子女经济支持变量的部分作用在模型3中被新加入的子女生活照顾变量所解释；也就是说，子女经济支持变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会逐渐被新加入的子女生活照顾变量所解释。因此，在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方面，生活照料相对于经济支持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老年人更为计较的是生活上的照料和陪护，而不仅仅是子女们单纯的经济支持。

总的来看，表1的结果表明，在家庭代际互惠的3个变量中，子女经常看望变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子女经济支持变量和子女生活照顾变量，都显著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这表明，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有子女生活照顾等家庭代际互惠模式，对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尤为重要。

(二) 家庭代际互惠与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

本小节数据分析的因变量是农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它是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行统计分析。为分别估计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子女过去一年经济支持、有无子女生活照顾、有无子女经常看望)对因变量(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了嵌套模型的建模策略，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表2为家庭代际互惠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模型2显示，过去一年是否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作用有显著差异，并且回归系数是负的，说明得到子女生活照顾，对降低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具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过去一年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没得到的要低13%左右(1−e^−0.141≈0.132，p < 0.1)。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2a。模型3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有无子女生活照顾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作用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回归系数是负的，说明有子女照顾，对降低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具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有子女照顾的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没子女照料的要低40%左右(1−e ^−0.515≈0.402，p < 0.001)。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2b。模型4显示，有无子女经常看望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差异，回归系数是负的，说明子女经常看望，对降低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具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有子女经常看望的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比没有子女经常看望的要低18%左右(1−e ^−0.195≈0.177，p < 0.05)。这里的结果证实了假设2c。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表2的模型2中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有显著影响的子女经济支持变量，却在模型3和模型4中并不显著，而且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依次递减。这说明，子女经济支持变量的影响作用逐渐被子女生活照顾和子女情感支持两个变量所解释；也就是说，子女经济支持的养老福利功能逐渐被子女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所替代。因此，在降低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方面，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相对于经济支持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老年人更为计较的是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支持，而不仅仅是子女们单纯的经济支持。

总的来看，表2的结果表明，在家庭代际关系的三个互惠模式中，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都有显著影响，都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即家庭代际互惠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然而，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作用，逐渐被子女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所替代；也就是说，在家庭代际互惠中，来自子女的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对降低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才是最为重要的。

五、家庭代际互惠对农村老年人福祉影响的结论与讨论

借鉴家庭代际互惠理论视角，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家庭代际互惠关系对农村老年人福祉各个维度的影响效应，得出三点研究结论。

第一，子女经济支持是提升农村老年人福祉的首要因素，但其部分功能被子女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所替代。在子女经济支持方面，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过去一年是否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倾向的影响都有显著差异。相对于未获得子女经济支持来说，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更低。这也充分证明，对于农村老年人这个无固定收入群体来说，他们不像城市退休老人那样，依靠退休金或养老金作为自己老年生活的物质来源；而农村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每月提供的养老金又十分有限，其养老保障水平极其低下。因此，子女在经济上的供养和支持是他们晚年生活得以维持的最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子女经济支持变量对农村老年人福祉的影响作用，会逐渐被新加入的子女生活照顾和子女情感支持变量所稀释；也就是说，子女经济支持的部分功能被子女生活照顾和情感支持所替代。

第二，子女生活照顾是家庭代际互惠中对农村老年人福祉影响最大的互惠模式。在子女生活照顾方面，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有无子女生活照顾，对农村老年人福祉两个维度的影响都有显著差异。相对于没有子女生活照顾来说，有子女生活照顾的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更小。在家庭代际互惠的三个变量中，唯有子女生活照顾变量对农村老年人福祉的两个维度，即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倾向都有显著性影响，而且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这充分证明，在家庭代际互惠的3个变量中，子女生活照顾对农村老年人福祉影响最大。由此可以看出，有子女提供生活照顾，让老年父母生活上有所依靠，满足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需要，是提升农村老年人福祉的最为关键的代际互惠模式。

第三，子女情感支持有利于提升农村老年人福祉，然而，配偶依然是其晚年生活的重要依托。在有无子女经常看望方面，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有无子女经常看望，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倾向维度有显著影响，而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没有子女经常看望来说，有子女经常看望的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更小。另外，从表2还可以看出，再婚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也显著低于非在婚老年人，这表明与配偶共同生活明显降低了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由配偶和子女等家庭主要成员提供的情感支持，成为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中最可靠的心理支柱和精神慰藉，对降低农村老年人有抑郁倾向的几率，提升其福祉水平起着积极的正向作用。

上述研究结论也验证了家庭代际互惠理论，即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在经济支持、生活照顾、情感支持等多个方面的赡养和帮助，报答了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让父母能够安度晚年，从而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福祉水平。也就是说，子女是老人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老人精神世界的快乐之源，家庭养老在农村老年人福祉提升中依然是最基础和最核心的养老模式。同时，家庭代际互惠理论在解释当今中国农村老年人福祉问题上，依然是比较合理和有效的分析视角。根据本研究的相关发现，结合家庭代际互惠关系在提升农村老年人福祉提升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以下三个政策性建议。

首先，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金额，给予农村老人家庭经济保障。国家要通过建立并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给予老人家庭及护理人员经济上的保障；提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金额，进一步缩小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差距，提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家庭的经济保障功能；抓紧推进城乡医疗保险统筹发展，降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报销门槛，减轻农村老人家庭经济负担，积极实施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解决农村困难老人的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这些政策都是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最基础性的资源支持，同时也是提升农村老年人福祉水平的物质基础。

其次，应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贯彻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子女与老年人在同一住所共同居住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和生活，为农村老年人随配偶或者子女工作地迁徙提供条件，为子女照料老年人提供实质性的政策支持和帮助；建立实施老年人随子女迁徙、购房和保障房的供给、探亲的车船费用优待等福利政策；充分发挥老年人夫妇之间的相互照料服务功能，对老年夫妇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的家庭，制定相关政策予以照顾和支持。

最后，实施孝亲假制度，强化子女的家庭责任。整合现有的带薪休假制度，通过建立实施孝亲假制度，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传统孝文化，强化子女的家庭责任；对家有高龄或重病老人的在职职工，允许其定期或不定期休假，鼓励成年子女回归家庭，鼓励成年子女照料其老年父母；在农村老年人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方面，充分发挥老年配偶的功能和作用；提倡成年子女常回家看看，给予老年父母情感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慰藉，让老年父母在心理上感受到老有所依、老有所靠，充分发挥子女在农村老年人福祉提升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② 相关资料为笔者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http://charls.pku.edu.cn/zh-CN)网站上搜索查阅整理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