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脱离“纯文学小说”以来，科幻小说的地位便一直受到质疑，被主流文学贬斥为只有消遣性和说教性的简单化和幼稚的通俗文学，缺乏多义性、丰富深刻的情感和对人性的关怀。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科幻小说日益凸显出与时代的密切感，经历了从边缘到进入主流文学视野的动态发展过程，直到20世纪晚期成为主流文学不能忽视的小说类型，但是对科幻小说本质的分析和定位始终是文学批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科幻小说的文学性和严肃性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20世纪晚期出现的“空间转向”，颠覆了传统空间理论中空间的从属性和同质性，空间成为事物存在的本体纬度，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列菲弗尔的三维空间辩证法和索雅的第三空间理论有效地解释了文学领域里的跨界生发实践，也打破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通过真实和想象的乌托邦第三空间，陌生化和认知建构的差异和反抗的第三空间，科幻小说在不断开拓科学思想边界的同时，兼具了与主流文学一样的功能，对人类生存的困境进行探索，对社会进行了审视和批判。

在西方传统文论中，受哲学本体论的影响，文学的存在论一直处于缺席状态。从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开始，哲学家就致力于探索组成万物的最基本元素——“本原”(希腊文arche，英文为being即存在之意)，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巴门尼德提出了唯一不变的本原“存在”，柏拉图认为只有理性才能通达真实的绝对存在，亚里士多德在本体中寻找事物的共相，探讨本质与现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在本体论哲学的主导下，文学空间和文本空间成了反映现实存在的途径，是对现实的一种模仿，是对抽象的理念世界的呈现，根本目的就是反映事物存在的本质和普遍规律，具有同质性和和谐性的特点，而文学自身存在的异质性和整体性处于被遮蔽的状态。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空间转向”，颠覆了传统空间理论中空间的从属性和同质性，空间成为事物存在的本体纬度，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74年，列菲弗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空间实践”——生产社会空间物质形式的过程，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和经验的中介，又是它们的结果，这种具体的、社会生产的、经验的空间被描述为“感知的空间”，强调空间的物质性。“空间的表征”——空间的表征是概念化的空间，它与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其相关的秩序相连，是占统治地位的空间，是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和监督的再现，强调空间的精神性。表征性空间要与前两种空间有所区别但是又包含着它们，它是全然“实际”的空间，是具体化的个人文化经验，成为从属的、外围的、边缘化了的处境产生出来的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1]38美国社会理论与文化地理学家索亚(Edward Soja)在列菲弗尔三元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索亚强调，必须对空间持一种“开放”(openness)的心态，不像以往那样将空间建构为边界明确、互不相通的静态概念，而是将其重塑为与其他空间与时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多样性的动态概念。^[2]61因此，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学科与跨学科等等，不一而足。

列菲弗尔和索亚的空间理论作为思想范式的转换，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当代学者菲利普•韦格纳在《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中提出“空间批评”的概念。韦格纳认为，全球化空间重组是文学理论重视空间研究的直接动因，对全球化历史的空间维度的关注，将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改变人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实践的思考方式。“空间批评”必将“以不同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化分析”，形成并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空间化”的文学理论视域。^[3]245

这种空间化的文学理论视域，以文学自身的存在为基础，不再把文学看成是模仿论或者表现论下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而是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的网。文学不再受制于简单性、透明性以及绝对权力，它更加胜任与对某些现实进行描述，以它高度成熟的话语对宏观世界中受到时间限定并且处于变动的、不稳定状态的有机生命和人类活动进行概括和描述。传统文学理论中只关注主流文学或者经典作品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文学实践空间领域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在绘制任何全球空间的地图时超越经典的高雅和低俗的对立，超越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对立，代之以创造一种新的多点透视观，以观察文学和文化活动、交流和流通。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寓居其中的全球空间的复杂性和原创性有更加丰富的理解”^[3]147。再“看看文学实践领域的状况，在文学领域内，各种‘副文学’(paraliterature)文本不断被人类学发掘出来，新兴的‘副文学’，即处于经典文学作品边缘的、跨界的、模棱两可的文类形式和文学作品不断被发掘或创作出来……文学的边界出现了‘哗变’和‘增生’”^[4]。一度被贬斥为副文学的科幻小说以独特的幻想形式，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彼端”，在真实与想象的乌托邦第三空间中，通过陌生化与认知的辨证结合，与主流文学一样，对人类生存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展开了对社会的审视和批判，直到20世纪晚期，甚至有部分科幻小说已经进入主流文学的视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评论的经典，如《黑暗的左手》《神经漫游者》等。

列菲弗尔空间理论的三元辩证法表现出对“他性”(法文“1”Autre，英文the other)的关注，即“异己性”(alterity)，“在席/缺席的他性之间的关系”，“变异—异化”(alteration-alienation)等。^[1]40在这里，关键的概念就是“变异”(alteration)，它包含了“改编”(adaptation)、“调整”(adjustment)和“修正”(modification)以及异化和异己性。变异不是彻底地颠覆，而是一种极为有效的邀请姿态，请你进入一个差异的、反抗的、协商的流动性空间，一个批评交流的场地。因此，如索亚所说，在“第三空间中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充满了相互纠结的真实和想象，充满了资本主义、种族歧视、父权秩序和其他将生产、再生产、剥削等社会关系进行具体化的物资的空间实践。这些空间是‘被垄断的空间’，是边疆、边缘和边缘化的空间，是在各个规模中都可以找得到的‘第三世界’，在身体和心灵的活生生的现实上、在性别话语和主体性上、在从最本土的到最全球的个体和集体的身份上都可以找到。这些空间是斗争、解放和自由的空间”^[2]68。变异作为第三维化(thirding)的逻辑，鼓励人们从垄断的空间中发现被垄断的空间，在貌似铁板一块的疆域内发现多样性和异质性，在线性发展的大历史叙事中发现缝隙、碎片、重复、回旋、衍生等。^[5]

乌托邦，“作为一个政治话题，也是文学体裁的变数”，正是一种变异的第三空间。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由英国的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摩尔提出，该词以希腊语中表示“无”的字母ou为前缀，与表示“地方”的词干topia拼合在一起，意为不存在之地，但ou又与古希腊表示“好”的形容词eu发音相似，于是，“乌托邦”变成了一个双关语，既指不存在之地，又指美好的地方。^[6]在《乌托邦》中，摩尔把乌托邦作为一种表征性的存在，借助一个去过新世界的“他者”视野，展开对旧世界的批判。通过把现实中的英格兰挪移和规划到一种虚构的空间中，使新的、理想中的英格兰与旧的空间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熟悉中的异化(defamiliarization)或陌生中的“归化”(naturalization)，表征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他者性空间”(Space of Otherness)。正如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指出，“《乌托邦》在同一个文本空间中呈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既不能让它们完全分离，又不能让它们和谐一致。我们不断地被英国与乌托邦之间的相似性所吸引，又不断地为横亘在两者之间的深渊而感到灰心丧气。乌托邦既是(又不是)英国，亚马乌提既是(又不是)伦敦”^[7]。

美国当代重要的文化批评理论家弗列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指出，乌托邦作为科幻小说的社会政治性的亚类型(subgenre)，具有时间上的两栖性(即存在于当下，却指涉未来)和空间上的矛盾性(即兼具“存在”与“非存在”两种样态)。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时空矛盾的存在，才有了乌托邦内在的转化势能，詹姆逊称之为“断裂”，而乌托邦政治的根本动力就在于这种“认同”(identity)与“差异”(difference)之间的张力，即人类可以藉由它来想象甚至企图实现一个跟当前社会截然不同的制度，以此来更好地审视当下、思考未来。乌托邦政治的基本动力就是身份与差异的辨证，乌托邦主义者想象着另一个替代当今社会的体系；同时，乌托邦形式本身也是对激进的差异、他者和社会整体性的系统性本质的一种反思。^[8]这一理念颠覆了原先静态、稳定的世界观，鼓励人们用动态、敞开的方式看待世界，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生活的本质不是生活在过去或现在，而是指向一个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并置建构的可能性空间中。

科幻小说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的关于现代化的文学，詹姆逊认为科幻小说是乌托邦的载体，作为“想象的实验”，科幻小说最有意义的潜能之一，就是以我们经验的世界为基础提供某种类似实验的变化的能力。如在《黑暗的左手》中，勒奎恩自己说她虚构的格森人的性活动，恰恰沿用了伟大的物理学家的“思想实验”的方法：“爱因斯坦把一条光的射线射过运动的电梯；薛定谔把一只猫放进盒子。没有电梯，没有猫，也没有盒子。但实验仍被进行，于是在思想里提出了问题。”^[9]葛森星人的性别不是固定的，他们的性别是被包含、缓和以及减少到每月的短短几天的“酷暑”或者“发情期”(Kemmer)中。艾库曼人派出的调查员对这种他者化情景做了描述：如果选派人去冬星的话，第一个被选中的人，必须得到如下警告：除非他是极有自信或者是上了年纪，它的自尊心肯定会受到伤害。男人都希望刚强有力得到承认，女人也希望她的娇柔能被欣赏，无论这种承认和欣赏有多么间接和隐晦，在冬星上却不存在这种承认和欣赏。一个人受到尊重、受到评判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这种经历真可怕。

当主人公根里•艾按照一般的性别身份规则去看待冬星上的人时，他产生的是对“他者”的厌恶的情绪，他无法接受唯一信赖他的朋友埃斯特拉文的双性特征，他鄙夷地称他为“我的女房东，一个喋喋不休的男人”^[10]。埃斯特拉文，虽然被艾排斥和边缘化，却在与艾共同历险的经历中，以他英勇、忠诚和高尚的献身精神消融了艾对他的偏见，并最终使艾接受了埃斯特拉文超越两元对立的性别身份，也接受了冬星人求同重和、交融统一的世界观。通过《黑暗的左手》，勒奎恩试图消解世俗社会中的“性别”概念，并通过“雌雄同体”的塑造来向世人警示在性别掩饰之下，对人性基本问题的思考。

列菲弗尔和索雅的空间理论不再把空间当成一个静止的、空荡荡的容器，而是把空间本身看成一种“产物”，既由社会进程和人类干预形成，反过来又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和方式的各种可能性。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空间生产，自1818年玛丽•雪莱出版《弗兰肯斯坦》以来，日益表现出与时代的密切感，它“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出现、一种新的再现，它构成了一种新的表达机制、一种新的改革计算器，它拾起那些至今尚听不到的震动和颤音，让一些事情来讲述我们的现实，而这已是旧的文学形式几乎不再能记录的了”^[11]。

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时空压缩”和“空间重组”革新了现实主义文学形式中的“真实”概念，晚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模式衍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跨国性空间结构，这种空间结构既是后现代文化存在的现实依据，也是后现代文化模式自身的一种空间属性。文化艺术的政治使命的发掘依赖于全新的美学阐释，就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的“认知绘图”式美学。科幻小说作为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以陌生化的文本空间，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认识自身或者存在状态的方式。正如达科•苏文所说，科幻作为一种文类，其充要条件是陌生化和认知的存在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科幻的主要形式手段是一种想象的框架，用以替代作者的经验环境。^[12]陌生化“使科幻不同于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而认知则使科幻不同于神话、民间传说和魔幻小说。陌生化和认知辩证关系的结果，使科幻小说拒绝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环境视为理所当然的，而是或隐或显地挑战既成的时间、空间和身份规则，进行陌生化的批判性质询，进入文化抵抗的范畴。以吉布森开创的赛博朋客小说为例，“赛博空间”中的时间不是日常的自然的线性时间，而是可中断的、可逆的、可穿越的时间；空间也不是所谓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而是一个与现实有巨大差异，甚至具有独立地位色彩的“空间。”在《神经漫游者》中，吉布森清晰地描绘了赛博空间的情形：“那是世界上每天都有数十亿合法操作者和学会数学概念的孩子可以感受到的一种交感幻觉，是从人体系统的每台电脑存储体中提取出来的数据的图像表示，复杂得让人难以置信！一条条光线在智能、数据簇、数据丛的非空间排列着，像城市的灯光渐渐远去，变得模糊。”^[13]吉布森的作品展现了电脑技术创造的矩阵空间(matrix)，技术和信息使地球上的一切都以空前的形式紧密相连，各种组织和势力操纵着全球的经济和社会，人们迅捷地穿梭于不同的时空中，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模式化和淡化。虚拟技术、电脑网络为社会、政治和文化斗争提供空间和场所，但是新兴科技泛滥引发的灾难、社会伦理道德的崩溃、人类的无能为力和消极反抗等弥漫在赛博空间中，引发人们对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和碎片化、幻像化生活方式的反省和思考。赛博朋克作品创造的陌生化的未来空间是对现实的一种审视，也开启了人类认知未来的可能性。

本雅明说：“去感受震惊效果，这种需要是人对他面临的危险的一种适应。”^[14]我们对于未来的恐惧感使得时空变换给我们带来的震惊感成为可能。但是，异域时空在带来震撼的同时必须使读者能够理解这个世界，而理解的发生必须指向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正如詹姆逊所说，在现在转化成确切的尚未到来的未来的过去之过程中，科幻提供了一种“具有独特结构的‘方法’，将现在看成是历史”，以一种“叙事模式和知识形式”，通过间接的陌生化，使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绝对局限性”^[15]。

列菲弗尔三元空间亦此亦彼的辨证逻辑和索亚第三空间理论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既是一种变革性的方法，也是一种后现代文化政治的理论和实践，还是抵抗、冲突、融合和谈判的话语场和一种哲学思考向度，它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视野创造性的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时间与空间、历史与未来的交融状态，一种穿越真实和想象、中心与边缘的旅程。

在索亚第三空间视域下的文学空间不仅是现实观念的反映，而且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从中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以及民族主义和国家关系等。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距离呈现弥合趋势，人们体验到的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共时性的当下，一切都是零散的点之间的连接和网络，科幻小说将一系列的异质叙述模式叠加交织起来，并通过并置、拼贴等现代性的手法，将现实世界和非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绘制了一张人类未来的认知地图。科幻小说在乌托邦的表征性空间中，对现实的边疆进行探索，使它的内容跨越到思想的边疆，使它所包含的学理和知识进入到未来领地，创造了一个真实与想象、变异与反抗的第三空间，在矛盾和斗争中实践着彻底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在后现代社会中，它比已经枯竭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向当代世界传递了更多的可靠信息，正如英国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在为克拉克撰写的科幻小说前言中说：“将来最严肃的文学作品恐怕要到科幻小说中去寻找。”^[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