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反贫困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 “精准扶贫 ”重要思想的提出与贯彻落实，到加强东西部扶贫协同工作等政策的颁布与施行，这些扶贫战略的实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已经显著下降，贫困发生率也明显降低。但是，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西部11个特困地区，贫困区域集中连片，贫困成因复杂、程度较深，扶贫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目前，国家针对西部农村的扶贫政策与措施主要有四种类型: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国际合作扶贫和社会扶贫。其中社会扶贫模式以其能够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因地制宜地从多角度、多层次为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提供帮扶，体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简称《纲要》)中，“社会帮扶、共同致富 ”被看作是现阶段扶贫的重要原则之一，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完善机制、拓展领域、注重实效、提高水平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1]这表明，现阶段在扶贫攻坚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如社会组织、基金会、社会企业等，同时也应该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中去，发挥各个力量所长，共同对抗贫困。

甘肃省Y县Z村是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中的重点扶贫村，地处甘肃省中部，属于连片扶贫地区的六盘山区，贫困发生率83.3%；距省会城市兰州100公里左右，通村公路一条；共有地域面积10 200亩，其中耕地面积3 136.38亩，人均占有耕地5.04亩；全村共有167户村民，622人，劳力469人，其中贫困户140户488人(含低保户120人，扶贫低保户113人，五保户5人)。2015年Z村人均纯收入2 060元，在全乡排名倒数第二名。2016年8月，在甘肃省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的形势下，甘肃省M社工机构在某基金会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Z村扶贫项目组，开展了 “甘肃省Z村综合发展项目 ”。本文以入驻Z村的社会工作机构——甘肃省M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平台，以行动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开展了为期1年的综合扶贫工作，对Z村村民的贫困状态进行深入调研，力图准确把握其需求，并制定以村民为主体的工作计划，强化村落内部社会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发展生态农业，提升整个村落的反贫困能力，并最终达成全村脱贫的目标。

一、关于西部反贫困的研究述评

经过对西部反贫困问题研究的梳理后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 侧重于针对导致贫困的外部因素及改善的研究

关注此类问题的学者，有的侧重生态的改善，即从造成我国西部地区贫困最主要的因素——生态环境视角出发，提出生态建设应与扶贫开发同步进行，生态恢复与脱贫致富相互协调的观点，^[2]主张把生态治理与地质灾害防治相结合，加大人力资本开发和跨区域生态补偿，实现生态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3]有些学者较侧重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认为西部经济开发缺乏经济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产权制度等，提出依靠制度创新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4]主张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5]；还有学者认为完善扶贫制度更为重要，指出在我国农村扶贫中存在制度性陷阱，^[6]应加强扶贫制度建设，相应地调整我国扶贫战略、制度设计和政策^[7]，并从具体制度着手展开探究，如探讨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之间的衔接问题以及对政府主导扶贫制度目标的探索^[8]等。

应该说，扶贫应更关注人本身的发展。我国早在20世纪末期便提出了 “扶贫先扶智 ”的思想，强调我国应实施人本式的扶贫模式。^[9]与之观点相同的学者也认为，新时期要走出困境，必须调整定位，在开发式扶贫道路上，关键要实施人力资本开发。^[10]但是如何开拓以人为本的扶贫策略，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教育、培训等方面展开，如尹飞萧、连大鹏等人的研究，而对人本身发展的关注较为不足，忽略了农民本身才是发展的主体，缺乏对如何较好发展人力资本的探索。

(二) 对社会力量参与扶贫问题的关注度提高

从实践层面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一直由政府主导。但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受到政府失灵的困扰，扶贫资源难以有效到达贫困户，^[11]同时也存在着扶贫目标偏离和转换等问题，^[8]非政府组织能够依靠自身独特优势，弥补政府责任缺失和市场失灵，成为政策扶贫的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中国的扶贫开发任务艰巨而复杂，社会组织应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形成政府与NGO组织的战略性合作。^[12]相对于政府扶贫来说，从扶贫对象的选择、扶贫资源的投入、扶贫项目的监管到扶贫效果的评估，非政府组织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其独特的运行逻辑。^[13]

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的反贫困模式经历了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模式(20世纪80年代初)、山区综合开发模式(20世纪末)、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21世纪初)与合作式扶贫模式(近10年)。政府从重视满足贫困群体的普遍性需求，到寻求与其他社会力量合作，体现出扶贫主体从单一的参与主体到多元化的参与主体的转变。^[14]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扶贫政策的需要。但是，以往的研究却多侧重政府主导式扶贫的成效和扶贫策略，对社会扶贫中社会组织如何参与扶贫及扶贫成效等方面缺乏应有重视。

(三) 侧重于从单一因素讨论反贫困策略

在反贫困策略方面，有些学者较关注扶贫中的经济增长效应，如研究连片特困地区中央扶贫资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5]以及对农村经济增长政策的扶贫效应研究等；^[16]有些学者则较为关注扶贫中的社会资本，探讨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17]提出社会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工作应该从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消除社会排斥和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着手；^[18]还有一些学者更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如彭腾、谢仁寿等人。

但是山区农村的综合发展程度较为落后，应提高农村的总体发展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19]在农村扶贫中，服务对象的问题是综合的、服务对象的生活困境是综合的、农村文化和社会结构是综合的，这不能通过一两个专业活动解决。^[20]只从单因素提高农村的反贫困水平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加强对农村综合发展的探索，增加农村综合协调发展的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笔者参与的一项甘肃省Z村综合扶贫项目，以行动研究的视角，探究行动研究者对社区居民需求的回应，以及通过赋权当地村民，使他们成为发展的主体，建设贫困人群的反贫困能力，改变以往扶贫研究中农民主体缺位的情况，探索发展人力资本的途径及其效果。同时，本文从实践层面，探索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优势和经验，为建设社会扶贫的格局提供经验；从经济、生态、人力和社会等多方面综合的角度，提出农民可持续性应对贫困的策略，探索山区农村协调发展的途径。

二、针对Z村的需求评估

行动研究的第一步是走进社区，在实践中找到研究问题并与研究对象建立合作信任关系。在此过程中，项目组通过入户访谈、小组会议、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在对已有资料进行整理后，总结出了数十个发展需求，随后组织村民运用十粒种子的方法对发展需求进行排序，最后确定了 Z村村民发展的共同需求，主要有五大内容。

(一) 缺乏高经济收益的富民经济产业

Z村位于Y县东南部，属于南部高寒二阴山区，境内平均海拔2 160米，常年干旱少雨，年降雨量400毫米，自然条件差，对农业生产和养殖业发展极为不利。村民常年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双垄沟全膜覆技术是甘肃省农业技术部门针对甘肃的特殊地情开发和推广的一种抗旱技术，自2013年在Z村推广以来，村民逐渐转变了种植种类，增加了玉米、马铃薯等经济效益较好作物的种植面积，但是由于发展时间短，参与农户少，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仍需进一步拓展。“前些年种麦子，天不下雨的时候连个种都收不回来，这些年能用地膜种了，玉米的面积能扩大些了，还能收回来些。”^①在对33位农户的访谈中发现，69.7%农户种植的经济作物超过其总体种植面积的60%，每年经济作物的平均收入可达6 008元，其中万元以上收入的农户有5户，经济作物收入在所有收入中的占比较高，达36.5%(见表1)。这证明了发展经济作物在Z村的反贫困行动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结合村民提出的发展一些经济作物，如水果玉米、胡麻等，并对村民收入结构进行分析，项目组找到了Z村发展富民经济作物的潜力。

(二) 养殖意愿强，但养殖技术落后

Z村村民利用山地资源进行羊只养殖的比例较高，村内的养羊户约占全村总户数的一半。为什么村民会有这么大的养殖愿望？为什么有超过一半的农户想要养羊呢？从消费市场来看，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尤其是低脂肪动物肉食品受到消费者的特别青睐；从经济效益来看，多胎羊生产率高、繁殖速度快，适应性强，可喂养高秸秆、苜蓿等饲料，饲养成本不大；从人力成本来看，多胎羊适宜老人、妇女看管，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提升家庭地位。

尽管村民们的羊只养殖意愿较高，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养殖技术方面的培训。据了解，只有一位村民接受过养羊技术培训，目前是村中的养羊专业户，其他村民均未有过相关培训。

(三) 妇女健康问题亟待解决

在33位访户中，有11位访户家中有病人，其中有6户家中是妇女患病，以慢性病和妇科病为主。在访谈中大部分妇女表示，如果检查出疾病，都会去看病、买药或住院，但是，农村医保只对住院医疗和持有慢性病救治证的病人使用的普通用药予以报销，且报销力度不大，村民生病后一般采取药物控制的方式，很少会进行住院观察和治疗。虽然，每年乡镇都组织村民进行体检，但其检查范围有限，医疗器械简单，检查效果差。

在这33户村民中，有2户村民每年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超过了家庭年收入，甚至有些村民出现因病致贫的现象，“一年卖羊的钱就刚够她治病的，负担太重了，就这么凑合吧，不求什么发展了 ”^②。

健康是发展的基础，而偏远山区妇女的健康问题一直未受到重视，她们的社会地位低，参与度也不高，因此本项目可以成为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动员妇女参与反贫困行为的契机。

(四) 村落凝聚力较弱

就村内社会网络状况来看，社区公共活动少且社区关系松散。5年前，Z村还有两支社火队，每年会在庙会、节庆时召集村民参与。近年来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人数增加，村中的集体活动，特别是社火队活动已经不再举办。近几年，村民在村内的娱乐性活动仅限于喝酒、打麻将、玩扑克等。很多村民表示，“希望能把庙会重新办起来 ”、“有个音响就好了，闲的时候和城里人一样跳跳广场舞 ”和 “有个能让我们唱秦腔的地方就好了 ”。^③社区活动缺乏使得村民们普遍反映村子里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五) 外部支持网络断裂

在走访中，村两委的负责人和村民骨干共同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外部社会联结。他们提及相邻乡镇和县城有几个较大的养殖场，有几个养殖场的羊只品种很不错，尤其是多胎羊和小尾寒羊，繁殖能力快，经济效益高。但是这些资源只能由某些人通过自己的资源获得，村内大多数村民仍难以得到。

延伸贫困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社会支持系统以及盘活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能够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18]因此可以先从链接附近几个大型养殖场资源入手，逐渐扩大村民的社会网络，为村民增加社会支持开拓一些渠道。

三、针对Z村扶贫的实施方案设计

在深入的需求评估后，项目组发现Z村既存在经济发展的问题，还存在人力发展不足和社会生活发展不够等问题。仅从单一方面回应村民的需求难以解决村内的贫困问题。李翔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是龙头，是引擎，是造血器，是农村综合发展的重要指标，社会发展关乎农民幸福，是农民实现安居乐的基本前提，生态发展是保障农民生产、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19]而Z村除了在这三个方面有欠缺之外，在人力资本的发展上也有一定的缺陷，项目组和村民经过协商后，确定从经济、生态、人力和社会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性扶贫，实现Z村的协调发展，提高村民的综合反贫困能力。

行动研究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设计综合发展方案时，项目组和村民之间不断地探索发展什么最适合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是要在政府有效引导、多方合作下，提升社会弱势群体的行动能力。^[21]贫困地区的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在村民参与项目活动设计的过程中，逐渐挖掘并发挥村民的主体性极为关键和重要。经过与村民多次探讨，他们最终确定了四类介入策略。

(一) 发展富民经济产业

继续推广和支持高秸秆作物、薯类作物、中药材作物的种植。主要的改进方式为改良土豆、玉米的种子品种，引进水果玉米、胡麻作为新的富民经济作物，支持和推广现有双垄沟全膜覆盖的旱地作物种植技术。

在养殖“什么”这一问题上，支持养牛和养羊的村民占较大比例，在考虑到规模化的养殖大于多品种单一化的效益因素后，经过村民的讨论，最终达成了发展养羊产业的共识。在发展什么品种的羊只这一问题上，村民认为：“比起小尾寒羊来说，多胎羊更适合我们村的实际情况。这种羊一年可以生产2次，一次可以生产2—4只，能够更快地达到规模化效果。”^④而在怎么发展的问题上，项目组最先提出的方式为共同出资购买，资金的配套方式为社会组织与村民共同出资，除贫困户外，社会组织与村民的出资比例为6:4，贫困户则为8:2。这是考虑到在2009年的一次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中，村民以每户出资100元购买成年牛的方式进行扶贫工作，但是在牛发放后的1个月内，几乎所有村民都将牛转手卖掉了，导致发展养殖业扶贫的愿望落空。在监督方式上，村民提出可以通过 “打耳标 ”的方式跟踪羊，村民们还约定，如果养羊户售卖项目羊，则大家不去参加他们家以后的红白喜事。

村民的约定给了项目组一个深刻的启发，如果只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是很难想出 “不参加红白喜事 ”这种较为有效的惩罚方式。对于农村来说，婚礼是展现家庭地位的最好时机，丧事亦然，这是面子问题。排场大不大，人来的多不多是衡量 “面子 ”的重要指标，因此村民的这个约定是最有效的。在行动研究中，组织系统实践者既是行动者，也是研究者，在行动中解决问题，从而生成新的理论知识。^[22]

(二) 发展生态产业链

生态保育型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23]在33位访户中，有28位访户的支出中包括化肥和农药，支出占总收入的19.5%，农民使用化肥的情况比较严重。而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不仅威胁着人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着生态的平衡。鉴于Z村秸秆随意丢弃或焚烧以及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情况，项目组提出发展 “种植—养殖一体化 ”的生态发展思路，使种植业和养殖业能够得以循环发展，形成生态发展的产业链，在 “青山绿水 ”中实现经济增长。

这个提议刚被提出之时，很多村民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因为 “这要养的羊足够多，才能保证不影响产量 ”；^⑤但是经过项目组对村内生态的脆弱性和生态发展优势的分析与介绍，以及介绍邻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形成的 “种植—秸秆养畜—发展沼气—沼液还田—促进种植 ”的循环农业模式和省内肃南地区类似的生态发展的成功经验之后，村民逐渐接受了我们的提议。我们和村民之间达成了生态发展利大于弊的一致观点，并共同决定先从小规模的 “一体化 ”发展着手探索。具体做法是树立村民的生态发展意识，合理利用秸秆、羊粪等资源；邀请相关专家对村内村民进行种养殖一体化技术培训，成立相应的监督管理小组，普及种养殖一体化技术；划出村内十分之一的种植面积，建立 “生态发展试验田 ”，做 “种植—养殖 ”一体化探索。

(三) 投资人力资本

这一发展策略回应的是村民提出的妇女患病率高、农业技能缺乏等问题。西奥多·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者，在他看来，土地本身并不是导致人类贫困的主要原因，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是决定贫富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提高对农业及整个经济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更重要。

在如何投资的问题上，我们达成从宣传健康知识、教育培训、互动交流三个方面的共识。具体做法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在冬季农闲时对妇女骨干进行2—3天的健康知识培训，由妇女骨干向全村妇女推广宣传健康知识；其次，组织妇女在农闲时，运用全额支持的方式，到县人民医院做一次身体检查；再次，联系县农牧局，组织村内骨干到乡镇进行种植技术、养殖多胎羊技术以及防灾、防虫、防疫等方面的培训，提高村民农业技术水平；同时，在评估中我们发现一些村民掌握的本土养殖技能非常有价值，所以组织成立养羊小组，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经验交流；最后，宣传和鼓励村民形成 “种植—养殖 ”一体化的生态发展意识，邀请相关专家进行现场培训，成立监督管理小组。

相较于外部的教育培训，村民之间的经验交流同样重要。由农民小组改进并执行的试验方案，加强了成员间的互动与合作，有助于改进小组成员的个人技术习惯，促进了小组成员的共同进步。同时，小组成员间的频繁交流也便于技术的革新与传播，促进科技在农民间的内源式发展。这也体现了行动研究关于 “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的主张。

(四) 拓展社会资本

在需求评估中，我们发现Z村存在社区公共活动少、村民关系松散生疏以及外部社会联结缺乏的现象，因此可以从村内资源和外部资源两个方面进行社会资本的拓展。我们引导村民思考 “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互惠规范是否是有必要的 ”、“怎样建立一个互助友好型的社区 ”以及 “怎样开展与外部市场联系 ”等问题，鼓励村民自己探索出拓展社会资本的途径。

在鼓励和引导下，社工与村民共同创造以下行动方案。首先，由项目组为村民提供三套音响设备，补充硬件设施上的不足，为村内文化建设提供支持；其次，设立爱心基金会，由项目支持的养羊户每年出资20元的方式募集资金，用以帮助村内因大病或意外事件导致经济困难的村民。设立爱心互助基金小组，设置出纳和监事岗位，监督和管理爱心基金的募集和捐赠。基金小组成员每三年换届一次，基金捐赠时应经过小组成员的一致同意方可进行，从而促进社区中公益性、互助性的社区文化的形成；最后，由社工机构协助村民在相邻两个区县的养殖场进行三方询价和洽谈，对羊只的品种、价格和羊只大小进行考察，与养殖厂建立合作关系。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的社会结构资源，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18]乡村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这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24]在探索如何发展公益性、互助性、友好型的社区文化时，项目组在多个提议中选择了设立爱心基金会，“这和我们每年往庙上化缘一样，是一个积功累德的好事情 ”^⑥，设立爱心基金会在村民内心深处得到了认可。这样的行动研究通过立足组织内部，进行研究并改善，为广大实践者群体运用实践经验开展研究提供了新途径。^[22]最终形成了综合发展战略(见图1)。

四、Z村扶贫方案的实施

(一) 筹备阶段

本阶段是项目开展的初期阶段，要与村民和当地政府建立信任关系，培育社区组织的发展基础。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成立项目实施小组和监督小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便是让村民树立 “生态发展 ”理念。

在成立项目实施小组和监督小组这一问题上，村民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最初，村民认为成立实施和监督小组是我们项目组的事情，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在我们和村民共同讨论成立实施小组和监督小组对他们的意义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事情，并提出不能让村委领导牵头，他们要自己推举成立的主张。在项目组的帮助下，已成立的实施小组和监督小组明晰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并对项目的目标和评估指标进行了完善，制定了初步的项目管理办法。之后，在设立实施小组和监督小组的基础上，他们还成立了多胎羊养殖小组、妇女文化小组、爱心互助基金第一届管理组织等。只有将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互助团体，通过发挥团队协作的优势，才能促进整个社区生计的改善。^[25]廖敏等人的研究发现，农村草根组织有利于激发弱势群体表达利益需求，^[26]反贫困的对象是农民，反贫困的主体仍应该是农民，发展草根组织，使农民的利益需求得以充分的表达，这也是精准识别的要求。

“生态发展 ”理念是在前期活动设计时，与村民一致达成的发展理念。村委会干部和社区骨干提出他们需要一些可以借鉴参考的成功经验。成立实施小组和监督小组，确立了发展理念与方向，使得这个扶贫活动的任务逐渐清晰起来，随后还对实施 “种植—养殖一体化 ”发展的实验田进行了划分。

(二) 启动阶段

在扶贫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项目组以发展主体是农民，他们才是项目的 “主导者 ”为原则开展工作。因为，只有以农民为主体，尊重其发展意愿，发挥其主体作用，对农村社区的生产方式、生活空间、治理结构进行多方面重塑，才能实现农村社区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27]

按照上述原则，项目组协助村民筹集养羊户的配套资金，并将项目支持的资金和筹集的资金都交给村民管理，并协助村民在临近的养殖场进行观摩和三方询价，在这个过程中培养村民的主体意识。组织妇女骨干进行健康知识培训及联系乡镇组织社区骨干进行农技和防虫灾的技术培训，学习 “种植—养殖 ”一体化发展模式，这培养了村民的自助互助意识。

培养村民的主体意识和互助意识，运用优势视角，挖掘村民身上存在的潜能，在服务中协助村民运用、提升自身优势，进而实现 “助人自助 ”。这是这一阶段的目标。

(三) 深入发展阶段

随着互助小组的成立及启动工作的顺利完成，我们开始深入实施反贫困实践。在这一阶段，我们引进了新土豆和玉米种子；与养殖厂签订了合作协议，村民通过抓阄的方式领到了项目羊；健康知识、农业技术等都得到了社区骨干的二次传递；“种植—养殖 ”一体化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

这一阶段的任务推行较为顺利，没有发生之前扶贫实践中出现过的村民抢羊、知识得不到传递的情况。之所以会这么顺利主要归功于村民在前期成立的各种小组。在如何发羊、如何传递信息与知识等方面，这些组织担当领导者角色，而我们则是参与其中的实践者。动员和组织贫困人群参与生计活动和经济项目，鼓励、培育和提高贫困群体本身脱贫的 “能力 ”才是我们项目要实现的最终愿景。

五、Z村扶贫方案的成效评估

反贫困是一个长期而持续性的过程，构建一个长效的扶贫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经过为期一年的项目开展，Z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 经济收入方面

经过统计，养羊户每户村民的平均收入增加了857元，玉米、土豆等经济作物与往年相比，虽没有大幅增加，但是种子已经得到改良，处于生长培育阶段；养殖业的不同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生态发展实验田 ”中的土豆产量和玉米产量没有之前预期的下降，与普通田地相比，产量基本相同，没有造成村民预期的顾虑。“种植—养殖一体化 ”的发展模式正在成为实现Z村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二) 思想观念方面

超过60%的农民开始尝试探索 “种植—养殖 ”一体化发展模式，超过80%的村民能够认同可持续生态发展理念。羊粪等生态肥料上地覆盖率达80%以上，购买化肥的数量与往年相比，有了明显下降，有些种地面积比较少的农户，已经不再买化肥，秸秆的循环利用率达80%。村民的主体意识、主动意识、参与意识均有所提升。在对村民进行意愿调查我们发现村民更愿意食用 “生态试验田 ”中产出的马铃薯、玉米等作物，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表示愿意继续或扩大种植生态农业。

(三) 能力方面

在两次村民的体检中，检查出大病5例、小病20余例，较好地做到了疾病预防工作。完成了多次健康知识培训和二级传递，村农的健康意识得到了极大提高。

每家农户已经掌握了3种羊只常见病的防治方法，每个社均培养出了1名防疫技术人员，进行多胎羊养殖技术培训2次(春秋各1次)，养殖技术也得到很好的二次传递，村民已经基本掌握了必须的农业技能和 “种植—养殖 ”一体化技术。知识和技术的二级传递不仅使村民在已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与外界知识和技术进行融合，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发掘了本地的人力资源。

(四) 社区文化方面

妇女文化小组、秦腔小组等在村内完成5次文艺活动，在春节期间，由村内妇女、老人、儿童、青年人等共同参与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受到了乡镇领导的重视和嘉奖。村民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家庭之外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已经基本形成。爱心互助基金按照村民当初约定募得了1 080元，爱心互助基金管理小组也成立了，村民没有出现拒缴现象，公益互助型社区已经基本形成。

(五) 外部资源方面

村民已经能够和合作过的养殖场、种子采收站等独立联系，初步形成了合作关系，可持续性的外部支持已经基本形成，村外的外部资源支持网络得到了有效拓展，村民的社会资本有了一定增加。

六、Z村综合性扶贫行动研究反思

新的时代，反贫困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国际上，世界反贫困的事业出现了新特点，“赋权、机会、安全 ”等新理论成为反贫困的主流；从国内来看，我们面临着贫困程度深、贫困面散、稳定脱贫难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过去重经济的扶贫方式进行反思，以《纲要》为基本出发点，从综合性反贫困的角度进行新时期的反贫困探索。

(一) 综合性发展的必要性

甘肃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必须采取综合性的反贫困策略。《纲要》指出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1]甘肃省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就Z村而言，干旱少雨，自然灾害严重是致贫的重要因素。既要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又使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最佳途径便是生态扶贫。^[28]

但没有良好的人力资本，村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不到提升，生态发展模式没有基本的人力保证，经济发展得不到保障，就难以形成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有学者对甘肃地区的生态环境和贫困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贫困与生态和人口方面存在着互动关系，生态脆弱会加剧贫困和人口激增，人口激增会加剧生态脆弱，因此要加大人力资本开发和生态补偿，实现生态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3](如图2所示)。

贫困是一个风险冲击和抵御能力两者相互较量的结果，^[29]当风险无法降低时，提高抵御能力就显得大为必要。费孝通先生指出，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社会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30]农村是一个在村民相互影响下形成的社会网络，使村民形成合力，在风险面前共同抵御贫困，才能减弱个体村民独自应对贫困的脆弱性。经过对Z村综合发展项目的行动研究，我们发现在反贫困行动中，村民主体性的发挥，反贫困能力的增强，对增加经济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村民的主体性得到重视，促进了村民发展的意愿，会相应增加致富途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 社会组织和村民协同参与反贫困

社会权力是界于国家权力和私权力之间的一种社会公权，其分散并落实于民间各种社会组织。^[31]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实践的过程中，社会组织作为一个中间载体，可以有效地将政府与扶贫对象进行联结，促进二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实现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组织而言，社会组织扶贫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识别功能较强、瞄准的精度较高，更清楚贫困农民的权利状态，也能调动贫困农民的积极性。^[32]

在此次扶贫实践中，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外来者，与村民共同参与反贫困实践，引导和协助村民找到反贫困路径，实践脱贫方法，既是一个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者，与村民协同反贫困。在反贫困中，我们以行动者的视角参与发展，与村民共同探讨制定反贫策略，同时也以研究者的视角研究良好的反贫路径，总结经验与不足。

(三)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根本在于穷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被系统地剥夺，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33]因此，改变贫困农民的艰难处境，治本之策是提高其可行能力、保障其应有权利。人才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目的。在反贫困行动中，农民是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要增加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才能够让农民退出贫困。^[29]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1]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国的扶贫开发应该走包容性增长之路，使改革的红利得到共享。我国的扶贫应走向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突出发展机会平等、加强贫困人群能力建设、建立社会大扶贫的格局。^[34]

综合性扶贫的目的是实现区域内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反贫困能力。在此过程中，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村民主体性的发挥和能力的发展，要从多维度、多渠道共同推进反贫困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西部贫困地区的多层次、多方面协调发展，从而真正达到脱贫攻坚的实效。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的资料为课题组调研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