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一) 城市社区的形成及城市社区问题

徘徊在日益文明的都市里，人们却陷入精神荒漠找不到归属，这种现象似乎司空见惯却又不寻常。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都市呈现的问题日益严峻。地域性价值体系已逐渐从传统权威、身份价值转向物质财富作为衡量标准，居民之间的伦理秩序亦从差序格局^[1]的亲疏尊卑转向法理性处事方式。^[2]

西方学者对城市社区交往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同观点，分别是“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社区失落”论认为，社区个体化，人情关系变淡漠，社区走向解体而不再是传统的人情化地域社区；“社区继存”论认为，城市出现阶层分化却依然存在共同体及居民亲密关系的形态；“社区解放”论的核心观点则认为，地域社区的重要性因城市交通和通信的发达而不断下降，居民交往主要以兴趣或亚文化而形成的跨地域网络为范围。^[3]

我国城市社区也如上文所述存在形态多种多样的城市社区，如城中村、“村改居”社区、开放性社区、单位制社区、现代封闭社区、老城区社区等。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村改居”社区，“村改居”社区是保留一定的传统习俗、人情网络，但法制与理性地位逐渐上升的半熟人社区，也是一个城镇化道路中的过渡形态，在经济与政治制度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就地城镇化社区。在这类城市社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仅有因土地的经济利益而引起的邻里纷争和邻里关系紧张等问题，也有社区认同感较弱、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弱化，以及外来民工与当地人的隔阂、社区支持网络弱化等问题。^[4]

另外，我国城市亦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商品房小区即现代封闭小区。现代社会更加注重个人的利益和个人价值，在现代封闭小区个人利益因其私有财产的获得而得到维持和强化，^[5]因此，一旦小区内业主权益遭到侵犯，则会出现各类维权性集体事件，但临时团结起来的突发性维权运动结束后，居民则回归到多层次社区建设的日常生活中，^[6]邻里日常交往稀少。较多文献认为，现代封闭社区邻里互动主要集中在影响多数居民利益的大事件中，而其他日常交往却甚少，^[7]也有学者认为，现代社区的社区服务趋于由社会化、市场化的机构提供，其人际关系日益淡漠，都市的共同体趋于解体，^[6]居民日趋运用理性—法理等行动逻辑解决纠纷矛盾，利用法理性资源处理事务。^[8]

总之，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居民生活日益原子化。人与人交往的意愿下降，交往的空间日渐缩小，人际关系也日趋疏离。城市社区普遍存在居民归属感与认同感弱化、家庭伦理道德沉沦、社区人际关系疏离以及社区矛盾加剧等问题。

(二) 儒学文化回应城市社区问题

外来文化冲击、现代科技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文化生态的变化及传统文化研究传播方式的局限^[9]等原因，导致传统文化的传承日益式微。儒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学说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也备受冷落。这一局面，直到近年才得以扭转。

儒学的创立目的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其主张的内涵是现代社会学所说的“价值共识论”，是指社会成员主动内化社会的普适价值。^[10]面对社会的失范与失序，既要唤醒人们内在的精神自觉、重视个体的修身养德，又要重建社会良好秩序、明确健康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什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11]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学的价值精神有历史渊源。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出台的第一个以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主题的文件，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指导性意义。《意见》中提到的“修身治平”“开物成务”“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均来自于儒学文化。由此可见，国家层面的道德规范引导隐含着儒家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力量在参与社会治理。

儒学文化在城市社会的传播包括在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设置国学课程、社会兴办国学班、媒体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等。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及高校本科增设国学文化教程以普及儒学文化，学习以儒学为核心的道德行为规范。儒学文化回应城市问题如居民对社区认同感不足、家庭伦理观念弱化以及社会关系冷漠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儒学的实践应该是全民性的，不仅在教育领域，在企业、政治以及法律领域都要考虑推广与普及。^[12]在企业领域，企业道德文化建设，构建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以儒学伦理为导向的企业道德伦理体系，形成企业的组织规范，促进企业与社会、政府、员工及消费者等的关系和谐及其良性发展。^[13]在法律领域，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是不同于西方法治路径，有着自身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法律文化，吸纳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法治社会，如“重民”“民本”的政治法律主张。^[14]法律中处理家庭关系纠纷如涉孝纠纷，儒学文化的道德话语可能会成为司法判决的权威表达。^[15]

目前有关传统文化在城市的实践与研究主要集中在都市校园教育领域的国学教育^[16]、城市化进程中传统节日的文化空间建设^[17]、宏观的城市文化建设及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等方面^[18]，姚中秋提出儒学的过程是陌生人到熟人社会的过程，城市基层社区秩序的重建、城市陌生人社区的治理可从儒学开始^[19]，但具体如何操作并没有展开。在城市社区中再造儒学文化资本回应城市社区问题并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等相关研究还较少见。

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再造城市儒学文化资本，回应城市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弱化、家庭伦理道德沉沦、社区人际关系疏离以及社区矛盾加剧等问题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再造儒学文化资本参与社区治理不失为一种创新的尝试。

二、儒学文化资本参与城市社区治理

儒学文化资本可在社区秩序建设、家庭功能发挥和社区关系网络构建方面参与城市治理，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 提升社区的认同度与归属感，重建社区秩序

城市社区群体日趋个体化生活，除了家庭血缘网络，其主要是基于业缘的关系网络进行活动，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度较低。儒学文化资本可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和归属感。

社区本身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但年轻一辈更加关注社区以外的事务与网络，借助互联网、职业、兴趣等渠道，将自身的人际网络与资源更多地建立在社区以外。而社区工作可以通过促进社区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关注社区，了解社区历史，参与到社区的儒学文化资本再造当中，同时提升其对社区的认同度和归属感。例如社区工作者组织儿童青少年成立社区传统文化探索小组，制作社区地图与文化资源图，推动社区居民关注社区的历史发展，如“村改居”社区依存宗祠文化，增进了居民对社区的历史发展认知与社区传统文化资源；另外，鼓励青少年参与社区长者生命历史纪念册制作活动，通过培训、讨论及前期资料的搜索对社区中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风俗、先进个人事迹、传统宗族与家族历史等进行调查整理，访谈社区老人并且收集其故事和照片，进一步熟悉社区历史脉络、生活环境变迁、乡土的人情往来等，居民最后将收集和访谈的成果制作成小册子和展板在社区中进行展示，并对其他居民进行解说，甚至建设社区历史博物馆以推动全社区居民对社区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认同。

(二) 重塑家庭伦理观念，发挥家庭功能

儒学文化资本的再造延伸到家庭内部成为可延续的家庭文化资本，有助于城市社区中家庭矛盾纠纷、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及婆媳关系紧张等问题的解决，促进家庭关系和谐。家庭是文化资本生产的基本场所，其文化资本表现为语言、基本礼仪、初步的文化常识以及基本识字书写能力等方面。^[20]布尔迪厄认为家庭是社会秩序维系的工具，“家庭确实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起着决定的作用”^[21]。

儒学有关家庭伦理思想对如何建立和睦、亲善和民主的家庭有积极作用。孝道文化中的尊亲爱老及养老、父母教养子女中担当与榜样力量、夫妻相敬如宾等思想在现实家庭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城市社区双职家庭较为普遍，其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鲜有精力顾及，多数父母将子女的教育寄托于学校或交由上一辈进行教养而衍生了家庭教育缺失及隔代教育等问题；家庭观念因社会变迁而发生改变，夫妻离婚率逐年上升；父母希冀子女可以做到尊重他人、孝敬父母、懂得接人待物等礼仪，但是父母自己却难以做到以身作则。基于以上的现实家庭困境，父母与子女能学习并内化积极的儒学家庭伦理并以此作为家庭行为规范，将促进家庭关系的和睦亲善。《颜氏家训》中提到“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以警示家长要作为子女的榜样、夫妻互相恭敬。

由此可见，儒学文化资本有助于重塑家庭伦常、重建家庭关系秩序，促进家庭支持网络的建设，家庭老人老有所养、父母对子女言传身教、夫妻和顺恭敬相处等，家庭关系矛盾自然得以解决，同时传统文化与礼俗通过家庭单位得以传承。

(三) 促进社区支持网络建设

城市社区日趋呈现陌生人的社群特点，在同一个社区尤其现代商品房社区里邻里存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邻里之间因缺乏人情往来、信任基础薄弱，常常因一点小事引起邻里矛盾纠纷；多数居民表示存在邻里支持网络不足、邻里关系冷漠等问题。现代社区的陌生人关系一般遵循法理的行动逻辑，而新熟人关系网络的建设则强调情理的行动逻辑，有着社区道德伦理的规范与指引。^[22]《论语·里仁》说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是指居住在仁爱的邻里乡里之间才是最美，而选择不居住在仁爱的邻里空间是不智慧的。古代人就已经深谙人们居住在一个邻里互爱互助的社区才是智慧，应追求社区邻里关系的仁爱。《朱子家训》中“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是指看到有困难的邻居需要尽力爱护、帮助和体恤他们，这是一种情义。

在社区中发动社区领袖与社区骨干，倡导与践行儒学道德伦理，重视社区传统文化的承载仪式与建筑，有助于形成社区熟人的信任互惠网络，随之社区支持网络增强，社区内部矛盾与问题减少。譬如，社区年轻长者关爱社区高龄长者，为社区高龄和身体不便的长者提供情感支持、购物以及陪诊等服务，社区高龄孤寡老人的心灵孤独及居家安全等问题迎刃而解。

三、城市社区儒学文化资本再造的核心

儒学文化要真正起到治理的作用，必须实现城市社区儒学文化资本的再造，即通过儒学文化资本再造，使儒学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得以应用，并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发挥作用。要达到此目的，儒学需要了解当今时代的特点及现状来考虑儒学的适切内容和发展性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两个转化，即儒学的现代化和儒学的社会资本化。

(一) 儒学的现代化

由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学回应城市问题则必定涉及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问题。

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的现代化”，是指社会内部的社会变革道路，外来影响处于次要位置；第二种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指的是社会受国际环境影响的外部环境冲击而引起的社会变革，内部创新处于次要位置。^[23]中国当前的状况是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复兴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思想、价值多元、大众文化的挑战。^[24]正因如此，儒学的现代化有其重大的责任。不少学者提出了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议题，较早的有梁漱溟通过对比中国、印度和西方异质文化的反思来探索中国式的儒学现代性转化；^[25]杜维明则认为，儒学并非只是专家、教授所研究的学术，而是应该将儒学的人文关怀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政府也要通过加强修身提升政治实践的内涵；^[26]余英时同样认为，儒学的现代性出路在于将其日常生活化，在社会大众生活中日常化；^[27]还有其他学者认为，我们需要清楚儒学现代化的困境以及当今时代的普遍有效性问题。^[24]常俊贤指出，儒学实践需要三个向度，包括对生活投入与持续实践的向度、建设性批判的向度以及信念的向度。^[28]以上学者都强调了儒学的现代化在于日用性与现实有效性。

具体而言，随着社会秩序、家庭结构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儒学文化回应城市问题则面临着在家庭人伦关系、社区价值以及社区邻里关系等思想学说的现代化。儒学中的五伦有“三伦”是属于家庭关系的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其现代化是去除其维护家长制的时代局限性，而保留其对家庭关系和谐维系的永恒价值。^[29] “父慈子孝”在现代社会中突出的是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等，但子女与父母的情感不能违背法律与国家民族利益。“夫妇和顺”所倡导的是夫妻关系的恭敬和睦，在现代社会中突出的是夫妻关系在平等、尊重与爱中的和睦相爱。在家庭伦理中，除了“专制”外，也有“平等”“爱”“和”的积极因素，后者可以赋予新的时代意义，以实现家庭伦理的现代化。如体现平等的家庭关系，作为儿、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样，儿女同样有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此乃儒学中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化。

不同学者对于儒学的诠释和态度分歧较大，有同情支持者，也有批判否定者。无论是结合历史背景去解读，抑或因应时代发展需要进行阐释都无法脱离社会现实处境、本土文化的呈现、解读者自身的价值倾向和局限性。因此，儒学文化资本再造回应城市社区问题，实践者和构建者自身应有积极的主张和文化自觉，清楚明白当代城市社会的问题及其成因。在社区治理路径的探索当中，也应该持接纳性态度解读儒学文化以适应当代发展的需要，这亦是儒学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二) 儒学文化资本的社会资本化

社会资本是维系社会关系、延续社会网络、构建社会秩序的一种力量与资源。最早是由布迪厄提出，其认为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30]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儒家思想可促进个人修身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思想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相互统一与相互依存，这些都是形成社区社会资本很重要的价值来源。^[31]

儒学文化资本如何从思想转化为行为、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本正是儒学文化资本的社会资本化议题。儒学文化资本转化为社区社会资本，通过价值理念的倡导、社区道德伦理的学习实践、社区领袖引领互助互爱的邻里交往活动等，推动社区从陌生人到新熟人关系的社区，潜移默化社区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并成为新熟人关系网络里熟人舆论与社区行为准则与指引，形成一个以 “仁、义、礼、智、信”为道德价值基础的社区信任互惠网络。

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可以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增进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甚至形成集体行动力。^[32]传统价值体系及传统秩序逐渐解体的城市社区里，儒学文化资本转变为社区的社会资本，重塑城乡社区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区治理的新尝试，有助于解决城市化问题。

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发挥作用需要有价值理念作为基础与引导，而社会资本恰恰是可以通过儒学文化资本转化而来，并形成以儒学为价值基础的社区伦理价值体系和社区人际网络。儒学的现代化和儒学文化资本的社会资本化是应对城市化及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及传统价值体系解体的新探索，也是建设社区信任互惠支持网络、家庭道德伦理体系及增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探索路径。

四、儒学文化资本再造的途径

儒学文化资本只有转化为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态度与行动准则，对居民日常生活及社区问题的解决才有所裨益，如此，儒学的文化资本方可得以再造并产生社会影响力。而其转化途径有三。

(一) 挖掘城市社区的传统文化，实现儒学文化资本再造

笔者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挖掘社区内部的传统文化资源，活化传统文化资本实现社区的内部治理，这是“内源的现代化”之路径探索。

儒学文化资本再造不可缺少的就是挖掘并活化依存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文化载体与空间(如宗祠)及传统文化的礼俗(如婚庆、节庆仪式)等。

以广州城乡结合部 “村改居”社区为例，社区一方面保留着乡村熟人社会的部分特质，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又是一个移民社区，大量的民工聚集于此。社区本身存留着传统的宗祠文化、乡土社会文化、半熟人社区网络、老乡网络等。不管是由农民转变为居民的原住村民抑或外来民工群体，他们身上有着农村乡土气息和乡村伦理观念。因此，社区存在着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底蕴。如“村改居”社区婚娶寿庆基本都会在祠堂举办，这是一个熟人网络活跃之地，如重阳节会聚集整个社区的长者进行聚餐，并进行汇演，社区老人、大人小孩汇聚在祠堂及周边进行互动。虽因制度、经济及环境面貌变迁，熟人社区网络逐渐弱化、熟人往来减少，然而熟人特质依存，尤其是本地中老年群体的熟人网络、社区熟人伦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并发挥一定的社区功能。“村改居”社区的民工群体不仅认同传统乡土文化，同时也借助其输出地的乡土社会资本谋求在其输入地即城市社区的生存和发展。^[33]

现代商品房社区的传统文化资本挖掘则可从当地人自身所集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收集。例如笔者在现代封闭社区开展“社区国学”讲堂时发现，社区的不少业主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从农村走出来的文化精英分子，他们在城市购置了房子，其父辈随子女从农村迁居到城市，因此，小区内也蕴涵着丰富的乡土文化气息；另外，社区内有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业主如政府公务员、杂志出版社工作者、医生等本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较为认同，其在参与社区国学讲堂之前也有自主地学习儒学文化。

(二) 挖掘儒学价值资源，实现儒学文化资本再造

儒学文化资本再造必定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与其现实问题息息相关。首先需要了解社区居民如何看待儒学以及怎么理解儒学、对儒学的了解情况如何，这是儒学文化资本再造中参与主体的儒家认受基础，而非推行者一厢情愿地抱着自己对儒学的理解，而不管当地的儒学基础、当地人的参与意愿、期望和困境。另外，儒学文化资本再造是建基于社区人伦日用及经济民生中真正发挥作用并得以持续运作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挖掘能有效解决城市社区问题的儒学价值资源是儒学文化资本再造的重要途径。

儒学价值资源就在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中，体现在人文关怀的价值目标上，存在于个人、家庭与社区的活动场域里。个人层面的儒学价值资源包括“内圣”的理想人格，儒学强调做人是做君子，人的学习是“明明德”“止于至善”，通过个人的学习成长，“内圣”而“外王”，“修己以安百姓”。个人的学习成长、追求成就最终是要回馈社会，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为百姓谋福利的。儒学也是重“仁”“义”的价值取向，也是人们生活中所谓的做人要有仁义道德，强调“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甚至“舍生取义”，因此，日趋原子化的社区里，个人在修身养性、在奋斗的过程里不忘回馈社区、建设社区，甚至为了集体利益而搁置个人利益。家庭层面的儒学价值资源存在于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与教育、子女对父母的孝与赡养、夫妻之间的恭敬与恩爱之中，儒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孝”文化、“父为子纲”中父母的责任担当、从现代意义上探寻的“夫妻和顺”等家庭伦理对于建设现代和谐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社区层面的儒学价值资源体现在社区邻里的信任互惠网络之中，居民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友爱互助的熟人社区里，人都有与人非功利性和非工具性交往的趋向，有着“仁、义、礼、智、信”道德基础的邻里互动，“里仁为美”正是人们对美好社区的追求体现。甚至政府部门、媒体所倡导的在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社区的儒学价值资源，

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将社区挖掘的儒学价值资源真正地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是通过邻里互助、孝亲行动、社区礼仪等，通过儒学文化为小区带来的积极正面影响；二是以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讲解，让居民看到了儒学的实用性与日用性；三是通过国学绘本阅读、古琴、书法学习等形式让儒学融入到儿童青少年的日常家庭教育当中。

(三) 形成儒学文化资本运作团体，实现儒学文化资本再造

儒学文化资本的再造并非是一个孤军奋战的过程，而是一个多元主体合作、共同理解、内化和推动的综合性工程，通过提高社区重要人物对儒学的认受度及影响力，来促进社区官方团体对儒学的认可，实现多元社区团体的合作。而发动社区中的政府部门、居民委员会、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学校、商家、企业及经济联合社等社区主体的共同参与，是实现儒学得到更广泛认同的关键。每个合作主体都有自己的使命与目标，寻找儒学回应社区中的问题与合作主体的目标契合点，并通过这些合作主体在社区当中已有的群众基础以及社会影响力达致儒学文化资本再造的广度效果；另外，将社区儒学教育体系化等^[34]也是值得考虑的。

综上所述，儒学文化资本再造的核心是儒学的现代化及其有效地转化为社区的社会资本。在具体的途径方面，不但需要挖掘和活化传统文化的资源，充分调动社区主体本身的儒学文化意识；而且也需要国家在制度层面自上而下的输入与社区层面自下而上的参与，形成社区的有机整体；最后，形成儒学文化资本的运作团体，形成社区合力，扩大儒学文化的社区影响力。此乃城市社区治理中儒学文化资本再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