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8, Vol. 18Issue (4):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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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既需要不断反思自身的本土性特征，又需要持续考察国外福利建构的基本经验和历史局限，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①。然而，由于中西方民众对于国家的福利责任具有差异性认知，而且在各自关心的福利领域也具有较大程度的分化，因而如何更好地吸收其他国家的福利建设经验似乎在理论上就变得异常艰难了。早期福利类型学的奠基者对于东亚福利制度往往嗤之以鼻，且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在创立福利体制研究之初也并未将“东亚福利体制”(East Asian Welfare Regime)视为一种独立且完整的福利制度。但是伴随着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稳定表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对东亚地区特有的福利建设理念及附着于其上的制度设计展开持续关注，并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福利体制论述，这显然为中国借鉴国外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一条学理捷径。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1986年到2015年间涉及东亚福利体制的外文书籍、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进行综合梳理，准确定位其研究热点，以便更好地指导国外经验的中国化。
一、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理论概貌福利体制研究(Welfare Regime Study)又称福利模式研究，它是指在综合考察不同国家福利组合、福利输出与分类效应的基础上归纳出差异性福利制度的学理思考②。其理论溯源来自于石油危机之后学者们对西方福利制度的深度反思。1986年，梅志里(Midgley)发表的《工业化与福利：亚洲四小龙的个案研究》较早围绕东亚地区福利议题展开了直接讨论，其研究对于东亚地区特有的福利制度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1]一年之后，周(Chow)的研究又进一步在中西方对比的基础上扩展了福利比较议题，并对中国特有的家庭化福利理念进行了尝试性研究。[2]1990年开始，“日式福利国家”的相关研究在SSCI期刊中频繁出现，琼斯(Jones)和田端(Tabata)等学者都试图通过日本一国来管窥东亚福利制度的一隅，并由此总结出了福利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东亚经验。[3-4]1993年，部分学者采取“儒教福利哲学”(Confucian Welfare Philosophy)来称呼东亚各国福利制度建构的伦理基础，并在文化层面开启了东亚福利制度的学理探讨。[5]两年后，伴随着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杰弗瑞(Jeffrey)和罗迪克(Rodrik)都试图在借鉴东亚经济与福利制度的基础上为东欧国家的改革提供方向，并敏锐地发现两者在经济增长与福利发展的关系方面具有显著差异。[6-7]然而，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对东亚福利制度仍然带有强烈的学理偏见，因而当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去商品化”作为主要区分指标将福利国家进行类别整合时，仍未将东亚地区的福利政策予以涵盖。[8]
世纪之交，有关东亚福利体制的专项研究进一步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东亚国家的福利制度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着或发挥过极为重要的稳定机制，并由此获得了西方社会的普遍赞誉；另一方面也源于早期福利体制研究在获得学术界广泛肯定的同时，也由于自身的理论缺陷而愈加受到学者们的批判。1997年，权(Kwon)发表了SSCI期刊上第一篇以“东亚福利”为标题的研究，该文明确指出东亚福利制度与西方福利制度具有本质上的差异。[9]随后，权(Kwon)、周(Chau)和霍利德(Holliday)等人的研究也在总结东亚国家社会政策的过程中对其渐进再分配特点予以了充分关注。[10-12]与此同时，随着“福利三分法”在学术界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有关该理论的学术批判也愈加增强。其中部分学者认为，艾斯平-安德森未能够在研究中含纳性别视角，因而其研究本身对于女性群体的关注不足，[13-14]而另一类批评则指出其研究并未将东亚地区作为评测对象，以致其研究所形成的结论存在着地域上的局限性。[15-16]为了弥补理论不足，艾斯平-安德森先是在1997年发表的《混合抑或独特？位于美欧之间的日式福利国家》一文中明确表示：“尽管日本的福利制度并非是独特的，但却是位于美国与欧洲福利制度之间的一种平衡性的制度”[17]，至2003年他又不得不在其著作中坦承东亚福利体制“既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又混合了全球福利国家的主要特点”[18]。
然而，艾斯平-安德森略显中庸的观点修正并未为该议题的研究盖棺定论，反而使得学者们自21世纪以来对这种区别于西方传统模式的福利制度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以SSCI检索论文为例，1999年前有关“东亚福利”的直接研究仅为12篇，并主要以探讨单一东亚国家的福利制度为主要内容；2000到2004年，这一数量虽然仍然维持在9篇左右，但是域内比较研究已经开始逐步出现；2005到2009年间，这一研究数量增长到了12篇，文献研究、实证调查研究、域内比较研究、域外比较研究等多种类型的研究开始使得这一领域的探讨日益多元化；2010年以来，随着国别比较研究的强化，SSCI期刊论文数量不但新增23篇，且其研究的深入度也明显得以增强。当然，这种研究趋势之所以得以出现，原因如下：其一，东亚国家福利制度在新世纪后加速了定型，继日韩之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在福利制度建设上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各项社会政策的体系框架愈加完善，从而为相关议题的研究提供了着力点；其二，东亚国家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具有了更强的国际对话能力，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学者对于本土性的福利建设问题具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因而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支持者；其三，大量统计数据库的建设或跨国实证调查使得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相关数据具有更强的可比性，统计学技术的优化也促使原有的描述性研究逐步让位于更为精细的解释性研究，在相关期刊上的发表概率也得以迅猛提升。
时至如今，有关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多以书籍、论文抑或研究报告的形式出现，东亚各国也都有以本国文字形成的针对性研究，但无论从其研究影响力还是研究深入度而言均首推SSCI检索期刊上的论文。从统计结果来看③，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作者呈现出域外与域内相并立的态势，但来自中国大陆的外文学术研究仍然乏善可陈，其中，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占据总体数目的比例为45.283%，日韩等亚洲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比例为28.302%，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比例为20.755%，而中国学者的比例仅为5.660%。从研究视角来看，多国比较研究已经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主流，其中采取域外多国和域内多国的比较研究分别占据33.962%和33.076%，两者加总后的比例超过了总数目的65%，域内两国和域内一国的研究比例分别占据总体数量的15.094%和18.868%，同比前两者具有显著的下降。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东亚福利体制研究主要有制度比较、二手数据分析、实证调查和文献回顾等四种类型，分别占据总体数目的33.962%、47.170%、13.208%和5.660%，可见前两种方法最受学者青睐。与目前我国CSSCI期刊上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SSCI期刊上的研究同比国内核心期刊在跨区域比较方面增长了52.683%，在统计方法使用方面优化了387.495%，在实证调查方面提升了293.701%，显示出了较强的跨区域数据分析能力。
从时间维度来看，本土研究成果的增多、多国比较视角的增强和统计研究的强化是东亚福利体制外文研究30年间的最大变化。从作者分布的情况看，1999年前约有58.333%的SSCI论文作者来自于欧美地区，其中美国学者占据总数目的41.667%；21世纪前10年欧美研究者的比例迅速下降到了1/3左右，韩国学者和中国香港学者的比例分别上升至19.048%和23.810%；而2010年以来欧美学者的比例仍然维持在34.783%，日本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数量则有明显增长，显示出东亚福利体制研究日趋多元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以多国比较研究为主要视角的SSCI论文也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1999年其比例仅为58.333%，其中以域外多国为研究对象的仅占据总体数目的1/4；2000到2009年多国比较研究的比例则进一步增长到了63.158%，约36.842%的论文将跨区域比较作为主要研究视角；而近5年两者的比例则分别提升到了68.152%和40.919%，显示出采取跨区域多国数据开展的比较研究正在不断增长。在研究方法方面，1999年前以制度分析作为主要方法的理论研究占据论文总数的3/4左右；至21世纪前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42.857%，统计分析和实证调查的比例分别上升到了28.571%和14.286%；而到2010年以后制度分析的比例仅仅达到了22.727%，统计研究则上升到了总数量的6成左右。
二、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具体论域(一) 东亚福利体制真的存在吗
作为东亚福利体制的“元问题”，学者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围绕该体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学理交锋，并基本形成了“支持派”“中立派”和“质疑派”等三大理论阵营。支持派学者观察到东亚福利体制具有不同于西方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特性”，这种典型的体制差异足以使其被定义为一种全新的福利制度。这种观点的早期拥趸者侧重于通过东亚一国或者几国的社会政策来管窥其独特性。如权(Kwon)1997年的研究就试图将日本与韩国放置在艾斯平-安德森的三大福利模型中，然而他发现，“尽管日韩两国与保守主义福利制度最为相似，但是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并没有准确反映两个国家福利制度的鲜明特点”[9]；霍利德(Holliday)进一步强调“东亚地区的福利制度虽然可以被勉强分配进入西方的福利体制，但是同样也可以用单一的福利模式加以解释”[12]；而克里斯坦(Christian)有关东亚五个地区的研究则证实东亚福利制度对于家庭和市场具有更大的偏好，因而“在该地区存在一个独特的理想型福利体制”[19]。2007年以后，随着主流研究更加侧重于采取跨区域多国比较方式来展开讨论，利用大规模统计数据的量化分析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优先选项。哈格德(Haggard)等人观察到“东亚福利体制是介于拉美体制与东欧体制之间的一种具有共享型增长特征的独特福利体制”[20]；金的研究显示“代理性社会政策的差异已经对东亚国家和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表明东亚社会福利模式是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 [21]；而周(Chau)等人基于22国的研究也明确指出“东亚国家内部彼此更为相似且与其他域外国家具有更大的制度差异”[22]。
中立派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的准确界定则抱有更为审慎的态度，他们往往认为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性仍然缺乏稳定且直接的证据支持。古德曼(Goodman)等人1998年开展的研究直指东亚福利体制的文化基础，他们认为，虽然东亚国家在福利制度上似乎存在着一些类似的特点，但是“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东方福利制度”[23]；维尔丁(Wilding)继承了古德曼等人的看法，他在稍后的研究中也坦言，东亚地区差异化的福利重组与其统一性的制度特点在实践中并存，因而进行明确的福利体制界定具有学术上的两难性[24]；日本学者末广(Suehiro)的研究着重针对7个国家的劳工福利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东亚国家的福利费用结构并不是唯一的，且在建立制度上有着更多的独立性，因此很难去定义统一的东亚国家福利模型”[25]；而中国香港学者于(Yu)2012年针对东亚地区医保商品化问题的探讨也显示：“考核一个包罗万象的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存在是一个庞大且严密的研究，因而通过概括其统一性特征来界定东亚福利体制在理论上非常困难。”[26]
与中立派学者较为柔性的观点不同，质疑派学者对于东亚福利体制的真实存在表示出了明确的反对，并将主要攻讦点集中在了东亚各国福利制度的“内在统一性”上。其中，一种观点试图利用个案研究来申明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差异，如赖(Lai)将澳门认定为“监管福利体制的原型”，因而在他看来“社会政策对社会结构产生最为有限影响的澳门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特殊福利制度的东亚地区”[27]；金(Kim)基于韩国社会政策的研究也表明，“虽然东亚发展国家特别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后起工业国家在短时间内达成了经济发展，且具有市场经济在国家建设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共同点，但各国的政治性、社会性、地缘性环境却相异，这显然也给各国的社会政策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8]。另一种研究取向主要利用跨国比较的方式来开展，其目的在于利用统计数据说明域内地区在福利设计上的显著分化，其中崔(Choi)的比较研究发现“虽然韩国和中国台湾有类似的福利制度组合，但两者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老年保障方案，且不同方案业已产生了差异性的福利影响”[29]；金(Kim)针对东亚各国的研究同样指出“东亚国家会依据自身需要而非道德来建构国家福利”，因而他们的福利设计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30]；而哈德森(Hudson)等人则强调将东亚福利体制片面的视为单一福利模型是不符合现实的，“基于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的结果均可以发现整个东亚地区的福利制度是非常复杂的”[31]。
(二) 东亚福利体制的典型特征是什么
有关东亚福利体制典型特征的讨论在当前学术界也较为普遍，而“生产性”(Productive)、“家庭化”(Familialisation)和“儒教主义”(Confucian)等三大特征往往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多数学者倾向于将“生产性”视为东亚福利体制的首要特征，并把这一特点作为东亚国家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的重要缘由。其中，一部分学者对于生产性的特点做出了更为清晰的阐释，如彭(Peng)等人的研究显示，“每个时代社会政策的制度任务都是嫁接在特定社会经济目标之上的，而东亚国家当前的政策更加关注于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性的社会需求”[32]；费尔滕斯坦(Felte- nstein)也认为，“高增长与低消耗”是东亚地区福利制度的主要特点，这种制度在改变民众福祉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国家的财务支出压力[33]；而钟(Chung)等人的调查同样发现，“与大多数西方福利国家相比，东亚福利国家生产性的福利特点及其较为有限的国家福利支出并没有造成更为糟糕的健康状况，反而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声誉”[34]。另一类研究对生产性福利制度的形成原因表示出了浓厚兴趣，郑(Joo)发现，韩国生产性社会政策在有效提升经济水平的同时也凝聚了韩国民众的共识，后者反过来对前者产生了反向的约束[35]；马斯顿(Marston)在对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研究过程中提出，“自力更生、个人责任和经济共担的福利文化对于生产性福利制度的定型具有本质性的影响”[36]；而崔(Choi)等人则在探讨中韩两国福利制度后申明：“为了避免先进国家已经经历的福利破产，将其后发利益最大化是韩国和中国所需要的，这也是中韩两国选择生产性福利政策的主要原因。”[37]
“家庭化”的特点也被学者们广泛奉为东亚福利体制得以存续的圭臬，这一基于新型福利组合的学术认知往往和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Mix)理念相契合，并在学理上深入挖掘了家庭在东亚国家福利提供中的特有地位。其中，较为普遍的一类研究着力解构家庭身份与东亚福利获取资格之间的关联，谭(Tam)发现，“东亚地区民众在儒教文化的影响下更加青睐于依靠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依靠家庭成员来取得福利的比例也更高；[38]李(Lee)等人将“高额的个人费用以及家庭福利的高使命感”视为东亚福利体制的典型特征[39]；王(Wang)基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研究也主张：“相比较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东亚福利政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福利的家庭化和强调家庭身份。”[40]另一类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家庭与福利多元主体的互动作用，李(Li)的研究就关注于老年独居者的经济援助政策，其观点强调“家庭是东亚福利体制的核心，且在现行福利提供过程中家庭是国家福利最为重要的提供者”[41]；单(Chan)等人的研究显示，“尽管医疗责任已经从家庭为主转变为了四个部门共担，但是家庭在福利提供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2]；泉源(Izuhara)也认为，东亚福利体制中的“家庭并不是一个被市场、政府、制度化的社区规定所替代的落后者，而是一个完整且活跃的重要部分，它可以有效地应付不可预知性和不利的环境因素”[43]。
“儒教主义”是学者们讨论较多的第三个典型特点，这一特征的概括主要为了揭示东亚福利体制深层次的文化意涵与伦理机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欧美研究者更加注重生产性特点不同，亚洲学者对于家庭化和儒教主义的典型特征具有更为密切的关注，这本身就反映出学者们在观察视角上受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在研究中，部分学者对于儒教文化的正向引导作用进行了解读，如钟(Chung)的研究显示，“东亚民众会在儒教道德的影响下注意自身在福利提供中的责任与义务”，因而儒教文化对于形成较好的福利组合非常有利；[44]申(Shin)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儒教价值仍然持续的促进社会政策的不断完善，东亚民众对于儒教价值的遵从也有利于社会政策的有效执行”[45]；周(Chau)的研究则表明：“尽管不应该想当然地说东亚国家在家庭化方面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福利制度，但是东亚地区的确有着可以共享的儒家文化。”[22]另一类研究则对儒教文化的负面价值进行了关注，如权(Kwon)在1999年的相关研究中就坦率的指出，“对于儒教福利制度和家庭福利角色的严重依赖使得东亚地区女性的福利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这种制度也会加深社会经济的不平等”[10]；成(Sung)的研究赞同此种观点认为，“儒教文化对于政府扶植女性的福利政策具有严重的削减效应，女性的福利获取受到儒教文化的深刻制约，并尤其表现于女性在就业领域中所遭受的困境”[46]；林(Lin)也认为，“儒教影响下的东亚女性具有更为有限的权利追求，这对于本区域内性别平等和家庭政策具有显性的负面影响”[47]。
(三) 东亚福利体制的未来趋势会怎样
东亚福利体制的未来趋势是国外研究中广泛讨论的第三个议题，并在近年来形成了“全球化”、“独特化”与“碎片化”等三种争议性的观点。目前，多数学者主张东亚福利体制会在增强国家福利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化，其中一种观点侧重于阐述这种全球化趋势的外在表现，霍特(Hort)的比较研究显示，“亚洲国家即使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结束后，其国家福利的责任性也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48]；林(Lin)也认为：“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产生了强烈鼓舞坚持生产主义模型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模型不能够解决当前困扰东亚地区的许多问题，因而其转型也是不可避免的”[49]；韩国学者卢(Roh)的研究则发现：“仍然没有摆脱欠发达福利国家框架的东亚福利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同时试图通过救济由此产生的牺牲者来增强其国家福利的供应能力。”[50]另一部分学者主要围绕着人口压力、金融危机或社会问题等客观要素展开讨论，并主张这些客观因素会对东亚福利体制造成较大程度的约束，如克鲁瓦桑(Croissant)指出，“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东亚地区的福利制度更加突出国家保障能力的建设，就业服务政策和家庭援助政策开始日益增多”[51]；梅志里(Midgley)等人认为，“贫困及阶层不平等等社会政策问题的严峻化会使东亚国家的国家福利制度进一步扩张，家庭福利提供则会出现明显的收缩”[52]；而理查德(Richard)则主张：“东亚福利体制的商品化策略在经济低迷的影响下会逐步被社会福利的增长所取代。”[53]还有少部分学者将政治选举抑或公众态度等主观要素作为全球化趋势的理由，权(Kwon)发现，“对经济政策总体目标的改变以及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已经使生产性的东亚福利制度更加具有包容性”[54]；王(Wong)亦主张：“在公众持续对社会福利制度不满的形式下，亚洲地区将在社会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维持更大的平衡。”[55]
第二类有关发展趋势的研究普遍认为，东亚福利体制会继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其所存在的生产性特点和固有的福利组合不会改变，且嵌入到福利制度中的儒教文化仍然会继续在福利提供中发挥着重要的功效。在这些研究者中，较为激进的学术观点倾向于认为东亚福利体制的任何本质改变都不会存在，如金(Kim)指出：“韩国等东亚国家仍然会坚持效率与竞争并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福利制度也仍然会保持生产性的福利特点[56]；伍德(Wood)也赞同“按照路径依赖方式来假定全球化必然会形成统一社会福利制度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东亚福利体制仍然会与西方福利体制具有鲜明的区别；[57]黄(Hwang)的研究则进一步显示：“虽然社会政策、结构条件和政治扩张使得该地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他们福利生产逻辑的核心基础并没有改变。”[58]与此相反，部分学者的观点则较为缓和，他们在赞同东亚福利体制会借鉴其他体制经验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会长期保持独有特点，如高夫(Gough)认为，“经济全球化虽然正在改变世界各地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是全球化不会唤起统一的福利政策响应，更别说是说整个发展中国家”[59]；黄(Huang)也表示，“东亚各国基于各自国情不会大幅度改变其生产主义的福利理念，社会政策的调整会是非常审慎的”[60]；而唐(Tang)的研究则显示：“鉴于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了亚洲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亚洲四小龙国家都能够走上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上是不现实的。”[61]
当然，仍然有少数学者笃信东亚福利体制不但不会走向全球化，而且不会形成统一的福利体制，其未来的归途是各个东亚国家之间的碎片化。其中，一种研究思路侧重于采取多国比较的方式详述东亚地区碎片化的福利发展趋势，维尔丁(Wilding)在其研究中就主张，“虽然生产性福利制度仍然适应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但是东亚各个地区的福利重组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62]；日本学者落合(Ochiai)的研究也明确表示，“日本业已抛弃西方福利模式而转向亚洲国家福利模式的结论并不能在实证统计上被认同”[63]。另一种研究理路则试图对这种碎片化的趋势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其中，克里斯坦(Christian)2002年的研究就指出，“东亚福利体制尽管与西方福利制度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但由于历史、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没有统一的模式能解释这五个国家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64]；权(Kwon)在继承上述观点的同时表示，“东亚经济体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对福利制度的改革有着不同的侧重，虽然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基本上保持着选择性的国家福利制度，但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实施的社会政策改革却正朝着更加包容性的方向发展”[65]；陈(Chan)等人的研究则认为：“尽管在东亚内部自力更生、个人的责任和共同的经济体都会产生一种福利承诺，但是在管理制度、政治意图和政策效果的制约之下，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同比其他东亚地区在工作福利方面所具有的碎片化趋势仍然会得以延续。”[66]
三、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长期展望在经历30年的发展之后，有关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已经愈加完善，并在发展中呈现出了三个典型规律。第一，东亚福利体制议题是一个逐步聚焦的研究过程，其整体的学理脉络既呈现出了较强的理论继承性，又体现出了明确的时代变迁感。纵观该议题的研究进程，可以观察到基于福利国家的早期批判启蒙了学者们对于该问题的初步探索，并在“福利三分法”理论反思中使得该议题的重要性日渐突出；21世纪以来，福利制度的加速定性、东亚学者话语权的快速崛起和统计技术的日臻完善都将该议题的研究推向了福利比较领域的舞台中央。这种研究进程的变化本质上表现出了福利研究随时代变迁而逐步转变的逻辑脉络，且其本身也显示出福利研究总是在为解决实践问题而生的理论内涵。第二，东亚福利体制研究在研究人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方面具有巨大进步，基于不同研究取向的多国量化统计分析成为当前最主流的研究理路。从其研究的宏观概貌来看，尽管欧美学者仍然占据总体数目的四成五，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韩学者的快速成长使得该议题的本土化趋势愈加强烈；同时，以个案或者少量案例为主的域内比较分析虽然仍然超过总体比例的三成，但是基于域间多国比较的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进步最快的研究视角；而在研究方法上，以制度比较为基础的纯理论分析已经开始逐步让位于二手数据或实证调研为基础的量化统计研究，这使得体制定位的精确性也在稳步增强。第三，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议题虽然具有广泛的争议，但存在性议题、典型特征议题和未来趋势议题的争议性却存在较大分化。在相关议题的研究过程中，存在性议题是学术争议最为集中的领域，学者们围绕着东亚福利体制是否真实存在形成了“支持派”“中立派”和“质疑派”等三大理论阵营，其争议的碰撞性较强，因而东亚福利体制的“元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未来趋势议题的学术争议也较为激烈，学术界围绕着东亚福利体制的潜在路径已经出现了“全球化”“独特化”和“碎片化”三种观点，其争议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弥合；而典型议题的研究则相对缓和，学者们虽然分别将其特征进行了概括与甄别，但是由于其分歧多存在于研究侧重点层面，因而其整体的理论观点最容易展现学术包容性。
对于东亚福利体制进行理论反思，可以发现该议题的研究同比西方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存在更大程度的争论，其深层诱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客观规律层面来看，东亚各国相对多元化的福利制度为总结这一区域的福利体制带来了现实挑战。囿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准福利模板的破碎，东亚各国的福利设计不但需要在充分考虑本国物质条件的前提下审慎推动福利建设，而且需要在有效迎合民众对于福利建设期待的基础上合理分配福利责任，因而这使得本土化的福利建设思路成为东亚国家的必然选择；考虑到东北亚及东南亚各个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及地缘方面的巨大差异，建设不同框架的福利体系并选择不同形式的发展路径在实践上似乎就变得异常合理了。第二，从主观规律层面来看，东亚福利体制研究在统计数据资料方面的缺陷也使得该议题难以得出准确定论。相比于西方各国较为健全的统计分析，东亚地区内部不但尚缺乏完整且直接的含纳多国数据的大范围资料库，而且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也难以形成不同话语体系下令人信服的共同结论。因而正如中国台湾学者古(Ku)所言：“由于东亚福利的发展落后，迄今在该地区的跨国家的合作很少有一致的、长期的努力。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现有的作品和书面国家案例报告研究大多是由不同国家的作者写的，这只能延缓真正的东亚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到来。”[67]
基于此，未来东亚福利体制的相关研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加强。第一，应当正视相关研究的理论难点和学术困惑，在保持适度包容性的前提下开展具体讨论。东亚福利体制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目前尚处于理论建构与完善时期，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存在诸多现实争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学者们仍然需要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保持较大的宽容度，将研究议题进行进一步聚焦，在相关争议与交锋过程中深化对于该议题的认知。第二，应当增强统计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强化国际间学术合作基础上推动数据库建设。未来的相关研究应当针对域内域外国家进行更大范围的实证调查，通过直接的学理调查来了解东亚地区福利组合的基本特点、民众的满意程度和未来建构的期待方向；由于该类型实证调查的难度较大，跨区域的单独调查可能存在政治障碍，因而可以有效利用多国学者的数据收集来形成更为丰富的数据库。第三，应当引领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尤其应当积极培育中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对话能力。东亚福利体制研究近年来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其原因之一是中青年学者不断涌现，未来相关研究也同样有赖于年轻学者的成长。特别是对于中国大陆学者而言，尽管其外文表达能力和统计分析能力都持续提升，但是对于相关议题的反思仍然难以融入主流学术界，因而应当不断锤炼青年学者的学术敏感性，提升青年学术共同体对于该议题的持续关注。
①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在实践层面具有较大程度的差异。前者多为以为特定弱势群体提供有限补贴或者福利服务为主的社会福利，在中国又被称为“民政福利”；后者多为为所有公民提供的含纳资金、机会和服务的广义保障机制。本研究采取了广义概念的视角来界定“社会福利”。b本研究的概念界定主要参考高夫(Gough)发表的“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Welfare Regimes”一文，他将艾斯平-安德森1990年针对“福利模式(Welfare Regime)”的四维度界定方式淬炼为“福利组合(Welfare Mix)”、“福利输出(Welfare Outcomes)”和“分类效应(Stratification Effects)”等三部分。cSSCI期刊论文的查询以Jastor数据库作为基础，搜索词汇为“East Asian Welfare”，笔者对所搜索结果进行了二次甄别，搜索时间为201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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