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单位制解体，传统的单位社区也逐渐瓦解。与此同时，大都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机会，吸引着大批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谋求生计，这使得城市社区居民构成日益复杂化。以商品房社区为代表的现代社区逐步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政府与学界都非常重视城市社区的巨大变化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行政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作为社区治理绩效水平的衡量标准之一，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是从学界到政府决策部门都十分关注的内容。目前，国家正大力推进社区治理的进程，除居委会之外的其他治理主体正在基层治理中逐渐发挥作用。

本文以上海的居民社区为研究单位，试图探究在社区认同的影响因素中，各治理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有哪些特点，特别是社区的业委会在社区治理中是否会影响到社区认同。本文从社区治理的视角考察社区认同的影响机制，希望了解目前上海市社区治理中居委会、业委会和业主等主体的作用发挥情况，同时强调在社区治理中业委会与业主的相互作用，最终聚焦到如何不断完善社区治理模式，提升社区认同这一问题上来。

二、文献回顾

社区认同指的是社区居民对于所居住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反映的是社区居民基于自身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在相互沟通、相互交往、互帮互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依恋感和归属感，涵盖了社区认同的功能(满足自身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与测量维度(心理上的依恋和归属感)两个方面。^[1]

影响社区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层面的特征和社区层面的特征两大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个人层面来收集数据，对影响社区认同的个体因素和社区因素进行综合研究。许多研究表明，城市社区中居民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社区居民的构成存在较高的异质性，这就导致了社区认同和邻里互动难以产生。同时，城市社区大多是以契约型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的社区互助精神在市场化的物业服务和专业化的社区服务冲击下逐渐消解，邻里之间的和谐互动和情感交流被契约性的等价交换所替代。例如，Puddifoot就通过一个在英国东北部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该地的社区认同主要受对某个地理范围的归属感、居住时间长短、家庭关系好坏等因素的影响，而邻居情况和社区的舒适程度并不重要。^[2]

国内有关社区认同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个体层面来探讨社区认同的影响机制。有研究发现，个体属性(性别、年龄、教育、职业、收入、婚姻)、社区满意度、居住时间、社会参与、社会关系、社区进步认知度与社区认同都呈正相关关系。^[3]胥兴安、孙凤芝和王立磊通过对227个样本的数据进行基于成分分析方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后发现，居民对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的感知都会对社区认同产生正面影响。^[4]杨敏曾经对一些城市社区进行了长期调查并结合多个访谈发现，城市社区中的离退休党员、门栋组长和文艺骨干分子对所在居委会表现出了很高的认同，而其他居民则没有这种情感。她认为这种特殊的认同感来自于他们以往单位认同的移情。^[5]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关注的是社区层面的因素对社区认同的影响。桑志芹和夏少昂运用电话访问获得了422个有效样本。在进行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后他们发现，南京市居民个人层面的因素对他们的社区认同没有影响。而社区层面的因素，比如对社区的满意度和社区内的互动情况对社区认同有正面影响。^[6]牧原在研究中将社区类型分为了3种：商品房型社区、单位型社区和传统型社区。他的研究数据表明传统型社区认同度最高，商品房型社区居于其次，认同度最低的是单位型社区。^[7]辛自强和凌喜欢在北京市的5个社区中开展了社区生活入户调查，获得了334个有效样本。他们的研究表明，大院型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要显著高于社会型社区的居民。^[8]

总的来看，现有的社区认同研究大多从个体层面来考察社区认同的影响因素，样本量都在200—600之间，涉及的社区数量都非常有限。^[2-8]这些研究可以比较好地反映了社区居民个体的特征对其社区认同的影响。而从社区层面来讲，由于社区样本的数量极为有限，因此对社区因素的研究还只涉及一些基本的社区类型等变量。对于社区治理中各个不同行动主体的活动所造成的影响还很少涉及。

目前，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主要包括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这三大治理主体分别代表了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种力量，他们共同构成了社区的权力格局，因此，被称作是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9]。在社区治理基本主体结构中，小区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行动主体通常会相互配合、共同营造和谐健康的社区生活。但这些主体之间也会因为一些利益冲突而导致各种摩擦和纠纷产生。他们在社区关系网络中通过彼此之间的竞争、合作、冲突来不断建构出社区权力的秩序。孙小逸、黄荣贵的研究发现，居民委员会动员社区外资源的能力有助于提高社区的参与度，而居民委员会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热情。^[10]李学斌在南京某区的研究表明，加强居委会的资源供给，厘清基层行政力量，强化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组织与居委会的相互关系可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11]但是，居民委员会的过度行政化趋向也可能阻碍其他治理主体发挥应有的作用，使社区权力关系陷入紧张与不协调的困境。^[12]

物业公司是城市社区中以市场化运作逻辑为社区居民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或社会组织。物业公司在社区居民的生活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郭圣莉、王亚捷和杨吴夏对上海的调查显示，上海基层社区的权力结构中物业公司的作用不容忽视，甚至在一些小区还行使着不少居委会的功能。^[13]物业公司如果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居委会而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物业公司虽然是由小区业主聘请来为他们服务的，但是受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等方便的影响，物业公司和小区居民之间往往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一些中高档小区的物业公司资质较高，物业服务比较完善，相应的物业费标准也比较高，在社区治理中往往发挥着比较积极的作用。而一些老城区的老旧住宅小区、售后公房小区和部分普通商品住宅的物业服务质量则比较低，物业费收缴困难，物业费定价过低，物业服务企业与社区居民的纠纷不断。而基层政府和居委会对社区物业服务也很难做到有效监管。有一些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差，问题比较突出。这类物业公司在社区治理中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还可能成为社区不稳定因素的来源。

在不少社区中，业委会作为业主公共利益的愿望表达组织，可以有效的维护业主的利益，增强业主的集体谈判能力，实现社区公共福利的提升。^[14] 李斌和王镒霏的研究就指出，居委会可以通过社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的组织化和社区化程度，进而推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15]近年来，业委会在上海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也在社区治理和维护业主权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市12 100个住宅小区中，有近90%的小区已经成立了业委会。^[16]以往的实证研究揭示出业委会的存在可以促进业主之间的沟通，为业主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平台和渠道，提升业主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活动的热情，从而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但也有些业委会经常遇到业主参与度低，议事决策表决通过难，业委会无法正常运转等问题，最终会对居民的社区认同产生消极的影响。此外，业委会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就是代表业主与物业公司进行沟通和合作，并对物业公司的服务和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因此，在社区治理中业委会能否积极的与物业公司进行沟通和协作，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区认同的水平。

居委会作为一种以行政关系为基础的群众自治组织，通常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居委会的工作能力高低不仅会对社区认同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还会影响到社区其他行动主体的功能发挥。居委会的工作做得好，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物业服务和业委会的不足。如果业委会与居委会的关系不佳，能力强的居委会仍然可以通过广泛动员小区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来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而居委会如果不作为或是工作能力不强，则业委会的缺位就可能对社区居民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而业委会如果运转不好或是与居委会有矛盾，就会令居民的社区认同受到更大的削弱。因此，本研究希望进一步检验居委会的能力高低是否会改变物业服务水平，业委会运转状况、业委会和居委会关系好坏等因素对社区认同的影响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2015年在上海完成的“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的社区问卷部分。调查问卷分为社区居委会部分、物业公司部分、业主委员会部分、社会组织部分以及社工部分，访问对象为上海居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及其相关机构主要负责人。

本次调查通过内隐式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在上海抽取村居委会570个，实际完成538个村居样本；同时，完成物业公司问卷695份，业委会问卷570份，社会组织问卷362份，社工问卷531份。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调查的城市社区部分。由于本次研究针对的是城市社区的社区认同状况，故本文去除村委会样本，将有效的居委会问卷、物业公司问卷和业委会问卷合并，最终获得业委会层面的有效样本546个。

(二) 主要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基本类型与说明如表1所示。本文的因变量是社区认同，具体来说，选用的是问卷中的问题：“您认为业主对小区的认同度如何？”受访者是小区业委会的负责人，所对应的问题选项包括很高(5)、较高(4)、一般(3)、较低(2)和非常低(1)。该变量为定序变量，5代表社区认同度很高，1代表社区认同度很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并没有从个人层面来测量社区认同，而是由546个小区的业委会负责人基于他们长期在社区中的体验和观察来从社区的总体上进行判断。他们的判断结果能够相对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社区治理的现状和社区认同的普遍水平，也能相对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可以说是社区层面进行社区认同测量的最关键指标。

本文讨论的是社区认同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和上海城市社区的实际状况，我们选取以下与社区治理中各主体有关的若干个指标进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居委动员能力。该指标表示的是居委会有效动员居民参与居委会日常管理工作的能力。这一指标的高低代表着居委会在社区居民中的影响力的大小。在问卷中是询问居委会干部“社区居民对居委会日常管理工作是否配合”一题来反映其指标值。取值区间为1至3，即：1为一般，2为比较配合，3为非常配合。

居委获奖。该指标表示的是居委会在过去5年当中是否获得过国家级奖项。这一指标代表着居委会的工作能力所受到的行政体系的认可。在问卷中是询问居委会干部居委会的获奖情况。取值区间为0和1，1为获得过奖项，0为没有获得过奖项。

物业服务满意度。业委会负责人对物业公司所提供服务的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共涉及保洁卫生、绿化养护、设施维护、安保措施和家庭内部设备等5个方面。每一项的分数从1到5，其中1为非常不满意，5为非常满意。然后将这5项得分相加则是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的评分。

物业公司资质。该指标代表的是物业公司所具备的企业资质情况。0代表没有资质或不清楚，1代表一级资质，2代表二级资质，3代表三级资质。资质越高，说明物业公司的注册资本高，提供的服务种类多，其中三级资质是最高级。

业委会运行情况：该变量是询问业委会负责人目前该业委会工作运行是否顺利来获得。1为业委会运行较差，2为业委会运行一般，3为业委会运行良好。

业居矛盾。该变量是反映业委会与居委会之间是否存在矛盾。1为没有矛盾，2为偶尔存在矛盾，3为经常发生矛盾。

模型中除了社区治理相关的自变量以外，还包括4个有关社区状况的基础性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群租问题。该变量是询问居委会负责人有关小区群租问题的严重程度来获得。1为小区存在较明显的群租问题，0为没有群租问题。

小区房价。该变量是询问业委会负责人有关小区2015年二手房均价来获得，该变量的单位是万元。

社区类型。选取被调查社区中户数最多的居住类型作为该社区的总体社区类型，赋值1—3。小区类型分为3类：1为老旧社区，2为动拆迁小区，3为商品房小区。由于社区类型变量是一个分类变量，在模型中我们对它做哑变量处理。将频数最高的“商品房社区”作为参照组，其余社区类型对照商品房社区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烧烤摊扰民。以居委会辖区内是否存在烧烤摊烟气扰民现象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反映的是社区治理中对环境整治和城市卫生问题的治理效果。如果有该问题则记作1，没有记作0。

(三) 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

由于因变量社区认同是一个定序变量，本文的统计分析模型使用的是定序逻辑回归模型，使用STATA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拟合。本文在研究中模型中，采取逐步回归的方式讨论各类别变量对社区认同的影响。

四、研究结果

表2报告了分步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只有控制变量的模型1中，老旧小区的社区认同感比较低。存在群租问题和烧烤摊烟气扰民问题的小区也会在社区认同方面处于劣势。而小区的房价高低对于社区认同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人们对居住小区的宜居程度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如果小区的居住环境有所欠缺，既便是房价很高，人们也不会有很强烈的社区认同感。

模型2加入了居委会获奖情况和居委会动员能力这两个自变量，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不变，而新加入的自变量中只有居委获奖这个因素在0.01的水平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居委会获得过国家级的奖励，则社区认同水平相对就会更高。而居委会是否能有效动员居民配合工作则不会对社区认同产生影响。这说明社区的行政管理者是否能够获得较高级别的表彰对于社区的认同是比较重要的，这也反映出目前的基层治理体系中行政权力仍处于主导性的地位。

模型3加入了社区的物业公司服务质量和物业公司资质这两个自变量。回归结果表明，这两个变量都对社区认同有重要的影响。在以往的个体层面的研究中，物业公司的因素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物业公司本身的资质和及其服务质量这两个方面都能对社区认同发挥影响。物业公司的服务越好，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就会越高。而物业公司的资质高，说明物业公司的管理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同时也需要业主缴纳更高的物业费。在控制了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这一因素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更高资质的物业服务公司能够带来更高的社区认同。这说明城市居民还是比较倾向于选择实力强、管理规范的物业公司来为自己服务。

模型4考察的是业委会在社区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回归结果表明业委会的运行越好，则社区认同就越高。这说明业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成为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而业委会和居委会之间如果存在矛盾的话，社区认同的水平就会有所下降。这也说明业委会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居委会处理不好与业委会的互动关系，就会影响到居民对社区的态度。

模型5将所有控制变量和自变量都纳入模型中，回归结果显示大多数自变量的显著性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为了考察居委会的工作能力对其他变量的交互影响机制，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居委获奖与其他自变量的交互项。表3是交互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居委会获奖情况与业居矛盾的交互效应非常显著。这说明在居委会获得国家级奖励的社区中，业居矛盾的负影响基本得到了消除，甚至会促进社区认同的提升。而在那些没有获得国家级奖励的居住社区当中，业委会与居委会的矛盾就会损害社区认同感。

五、结论

本文基于对2015年上海市385个城市社区、546个业委会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通过定序逻辑回归模型对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这三个社区治理主体对社区认同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检验。从回归结果来看，居民的社区认同程度与这三个主体的工作状况都显著相关。也就是说，居委会获得过国家级奖项，社区认同水平就会有所上升；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越令人满意，物业公司的资质越高，则社区认同感也会更高；业委会的工作开展得越好，与居委会的矛盾越少，则社区居民就会更认同自己的社区。这些结果是与其他研究成果比较一致的，也突显出上海的社区治理中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这“三驾马车”已经开始协同发挥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及资质都对社区认同有直接的影响，这说明在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对物业公司的监管，并加强物业公司服务能力的提升。物业公司作为市场力量的代表，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是维护社区物业的正常运转。因此，相关部门一方面要促进物业公司不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服务满意度；另一方面也要提高物业公司的准入门槛，采取措施帮助现有物业公司扩大规模，提升企业资质水平，最终使其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本文的交互效应模型还揭示出居委会获奖情况可能会改变居委会和业委会的矛盾对社区认同的影响。居委会能否获得国家级的奖项不仅反映出该居委会的行政能力比较强，在社区治理中做出了一定的特色，同时也说明居委会的工作得到上级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推荐。在这样的社区中，如果居委会和业委会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居委会较强的行政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将有助于及时化解这些矛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社区居民通常也会对这些能力较强的居委会给予更多的信任和支持，这两个主体之间的矛盾反而还有可能提升社区居民对自身所处社区的认同感。而在那些居委会的行政能力还没有得到较高级别部门肯定过的社区中，居委会与业委会如果产生了矛盾，则更可能会由于居委会处置不当而造成对居民社区认同感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特别注重居委会的能力建设，帮助其有效的监督和指导业委会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注重改善居委会和业委会之间的关系，将能否正确处理与业委会的关系作为考核居委会日常管理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督促其重视业委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