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真正意义的社会工作发端于清末民初，在这一由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型的时期，为了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一大批仁人志士致力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由此掀起了 “睁眼看世界”的“西学东渐”思潮。西方的社会学、社会工作等理论和实务学说也随之传入，并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传播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早在民国时期，大批有识之士便以社会工作的理论实务和价值理念为指引，为着“认识社会，改造中国”，实现唤起中华民族之思想的觉醒和主体意识独立的目的，开展了大量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活动等社会工作性质的实务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社会工作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发展，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启示。

社会工作最先在西方产生和发展。在西方工业社会转型产生大量社会问题的背景下，社会工作旨在以专业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技能为基础，以利他主义为价值取向，以帮助社会成员解决社会问题、走出现实困境、增强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和提高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促进社会稳定为终极目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剧变、中西文化交融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经济的凋敝。伴随着“西学东渐”浪潮的兴起，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经世济用”的学科，受一些国外传教士和一批留学海外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提倡要走出一条解救民族于水深火热的富民强国之路的“实践行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实践行动”中，社会工作从西方传入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学科专业思想理念则“作为社会学当中的一个应用课程随之被传入”^[1]。它倡导通过开展社会工作教育、社会问题调查、社会救助等具有社会工作性质的理论实践与实务探索来唤起民族的自觉，其中所蕴含的专业理念思想高度契合当时中国社会迫切要求改革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中国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的全面探讨和追求。

(一) 传播引入：社会工作中国化的时代发端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和范式形成的关键时期。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传入，中国开始出现急剧的社会转型，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社会学作为一门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也在此时逐渐萌芽，促进了社会工作的思想、理念及方法在中国的传播，由此社会工作得以以传教和慈善活动的方式展开。在此过程中，民国时的学人对西方社会工作核心要义进行再梳理，初步形成本土化的专业理念，逐渐使之发展成为一门专业化、职业化的学科。

自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打开以后，中国稳定的政体受到冲击，西方列强在武力侵入之前，最先以传教活动占据了文化上的主动，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儒学传统和宗法家族的观念。此时，正值西方教会组织中的传教士在中国广泛开展具有慈善救助和社会服务性质的活动阶段，西方的平等、慈善和福利等思想及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已被引入中国。“在这之后，由于这一专业的理念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应对当时凸显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很快就被当时的一些社会组织以及一些带有改良色彩的社会运动所借鉴和运用。”^[2]从西方教会开展的慈善服务来看，这一时期，社会工作中国化主要围绕慈善救济的医疗、教育和赈济等社会服务展开。

受制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国的慈善救助事业客观上也受到冲击，民国时期西方传教者在中国开展的慈善福利服务，把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技巧的社会工作引入了本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促进了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内容和形式的改变，开启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发展的“源”与“流”。

(二) 概念译介：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在传播和引进过程中，如何将西方移植来的“概念”同中国自身的现实融合，这是引入初期必须在翻译与移植过程中要认真面对和探究的问题。从早期社会学的引入来看，由于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对这个外来学科的翻译，自然也出现了不同的译词或译语。这些不同译词或译语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引入者们试图在中西文化背景之间找到共通之处，希翼将其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上。国内最先将sociology翻译为中文的是严复，由于深受中西思想文化的熏陶，他在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结合中国的先秦哲学思想，将社会学译为“群学”，鲜明体现了中西文化思想的融合。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却是大量留学生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量移植西方文化，西方的社会学也是在这段时期被引入的，日本人借用汉字翻译西方词语，又根据汉语的组成结构创造出新词，“社会学”便是其一。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大量学生赴日留学，有过留日经历的章太炎于1902年便翻译了日本社会学者岸本武太的《社会学》。自此，西方社会学被翻译并传入中国，引入者们试图从思想层面打开国人的认识，结合东西方文化所长，用西方“先进”的思想与制度来解释中国的社会问题。

在社会学学科名称的翻译中，对社会工作(social work)这个学科专业概念的翻译也有分歧。有研究者对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概念翻译的研究认为，social work的译名有“社会事业”“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会行政”等，其原因在于对社会工作这一活动的性质与范围持不同的理解，而人们最早接受的是“社会服务”，其次是“社会事业”，直到民国后期，“社会工作”才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正式出现。^[3]不同翻译概念交织使用，以“应对和缓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并能够促进社会的改良和变迁。”^[4]上述不同的译义差异，都是基于更宽泛的功能意义来理解“social work”，带有社会服务与社会慈善性质的“社会工作”，自然被赋予不同的译语概念，也就构成了社会工作中国化概念移植与时代背景相融合的事实逻辑。随后，在西方教会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和广泛开展具有社会工作性质的调查实践推动下，学界不断深化对学科性质、学科内涵的认识与理解，对学科概念的理解和表述也渐趋一致，最终使用“社会工作”这一统一的学科名称。因此，这门学科所包含的知识必须联系社会实际，有中国的语境和内容，把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与方法体系整合到社会转型过程中，其最终目的是使体系化的学科知识能为社会转型做出理论解释和经验指导，以便对国计民生有益处。在这样的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背景下，一批受过专业训练、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社会工作者将社会工作引入中国。他们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与实务，并探寻着同社会现实结合，建立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为社会工作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做好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分析社会工作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视角、概念应用、方法体系以及研究主题均受西方学科思维体系的深刻影响。因此，倡导建立具有中国化的社会工作，一直以来都是学界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中国社会工作者乃至社会科学者实践探索的抱负。自清末民初社会工作传入中国以来，面对知识与社会双重转型和交替，其中国化的进程并不是简单地“拿来”与“复制”，而是通过在高校开设专业教育、设立学术机构的理论传授途径和专业实务调查等多种形式开展。在理论传授的同时，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开展实务探索，以此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社会工作中国化的实践进程。

因此，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中国化的探索过程，是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相互同构化的过程。社会工作从借鉴西方的专业知识体系，到尝试立足本土的实践特质，一经引入，便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并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更合适的、新的理论解释。具体而言，呈现以下三条清晰的实践轨迹。

(一) 专业教育：课程开设与人才培养

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理论建设的起点以及学科本土化的过程，往往离不开专业课程的开设和人才的培养。美国传教士步济时率先将社会工作引入高等教育课程。他于1918年主持创建了后来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社会学系之一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在推行社会慈善事业的同时，积极推动社会服务工作，至1925年他明确将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留美回国的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博士朱友渔则是中国学人中最早进行社会工作教学的。他于1911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系，引入社会工作并对其进行介绍和推广。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的教会传教活动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步济时在燕京大学领导成立社会学系时，开设应用社会学专业即社会工作专业，明确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培养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着重于培养专门的社会服务人才和理论专家。1925年该系改称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并于次年招收研究生。其课程设置凸显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课程，典型的有“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社会福利”等。有研究者根据许仕廉主编的《社会学界》上发表的有关当时燕京大学专业教育的年度报告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无论是理论课程的知识体系还是实习实践教学的安排，都已相对完善，并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教育理念及策略，即使放置到今天，也丝毫不过时。^[2]

国内高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制正式建立后，各大学普遍开设社会工作课程，如东吴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齐鲁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培养了一大批推进社会工作中国化的人才。在他们不断地引领和推动下，整个社会工作教育开始改观，为救济与救援当时处于战争与贫困的中国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社会工作中国化“开了风气，育了人才”。

(二) 理论探索：机构设立与学术研究

与社会工作课程开设和人才培养的蓬勃发展相呼应，具有社会工作性质的机构设立与研究成果也有了很大发展。1913年，北京青年学生自发组织成立了“社会实进会”，拉开了社会工作专业机构设立的序幕。1923年晏阳初组织成立了以推行乡村平民教育运动为目的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1929年梁漱溟创办了村治研究院。在研究刊物方面，1913年“社会实进会”创办了社会研究的期刊《新社会》，该刊主要刊发大家社会调查的成果报告和社会工作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等，1944年重庆正式创刊的《社会工作通讯月刊》标志着社会工作获得了固定和合法化的地位。在开展实地调研的同时，一些学者潜心根据所看、所行、所感写出了对中国社会工作学科产生影响的专业教材和学术成果，标志着社会工作在中国步入正轨。有统计显示，在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之间，中国共出版社会学著作316部，其中有25部是关于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方面的^[5]222。根据范燕宁的研究总结，有“胡均的《社会政策》、马饮冰的《都市政策论》、马君武的《失业人及贫民救济政策》、北京中国义赈总会编辑出版的《科学方法之救灾述略》、中鼎鄂的《北平一千贫民之研究》、麦绩曾的《北平娼妓调查》、严景耀的《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许世廉的《社会计划与乡村建设》、柯象峰的《中国贫穷问题》、李景汉的《中国农村问题》等”^[6]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这些研究机构及其学术活动，以社会工作教育研究为工作中心，开启了社会工作中国化的先河。这充分表明，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传播初步得到系统化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已有了本土化的理论著作和教材，标志着专业社会工作理论已初显雏形。

(三) 实务开展：调查实践与方法推广

为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除了课程教育、机构成立和学术研究外，开展社会调查实践也是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动力。社会工作中国化的实践探索，既有国外“专业人士”的指导，也有国内本土“专业人士”的组织。早在成立社会学系之初，步济时就带领学生对北平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进行过社会调查，以期能为他们提供服务，改善他们的生活。在此后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学术研究过程中，社会工作的调查实践紧紧结合社会需求，进一步拓宽了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民国初期起，一些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开始开展具有济贫救助慈善性质的社会服务调查实践活动，他们将具有慈善救助济贫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引入到城乡社区调查中。1913年美国学人葛学溥在沪江大学创立社会学系后，于1917年亲自主持建立了“沪东公社”，针对上海杨树浦工人区，围绕卫生运动、宗教活动、职业介绍等开展社区服务工作。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社会调查进入了一个逐渐摆脱完全依赖外国学人和对国外社会工作简单引进与模仿的新阶段。如1926年，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许仕廉带领学生在北平郊外进行社会服务和实地调查；1929年，李景汉带领学生对北平郊外的农村家庭情况进行调查实践等。

在社会工作中国化的探索进程中，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他们本着改善农村生活、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改造农村社区的目的，开展了“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广泛的一场社会运动”^[5]95，将社会工作推向了救国救民的新高潮。此外，以医疗个案工作为主，将个案社会工作的方法最先用于外国人开办的医疗机构中，对患者(案主)进行个案治疗服务，旨在帮助患者及其家属解决因患病而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帮助患者解决或减轻生病中的经济救助。此时开展医疗社会工作的医疗机构有北京协和医院、南京鼓楼医院、济南齐鲁医院、四川仁济医院、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福建协和医院等，通过医疗社会工作帮助医院、医生、患者等三者解决了许多问题。^[7]乡村建设运动唤起了民众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

在上述理论实践探索过程中，大量知识学人与爱国人士为了改变现实，吸收而不依附于西方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尝试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方法融合于本土实情，挖掘本国社会文化特质，大大超越了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意义上的关注领域。他们通过进行理论教学、科学研究和实地调查“三位一体”的协同开展，并行推动中国化的实践倡导。“他们借鉴来源不同的西学，以建立自己的体系，都希望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将各种新旧中西学术安置妥当，尤其是力图将中西新旧学术打通对接。”^[8]他们建立起新的学科理念和命题，在多领域开展了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实务工作，以便为社会问题找到更合适的方法路径。尽管这些探索还受西方社会工作本质的影响，但其寻求符合中国实情的中国化实践研究，为社会工作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历史借鉴。

社会工作中国化是和社会转型同步共生的，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矛盾加剧，引发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改良道路的探索，开始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模仿和借鉴，社会工作由此被引入，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有效应对的方案。当前社会转型的中国和民国时期的中国，虽分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但都面临着某些具有相似性的矛盾和问题，都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以专业的理论与方法认真开展调查实践，总结经验教训，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从对西方的学科理念价值和中国的理论联系实际所作的回应与互动来看，一门学科的中国化就是一个过程与历史的延续，既要从纵向上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又要从横向上比较当前的实践经验和学科体系。“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通过那个时代学者们对问题的思考，可以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9]因此，回顾梳理和总结反思前人留下的具有中国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实践经验，有助于社会工作乃至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能够为当前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路径探索提供有益参考，为当代社会工作发展与社会研究带来诸多启示。

(一) 学科体系建构的理论自觉

回溯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社会工作历经曲折乃至中断，直至20世纪80年代得以恢复重建，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已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推动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中，依然延续了移植和借用外部的理论分析范式的惯习，忽略了民国时期那些思考和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没有建立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正如王思斌所说：“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时直接从我国香港地区以及美国引入了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而这些理论和知识跨越了中国社会工作被取消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形成了新的理论和知识形态。于是，我国原来的社会工作知识好像已经‘完全过时’，所以少有问津。”^[9]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实践的相对滞后，警醒着我们要“重新梳理本土思想资源从而拓展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并为构建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理论提供准备，这也是对全球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贡献”。^[10]因此，建构一个中国化的专业社会工作学科理论体系，不仅要对这个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知识体系等有科学和严密的论证，而且要从自身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实践中去汲取理论养分，做到“史”“论”结合；要关注挖掘并传承历史上已有的中国化实践探索积淀，观照学科发展的本土历史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将理论与历史结合，并对国外的理论进行深入改造，以适应我国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所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工作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取得新进展。

(二) 社会研究方法的多元取向

受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大量的人物或事件被淹没。我们要从看得见的“事项”背后深入分析其“潜历史”。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是一部被淹没了的“潜历史”，其发端并未刻意苛求于某一具体方法，而是注重倡导并自觉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来观察、分析、解释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其进行研究的目标取向开启了“从社会现象、社会事实观察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也更强化了社会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11]，以今观之，它是历时性纵向分析与共时性的横向比较相融合的典范。因此，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必须充分吸取历史宝贵经验，既要从横向层面协同开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实务拓展，融理论教学、学术研究与实务操作于一体，又要兼顾纵向层面，重视学科发展历史，立足现实，在学科发展史、学科理论、学科方法的关照下，充分挖掘本土社会工作历史实践的传统，不断进行综合和实务推广，不断深化和拓展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整合多种方式介入对象的生活世界，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建立创新回应社会需求与供给的方法策略，以多维方法提供支持和帮助实现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有效对接。

(三) 专业价值理念的培育借鉴

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价值为本的学科，其专业价值理念是社会工作的灵魂和核心，它规范着社会工作的价值导向和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社会工作过程中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追求。检视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其历经了理论与应用、学术与调查等多层面的矛盾。而当前社会工作关注的弱势群体、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等领域，早在民国时期就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包含了解决之道。这种基于现实需求回应的专业价值理念，是社会工作者得以坚守和践行的共同基础。正是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诠释着数代社会工作者的价值选择。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作为社会工作核心要素的专业价值理念，是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过程的价值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不断培育和吸收借鉴，更要反思这种以西方宗教文化和福利服务为社会工作专业原初的价值理念，在民国的实践中是怎样做到与中国实际相融合的。回溯历史，吸收经验，更新认识，密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史为鉴进行客观地反思和分析，从价值定位、价值选择、价值追求等展现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的历史意义，无疑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的专业价值理念的基础。

民国社会工作中国化探索的成就，与当时学人内在的主体意识紧密相关，因此，需要以反身的视角来聚焦民国期间中国学人的中国化理论、实践和方法，不断发掘其内在的理论和价值资源。这不仅是对“中国化”内涵的空间扩展和所持的一种视野，也给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一言蔽之，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中国化的理论实践，既是社会工作学科中国化的历史发育起点，又在调查实践中书写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它不是纯粹以“舶来”的学科专业理论方法体系为出发点，而是按照中国社会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为逻辑建构起点。因此，回溯并重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中国化的历史考察，需要重新拾起前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丰富社会工作的历史感和拓展研究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