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是社会工作发展之根，历史是社会工作发展之源，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一定要植根于本土并充分尊重历史。回顾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百年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工作实践始于井冈山革命道路开创时期。井冈山革命道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和经典之作，也是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工作发展历史的起点。基于此，本文在文献分析基础上，尝试以社会工作发展的本土与历史视角，从价值理念、功能与方法等方面，对井冈山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工作智慧进行考察，并据此反思我国社会工作本土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建构的历史起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开始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然而，这是在欧美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理论和方法取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蓬勃发展和逐步壮大，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范围和功能的逐步扩展和显现，专业社会工作在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中的重要性和作用不断提升，一个由政府、教育界、学界和实务界共同推动的我国社会工作共同体已然形成。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实现本土化发展成为当下影响我国社会工作制度完善导向、理论研究取向、人才培养去向和实务开展方向的核心问题。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本土化及其问题是学界始终关注与研究的基本论题，代表性观点如下。李迎生的“转型”观点认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模式明显地具有过渡性质，实际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并存且逐步过渡，这是通过两种模式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即本土化而实现的。^[1]王思斌的“嵌入”观点认为，“嵌入”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实际上是进入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原有领地，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独特之路是专业社会工作会从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性嵌入向政府—专业合作下深度嵌入发展。^[2]刘威的“自主本土化”观点坚持实践本位，主张在选择、融合与超越之中建立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并具有鲜明自主性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模式。^[3]顾东辉的“本土导向”观点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导向包括外来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后的适应变化和中国社会服务经验对社会工作的领悟、借鉴和融汇。^[4]潘泽泉的“本土知识建构”观点主张，在社会工作理论发展和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发掘中国本土的社会现实、社会特性、文化传统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和社会干预技术创新。^[5]卫小将的“土生化”观点提出，土生化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土生化即本土助人工作融合了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模式和技巧而发展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6]童小军的“融入”观点认为，本土化是让外来事物适应国内环境甚至是以国内环境改造外来事物，强调的是外来事物融入到国内环境的过程。^[7]刘振与徐永祥的“镶嵌式自主”观点主张，提高社会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实践智慧”，实现社会工作的“自主性”发展。^[8]

上述关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本土化的观点看似不同，但实质上都涉及到了本土资源取向的本土社会工作(又称为实际社会工作或行政性社会工作)、欧美取向的专业社会工作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问题，只是时效性、阶段目标、关注的侧重点和适用边界各有不同，都为进一步审视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发展及其不同阶段提供了重要而有价值的视角。本土社会工作是并非受欧美专业社会工作影响而存在的、同时又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工作本质特点的社会服务活动^[9]，是存在于我国本土且与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制度化的助人活动；专业社会工作是指具备专业的价值、理论和方法的专业服务活动，其发端于欧美。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互为参照，二者都具有社会工作的本质特征，即助人服务和助人功能。

基于上述观点的启发，本文认为，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在走过特定的转型和嵌入期后，在超越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基础上，最后应该走向以本土为导向的自主扎根发展阶段。具体来说，就是立足于我国社会现状和本土实践，基于对社会工作本质的共识，保持与国际社会工作对话，实现本土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在价值、理论知识和方法上融合而最终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其实，欧美专业社会工作的缘起和发展过程也是基于其政治、社会、文化及族群特征的本土性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过程。就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而言，仅仅使欧美“拿来”的专业社会工作适应我国问题和实践情境并不是本土化，只有立足于我国当下社会工作发展的本土情景和实践，审视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历史中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进而使之理论化和规范化才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模式一定是一套不失社会工作本质特性而又基于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并符合我国国情、社情和民情的模式。

我国的社会工作有自己的历史发展和历史品格，^[10]本土社会工作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非常丰富。本土社会工作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在构成性因素，对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社会工作本土化一定要植根于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及其中蕴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并对其进行专业审视和转化创新，这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推动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和审视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发展起点可以追溯至1912年步济时创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11-12]自那时起，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2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工作以两条路径在不同社会场域和政治生态下展开。一条是民国政府主导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主要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引进及其本土化发展。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第二阶段，1949年中华人共和国建立后至1987年9月12日召开马甸会议(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会议)。这一阶段是我国民政社会工作发展时期，社会工作行政化特征明显。第三阶段，1987 年马甸会议至今。这期间，我国的社会工作在政府主导下取得长足发展，虽然传统的民政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仍然并行发展，但以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为主要发展特征。

在推动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过程中，有学者从历史视角对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进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探讨其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贡献。第一，梳理1912年至1948年民国政府时期的社会工作发展，主要围绕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史料整理和编辑^[13-14]、社会工作教育及其实务^[11]、民国政府社会部主导的社会事业和社会工作立法^[15]、梁漱溟和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16-17]、医务社会工作^[18]、妇女社会工作^[19]、社会工作方法^[20]展开，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史料整理出版和民国政府时期社会工作主要成果及其贡献分析。第二，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实际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实际社会工作实践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工作本土经验和方法，具有优良的本土社会工作传统。^[21]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通过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做了大量生产自救、社会救济、战地服务和拥军优属的社会工作实践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22-24]第三，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49年)至恢复专业社会工作期间(1987年)民政社会工作的本土服务实践和资源。雷洁琼提出“民政工作就是社会工作”论断。^[25]这一时期的本土社会工作可以分为直接服务型社会工作和动员教育型社会工作，多年实践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和方法，取得了一些效果^[9]，积累了一定的服务经验和专业知识，其服务理念、服务政策、服务体系、服务传递为专业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打下基础。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工作实践探索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更是少见。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改造旧社会和服务民生为己任，即使在权力资源严重匮乏和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井冈山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时期、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积极开展社会动员、社会教育、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等方面的本土社会工作探索。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工作实践智慧，并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智慧，并将其吸纳转化为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创新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过程。

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开创和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基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恶劣环境中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实践，其所涉及的价值理念、功能和方法，一定程度上与专业社会工作契合，彰显了本土导向的社会工作智慧。基于本土和历史视角，对井冈山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工作智慧进行梳理分析，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具有源头价值。

(一) 价值理念：为了群众一切，启发群众觉悟

作为一门专业化助人的专业，社会工作是以价值为本的专业化助人活动。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助人活动是建立在自身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之上的，专业价值观是社会工作发展和实务中的核心要素和灵魂。社会工作价值观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界定了社会工作自身目标和存在意义，明确了社会工作专业特质，还在于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构建的指南，引导着社会工作服务方向和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行为。作为专业助人活动, 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在于尊重人的价值和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助人自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首个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十分艰难的社会生存和军事斗争环境下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变革，始终坚持把根据地群众及其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启发群众觉悟和提升群众能力，激励和发动群众为自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而积极参与革命。井冈山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变革的价值目标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价值的构建具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的指引意义。

1. 以需求为本，解决群众一切问题

社会工作的源起和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不同人群的需求，社会工作因发现和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而存在和发展，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核心，社会工作充分体现了以服务对象需求为本的专业导向。始于评估服务对象需求，终于满足服务对象需求，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本，并贯穿于社会工作服务始终。

关心群众日常生活冷暖和疾苦，保障群众最基本生活需求，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变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时说过：“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26]138-139正是在解决群众一切问题的服务宗旨基础上，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围绕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满足，制定了《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文件》《井冈山土地法》《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系列利民政策，以实际行动保障群众基本生产和生活。中国共产党为根据地群众谋利益，不仅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还广泛体现在群众日常生产和生活的点滴琐碎中。“到了一个地方还帮助群众搞生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修路、架桥、修房子、救灾、治病及挑水、搞卫生等。”^[27]347

井冈山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群众现实需求和利益的实现作为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出发点。社会工作应该注重发现和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需求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导向不仅要关注服务对象的基本生存需求满足，还要关注服务对象期望改善社会环境的需求满足。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群众需求为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和“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的服务宗旨，不仅体现了社会工作需求为本的服务导向，也对我国当下社会工作的服务定位给予了有益启示。

2. 启发群众觉悟，培养行动能力

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不仅体现在以服务对象需求为本、为服务对象提供有效服务上，更是体现在启发服务对象思想认识觉悟、增强其自助能力培养方面，这是实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关键。

由于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群众缺少接受教育和先进文化思想的机会。为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广泛开办了妇女工读学校、农民学校、工人学校、工农学校、列宁小学、平民小学、红色小学、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各式各样的红色学校，开设国语、算术、体育、音乐、手工劳动、化妆演戏等课程，结合生产生活实际编写乡土教材，使广大群众接受到了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28]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大大提高，在土地革命开展、红军作战配合、红军队伍扩大、红色政权保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提高井冈山根据地群众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觉悟，摆脱“命中注定”“八字不好”等“宿命论”的影响，正确认识自身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低下的根源，帮助群众认识自己贫穷的根源和怎么改变贫穷，中国共产党规定“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必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29]193通过开展俱乐部、识字班、墙报、戏剧、报刊等多种多样的教育组织形式，“第一步进行打破‘宿命论’的教育，帮助他们破除‘听天由命’‘命中注定’‘八字不好’等迷信思想，让他们懂得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这是对群众的启发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步。迷信思想打破以后，第二步就是帮助他们树立斗争胜利的信心，使他们懂得穷人的力量是最伟大的，我们穷人是能够打天下、解放自己、坐天下的”。^[27]29 “极力宣传工农力量伟大”^[29]193，号召穷人要团结起来闹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我们要吃饭，要穿衣，要翻身，就得团结起来闹革命，推翻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30]。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局部的减租减息斗争和抗租抗息斗争，进而发展到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培养群众反抗压迫的行动能力。

井冈山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帮助根据地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激发其参加革命的积极主动性；有效破除宿命论，使其认识到自身贫困的根源是源自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制度，只有改变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才能改变剥削和贫穷；认识到农民是有力量的，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打倒封建地主的反动统治，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才能翻身做主人。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启发群众觉悟和增强群众能力，生动地诠释了重在觉悟启发和能力建设的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

(二) 功能综融：微观服务与宏观社会变革的内在统一

作为一种专业助人的社会力量，社会工作的干预和服务因面向个人、家庭、群体、社区和社会而体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不同层面，帮助实现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增进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从而发挥社会工作对个体、群体和社会的服务治疗功能与社会变革发展功能。社会工作的功能具有互动性，不同层面的功能合而为一体现为社会工作的整体功能。社会工作的功能具有差异性、发展性和动态性，面对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问题和不同的个体、群体，社会工作的功能目标和发挥面向并不一样。在帮助弱势群体解困救难，提升个人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实现社会工作补救的服务治疗性功能的同时，社会工作更应聚焦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实施政治动员和政治介入，倡导社会变革，以达到改善社会关系和改变社会结构的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工作的预防性和发展性功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建设过程中，面对被压迫和剥削的群众普遍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构性需求，中国共产党在访贫问苦关心群众日常生活冷暖、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动员赋权根据地群众建设全新社会，解决关系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问题，实现了微观服务和宏观社会变革的内在统一，体现了综融的社会工作功能。

1. 满足群众最基本生活需求，实现补救性功能

作为一项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助人服务活动，社会工作发展的缘起和功能之一就在于为社会上有需要的个体和群体提供解困救难服务，致力于帮助弱势个体和群体解决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因为自身能力缺陷、权利缺失、资源缺乏所造成的物质贫乏和精神压力等方面的各种问题，帮助他们实现生活和生产的基本需求。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关心群众日常生活冷暖和疾苦，保障群众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改造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正是在关心和解决群众一切问题的服务宗旨基础上，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建设过程中，实施了很多措施、采取了很多行动服务群众基本生产和生活。如，广泛开办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贩卖合作社，活跃商贸，保障生产；组织群众成立熬盐厂，利用土方法，制造“食盐”，努力解决根据地食盐紧缺问题；开展文化教育，“由工会开办工人学校，由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学校，由县工农兵政府开办高级的工农学校，以增工农平等的劳动知识和一般文化程度”。^[29]73工农红军每到一处，必定到贫苦农民的家中进行走访帮扶，对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给予特别的关怀和服务，“那个时候，毛司令带领贺子珍、贺敏学和红军司令部的同志曾在泉水窝帮助我们割禾。以后又在塘边村前的田垄里，帮助孤寡老人和劳力缺少的群众割禾”。^[27]511今天的井冈山地区仍然流传着当年工农红军医院为老百姓免费看病，毛泽东为老房东谢槐德雪中送衣、清修双井和修理道路等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困难群众的关心和服务。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工农红军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之余，扶贫济困、关注民生，帮助群众解决身边事与困难事，制定和实施减免交易费用、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少收粮食税等政策，改善了根据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任何时候，困难人群都应该是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对象，关怀困难人群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和基本功能，也是社会工作补救性功能的具体实现。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工农红军救苦救难贫困群众的实践，与社会工作以困难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实现解困救难的补救性功能是一致的。

2. 重构社会关系，实现预防性功能

个体或特殊群体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为个体或特殊群体的需求实现和发展提供物质性、情感性、服务性、政策性和社会性等支持。社会工作关注和解决个人或特殊群体问题的核心应该始终围绕个体、群体所处的社会关系，运用专业化的方法和途径帮助特殊困难的个体或群体修复、改善或重构社会关系，进而帮助特殊困难的个体或群体恢复社会功能。重构社会关系是社会工作实现助人自助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功能。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各种社会关系复杂，各种社会矛盾突出，各种社会力量分离。其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家族主义、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界限很严重。“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也只顾局部利益。土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26]75为了调节和化解根据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使群众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行动。对于在井冈山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地方势力袁文才和王佐的武装力量，主要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和改造整顿，“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31]最终使之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土客籍仇怨关系，针对土客籍在土地归属、社会地位、社会资源以及风俗习惯、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和矛盾，主要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向土客籍群众宣传，天下被剥削的穷人和工农阶级是一家，土客籍矛盾的实质是穷苦百姓与土客籍地主和豪绅之间的矛盾，土客籍矛盾是违反工农阶级利益和不利于革命的；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上一视同仁对待土客籍，培养土客籍革命干部和分配土地时土客籍群众一律平等。^[32]对于具有落后性和封闭性的家族主义和宗族势力，没收宗族的族田以瓦解其赖以依存的经济基础，^[29]72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将农民从宗族依附关系中分离出来，有效引导宗族势力成为革命力量。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地方武装力量加以政治改造以瓦解地方主义，保障土客籍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中的平等以瓦解土客籍之间界限，有效引导和分离宗族势力以瓦解宗族主义；使群众在革命中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培养了根据地群众的集体意识和革命精神，极大地凝聚和调动了井冈山群众革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了革命组织下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社会关系的改造、社会矛盾的调节，构建了平等、互信、共存和共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不同社会群体的革命积极性，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建设打下了稳固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体现了社会工作修复社会关系的预防性功能。

3. 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性功能

社会工作发展性功能的实现，不仅要从微观治疗的视角通过个人增能而帮助个人更好地适应社会和环境，更要从“人在环境系统中”的视角去分析导致个人问题产生的社会和制度根源。倡导政治动员和政治介入，通过增权以实现个人社会功能，从而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地主豪绅占有大量土地, 控制封建宗法性组织，操纵乡村基层政权, 残酷地剥削和压迫群众。工农红军进军井冈山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群众实施了很多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措施和社会行动，提出构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社会的目标。^[29]205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推翻了地主豪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统治，改变了根据地经济和权力结构，实现农民阶级翻身做主，还规定 “工农平民从前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取消盐税、田赋厘金、印花烟油税、鸡鸭税、屠宰税、硝磺税、百货捐等一切苛捐杂税”。^[29]72-73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民众在边界各县开展广泛的打土豪、分浮财、筹款子的游击活动，大灭地主豪绅的威风，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领导群众开展轰轰烈烈土地革命运动，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从根本上提升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使昔日受压迫的劳苦群众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凡从(事)劳动及不剥削他人以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29]71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有着明确的社会改革目标，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从根本上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行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和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根本需求。社会工作在实现个体服务和促进个人能力提升的补救性功能同时，还应该有明确而清晰的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达成民众全面和系统需求实现的发展性功能，实现社会工作补救、预防与发展的功能的内在统一。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引领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破压迫、消除剥削的社会变革实践与社会工作实现社会改革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性功能是一致的，对我们今天反思和重构社会工作的发展性功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 方法扎根乡土：回归日常，灵活多样

社会工作实务的方法和知识是不断被建构的，在不同的实务场景和不同的实务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都会影响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扎根乡土，回归群众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创造性地探索和总结了一套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服务群众的灵活多样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方法的知识创新性构建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1. 借助地方领袖，顺利进入社区

作为社区有威望的人物，社区领袖对于社区居民的组织和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员与组织、社区资源的链接与运用至关重要。作为外来专业力量和他者，社会工作者想要真正进入社区并顺利有效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与拟进入社区的领袖建立良好关系、取得支持并以他们为桥梁进入社区，进而与社区居民建立良好关系以达成服务的有效开展，是非常必要也非常有意义的。

在工农红军进入井冈山之前，井冈山有两位农民武装力量首领袁文才和王佐，他们也是当地客籍领袖；一个驻扎山下的茅坪、一个驻扎山上的茨坪，二人相互呼应，在井冈山与地主豪绅对抗。作为井冈山地区的群众领袖，袁文才与王佐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威望，对群众的管理和社会控制严格而有效。毛泽东深知工农红军要进入井冈山，要在陌生的井冈山站稳脚、扎下根，取得袁文才和王佐的支持至关重要。为此，在准备进入井冈山之前，毛泽东预先了解袁文才、王佐的性格和爱好等基本情况，主动给袁文才写了一封表示愿意与其诚恳合作共谋革命大业的信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一行四五人赤手空拳亲自上门拜见袁文才并从上午谈到下午，一周后又与王佐推心置腹彻夜长谈，并分别赠送对方枪支，以行动表达了工农红军愿意与他们合作的诚意。袁文才和王佐被毛泽东等人的诚意打动，打开山门迎接工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此得以顺利创建。^[33]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工农红军通过与井冈山两位有威望的地方领袖袁文才和王佐建立感情和良好关系，借助他们顺利进入了井冈山，为在井冈山深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而得以顺利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为首的工农红军借助地方领袖进入社区的做法，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工作者如何顺利进入社区与居民建立关系进而有效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智慧。

2. 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需求

作为社会工作研究常见的一种方法，调查研究可以收集服务对象的基本信息、调查和分析服务对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全面评估服务对象的不同实际需求及其特征、评估和反思服务的适切性和有效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工作服务的起点是在对服务对象的问题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其需求进行评估，社会工作服务的终点是通过调查研究评估服务的有效性，调查研究贯穿于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始终。

1927年10月，工农红军进入井冈山后，每到一处，“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 ，即使是半天也要对当地的情况进行调查，以深入研究当地社会基本状况和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制定符合群众需求和利益的切实有效的政策提供依据。“红军行动如行云流水一般，所到之地皆不明情形，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29]368毛泽东带头，或亲自到周边乡村、田间地头做调查，或召集群众一起开调查会。毛泽东不仅自己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还专门设计表格，把工作布置给红军战士，让红军战士每到一地就深入社区收集当地的情况：群众斗争情况，反动派情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与物价，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比较，人口与土地的多少，调查分析边界人民为什么陷入苦难的深渊，为什么身为种地的农民，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生活十分悲苦。^[29]368通过调查研究，党和工农红军掌握了井冈山地区社会基本问题，对群众的问题和需求做到了心中有数，并据此制定各项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回应并满足群众需求。“经过调查我们处理了各种问题，解决了各种问题”，例如，在对宁冈和永新两县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光辉著作《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对根据地的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深入调查研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突出的农民土地问题基础上，于1928 年12 月正式颁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27]494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工农红军每到一处必进行访贫问苦的调查研究，快速、深切地了解根据地社会的基本情况和群众生活的基本状况，从而准确把握根据地社会发展和群众需求的脉搏，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各项满足群众利益和需求的方针政策，充分展现了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服务对象需求的社会工作实践智慧。

3. 通过群众动员，激发群众广泛参与

作为社区动员的重要方式和社区工作的重要实现方式，群众动员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社区建设中实现社区居民教育、社区资源整合、社区资本重建、社区力量凝聚、社区共识达成和社区共同体情感塑造等功能。在开展社区工作过程中，群众动员可以通过发动、宣传、教育、激励等方式把满足社区居民共同需求的社区共同目标转化成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共同行动。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建设根据地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如何动员根据地群众认同共同的目标，如何动员根据地群众有效支持和积极参与，使共同目标变成共同的自觉性行动。为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开展群众动员工作，工农红军部队不仅要人人会打仗，还要人人会做宣传工作和组织群众工作。“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29]369建立动员宣传制度，在军、师、团、营、连各级均成立宣传科、宣传队，同时设置宣传兵。“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27]68宣传动员的主题和内容明确，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工农红军和红色政权的性质、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压迫和反剥削的命理论、工农红军的作风纪律、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党的各项政策、移风易俗、改良卫生、反宗教迷信、生活和生产知识，等等。群众喜闻乐见和就地取材的动员方式主要包括群众大会、演讲、挨家挨户谈话、读报、标语、传单、墙报、漫画、对联、布告、民谣、歌谣、戏剧等，群众能理解的动员话语如“苏维埃是穷人的政府”“要饭吃只有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使群众对革命以响应而有兴趣中去求得认识”。^[29]383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通过群众动员激发群众的集体认同感，成功地将群众动员起来参加根据地的创建和建设，体现了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群众动员是社区社会工作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智慧。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开创的艰辛而有效的群众动员实践虽然有其时代特征，以政治动员为主要目标，但其有效地把井冈山根据地群众的革命意识从个体无所谓转为集体自觉，将群众的革命行动从个体自在转为集体自发，彰显了社区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智慧。

4. 运用群众话语，实现有效沟通

不同服务对象习惯使用的话语和倾向选择的表述方式不一样，尊重并运用服务对象习惯的话语和容易接受的表述方式，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方面。社会工作者在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时，必然会涉及方言和语言表达等话语使用及其有效性问题。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任何一个服务环节都少不了与服务对象的沟通交流，通俗易懂和亲切的话语沟通更有利于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理解、接纳、信任和认同，从而推动有效专业关系的建立和有效服务目标的达成。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来自四面八方的工农红军，使用的方言各不相同。在深入开展群众动员工作和为群众解决困难时，运用什么样的话语及表述方式与群众沟通交流，事关能否获得根据地群众的理解与认同。工农红军非常重视话语及其使用工作，毛泽东常要求红军官兵“放下官架，抛弃官腔”。“要掌握群众心理，要懂得群众语言。否则，找群众谈话很困难。”^[27]22对不同的人群要运用不同的话语方式。“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他听不懂。只要一两句点到切身利益的话，他就懂了。”^[27]156要用适当方式传递交流的内容。毛泽东生动比喻: “哑巴是不会讲话的，可是，有人打了哑巴，他就会做手势，使人家知道有人打了他……我们何况不是哑巴，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自己讲话的意思呢?……只要我们把话讲得慢一点，把话多重复几次。”^[27]458将抽象的政策和理论用群众能理解的日常生活的形象话语来表述，如用 “山、田”代替 “生产资料”，用“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表示红军纪律，用“讨老婆不要钱”表示“反对买卖婚姻”主张，用“反对大人打小孩”表示“反对虐待儿童”主张，用“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 表示“废除债务”主张。^[34]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无论是日常沟通，还是张贴的标语、口号、布告以及传唱的民谣、戏剧歌曲，工农红军都主动地站在当地群众的立场和话语角度，运用当地群众更容易接受的生动形象的话语表述方式，积极拉近与当地群众的距离，有效消除群众的戒备心理和理解障碍，获得了群众对工农红军及其政策主张的普遍信任和认同。话语及其表述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服务对象的话语及其表述方式是尊重服务对象、尊重属地文化的表现，是社会工作实务中沟通技巧的体现，也是社会工作本土方法知识的构成部分，更是社会工作话语本土化的应有之义。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工农红军回归群众最熟悉的日常生活认知和实践话语体系，致力于运用地方性话语与群众有效沟通，彰显了话语体系选择与特定区域群众日常生活认知和行为有效契合的社会工作话语本土导向的实践智慧。

社会工作具有本土品格和历史品格，我国丰富的社会工作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构成性因素，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方向不能脱离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发展的历史脉络。尊重、挖掘和审视本土社会工作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并据此创造性地建构社会工作的本土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才能保证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才能保证我国社会工作本土理论和实践为国际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体系做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自始至终在进行与专业社会工作理念及功能一致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在此期间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成为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的重要构成部分。井冈山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和经典之作，井冈山革命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社会改造，其中所蕴含着的涉及价值、功能和方法的社会工作智慧，不仅在当年的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工作发展积累了经验。井冈山革命道路理应成为探索中国共产党本土社会工作智慧的逻辑起点；完整和系统呈现井冈山革命时期的社会工作智慧并进行创造性转化，促使其成为我国社会工作本土理论和实践的构成性因素，应是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自觉性学术方向和实务性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