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区照顾发展历经福利国家建构和福利国家转型两个阶段。二战后，英国经济社会财富快速提升。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的出台，标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现代福利制度及福利体系得以建立。其中，对老人照料被视为国家的重要职责。^[1]社区照顾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20世纪50年代后，以机构老人受到虐待为导火索，新保守主义思潮认为福利国家深陷财政危机和人口老龄化压力，提倡个人、家庭与社会共同分担养老责任，致使福利意识发生个人问题向个人负责的转变。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倡导社会各界参与社区照顾，建立政府、机构、私人部门等正式网络和志愿部门、家庭、邻里等非正式网络相结合的混合照顾模式。^[2]英国的社区照顾内涵与特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在社区内服务。服务对象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内接受服务，体现了社会福利体系与社区发展工作充分结合的特征。二是由社区来服务。由社区内的家庭、邻里等为服务对象提供小型化、个别化、人性化、有尊严的照顾服务，体现适应老年人身心发展的以人为本的特征。三是为社区而服务。整合居家式、社区式、机构式的服务资源，体现社区取向的以各种资源为基础建立社区支持网络的特征。四是使社区能服务。开发社区福利机构或社区组织的服务能力与能量，体现社区照顾的专业化建设特征。由此形成了含居家服务、家庭照顾、老年公寓、老年活动中心在内的多元化服务载体，以及对社区老人开展精神慰藉、心理支持、经济援助、临终关怀等方面的服务内容。英国的社区照顾经历了一个在社区内服务→由社区来服务→为社区而服务→使社区能服务的发展历程，伴随而来的则是老人服务的职业化、专业化与全面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为老人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慰藉。当家庭养老遇到困难或老人丧子时，政府通过提供食物衣物、集中收养等方式予以支持：设立专门负责养老的部门，使养老具有组织保障；设立居养机构，对鳏寡孤独者进行集中关怀和照料；授予老人荣誉称号，提高其社会地位；通过向老人发放米肉等生活必需品，改善其生活条件；设立优待老人的“给侍”制度。上述举措反映出中国传统养老实践及其文化中含有的社区照顾因素，但因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未产生专业性社会照顾。中国现阶段开展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学习借鉴了英国的社区照顾模式(见表1)，2005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城市试点推行。经过12年的经验累积与模式探讨，社区居家养老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广。该模式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手段，为居住在家的60周岁以上的老人提供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的社会化服务，^[3]兼顾文化传统与现实情况的“无围墙养老院”遂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中国，老年人口是社会总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而社区照顾则是一项新生事物，为使其在中国落地、达成社会变迁中的养老目标，要发展出更多、更有效的服务。

表 1(Table 1)

表 1 英国社区照顾与中国社区居家养老之比较 比较类别 英国的社区照顾 中国的社区居家养老 社会环境 养老社会基础成熟，社会工作与历史文化、社会福利融为一体 未富先老，社会工作缺乏社会认同与群众基础 服务对象 60周岁以上老人；普惠性的社会福利 60周岁以上老人；选择性的社会福利 服务覆盖 建立了全面的社区养老支持服务体系 社区居家养老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服务主体 政府购买服务、商业机构提供、社会组织支持相结合 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服务实体运作；行政化色彩浓厚 发展路径 宗教慈善行为→非专业化→半专业化→专业化→国际性[4] 全盘移植→非专业化→半专业化 服务侧重 强调照顾资源的社区照顾；贯彻福利社区化 强调照顾环境的社区居家养老；注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服务内容 社会工作专业性强；涵盖物质救济、精神慰藉和社会服务等 社会工作专业性薄弱；大多停留在游戏娱乐的低层次 服务评估 市场准入、服务标准由政府及其授权的机构进行监控和评估 尝试第三方评估机构监督，但评估标准、评估方式不统一 服务保障 政府投入优厚；社会政策及法律制度健全 政府投入积欠较多；社会政策及法律制度有待配套与完善

表 1 英国社区照顾与中国社区居家养老之比较

社区照顾在伦理价值、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上嵌入中国的同时，也遭遇中国语境下的文化冲突和伦理困惑。如何审视为老服务的在地实践以及老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本土资源中展现的伦理价值与社区照顾的关联性是什么？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是否被社会工作者及服务对象认同？本研究从社会结构、文化脉络、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四方面探讨社区照顾的中国契合性。

(一) 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讲求亲疏、等级与家庭本位。作为“圈层波纹”中心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依靠儒家伦理道德约束，^[5]在关系取向上呈现特殊主义。社会变迁促使传统村落边界从经济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社会边界依次打开，^[6]社会流动致使社会关系沿着血缘→地缘→业缘渐次蔓延，但差序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团体格局则是对西方社会结构的形象描述，讲求规范、平等与个人本位，在关系取向上呈现普遍主义。

社区服务资源在向老人输送过程中存在正式和非正式两种途径。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情感、传统与共同联系使得老人拥有较多的非正式照顾资源，这与中国社会注重家庭观念与集体主义的绵长历史相契合。而对于团体格局的英国社会结构来讲，理性、个人主义、非情感因素使得老人拥有更多的正式照顾资源。社区居家养老需要专业机构介入实施全面而细致的服务，这种跨越血缘地缘关系、依靠业缘对接社会组织的做法在中国还没被大众认可，容易受到抵触。而且，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社区，在居家养老中常会出现以关系亲疏为准则给予服务多寡的不公平现象，以及服务对象超越专业界限的“回报”行为，这又与团体格局中人人平等的观念相左。虽然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在中国的发展空间遭遇社会结构的束缚，但依然可以看到，变迁中的中国由注重情感的熟人社会向强调利益的陌生人社会转型，开始表现出西方团体格局中的交换价值。这种转变虽然对于非正式养老网络造成强烈冲击，但同时也为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因此，需要考量的是如何吸取差序格局中非正式照顾资源的优势与团体格局中正式照顾资源之长，以适应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养老现实。

(二) 文化脉络：伦理道德与宗教文化

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始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西方文化则深受希腊传统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一以贯之。中国社会延续至今的儒家文化以三纲五常为宗旨，其中虽不乏民间义仓、义学等助人理念行为，但缺乏政府的制度设计与监管机制，更多是基于伦理道德的倡导和约束，最终没有走上科学化的发展道路。而且试图通过外推与内衍将始于家庭的伦理教化达至家国同构的目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教即是这一意图的体现。因此，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个人与家庭之间的道德绑架、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政治烙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从属关系极其鲜明。反观西方文化受古希腊认识论与宗教价值观的影响深远，缘起于宗教慈善文化的济贫救助最终蜕变为理性建构的专业社会工作。尤其是宗教改革中的人性解放，使西方文化呈现典型的个人主义特点。^[7]“人伦”和“平等”的中西文化脉络折射了“个人—家庭—社会”与“个人—社会”的结构性差别。

中国家庭本位的文化渊源流长，从服务对象的角度而言，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其自私和依赖。在专业关系建立阶段，缺乏人本主义倡导的契约精神，口说为凭不愿签字画押；在求—助关系认识上，容易将助者视为“儿子”，凡事要求有求必应；在资源分配上，易出现将资源据为己有的自私行为及过分依赖的懒惰者。社会工作是一个文化价值取向非常鲜明的职业，但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者的角度来看，特殊主义的关系取向与人情面子的文化影响，可能会使其在工作中“对人而不对事”，违背同理心、接纳、保密等专业伦理守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社区照顾与社区居家养老之间契合的事实：长期以来中国社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反哺式”养老，即成年父母有义务抚育年幼子女，成年子女有义务赡养老年父母，并以一整套孝道文化来维系与强化反哺模式。社区照顾能够使老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同时又能分担家庭养老压力，完全符应中国“伦理本位”的助人理念，所以能够得到高度认同并快速发展。有鉴于此，目前需要应对的是提升服务者的专业素养以及孕育壮大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基础，实现社区照顾与其应用的社会系统间的呼应关系。

(三) 社会福利：资源配置与有效供给

英国的社会福利思想与人道主义价值观深植于福利制度安排。一是受凯恩斯主义影响，强调政府对促进公民生活质量的责任，这样一来，社会工作自然纳入社会福利与社会治理框架。^[8]二是新自由主义盛行及保守派上台，福利服务的提供具有多元化、分权化、社区化的思维，形成个体、家庭、市场、社会和国家共同构成福利供给主体的格局。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依次经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资源由国家单一主体包揽，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不仅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社会福利主体趋向多元化。但是，目前的养老现状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与城乡差距，社会福利大多是针对弱势群体的选择性制度安排，缺乏普惠型的社会福利。

在中国, 社区照顾在四项条件要素上存在差距，尚需进一步完善。第一，政策法规。老人社区照顾缺少宏观层面上的健全的社会政策与法律制度保障以及不同主体的权益责任界定、民间资本介入等；行业内则缺少明确的服务标准及评估体系。第二，资源管理。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福利资源，在下沉过程中因重投入轻监管，存在分配不均、无质量保证的情况，致使资源浪费与资源紧缺并存。第三，社会参与。中国历史上缺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慈善传统，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相较于发达国家，不仅总量不足、人均更少且来源单一，市场调配与社会创投还处于起步阶段，导致社工机构举步维艰，难以形成长效发展机制持续的工作动力。第四，社会工作。老人福利资源传输过程中需要社会工作的参与，但目前的社区居家养老大多停留在低层次的游戏娱乐或节假日慰问，无法高质量使用福利资源。目前，中国社会正向现代法理契约社会转型，未来在福利社区化推进中需进一步明晰资源供给主体、资源合理配置、健全立法保障等问题，以及倒逼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更上一层楼，化解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四) 社会工作：本土化、职业化与专业化

在英国，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到1869年的慈善组织会，再到20世纪以来专业社会工作发展，逐渐形成了适合国家历史传统、文化观念、人际交往的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9]尤其是战后的福利国家改革，促使社会工作在适应国家福利事业变革的同时，自身也在社会工作教育、社会工作服务、职业社会工作等方面与时俱进地反省创新。反观中国，2012年初，民政部发布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10]，社会工作才如雨后春竹得到长足发展。

从英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考察社区照顾在中国的现实情境。第一，本土化。社会工作者在为老服务中除了遵守专业伦理价值，还应遵循身处环境的“社会价值”，即，西方社会工作伦理应用于中国情境可能会“脱嵌”进而造成文化冲突。如，社会工作中“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中国社会沿袭千年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西方社会赋予“案主自决”的价值观与中国社会的“家长制”之间的不适；西方宗教价值观的“民主权利”与中国价值体系强调强者的“人道和责任”的调适；西方社会养老的“接力模式”与中国社会“反哺模式”的差异等。社区居家养老中如何处理社工机构和服务对象、社工机构和服务对象家属、服务对象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本土化发展需要实现社会工作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对接，专业技术与资源融合是今后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着力点。第二，职业化。社会工作是一种职业，目前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面临行政性工作强大气场的挤压，造成一线机构人手短缺、从业人员压力巨大及工资待遇偏低等问题，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发展，更遑论指向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但是，一系列利好政策的释放，表明政府简政放权开始让渡社会发展空间。第三，专业化。中国社区居家养老的专业品质和专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随着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成熟，社区居家养老沿着嵌入→融入→共生的路径演进。其中，“嵌入”是指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嵌入中国传统意义上由行政性工作独揽天下的格局；“融入”是指机构融入社区、专业融入服务，实现老人参与的主体性与社区认同性；“共生”是指社会工作与外在环境的互补与共赢，在满足老人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专业服务的常态化。^[11]

英国的社区照顾对于中国的社区居家养老具有借鉴意义，因而成为政府力推的养老服务模式。但是，西方知识如何脉络化以适应中国的现实？研究目的不是强调差异，而是在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中不断探寻二者之间契合的可能，立足本土社会文化情境，实现源于西方文化模式与价值基础的社区照顾在中国的创造性转换。^[12]

(一) 理解社会文化差异，实现为老服务的创造性转换

1. 理解“个人—家庭—社会”的中国式养老结构

该结构形成的差序格局易使老人按照远近亲疏关系形成圈子意识。社会工作者作为圈外人进入工作场域的入场券应是通过建立熟识度获取案主的信任感，成功地将自己转化为圈内人，以便将所要解决的问题化为家庭内部问题来处理。广州的实践表明，镇街设立的社工服务站，不仅有利于社会工作者与老人之间建立持续的互动关系，而且有利于社工掌握每一名老人的详细信息和服务需求，进而从其优势出发实施个别化、差异性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养老制度设计应保持一定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作为养老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家庭”，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发生了结构、功能与关系三方面的巨变：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家庭养老功能的真空、家庭关系的轴心由亲子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鉴于此，养老转向的趋势应是社会福利及其他相关机构，家庭则回归情感与亲密关系的私人领域；家庭功能的社会化应成为发展型家庭政策的核心议题。另外，需引入“制度—结构”框架来构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老人问题的形成表面上看归因个人，但本质上由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造成。在既有体制下怎样优化制度解决社会根源性问题，也是家庭本位→个人本位的现代化转型中“个体—社会”关系形塑的应有之义。

2. 不同地域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理解差异对于提供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及提高服务效果非常重要。人到老年，身体机能首先走向衰退，但老人往往执着于传统的民间思想观念。如患病老人的应对策略是不就医而坚信土法治疗。社会工作者在提供建议和相关资讯之前，有责任考虑案主的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而且要判断老人在多大程度上坚持自己的信仰；此外，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即民间治疗经过时间的历练所蕴含的“小传统”的智慧。如果能够帮助遵照传统生活方式的老人保持生理健康、缓解心理及精神困扰，社会工作者就应当区分事实与迷信，有效地利用传统疗法为老人提供健康服务。^[13]从更大的范围而言, 理解文化差异涉及回应费孝通倡导的文化自觉命题，如何认识与糅合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尝试通过批判性反思更好地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本土经验专业化。

(二) 理解社区和老人，构建系统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在中国，社区居家养老转向的重要一环首先是理解“社区”内涵与“老人”需求。近二十年来，强有力的行政化推动导致社区外延扩张迅速，但绝大多数社区属于不同企业∕单位、不同村庄∕社区之间的“大杂烩”，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内涵式发展尚未彰显。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社区内涵的理解是基于地理的、结构的、空间的有形社区，还是侧重心理的、过程的、互动的无形社区，亦或侧重社会的、组织的、行动的发展社区？第一种理解基于结构概念，由空间属性而形成的具有地理界限的人口集合；第二种基于互动概念，社区是相互关联的社会体系；第三种基于行动概念，社区是基层自治的行动单位。在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中，社会组织方式亦同步实现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社区作为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基本单元，兼具社会团结与外部链接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社区”内涵应是三种界定的有机整合。

对于社区老人，施政者倾向于“问题”角度与“静态”观点，从“供给”视角自上而下地提供服务，如此一来，为老服务产生了两个误区。一是为老人提供的服务及方案基于主观臆想的“需要”，而不是以老人的“需求”来设立。二是为老人制定的服务计划都是以维持其现有生存状态为目的，而不是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增进老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因此，相当一部分老人并没有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在个体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老人面临“自我调整—绝望”的发展任务。那么如何协助老人规避挫败绝望状态，实现认同整合的最高形式——自我调整？施政者应从“优势”角度与“动态”观点，探索“需求”视角下的层次性养老服务体系：生理层次的日间照料、医疗保健、康复训练与膳食服务；安全层次的居家生活环境；情感层次的精神慰藉、哀伤处理；被尊重层次的个人尊重、家人尊重、同辈尊重和社区尊重；自我价值实现层次的老人义工、外展活动、兴趣爱好等。理念决定行动，行动带来结果，社区照顾在中国的实践必须以社区融入为目标，以社区老人为本。

(三) 理解老年生命历程，树立积极老龄化的服务理念

人生历程深嵌于宏大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老年相比其他任何一个生命历程阶段都更具多样性和艰巨性。生活在当下的老人可谓之“最后一代传统老人”，因为在他们之前的长者，尚能享受到养儿防老孝道文化的支撑；在他们之后的长者，将会有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供给。“夹缝中”的长者身陷困境：孝道文化的影响力减弱导致老人的家庭支持网络减少，长期微薄的收入让老人无法为晚年生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出生和成长的特殊年代使老人的健康、住房和贫困状况劣势积累，二元社会福利的历史惯性对老人的心理幸福感造成潜在不利影响。如何使老人“到”了老年这一站，实现养老的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积极老龄化服务理念的制度设计有待建构。

积极老龄化是指个人层面重视老人责任感和终身备老观念，社会层面强调构建养老社会保障及鼓励老人参与社区治理、社区议事、社区教育和社区服务。因此，相应的制度设计应注意以下两个层面。在个人层面，帮助老人朝着有意义的生产性方向迈进，通过加入提高生产力的团体组织，挖掘老人潜能、维系社会交往关系、强化人生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而在政策制定上又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结合中国本土文化与老人身心特点，完善社区居家养老的政策支持和立法保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监督→社区居家养老评估的各个环节制定规范的服务内容及实操守则，政府角色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服务质量监督者，完善第三方评估机制；其次，加大财政养老支出，有效平衡城乡差异与缩小区域差距，充分整合各类资源，汇集各方力量向老人提供福利、保健、医疗等综合性服务；最后，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如在高校开设老人社区服务的康复护理等专业，培养有能力的工作人员进入养老服务行业；为非专业的服务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及相关资质辅导；培育专业的居民义工队伍协助社区养老。

归根结底，不同层次与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与分工，最终都应指向微观的有质量的老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