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邓小平文选》(下称《文选》)的英译版在伦敦出版，随后被翻译为英、法、俄、日等语言，1992年我国外文出版社也正式出版了中央马恩列著作编译局集体翻译的《文选》英译本。这在我国政论翻译史上，堪称为翻译界的一件大事。《文选》是一部政论语体特色非常鲜明的政治著作，它不仅具有一般政治论说文的特征，也有领导人个人特色的口语化、甚至文学体裁的特征。如何把这些包含文化要义的政治论说准确地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让来自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的读者也理解与接受，往往会成为译者最大的挑战。这不仅要求译者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保证信息的准确传递，又要兼顾语言的艺术性。在翻译中，译者在词汇、句式、修辞手法及习语几方面处理之精当，让我们从中看到译者为了精确传达原文的政论语义和文化内涵、灵活运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目前在我国大力倡导学术外译、经典文献外译的大背景下，本文拟根据纽马克的翻译类型学中语篇功能和翻译策略理论，探析邓小平理论的英译及其在英语国家的传播。

一、纽马克的翻译策略二分法

彼得·纽马克是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同时也是一位语言学家，擅长把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中，把翻译研究和语言研究相结合。1981年，纽马克在其著作《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中正式提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正如美国翻译家奈达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纽马克的主要贡献是对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作了详细论述。”^[1]50-51

在纽马克看来，语义翻译是力求在目的语句法和语义的限制内，试图再现原作精确的语境意义。它重视的是原文语法词汇的非正常形式和原作者的原意，译文与原文的风格更为接近，力求保留源语文本的语言特色和表达形式，重视原文的审美价值，如原文中的优美自然声音，不使它们在译文中显得不和谐。^[2]46

在语义翻译中，译者为原文作者服务，尽可能地表达作者和作品的准确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语义翻译可以保留原作的美学价值，目的是再现原文作者的准确语境意义，它更强调原文作者的地位，忠实于原文作者。而交际翻译试图从内容和语言两方面出发：一是将原文的准确语境意义译为读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文本。交际翻译旨在尽可能地使目标读者产生与原语读者同样的效果，译出让读者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文本，它更注重读者的地位。^[2]41二是交际翻译注重译文读者的反应，向读者群准确传递原文的交际信息。交际翻译是具有交际性，希望向读者传递原文的信息与主旨，往往会翻译得清楚简洁，过于简单化。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二者内涵意义不同，强调的重点也不一样。语义翻译以源语为中心，集逐字翻译、直译和忠实翻译的优势；交际翻译以目的语为依归，集归化、意译和地道翻译的优势。第二，语义翻译较为客观，而交际翻译较为主观，在表达形式上也各有差异。语义翻译力求保留原文的文化、词汇和句法特色，要求尽可能地与原文形式贴近，并保留原文的谐音效果。甚至语义翻译为了保存原作的审美价值，可以牺牲意义。如果原文语言偏离了原语文体规范，译文也应体现出来。当信息的内容与效果发生矛盾时，重内容而不重效果，通常以词为基本翻译单位；交际翻译则以译文的可读性为主，注重让读者去思考、去感受、去行动、发挥语言传达信息、产生效果的功能。通常以句子、段落为基本翻译单位。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摆脱原文结构的束缚，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可以调整原文的逻辑关系，使独特的语言规范化，而语义翻译则不能这样做。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根本区别在于交际翻译强调信息产生的效果，语义翻译强调信息内容。但是，这两种翻译策略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根据翻译的目的对二者进行结合使用，服务于一个可接受的译本。

二、语篇类型学中的表情功能

彼得•纽马克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应当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文选》属于政治文献类，属于纽马克所归类的表情文本类型：作者的地位高、语言能力强、且明显带有原文作者痕迹的文本，符合这些特征的文本类型往往可以包括政治人物的讲话文稿、法律文件、权威人士所写的科学或社会科学著作以及个人的自传等等。表1可以清楚表明纽马克根据文本功能对文本类型所做的分类。^[3]44

从上面的表1可以看出，纽马克清楚地把权威言论和严肃文学放到表情型文本的范畴。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权威言论由于权威人物的个性特征等特点，使得文本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是个人权威的一种表达，和严肃性文学，如诗歌、小说等文类具有相似性，所以在翻译中，也是非常注重形式特征的。朱志瑜就曾经指出，中国马列经典的翻译就非常注重形式，译者不仅翻译原著的信息，也想翻译它的形式，因为读者也会想知道这些信息在原文中是如何表达的，原因就是它们是经典，作者的地位、可信度以及语言能力都是高的。事实上，朱志瑜也指出，科学文本无论如何权威，终究还是以信息为主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调整相应的翻译策略还是必要的。^[4]56

《文选》的论述大多涉及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和语言风格，属于纽马克文本类型中的“表情型文本”中权威文告或官方文稿，表情型文本的核心在于表达作者的思想，翻译时要紧扣原文语义和作者思想。而表情型文本要关注文章的措辞，而此处的措辞不应该理解为狭义的用词，而应该包括词汇、搭配、语序和修辞等语言形式。^[4]52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文献资料，还要关注它的信息和内容特性。

纽马克认为，表情型文本可以使用语义翻译策略。原因是政治文献的翻译需要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翻译时不但要忠实于原文的语义内容，还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这种把权威型论述归入表情型范畴是纽马克翻译类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点也把他和其他的翻译理论，如Reiss等人，明显地区别开来。

“政治文献的翻译要求较高的忠实度、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性、措辞的准确性和一定的可读性。”^[5]40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会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这也意味着译者要把握信息的准确传达，保留原文的文化、词汇和句法特色，尽可能地贴近原文形式，传达出作者的准确语境意义。

在《文选》的英译中，采用语义翻译策略可以更好表达原文的权威论述中的语气以及美学形式，包括声音、以及其他语言修辞手段。为了保持政治政策的准确性、权威性、简洁性，使用语义翻译可以更好地促进政治政策的表述；为了展现中国的特有文化以及一些特色词汇，语义翻译策略可以有效表达中国特色，展示中国文化；表明领导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政治立场时，语义翻译可以紧扣原文，准确表达信息内容。

例1. 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6]29

译文：The policy of abandoning the practice of having everybody “eat from the same big pot” will not change either.^[7]41

“大锅饭”是分配政策中存在的一种平均主义现象的形象比喻。在翻译的过程中，直译为eat from the same big pot，保留了原文的修辞方法，形象地表达了它的语义内涵，保持了政治论说词汇的准确性和简洁性。如果采用交际翻译，运用解释性的翻译，可能会造成译文冗长，不够简洁形象。在本例中，译者主要采取语义翻译策略，能更加深化读者对“大锅饭”政策的深层含义的理解。如果使用西方人熟悉的plate或者dish，则会使词语横向所产生的文化政治意义丢失，由于西方人使用盘子吃西餐，都是单独进行的，和“吃大锅饭”这种语义相差甚远。若直接译为平均主义政策，就是失去了当时那个年代中国的特有阶段，国外读者虽然可以看懂这一意思，但是不如让读者自己通过字面意思去领悟其内涵意义。交际翻译有时候不利于这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的表达。

例2.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6]12

译文：On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China has no room for manoeuvre.^[7]17

此处是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谈论香港主权时，邓小平做出的回应。译文紧扣原文形式，用词都比较正式且严谨。语义翻译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力求保留语言特色，准确地传达信息。“没有回旋余地”直接译为no room for manoeuvre，没有多余的修饰成分，表达简明精炼，也表明邓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不让步的明确态度。译者的责任重大，一字一句更应仔细斟酌，在一些表达政治立场的翻译时，必须使用语义翻译策略，不可随意修改。

例3.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6]31

译文：Peaceful reunification does not mean that the mainland will swallow up Taiwan. Needless to say，it doesn’t mean that Taiwan will swallow up the mainland either.^[7]43

在谈到和平“统一”时，译者使用了reuni- fication(重新统一)而没有用unification(统一)。这两个词意思看似相近，但是其暗含的政治语义大有差异。《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中对unification的解释是：the act of combining two or more groups，countries etc to make a single group or country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放在一起，成为一个，但大陆和台湾原本属于一个国家，如果使用unification，在信息的传输方面不够精确，还会传递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意义，因此不能使用。曾给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过家鼎认为，“台湾”应译为Taiwan，China，“大陆”应译为China’s mainland或Chinese mainland，而不应该使用西方报刊常用的mainland China的措辞，^[8]327这也是政论话语译者应该注意的地方。文中的“吃掉”直接翻译为swallow up，保留了原文的语义内涵，这也不影响读者对其意义的理解，反而更加直观、有画面感，体现了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的策略取向。《文选》中涉及很多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语义翻译要求译者一定要反复推敲，逐字分析，确保译文绝对准确。

例4. 有同志担心，毛泽东同志讲了话，刘少奇同志做了报告，“三不”，不抓辫子，不带帽子，不打棍子，哪晓得隔了几年之后会不会变了？^[9]308

译文：Both Comrade Mao Zedong in his speech and Comrade Liu Shaoqi in his report talked about the “three don’ts”-don’t pick on others for their faults，don’t label people，and don’t use a big stick，but some comrades worry about changes which may occur after a few years from now.^[10]357

这里的“三不”直译为three don’t，这种政策性的简称，译文会采用语义翻译直接翻译，意思简单明了。“不打棍子”也是直接译为don’t use a big stick，与原文结构相近，没有太大的改动，这也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读者看到a big stick可以联想到暴力、伤害这样一些字眼，从而理解这个短语的意思。但是在意思的传达上，为了保证信息的完整传达，不产生任何的歧义，译者在“不抓辫子，不带帽子”上译为don’t pick on his faults，don’t label people，不能吹毛求疵，不给别人贴标签。语义翻译策略要求我们重视原文作者，当信息的内容与效果发生矛盾时，重内容而不重效果。这里译者既保留了排比的形式，又准确传达原文作者的说话意图。因为如果直译“不抓辫子，不带帽子”，会让读者看得一头雾水，在这种情况下，语义翻译策略可以让译者做出适时调整，传达准确的内容为主，有利于政治文献翻译用词的准确性。

三、《文选》翻译中的信息传输

翻译类型学中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运用不是绝对的，不是对立的，二者可以看作一条连续体上的两个端点，可以根据语言功能的变化交替使用。在纽马克看来，信息型文本关注的语言之外的现实，也就是说关注的是“所指之物”，^[4]52因此译者没有必要拘泥于语言的内涵意义。当文本的功能发生改变时，翻译的策略也应该发生相应的改变。在翻译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同一篇作品中，有的部分必须采用语义翻译，有的部分必须采用交际翻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没有绝对的语义翻译或者绝对的交际翻译。在某些情境下《文选》的英译也涉及了交际翻译策略的运用。当采用语义翻译无法让读者理解译文，可能会造成文化误会时，可以采用交际翻译策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在一些领导人讲话中出现的一些重复但不影响讲话的部分，可以灵活运用交际翻译策略，适当调整原文，理顺逻辑关系，保持原文精炼简洁的文风。

例5. 我们老同志要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6]6

译文：We are senior leaders and，indeed，have more prestige than the members of the current Central Committee.^[7]11

例5中原文来自邓小平1982年9月13日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里出现的“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等是汉语中口语化非常浓烈的词语，它们在语义上具有明显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原文结构，对应翻译，会出现一种过度翻译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按照字面意思去翻译，恐怕会让目标语读者摸不着头脑，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可以使用交际翻译策略。此外，在《文选》中涉及很多成语的翻译，译者要自觉站在读者的角度，让目的语读者感受到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效果，引领读者思索。为了准确地传达信息，译者可以灵活处理，适当调整原文语序。译文用have more prestige than …便于读者理解，也保留了全文的精炼简洁的文风。交际翻译在此处就是对语义翻译的补充，着重译出了原文的信息内容，使得译文更加通顺易读。译者需要理清说话人所说内容的逻辑关系，翻译时译者需要将逻辑清晰的内容呈现给译者，使译文具有可读性，也有利于《邓小平文选》在英语国家的传播。

翻译策略在译者翻译的过程中十分重要。政治类作品不同于其他作品，在翻译其有关方针政策时，语义翻译策略较为客观。在不同的语境中要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当使用语义翻译策略不能满足目的语读者时，交际翻译策略可以对语义翻译策略进行补充，从而让目的语读者感受同样的效果，在不损害原文的权威文体和信息传输的基础上，可以适当调整与修改，兼顾译文的可读性，促进《文选》在英美主流国家读者中的传播。作为一部政治文献，《文选》一方面具有表情型文本的典型特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就像阅读严肃性文学一样想到了这位权威型作者；另一方面，《文选》也向外国读者传达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中国国家发展的信息内容，因此对这些信息内容准确传达也是翻译工作的重要课题。从上述例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者们在翻译的过程采用语义翻译为主，交际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邓小平文选》的英译本也在多个国家传播。

四、《文选》的英译传播

当然，影响《文选》在西方英语国家接受的因素不仅是翻译策略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考量，其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就是一个明显的因素。虽然外国读者可能对中国的文化抱有好感，但是意识形态的歧异也可能让他们“读”而却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可能需要我国的新闻或宣传机构在对外宣传方面做出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让外国受众了解真实的中国，要把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外国受众，不只是一味呈现好的一面。

翻译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以对外传播为目标的过程，采用语义翻译为主交际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可以推动《文选》在英语国家的传播，推动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我国政治话语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然而，译本在域外的接受度除了受到翻译策略的影响，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1980年，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来到北京，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洽谈《文选》的出版。从开始操作到正式出版历经四年的时间，其中也是几经波折。^[11]9香港顺利回归后，国外人士对新时期的中国、对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会谈充满了好奇。由此可见，在《文选》传播的背后，政论题材作品的翻译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政治环境都存在一定的关联。

翻译实则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中西方国家在宗教信仰、价值观、传统习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导致文化上存在或显著或隐晦的差异。在《文选》的英译中，文化差异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发挥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政治话语的传播除了关注语言表层所传达的符号学意义^[12]466之外，还必须同时要注意营造良好的域外文化传播环境等语言外因素。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邱苏伦在曼谷素可帕斋出版社发行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该译本出版后在泰国十分畅销。这也启示我们译者在翻译《邓小平文选》时，良好的国际环境是我国政治话语传播的重要土壤，^[13]培育好传播的土壤，有利于扩大域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五、结束语

政治文献的英译是我国对外宣传翻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邓小平文选》作为一部具有明显特征的权威人物所发表的演讲型政治文献，表情型成分是比较显著的特征，使用语义翻译可以更好地表现政治家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尤其是其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文体行文风格。同时，作为一部政治文献，也无法忽略它的信息内容，因此交际翻译策略对于这部文献的翻译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让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了解中国的国家方针政策，这可能是大多数外国读者阅读《文选》一个重要目的，因此交际翻译的翻译策略，作为一种辅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翻译策略的杂糅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原文文本功能的杂合，即《文选》一方面具有权威型文本的审美功能，另一方面也具有政治文献的信息功能，这两种功能在原文中的体现也要求翻译过程中两种翻译策略进行结合，才能有效地促进其文选的思想内容在英语国家的传播。在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针对这种权威型的政治文献，译者要灵活运用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文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