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身进城”到“举家迁徙”的家庭化流动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 102.55万人，占全国儿童的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人万；同时，农村留守儿童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学龄前儿童规模快速膨胀，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为2 342万人，占农村留守儿童的38.37%，比2005年增加了757万人；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规模为2 948万人，其中，小学(6—11岁)和初中(12—14岁)学龄阶段儿童分别占农村留守儿童的32.01%和16.30%，与2005年相比共减少了315万人；大龄留守儿童(15—17岁)占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为13.32%，规模达到813万人，比2005年减少了199万人。^[1]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自21世纪初期以来，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举家迁移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和集体理性。^[2]换言之，流动方式的家庭化不仅导致留守儿童教育结构和抚育模式的实质性转型，也使得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合和社会融入问题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3]

一、文献评述与理论视角

就社会工作学科而言，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社会和教育三个不同维度，且各维度的研究均呈现逐渐深化和多元化趋势，如心理学从传统的关注心理健康问题到对不良心理的产生原因及健康心理指标分析，并进一步深入探讨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风险规避策略。^[4]同时，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问题也从传统的心理健康问题，如自卑、孤独、相对剥夺、边缘化、污名化等问题逐渐过渡到对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剖析，如教育社会化困境、自我认同危机、社会身份冲突等一系列现实融合困境。^[5]社会维度的既有研究则出现了议题多元化转型，即从传统的适应症问题到城市融入、社会融合，再到社会排斥、社会认同和身份建构等议题的多元化转型。心理、社会和教育不同维度的既有成果及其研究转型均表明，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研究出现了深化和多元化趋势。^[6]

但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而言，目前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两类群体的既有研究存在结构性局限，即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制和学科知识再生产结构角度而言，既有研究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视作两种不同的群属类型，且都取得了相对丰富但互不相融的研究成果。不可否认，这种研究路径和知识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合法性，并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但实践中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不但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群体，两者间甚至会相互转换，尤其当家庭化流动已成为目前流动人口的首选模式时，大量农村留守儿童就会转换成农民工随迁子女。那么，学术界如何回应上述经验层面的变化，即农村留守儿童因随迁教育而从身份上转换成农民工随迁子女时所产生的一系列连带性社会问题呢？换言之，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前的学术研究路径和分析范式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并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这不仅直接影响既有研究成果的信度和理论建构的效度，也不利于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社会融合等相关社会工作理论的学术研究及其实务开展。

基于既有研究的反思性爬梳及其局限性，本文突破既有研究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视作互不关联的独立群体，从方法论上将两者视作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即“留守—流动连续统一体”(Left behind-Migrant Continuum)，这就要求既有研究范式应当引入时空维度；同时，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并以家庭为研究单位，全景式追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关注其从留守到流动的整个过程，进而系统性考察其社会融入的特殊需求和现实困境。

因此，基于上述理论铺陈，本文采用“社区为本”(Community-based)的社会工作方法论及其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策略，以N市D街道公益创投项目“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为例，系统考察项目介入方法、实施过程、实践效果及其困境，在帮助D街道流动儿童提升自信心、建立良好的家庭互动和同辈群体支持系统，实现社区适应和社会融入的同时，也在学理上反思性审视整合社会工作模式。

二、随迁寄居型家庭：困境解构

所谓随迁寄居型家庭是相对于留守家庭提出的一种特殊家庭模式，即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组成的核心化寄居型家庭。从实践样态角度而言，随迁寄居型家庭具有下述特征：从家庭结构角度而言，随迁寄居型家庭是核心结构模式，即由进城务工的父亲、母亲及其随迁子女组成；从家庭生命历程角度而言，随迁寄居型家庭从进程务工之时产生，至返乡之际消失，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从代际互动模式看，随迁寄居型家庭代际互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即随迁子女寒暑假往往被送至流出地由祖辈照顾，抚育结构也相应地由亲代抚育转型为隔代抚育，换言之，随迁寄居型家庭代际互动呈现亲子互动和隔代互动周期性转换的实践特征；从寄居地角度而言，随迁寄居型家庭往往寄居于工厂宿舍或务工地附近的临时租赁住所，寄居场所不稳定，且社会生活环境相对较差。因此，与城市居民家庭相比，随迁寄居型家庭及其子女社区融入困境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第一，随迁寄居型家庭难以为其子女社区融入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有研究指出，大部分进城务工家庭的住房状况相对恶劣，不仅房屋面积小，而且并未给予未成年子女独立的学习生活空间。^[7]换言之，随迁寄居型家庭往往难以像城市居民家庭那样为其子女社区融入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尤其在教育层面，与城市居民家庭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一方面，从职业结构角度而言，大部分随迁寄居型家庭务工人员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领域，如建筑业、服务业等，职业经济收入相对偏低；^[8]另一方面，随迁寄居型家庭文化资本偏低直接导致此类家庭教育难以打破文化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层级差异。^[9]换言之，随迁寄居型家庭子女难以通过家庭教育实现阶层流动和代际职业转换。因此，随迁寄居型家庭难以为其子女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这也将引发一系列其他层面的社区融入现实困境，如教育融入困境。

第二，随迁寄居型家庭代际关系失衡，从而难以为其子女社区融入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随迁寄居型家庭务工人员往往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如建筑行业、低层次商业服务雇员、个体户雇员、流动摊贩、劳动力密集型工厂雇员等，此类行业要求大量的时间付出以换取足额的劳动力收益，换言之，随迁寄居型家庭大量时间忙于维持生计，难以腾出足够时间和精力用于家庭教育和代际互动。因此，随迁寄居型家庭代际关系失衡从而使其子女社区融入缺乏必要的家庭支持网络，也是导致流动儿童社区融入困境的现实原因。

第三，随迁寄居型家庭难以为其子女社区融入建立有效的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联动融合机制，尤其表现为家庭—学校联动机制缺失，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融合困境并进而影响其他维度的再适应和融合。与农村留守家庭隔代抚育结构下，因能力缺乏而导致的无法建立家校联动机制不同，随迁寄居型家庭无法建立有效家校联动机制的原因主要是迫于生计压力而缺乏时间和精力，从而导致无暇兼顾家校互动。具体而言，一方面，“教育是学校的事情，把子女送进学校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孩子能否成才全靠学校和老师”“家长给孩子提供衣食住行就可以了”等一些错误教育观和抚育观导致部分随迁寄居型家庭缺乏家校联动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随迁寄居型家庭住址经常变动，客观上也不利于家校联动的实施，加之大部分随迁寄居型家庭施教者忙于生计，无暇兼顾家校联动。因此，缺乏有效的家校互动机制从而使得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联动融合机制缺失，成为随迁寄居型家庭子女社区融入困境的另一重要现实原因。

三、整合社会工作模式：介入方法

“社区为本”(Community-based)的社会工作方法论是突破传统社会工作个案服务和功能修补的发展模式和实践策略。因为传统服务模式在政府评估体系下往往割裂了个案、小组和社区三个方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践困境，^[10]24因此，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论突破传统社会工作方法论局限性，以“整合社会工作模式(Integrat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Model)”实践策略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是微观个人、中观家庭与宏观社会环境互动的实践载体和关系的再生空间，具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意义上的结构二重性特征。^[11]一方面，作为结构性因素的宏观社会情境基于社区这一日常社会生活空间形塑个人、家庭的行动规则和行为模式，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能动性主体的实践影响；另一方面，个人、家庭等能动性因素反过来也能对其所处社会情境的结构性因素产生实质性影响，体现了能动性因素对结构性制约的反思性监控。

因此，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致力于系统化、反思性的双向历时性作用和共时性改变，即通过重塑社区社会文化氛围，一方面激活个人能动性，恢复个人、家庭、邻里等良好的生计、生活和自然环境，使个人困扰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当越来越多的社区逐渐恢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时，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包括全球生态政治方能得到根本性扭转和实质性改善。^[10]30一言以蔽之，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就是围绕社区重建的目标和计划，整合运用社区个案工作、家庭、小组、社区活动、资源链接等社区组织与能力建设的工作模式，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简单地采用相互割裂的临床式个案、家庭、小组工作方法和社区活动等提供社区服务。正如戴维•A•哈德凯瑟所言，“为了把案主成功整合进社区之中，案主和社会工作者需要进行社区评估，以查找并且利用社区技巧与初级、次级及第三级的资源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成为社区社会个案工作者”。^[12]

基于随迁寄居型家庭群体特征及其流动儿童社区融入需求分析，本文采用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论及其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策略，以N市D街道公益创投项目“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为例，系统审视项目实施过程和实践效果，从而在学理层面反思性审视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四、“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案例分析

依据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N市D街道公益创投项目“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首先采用生命周期理论，以随迁寄居型家庭及其子女为评估对象，系统考察其社会融入的特殊需求和现实困境，整合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从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分别帮助流动儿童提升自信心、建立良好的家庭互动和同辈群体支持系统，最终实现社区适应和社会融入。因此，下文将按照服务需求分析——整合社会工作视角介入模式——反思性过程评估三阶段进行分析。

(一) 服务需求分析

从整合社区生态视角分别对个体、家庭、社区三个维度需求进行评估发现，D街道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现实需求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亟待提升。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环境的限制，很多流动儿童放学以后的时间没有被很好地管理和利用，很多家庭父母不在身边难以给孩子提供学业上的辅导，加之社区周围环境杂乱，孩子作业完成质量没有保障，学习成绩也难以得到提高，因此D街道流动儿童有课外看护和课业辅导的现实需求。

第二，社会支持网络重建需求。一是同辈群体网络重建需求。同辈群体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关心与尊重，可满足青少年交往、归属及尊重的需要。流动儿童由于来自不同的地区，原有同辈群体被打破的同时新的同辈群体又难以建立，而通过自身能力在流入城市中与本地孩子建立同辈关系又存在很大难度。二是家庭支持网络需求。家是孩子最温馨的港湾，但是流动儿童的家长只是尽可能地满足儿童的生理需求，而忽视情感和心理的关怀。因此从家庭中获得的正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就显得更加匮乏。

第三，构建社区资源共享机制。一方面，构建学习资源分配共享机制的现实需求十分迫切。学习资源是孩子们提高自我认识的平台和工具，由于教育资源相对短缺，流动儿童所能接触到的图书资源、运动资源和学习设备等相对较少，因此，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较城市孩子相对薄弱。另一方面，构建社会教育输入共享机制的现实需求也非常强烈。社会教育包括健康知识、法律常识、交通规则等公共教育，社会教育方面的正确引导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成长为良好的社会公民，这方面知识的输入也可以帮助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二) 整合社会工作实践介入模式

第一，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有机整合。个案工作是以个人和家庭为工作的切入点，通过建立一对一的专业工作关系，运用特定的知识和方法，帮助个人调动内在和外在的资源，解决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使个人的社会生活更美好。^[13]而小组工作指以团体或小组为对象，并通过小组或团体的活动为其成员提供社会服务的方法，其目的是促进团体或小组及其成员的发展，使个人能借助集体生活加快自身的社会化；协调和发展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和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发挥团体或组织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健康发展。^[14]就“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而言，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实现了有机整合和深入“嵌入”。一方面在介入方法和服务过程中，小组工作建立的深度互动关系成功帮助个案工作中案主与社会工作者建立有效服务关系；另一方面就项目实施成效和服务效果而言，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实现了功能耦合，换言之，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的实施效果能起到彼此正强化的良性互动作用。

第二，服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采用了服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策略。所谓服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是指，基于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视角，在服务对象(流动儿童)需求评估和服务计划制定过程中，将社区作为其服务提供的重要载体，并在项目资源合理配置约束下适当将非服务对象(本地儿童)置于专业关系内。但服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并未从专业性角度否定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的有机整合，而是在实务操作层面增进专业关系，强化服务效果。

(三) 实施过程

第一，项目运作初期(2015年6月1日—2015年7月31日)。

(1) 服务内容：对辖区内的流动儿童家庭进行走访，调查了解该辖区内流动儿童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现状，明确服务对象的数量，以及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同时，建立案主档案库。

(2) 服务对象：案主及其家庭系统。

(3) 服务人数：50 户。

(4) 服务形式：入户调查。

第二，项目运作中期(2015年8月1日—2016年5月30日)。

“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项目运作中期实施的主要内容和详细计划详见表1 和表2。

第三，项目运作后期(2016年5月30日—2016年6月15日)。

(1) 工作内容：项目总结与评估，本次项目的评估采用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两种方式，对项目的各个子目标进行单独评估，并且对参与者的满意度和项目效果分别进行评估。

(2) 评估具体操作方式。

问卷调查：每期活动结束后，都通过问卷了解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对本期活动的满意程度，并在项目结束后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案主的需求是否满足，在后期延续性服务中案主有哪些特殊需求。

深度访谈：选择在整个服务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主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该项目的程序、执行情况、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和技巧运用状况的评价。

(3) 基线测量：在介入开始时，对服务对象的状况进行测量，建立一个基线作为对介入行动效果进行衡量的标准，以评估介入前后的变化，以此判断介入目标实现的程度。

(四) 反思性评估

过程评估是整个过程的监测，包括社会工作介入进行中的评估，它对工作过程中每一个步骤、每一个阶段分别进行评估，过程评估关注的重点是工作过程中各步骤和程序如何促成了最终的介入效果。过程评估的具体方法是了解和描述介入活动的内容，回答服务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同时，过程评估提供有关服务过程的各种信息，包括介入目标、介入过程、介入行动和介入影响等。^[15]就“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而言，反思性评估具体内容包括四个维度。

第一，介入模式。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视角介入模式综合运用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从专业关系建立角度而言，“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实现了不同工作方法专业关系建立的有机整合和深入“嵌入”；从介入效果和服务成效角度而言，通过整合社会工作视角介入模式，使得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的实施效果能起到彼此正强化的良性互动作用。同时，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视角介入模式通过服务对象与非服务对象适度融合，一方面从专业关系角度而言，“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实现了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不同社会工作方法在实务操作层面增进专业关系；另一方面从介入影响而言，也能实现两种不同工作方法服务效果的互相强化。

第二，介入行动。不同介入行动对于流动儿童社区融入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且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实现路径也不同。就“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而言，一方面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整合介入行动，通过个案工作建立的专业关系从个体层面提升了流动儿童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社区融入的自我预期；另一方面通过小组工作进一步强化了个案工作的介入效果，流动儿童通过小组活动建立的专业关系能进一步增强其社会交往能力，尤其通过适度覆盖非服务对象(本地儿童)的方式，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逐渐打破刻板效应实现良性互动。因此，在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视角介入模式下，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分别通过建立不同专业关系，实现了作用机制的深度嵌入和服务效果的彼此强化，从而取得了“1+1>2”的整合效果。

第三，介入影响。“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服务效果。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就个体层面而言，提高了流动儿童的自信心，通过增加流动儿童的阅读量，实现了接受服务的儿童每周读完一本书的目标，提供给他们自我实现的条件；同时，帮助流动儿童建立了同辈群体支持系统，使得服务结束时每个接受服务的流动儿童增加了5名同辈群体。其二，就家庭层面而言，建立了家长与孩子之间良好的沟通平台，搭建了一座家长与流动儿童沟通的桥梁，使得每周他们彼此互动和交流的时间增加了10小时左右。其三，就社区层面而言，开设了社会教育课程，通过每月开展一堂专题讲座的形式，让随迁寄居型家庭的流动儿童尽快融入到其所生活的社区和学校。

第四，面临的困境。“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困境，包括服务对象开始不愿意社工介入其与家庭的关系；流动儿童父母没有办法保证接送孩子到活动地点的时间；由于各种现实原因，进行家庭评估以及后期测量时，部分家长提供的信息失真等，但实务层面的操作困境并未否定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论及其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因此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下随迁寄居型家庭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项目是成功的。

五、结论与反思

本文采用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方法论及其整合社会工作实践策略，以N市D街道公益创投项目“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为例，详细考察项目介入方法、实施过程和实践效果，从而在学理层面反思社区为本整合社会工作模式的实践困境。

首先，流动儿童的学理研究应突破既有研究将其与留守儿童群体割裂的局限，从本体论上将“留守儿童—流动子女”视作一个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同时，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流动儿童应被视作一种家庭、学校、社区、同辈群体等多维主体的社会建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应采用生命周期理论并以家庭为研究单位，追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关注其从留守到流动的整个过程，进而系统考察其社会融入的特殊需求和现实困境，为社会工作实务开展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其次，整合社会工作模式在方法论上将社区视作流动儿童社会情境的核心要素，并采用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有机结合的介入方式，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分别通过建立不同专业关系，实现了作用机制的深度嵌入和服务效果的彼此强化，从而取得了“1+1>2”的整合效果。因此，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模式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实务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也是流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创新的一次有益尝试。

再次，作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种有益尝试，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模式虽然在“彩虹翅膀——流动儿童关爱计划”服务项目中取得了相对理想的介入效果和服务成效，但仍面临一系列困境。第一，作为实务模式的一种本土化建构，整合社会工作模式仍无法回避学理层面的方法论拷问和专业性考量，换言之，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传统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在实务层面的有机整合是否能在理论层面，尤其是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自我证成，这不仅关系到整合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专业性和合法性，也是社会工作本土理论建构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第二，在中国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过程中，^[16]在获得了一定实践权的同时，^[17]仍面临深度嵌入的实践困境。^[18]换言之，整合社会工作模式在未解决理论层面自我证成的同时，在由政府包办向政府购买转型及其“大民政服务”互构性嵌入过程中，^[19]当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面临结构性矛盾时，整合社会工作模式也面临着实务层面的嵌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