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深入，产业与就业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为了促进产业转型与就业良性互动，关于二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地理学界、经济学界乃至公共管理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本文在现有文献梳理基础上，界定就业人口及其相关概念，并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个角度出发，对就业人口与经济增长在总量、结构和空间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行文献综述。

转型起初是一个制度的概念，即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发展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不断由制度系统向其他领域延伸和扩展。由于产业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视角和学科领域解读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产业转型的概念和内涵尚未有明确的共识。

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看，主要依产业间关系的变化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是主导产业的变更，是支柱产业的升级换代^[1]，狭义上可理解为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和朝阳产业的转移过程，广义上即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行为方式和产业组织方式的更迭^[2]。另一种认为是产业的重新组合，其本质是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原有生产要素的再组合^[3]，是结构调整、机制再造和制度创新的综合过程^[4]，或是包括技术结构、产出结构和组织调整与优化等方面在内的供求调整过程^[5]。

综合上述理解，可以将产业转型的内涵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是产业关系转型，主要涉及产业关系系统的变革，在制度上，针对所有制性质、劳动力市场交易性质、雇员和雇主的关系等方面来判定产业转型发生与否。二是产业结构转型，主要分为产业之间的转型与产业内部的转型两种情况：前者是指产业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即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后者是指同一产业内在产品、技术、功能和价值链等方面的升级，一般认为产品升级是由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过程。三是产业格局调整，由传统低端工业产业布局转变为以高、精、尖技术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新型产业格局。四是产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和精明型方向发展。五是产业组织形式转变，在微观上表现为不同层次和规模的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和组织管理形式的变化。

就业人口的概念由经济活动人口派生而来，经济活动人口是指某一年龄下限以上，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参与或要求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一般由从业(就业、在业)人员和失业(待业)人员两部分人口组成^[6]。通常全社会就业人口数据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统计：一是从产业角度，即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的总和；二是从城乡角度，即城镇就业人口与乡村就业人口的总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后，我国的就业人口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首先，就业人口的文化素质稳步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长^[7]。其次，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沿海发达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西部相对落后地区以第一、二产业为主。根据相关数据统计，1978年全国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为70.5∶17.3∶12.2，到2010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转变为36.7∶28.7∶34.6，东西部就业人口结构差异明显^[8]。第三，就业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乡就业人口数量差异逐年拉大，从2001-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总规模逐年增长，总量约为1.6亿-1.8亿^[9]。第四，就业人口中男性占主导，并且相对比重有上升趋势，就业人口性别歧视依然存在^[10]。第五，城镇就业人口中非正式就业比例提高，依据国际劳工组织对中国六城市的抽样调查结果，中国非正式就业比重高达32.4%(包括雇主与雇员)^[11]。

除了就业人口本身的概念以外，在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中也存在一些与之相关的概念，如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和劳动适龄人口等。本文为了突出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对就业人口的影响，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城市区域，因而将就业人口的概念进一步缩小，界定为在城市就业的本地及外地的人口。

就业人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就业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二者相互影响、相互适应。

就业人口的供给量，被描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区可以提供的劳动力数量^[12]。一种观点认为影响就业人口总量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与区域总人口数量、年龄结构、生育水平和人口迁移等相关，并应用灰色理论、时间序列法、总和生育率法和同批人分要素计算法等方法确定区域人口的劳动力供给量^{[13, 14, 15, 16]}。

另一种观点认为，产业发展也是影响就业人口供给的重要因素。基于封闭区域的假设，研究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成本和生活压力增大，其选择的婚育模式改变，总和生育率减小，社会的就业人口总供给量减少；但存在区域差异，发达地区就业人口供给量少，相对欠发达地区就业人口供给量多^[17]。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增长会导致外在就业人口供给量的增加。因此，出现了供需差额，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速度，周边地区的就业人口必然迁移流动到此。

与此同时，就业人口的供给量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反作用，但对作用方向的认识存在分歧：一种认为就业人口供给量的增加必然促进经济增长，例如“东亚奇迹”，充足的就业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能达到25%^[18]，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19]。另一种观点认为就业人口供给量增加未必促进经济增长，甚至会抑制经济增长，同样以东亚国家为例，只有在政治稳定、技术发达、人力资源配置较高的背景下，供给量增加才会促进经济增长^[20]。这些研究均是将就业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未将就业人口结构纳入考察范围。

(1)产业发展对就业量的促进作用。 所谓就业人口的需求量，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就是就业人口容量。大量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最早的研究成果要数菲利普斯曲线。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Phillips)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绘制了一条曲线，指出货币工资变动率会影响失业率^[21]。此后，萨缪尔森(Samuelson)和索洛(solow)在1960年发表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一文中，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将原来表示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之间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发展成为用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同时验证了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失业与通胀间的反向关系在美国同样成立^[22]。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首次提出经济增长会带动就业人口上升的结论，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23]。新古典理论在索洛增长模型基础上，并假定劳动与资本可以相互替代的前提下，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到模型中，指出一国或地区因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而产生的经济增长会促使就业率的上升^[24]。之后，凯利(Kelly)和梅森(Messina)认为生产力水平会对失业率产生一定影响，以1960-1997年欧洲和美国失业率和生产力水平增长数据分析得出，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失业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失业率与生产力水平存在一种反向关系^[25]。

此后，关于就业容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就业自动均衡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决定就业容量，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完备的职业培训体系和产业多元化发展是提高就业容量的重要因素^{[18, 26, 27]}。现代货币的就业理论认为经济保持稳定并按固定比例增长将会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麦罗(Mauro)和科迈西(Carmeci)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一种在不完全劳动力市场中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19个OECD国家1960-1990年的数据证实了经济增长对于抑制失业率的积极作用^[28]。并且，GDP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之间长期存在稳定关系，即经济每增长1%，就业增长0.22%^[29]。产业发展理论强调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的调整对就业容量的影响^[30]。从就业弹性系数看，就业容量与产业发展具有趋同变化趋势^[31]。就业周期波动理论把消费不足、投资过快和技术创新作为影响就业容量的主要因素^[32]，如消费群体的规模和消费水平决定商业就业容量^[33]；技术进步因素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抑制产业对就业人口的需求量^[34]，在短期内技术进步会替代劳动因素，对就业容量产生基础效应，但同时技术进步可以创造出新领域的新岗位，长期看技术进步必然会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促进就业容量的增长^[35]。均衡工资理论指出劳动力需求量与真实工资反相关，因此认为均衡工资决定就业容量^[36]，实际工资的增加会导致劳动需求量的减少，而且这种抑制作用会更加明显^[37]。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的就业政策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制定相关政策是提高就业容量的有效措施^[38]。

综上所述，经济因素可以促进就业容量扩大，其原因在于：首先，经济发展能改善一国或一个地区制约劳动力人口容量的资源条件；新技术可以在逐步减少资源消耗水平的同时追求同样或更高产出和消费水平^[39]。其次，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手段增多，不断创造出较多的工作岗位^[40]。再次，经济发展使社会进步，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这与产业升级的要求相适应，间接增加了就业容量^[41]。

(2)产业发展对就业量的非促进作用。 当然，由于所研究的区域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增长也未必一定会促进就业容量的增加。1950年以来欧洲30 年经济状况表明，欧洲生产率和经济的增长使得失业率上升^[42]。这一现象在中国更加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就业压力却有增无减，经济高速增长与就业压力加大并存，下岗、失业等问题日渐突出，劳动力就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长，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同步或基本同步，而与从业人员的关联性却相反^[43]。此后，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未能带来相应的高就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现出极大的非一致性。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虽然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但劳动力就业容量的增长却急剧下降，而且不同时期GDP增长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有差异的，不同产业的增长对就业拉动的差别很大，甚至相反^[44]。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技术进步因素。劳动力、资金、技术是促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具有可替代性。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劳动力在三者中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技术进步越来越受到重视，技术进步取代了对就业人口的需求，技术进步可以增加资本投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社会消费水平，从而扩展就业容量^[45]。其次是结构调整因素。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地区结构等多重调整。产业的调整使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在此过程中会形成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所有制调整使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裁员，被裁掉的人员缺乏必要的技能，就业遇到困难；城乡差异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城市就业人口激增，增加了就业压力^[46]。

(3)就业量对产业发展的反馈作用。 就业人口总量在受到各因素影响的同时，也会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等产生一定的正负效应。如加速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发展^[47]，使住房紧张^[48]、交通拥挤、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和设施紧缺^[49]、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和难度^[50]、造成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紧张^{[51, 52, 53]}，污染环境^[54]，破坏生态环境^[55]，其中，以经济效应最为显著。

显然，大量的就业人口意味着规模经济和分工，这有助于增加人均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教育环境、促进经济增长^[56]。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就业红利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经济起飞期适逢我国计划生育的人口红利期，每年以1000万为增加量的丰富劳动力资源满足了低层次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显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充足的产业投资相结合，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57]。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来自于就业人口红利^[18]；其中，1978-2003年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6%左右^[58]，2002-2005年间劳动力贡献率为7.79%^[59]。虽然不同学者所计算的贡献率大小不同，但毋庸置疑，就业红利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人才集聚引领经济发展方向。现代经济理论与区域发展实践表明，人才是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引领器，人才资源要素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60]。在工业化时代是产业发展集聚人才；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是人才引领产业发展，高素质的人才是催生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的关键。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系统的产出，而且可以引导一般性资源流向高技术产业，促进高技术产业的成长，提升一个地区的竞争力^[61]。

再次，就业人口集聚和增长，可以提高城市整体消费能力，繁荣内需市场。凯恩斯主义者首先将人口增长看做是有效需求增加的原因，认为人口增长可以扩大消费，为企业家提供比较乐观的预期，打开投资通道。二战后，斯威齐把人口增长看做抵消消费不足的力量。此外，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模型、稳定状态与黄金分割率模型、最优储蓄模型、钱纳里发展型式模型等经典模型从不同侧面涉及人口增长对投资和消费的积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者关系的定量研究不断深入，对东亚、日本和G7国家的实证结果都表明，需求不足问题均可以从人口学角度得到解释^{[62, 63, 64]}。

另一方面，劳动力数量过多也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恶化、教育培训的投资减小、劳动力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使整个国家缺乏劳动技能和创新能力，从而造成结构性失业，限制经济增长^[65]。

就业结构是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部分，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66]。就业结构包含的内容较为宽泛，它是一定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等多重作用下的综合产物^[67]，一般包括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地区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教育结构等^[68]。

(1)产业发展对就业人口结构的影响。 就业人口结构变动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影响^[69]，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对其影响最为直接，贡献率最大。早期的学者以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为视角研究经济对其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和克拉克最早提出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的论断。1672年配第在《政治算术》一书中运用数学计量的方法，对英国、法国、荷兰从事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收入差异进行了分析，结论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优化会促进就业结构的变动。虽然配第表明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会对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但其结论只是其变化过程的副产品，并未对其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分析。直到1940年，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首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的论断，并以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数据进行了验证。此后，钱纳里(Chenery)和塞尔奎因(Syrquln)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其基本结论仍为就业结构随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而升级。即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劳动力就业向工业的转移基本上是同步的，随着农业和工业产值比重的此消彼长，农业人口也相应地向工业转移；在发展中国家，产值结构转换普遍先于产业就业结构转换，但后者随着前者的优化也表现出不断升级的趋势。

随后，学者们将研究视角转向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对就业人口地区结构的影响方面。一部分学者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城乡就业人口结构：他们认为在产业结构低端化阶段(农业经济时期)，大量就业人口从事的劳动与土地紧密相连，因此就业人口表现为农村集聚化；在工业化前期，受政策引导等因素的影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集中布局在核心城区，带动就业人口向城市核心区集中；工业化中期，城市和企业出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地租上升、利润下降等问题客观上要求企业向郊区迁移，从而引导了就业人口分布于城市边缘；进入工业化后期，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因第三产业的服务范围以核心城区为主，因此就业人口再次向城市中心布局。但也有研究表明，由于各个国家所处的环境和发展阶段不同，影响结果有所差异。

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改变地区间就业人口结构：他们认为在大规模工业化以前，各地区三次产业的经济结构大致相同，因此地区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趋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的机械化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深，各地区为了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纷纷根据本地区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培育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不同的产业发展导向会吸引相关就业人口，因此不同地区的就业人口结构各异。例如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东部以第三产业就业为主，中部以第二产业就业为主，西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较大^[70]。

此后，研究视角逐步由就业人口随产业结构演变的外部性方面，转向就业人口自身性质方面；即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提高了就业人口的从业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模糊了性别差异。传统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以后，对劳动者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因此需要劳动者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导致其从业年龄相对延后。新兴产业具有投资大、周期长、科技含量高等特点，因此它的发展依赖掌握高精尖技术的科技人才，产业的本质属性客观上提升了产业就业人口的整体层次^[71]。与从事简单劳动相比，高端产业对就业人口的体力要求不高，使就业人口的性别差异相对较小。

(2)就业人口结构对产业发展的反作用。 就业人口结构也会对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产生反作用。起初，就业结构对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反作用只是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对就业结构影响的副产品。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流向第三产业，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使企业可以用设备和技术等要素代替低廉劳动力的投入^[72]。在短期内企业因劳动力费用支出减少而获得利润；长远来看，逐渐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专业化运营，可以增强企业对产品研发、设备更新和管理优化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增加企业和产业的高技术含量，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同时，就业人口的地区结构也会对经济和产业产生效应。就业人口的城乡间和地区间自由流动，使就业资源更加集中，有利于对就业人口统筹管理、优化配置，有利于增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有利于拉动经济内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此后，人才成为研究就业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影响的重要因素。大量高素质的人才是催生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关键，发达地区可以凭借雄厚的科技人才催生高技术产业成长，顺利完成传统产业的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73]；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也需要依靠人才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提高二次创新的能力，完成产业内的技术升级、实现产业内部的高端化^[74]。

本节从分布格局、迁移过程和影响机制等方面探讨就业人口的分布变化状况及其与产业空间格局的关联。在对分布格局与演化过程的研究中，范登伯格开创了探讨就业空间格局研究的先河，他根据人口在都市区内部和都市区之间的变化将就业人口的空间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75]。具体而言，工业化中前期，产业扎堆分布在城市中心，农村剩余的大量就业人口涌向城市，寻求就业机会，表现为人口的城市化。工业化中后期，城市中心出现了交通拥堵、基础设施陈旧、配套设施不健全、环境污染等问题，大量工业企业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就业人口也随之迁至城市边缘区和近郊区，城市中心伴随出现不同程度的产业和人口的空心化现象，此过程称之为郊区化。工业化后期，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交通设施的健全，产业的布局更加趋于分散，使就业人口迁至远郊区，称之为逆城市化。后工业化时期，为了保持城市的繁荣，通过政策鼓励等措施，吸引产业和企业重新布局，进而引导郊区就业人口迁回城市中心，表现为再城市化过程。

此后，霍尔(Hall)于1984年根据产业发展阶段理论，把范登伯格的四阶段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具体划分为六个阶段：即“流失中的集中”、“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相对分散”、“绝对分散”、“流失中的分散”。前三个阶段以中心城区就业人口的向心集聚为主，城市中心人口总量表现为增长态势；后三个阶段以中心城区就业人口的离心分散为主；从“相对分散”阶段开始，郊区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强度就开始愈来愈大，到“绝对阶段”，中心城的离心分散力量超过了向心集聚力量，而“流失中的分散”则标志着城市完全进入了逆城市化阶段^[76]。此后，研究视角由理论转向实证，大量研究表明，在产业格局变动的影响下，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城市的就业人口空间布局基本都经历了上述几个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正在经历此过程^[77]。

国内学者在全国、大区域、省、市等不同尺度下研究流动人口的分布现状和演变过程，并总结其变动规律。全国层面，流动人口的分布格局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正相关，并呈东高西低的阶梯分布格局^[78]；1997年中国流动就业人口分布总体表现为东高西低，即东部占就业人口总量的42%，中部占35%，东部占23%左右，这一格局与全国产业空间分布基本匹配。区域层面，以长三角为例，苏、浙、沪存在一定规模的人口双向迁移流，但受到经济体制、行政区划、空间距离及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上海向江苏和浙江的迁移不够明显，浙江和江苏的城际人口迁移仍以省内为主^{[79, 80]}，上海、南京、杭州、无锡、苏州、常州等地是就业人口的强流入地，苏北地区属于就业人口流出地，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趋势是先集聚后分散，分布重心由东北移向西南，这与长三角产业空间集散格局保持一致^{[81, 82, 83]}。省域层面，广东省外来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表明，外来劳动力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等几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市际空间分布差异悬殊，且这种差异有扩大之势，这主要由外商产业投资格局所决定^[84]；北京流动人口持续增长，但核心城区的增长速度减缓，远郊区增长速度增加，第二产业向郊区迁移带动，就业人口由中心向边缘迁移^[85]。虽然研究的空间尺度有所差异，选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结论是一致的，即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和生活配套完备的地区成为就业人口的流入地区；经济和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生活质量较差的地区成为就业人口的流出地区。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动是就业人口迁移的最重要因素。

由于就业人口分布格局和演化都源于人口的迁移变动，因此，“迁移”也是研究就业人口分布格局影响机制的重要视角之一。对就业人口迁移机制的研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宏观机制的研究要首推莱温斯坦，他通过1881年人口普查资料，以20多个国家为样本，首次明确提出恶劣的环境与气候、沉重的赋税、法律歧视和过剩人口都可能促使人口迁移，但最主要的动机是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此后，赫伯尔在莱温斯坦的基础上，提出了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的迁移是由流入地的拉力和流出地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李(Lee)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人口迁移流动的机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理论框架，并将其归纳为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个人因素等四种^[86]。博格(Bogue)对推—拉模型做了开创性的分析和总结，最终归纳出12种推力和6种拉力。推力、拉力、迁出地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的背后都隐含着产业和经济因素^[87]。

以上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刘易斯综合经济增长过程与劳动力转移过程，创立了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划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就业人口由农业剩余部门流向工业短缺部门，决定其流动的动力是两部门之间的工资差额。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刘易斯的模型不能准确反映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演进过程，因此，将两部门两阶段模型通过引入一个农业生产中的制度工资将其发展为三阶段。刘易斯理论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显然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为了更真实地逼近现实，乔根森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就业人口由农业转移到工业的根本原因是由消费需求引起的。此后，托达罗(Todaro)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对就业人口流动做了理论诠释。他将就业人口迁移的原因归纳为城乡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两个因素^[88]。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区域经济收入和经济规模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89]，经济因素、距离和人口变量起主要作用^[90]。

齐夫(Zipf)构建的引力模型开创了定量研究的先河，他认为两个地区之间的总迁移人口与两地的人口规模正相关，与两地的距离负相关^[91]，两地之间的中介机会、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人口的迁移^{[92, 93]}。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越大，净迁移率越大，并且净迁移率与距离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性^[94]，即收入效果、经济活性效果、迁移人口存量效果和距离效果都是影响就业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95]。

迁移的微观理论主要从迁移者个人或家庭的角度阐述迁移的动机，可将其视为迁移过程的行为分析理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迁移动机和迁移决策两方面。迁移的动机是指迁移者的主观意愿。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是促使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原因。赛尔提出了迁移动机四要素：即可采用性、价值、预期和诱因^[96]。在此基础上，李竞能将迁移动机归纳为六类：即经济、居住满意性、生活方式偏好、社会地位变动、不迁移决策、家庭和朋友的影响等。

也有研究从迁移决策角度研究人口迁移，以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收益最大化理论最具代表性。生命周期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家庭人口迁移过程，生命周期的变动会带动家庭结构变化，由此带来新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便产生了人口迁移^[97]。个人迁移随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迁移概率有所差异，生命周期时间主要包括婚姻、怀孕和生育等。舒尔茨(Schultz)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经济收益最大化理论，以此阐述迁移决策行为；其理论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经济人，如果目的地的经济收益大于原住地，理性人会做出迁移决策^[98]。斯加斯塔德(Sjaastad)对成本—收益模型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定量研究模型。托达罗将期望收入差额的概念引入成本—收益模型，分析城乡人口迁移的个人决策问题。他强调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但只要城市预期收入高于农村，人口仍然会从农村流向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失业率上升的原因。

就业人口空间格局在各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反作用于各因子，且以对产业空间格局的效应最为显著^[99]。就业人口大规模集聚对城市化产生较大影响，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都显著相关^[100]。同时，就业人口迁入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在其他生产资料不变的情况下，产业发展更倾向于分布在就业人口周围，“泛珠三角”产业的分布格局随着就业人口的集中与扩散而变动^{[, ]}。大量劳动力的进入，满足了迁入地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扩大了消费市场；被替代出来的本地劳动力转入第三产业各部门，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优化^[103]。

本文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关于就业人口与产业发展在数量、结构和空间等方面的相关关系研究。总体而言，产业与就业是互为因果，彼此作用的，但以产业和经济对就业人口的作用为主，就业人口对经济和产业的效应作为一种反馈，作用力较弱。

从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关于就业人口变动与产业变化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较丰富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在制度、产业等转型的背景下，产业演化与就业人口变动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新的变化；同时由于不同时间段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不同，两者的关系也会变化。因此，对此问题的研究仍需要继续如下深化和补充。

第一，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以往学者在研究产业与就业关系时，以定性描述为主，注重理论假设和理论推导，善用逻辑判断。这种方法一是无法很好地揭示彼此间作用效果和贡献程度；二是不同地区的发展基础、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不尽相同，无法印证各种理论是否适用于各自地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统计分析和地理空间分析等定量方法应用于具体案例区，通过实证来确定相互之间的定量关系，同时可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和适宜性。

第二，空间尺度需要缩小。目前针对区域的研究多采用国家、省和大尺度区域数据，研究多采用市县数据，基本单元的选取偏大，掩盖了内部就业人口的变化状况。区域或城市内部地区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产业和就业的发展和变化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将基本单元尽量细化，展现小尺度范围内就业人口的演变过程和特点。

第三，将产业就业人口细化到行业中。学者们对就业人口空间分布、演化和机制的分析较为全面、系统；但多数研究局限在三次产业中，即使将其划分到行业，其行业划分也不够细致，掩盖了就业人口在行业间的变动规律。

第四，加强就业人口与产业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以往研究多为描述产业与就业的演变过程，缺乏对其相互作用关系的深入剖析。因此，应该构建起两者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