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由1982年的687万增长到2013年的2.45亿，其中接近80%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1]。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发展转变、经济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组织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使流动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融入所在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能忽视的重大战略问题。同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也是城市增强自身的包容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因此，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并围绕着该课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主要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涉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理论研究^{[2, 3, 4, 5, 6, 7]}；第二类涉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8, 9, 10, 11, 12, 13, 14]}；第三类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15, 16, 17, 18, 19, 20, 21]}。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时，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之上的一整套分配制度，认为制度因素是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城市居住环境和居住模式是造成社会融合困难的主要因素，也有学者认为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制度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排斥性的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就业、医疗、分配及社会保障制度，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22]，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制度屏障，使流动人口及其后代子女很难融入城市生活。王春光认为行业制度导致的非正规就业是造成融合困难的主要原因^[16]。王桂新、罗恩立以及李涛、任远指出户籍制度所引起的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是制约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17, 21]}。侯亚非、张展新提出城乡分割体制的后遗症就是城市和社会排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20]。

有些学者则认为社会资本是影响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流动人口的融合研究中。李培林调查发现，农民工的亲缘、地缘关系网络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与交往方式^[23]。这种社会关系网一方面从经济和精神上支持农民工快速适应城市环境，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其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3]。任远、邬民乐指出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24]。李树茁等及蔡禾、曹志刚也指出社会支持网络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它涉及农民工自身交往的意愿和城市居民的接纳意愿两个方面^{[18, 19]}。

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城市居住环境和居住模式是造成社会融合障碍的主要因素。康雯琴提出流动人口居住地带大多边缘化，居住质量差，且更换频繁，由此造成缺乏认同感^[15]；徐琴则认为住房政策加剧了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的空间区隔^[25]；王志理、王如松指出流动人口多以租房形式生活在城市中，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居住条件能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合^[26]。尽管居住环境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当前的户籍制度和社会排斥决定了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

少量学者从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角度研究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杨菊华和任远、乔楠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要相互配合、相互适应^{[7, 13]}。宋月萍指出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意愿和行为^[27]。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①概念界定不清，因此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样化，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所得结论各有侧重。②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时，普遍的做法是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指数，然后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的影响作用。这种做法将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各因素指标置于同一个层级进行考虑，但实际研究中往往取样的指标来自于不同的层级和单位，如流动人口的行为既受个体特征的影响，也受其所处环境、群体的影响，指标之间会出现嵌套关系。这种情况下，样本数据不再满足传统回归中对方差齐次性及个体间随机误差相互独立的假设前提，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可能会产生偏误与无效的估计标准误，并且会增加第一类误差与第二类误差。林德利(Lindley)和史密斯(Smith)提出的分层线性模型(HLM)^[28]，能明确分析嵌套性质的数据，可以针对模型的任何一层进行统计分析和测量，并定义了某一层次的变量对另一层次变量之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同时提供稳健的标准误估计值，是一种由不同层次的自变量解释同一变量的一体化模型。因此，为了克服传统研究中的不足，本文在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理论框架下，引入分层线性模型，目的是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也是对目前仅从个体层面考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的一种补充。

(1)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概念的界定。 社会融合的理论最早由帕克(Park)和伯吉斯(Burgess)于1921年提出，后经密尔顿(Milton)推动及完善，形成了融合论。他们认为社会融合就是“个体或群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29, 30]}。之后，对社会融合研究影响较深的还有多元文化论^[31]和区隔融合论^{[32, 33]}。西方的社会融合理论更倾向于用文化融合、社会认同来解释国际移民的迁移和流动，但用来研究我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国内流动和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我国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田凯提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再社会化的过程，其过程中必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是：第一，在城市中有相对稳定的职业；第二，具备参与当地生活条件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第三，通过与本地人接触，接受并形成与本地人相同的价值观^[2]。朱力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三个层面：经济、社会和心理，层层递进，并且他指出融合并不是简单地同化^[3]。任远、邬民乐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与适应的过程^[24]。杨菊华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包括四方面：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7]。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关于社会融合的理论至今没有统一的观点。本文认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可以从社会排斥的对立面定义，是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均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公平公正地享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最终实现社会接纳、身份认同和文化交融。

(2)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根据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概念，并结合当代我国流动人口的特点，本文认为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来自流动人口个体层面。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近六成的流动人口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1]。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生长在城市，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就业形势恶化，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与上一代流动人口相比，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城市居民更加接近。他们在城市工作不仅只是为了打工挣钱，还包括为了追求体面就业和发展机会。因此，个体层面上，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第二层，来自流动人口群体层面(本文中指流动人口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我国的流动人口由于区域、城乡、体制外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基本脱离了户籍地但又没有真正地融入居住城市。社会融合这个概念，反映的是个体和群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凝聚力、互动关系及享受服务和发展机会的状况。大量的文献资料指出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核心因素还是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只有真正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全面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才能实现流动人口从“外在市民化”转向“内在市民化”。因而，本文将选择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群体层面上的影响因素。

分层线性模型是一种跨层次的统计模型。当数据存在于不同层级时，先以第一层级的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然后把该方程中的截距和斜率作为因变量，使用第二层数据中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再建立两个新的方程。通过这种处理，可以探索不同层级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分层线性模型的基本形式主要有零模型、完整模型、协方差模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发展模型等。本文以简单二层完整模型形式介绍分层线性模型的构造，既包含了第一层的预测变量，又包含了第二层的预测变量，可以通过理论构建来说明解释因变量的总体变异是怎样受第一层和第二层因素影响的模型称为简单二层完整模型。其他形式的模型均根据研究需要从简单二层完整模型转化而来。

在第一层模型中，下标i表示第一层单位，通常指被研究的个体；下标j表示第二层单位，指个体所嵌套的群体；Y_ij是指个体i在j群体中的结果变量；X_ij是第一层中的预测变量；β_0j和β_1j则分别表示每个j群体分别被估计出的截距和斜率；e_ij为第一层模型的残差项。

第二层模型中W_j是指第二层的预测变量，即群体层次的变量；γ₀₀和γ₁₀为第二层模型的截距项；γ₀₁和γ₁₁则是连接第二层预测变量W_j与第一层模型中截距项和斜率项的斜率；u_0j和u_1j为第二层模型中式(2)与式(3)的残差项。

因此，在第一层模型中，可以检验出第一层变量和第一层变量间的关系，而在第二层模型中，可检验出第二层变量与第一层变量间的关系，以及第二层变量如何调节第一层变量间的关系。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层关于流动人口的个体调查数据来自2012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进行，共调查31个省市共计样本容量158556人，男性65797人，女性62201人，年龄分布为15-59岁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第二层以各省表示流动人口所嵌套的群体，数据来自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等。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角度有很多，按照本文定义，从社会排斥的对立面可采用主观融合意志和客观融合表现进行反映。主观融合意志表现为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客观融合可以通过流迁意愿表现。由于客观的融合表现体现出了流动人口向外流迁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是流动人口成功融入当地社会的基础与直接反映，因此，本文选择表征流动人口客观融合的流迁意愿作为因变量。该变量是分类变量，通过全国流动人口监测问卷中“如果没有任何限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题项的调查数据来表示，其回答选项分别为“愿意”、“不愿意”、“没想好”，依次赋值为1、2、3。

第一层中的影响因素为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因而根据调查结果，预测变量选择户口性质、就业状况、收入情况、医疗保险、居住状况、自我融入意愿和本地人的接受程度。其中，户口性质是定类变量，通过问卷中“您的户口性质是”题项的调查数据取得，回答选项为“农业”、“非农业”及“其他”，依次赋值为1、2、3。就业情况是分类变量，通过问卷中“您目前在本地的就业状态是”题项调查获得，回答类别为“就业”、“失业”、“无业”、“操持家务”、“退休”，分别赋值1、2、3、4、5。收入状况是连续性变量，通过调查中“您家在本地每月总收入多少钱”题项取得，该值越大表明收入越高。医疗保险是分类变量，通过问卷中“您在本地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题项得到，回答为“是”、“否”、“不清楚”，分别赋值为1、2、3。居住状况为分类变量，通过问卷中“您现住房属于下列哪种性质”题项得到，回答选项为“租住单位雇主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借住房”、“就业场所”、“自购房”、“自建房”、“其他非正规居所”，合并后分为两项：租房(包括“租住单位雇主房”、“租住私房”、“政府提供廉租房”、“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借住房”、“就业场所”、“其他非正规居所”)和自有房(包括“自购房”及“自建房”)，分别赋值为1、2。自我融入意愿为四元定序变量，通过问卷中“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的一员”题项调查获得，回答选项分别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不同意”、“完全同意”，按照同意程度的不同依次赋值1、2、3、4，分值越高表明自我融入意愿越强烈。本地人的接受程度是四元定序变量，通过问卷中“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题项调查得到，回答类别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不同意”、“完全同意”，按接受程度的不同依次赋值1、2、3、4，分值越高表明本地人接受流动人口成为其中一员的意愿越高。

第二层是流动人口个体嵌套的群体层面，根据前面所述，选择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作为群体层面上的预测变量。《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全 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该规划同时确定了公共服务的范围为公共教育、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领域。以此规划作为指导，并结合安体富、任强，刘成奎、王朝才，王新民、南锐，武力超等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34, 35, 36, 37]}，本文采用了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就业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共30个指标来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将表 1中的逆向指标通过取倒数的方式正向化，然后把各单项指标标准化，再使用SPSS 20.0软件作因子分析，计算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和基本社会保障四个方面指标的综合得分，并将此作为第二层，即群体层面上的预测变量来进行后续的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HLM模型可以写作：

层-1模型：

Y=B0 + B1*(户口性质) + B2*(就业状况) + B3*(医疗保险) + B4*(自我融入意愿) + B5*(本地人的接受程度) + B6*(收入情况) + B7*(居住状况) + R

层-2模型：

B0=G00 + G01*(基础教育) + G02*(基本医疗卫生) + G03*(公共就业) + G04*(基本社会保障) + U0

B1=G10 + G11*(基础教育) + G12*(基本医疗卫生) + G13*(公共就业) + G14*(基本社会保障)

B2=G20 + G21*(基础教育) + G22*(基本医疗卫生) + G23*(公共就业) + G24*(基本社会保障)

B3=G30 + G31*(基本医疗卫生) + G32*(公共就业) + G33*(基本社会保障) + U3

B4=G40 + G41*(基础教育) + G42*(基本医疗卫生) + G43*(公共就业) + G44*(基本社会保障)

B5=G50 + G51*(基础教育) + G52*(基本医疗卫生) + G53*(公共就业) + G54*(基本社会保障)

B6=G60 + G61*(基础教育) + G62*(基本医疗卫生) + G63*(公共就业) + G64*(基本社会保障)

B7=G70 + G71*(基础教育) + G72*(基本医疗卫生) + G73*(公共就业) + G74*(基本社会保障)

首先，将第一层和第二层预测变量先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建立第一层变量的随机回归模型，根据第一层变量回归分析的显著性检验结果，确定第一层变量在第二层上差异是否显著。如果差异显著，则需要选择第二层上的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作进一步分析；如果差异不显著，就没有必要进行第二层面的分析。本文采用HLM 7.0软件进行分层线性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 2。

根据表 2结果可知：①各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即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和住房条件对其的影响均是显著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0、-0.020、0.075、-0.186、-0.011、-0.051和-0.077。表明除医疗保险因素外，其余各影响因素与流动人口的流迁意愿均成反向关系，即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就业状况为操持家务或退休(这可能与流动人口在城市就业质量低，无法享受均等的就业机会和待遇有关，因而就业、失业、无业的人员觉得更难融入当地社会)、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越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本地人越接受自己成为其中一员、家庭收入越高且拥有自有房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性越强。②χ²检验的结果表明了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住房条件这些预测变量的回归效应在各个省市地区之间的变异程度。每个回归系数的方差成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通过了χ²检验，该检验结果反映出：第一，各个影响变量在不同省市地区都有显著的变异，例如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总体回归结果为0.144，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每增加1个单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感平均增强0.144个单位，但是具体到各个省市地区，增加的数量有可能会存在大小或方向上的差异；第二，由于第一层变量在各个地区即第二层面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在第二层面上建立回归模型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第二层预测变量与第一层预测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从而更好地解释各因素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

因此，用反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作为自变量建立第二层面(31个省、市、自治区)上的回归模型来解释区域之间的差异，相关输出结果见表 3。

当第二层变量的回归系数与第一层变量的系数符号相同时，表明第二层变量对第一层预测变量所起的影响是加强作用，且作用方向与第一层系数的方向一致。反之，第二层变量的回归系数与第一层符号相反则说明第二层变量对第一层的关联影响起减弱作用，且作用方向与第一层系数的方向相反。

根据表 3输出结果可知：①从流动人口所在地区的背景层面上看：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与流动人口流迁意愿呈反方向变化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0.1163、-0.1061、-0.0203、-0.0425，即地区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越强(因为文中用流迁意愿代表社会融合，该值越小，流迁意愿越强烈)。根据t检验果，除公共就业变量外，其他各变量对第一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均是显著的。②各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标的平均值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且 影响方向与第一层的结果一致。其中，自我融入意 愿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程度最高，为-0.1723，表明自我融入意愿每上升1个单位，流迁意愿的取值下降0.1723个单位，即社会融合度提高0.1723个单位。而就业状况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平均影响较小，就业状况每增加1个单位，社会融合度仅提高0.0142个单位。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中的基础教育因子对户口性质、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住房条件的影响显著，且由于其与第一层中户口性质、本地人接受程度及收入情况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方向相同，表明基础教育因子加强了户口性质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本地人接受程度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收入情况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联作用。而基础教育因子对住房条件的影响系数为0.019，与住房条件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系数(-0.077)符号相反，说明基础教育因子削弱了住房条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程度，且起的是反向作用。这与基础教育的义务强制性有关，流动人口不管是租房或拥有自有房，其子女只要符合入学条件都必须接受基础教育，因此该因子并没有强化住房条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中的医疗卫生因子对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和住房条件影响显著。其中，该因子与第一层中就业状况、住房条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方向一致，说明基本医疗卫生因子强化了就业状况、住房条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程度。而基本卫生医疗因子与第一层中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及本地人接受程度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反，表明该因子削弱了第一层中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及本地人接受程度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联作用。该现象反映出地区基本卫生医疗水平的提高将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强化流动人口的自我融入意愿和本地人的接受程度，从而弱化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联作用。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中的公共就业因子对第一层中的户口性质、自我融入意愿、收入情况、住房条件影响显著。该因子与第一层中住房条件变量回归系数符号方向相同，表明公共就业因子加强了住房条件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联作用。而与其他第一层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反，可以认为公共就业因子削弱了户口性质、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程度。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中的基本社会保障因子对第一层中户口性质、就业状况、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影响显著。且该因子与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同，表明社会保障因子加强了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联作用。而该因子与户口性质、就业情况、收入情况的回归系数符号不一致，说明社会保障因子削弱了户口性质、就业情况、收入情况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联作用。该情况表明基本社会保障的提升将改善流动人口由于户口性质差异而带来的就业和收入状况，从而弱化他们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程度。

表 4给出了第二层完全回归模型的随机效应部分输出结果。从表 4中可知，在第一层模型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体差异的方差成分很大(R=0.8831)，能够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变异的63.12%；各省市地区之间的差异(U0=0.51523)，即省级层面的背景可以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为36.83%；而医疗保险的随机效应比较小，大约可以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差异的0.05%，说明这个变量在同一省市地区中波动不大，因而解释能力较小。

本文根据2012年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和反映31省市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数据，建立分层线性模型从流动人口个体和省级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的大小。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与个体因素，即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住房条件有关，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异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显著，主要是由于各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差异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产生的影响。其次，从流动人口个体来看，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变异的解释程度达到63.12%。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就业状况为操持家务或退休、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越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本地人越接受自己成为其中一员、家庭收入越高且拥有自有房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性越强。在考虑地区差异的情况下，自我融入意愿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程度最高，而就业状况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平均影响较小。再次，从省级层面来看，可以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为36.83%。地区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因子越高，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越强。同时，基础教育因子能够加强户口性质、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联作用，而医疗卫生因子可以强化就业状况、住房条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作用程度，公共就业因子加强住房条件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联作用，基本社会保障因子主要能够强化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联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既需要政府的引导，又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流动人口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核心指标，引导形成合理的人口城乡布局。同时，将流动人口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状况作为衡量各省市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第二，构建以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体系。推进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改革，建立分层、分类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帮助流动人口解决最现实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发展。

第三，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社会协同作用。社会融合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全面参与，人群之间的理解、尊重、包容和接纳，即前面提到的自我融入意愿和本地人的接受程度。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和群团组织的协同作用，鼓励流动人口积极参加公益性社会组织，有效化解流动人口和市民公众的心理隔阂和矛盾，才能更好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第四，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监测指标体系，深入了解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享受公共服务的情况以及社会参与、社会接纳、自我身份认同等状况，从而更好地引导政府落实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