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2014年3月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随后，国务院又出台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新的户籍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保持一致。然而，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村人口是否愿意迁移到城镇定居？他们希望迁移到何种类型的城镇居住？这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户籍政策改革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数据来解答这两个问题。

二、相关文献回顾 二、相关文献回顾

人口迁移与出生、死亡并列为人口学的三大研究内容。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历来又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关于人口迁移，西方主要理论流派当属博格(Bogue)为代表的推拉理论、以刘易斯(Lewis)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推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社会学家雷文斯坦(Ravenstien)，他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迁移法则”，就被广泛接受并得到完善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博格系统地提出了劳动力迁移的推拉理论。他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因素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致。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则认为一国经济包括两个部门：一是传统的、乡村的、仅足以维持生存的部门，其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很低，甚至是零；二是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二者发展不平衡，而且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生产率为零或接近于零的劳动力。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改变二元的经济结构，其主要途径就是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1]。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主要从微观角度来解释人口迁移的动因，该理论认为，个人的迁移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关系，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做出的，迁移的动机不仅与城乡两地收入差距大有关，也与个人或家庭因素有关。迁移的动机除了增加家庭收入，还可以降低由于市场不完善而造成的风险。斯塔克(Stark)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更容易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经营风险高、成本大，净收益下降，而且还难以防范，而家庭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则是规避经营风险的一种替代办法。因此，劳动力迁移可以被视作一种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家庭策略，而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周期性往返则是为了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的资源^[2]。

受西方理论流派的影响，国内学者围绕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因侧重点不同而各有特色。一是以蔡昉、李强等为代表的学者主要研究经济因素对农民迁移的影响，认为经济因素是农民向城镇迁移的首要因素，对迁入地和流出地都能带来较高的经济价值^{[3, 4, 5]}。二是以文军、吴兴陆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从社会文化因素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迁移决策问题。对农民工来说，在做出外出务工这一迁移决策时，其影响因素远非他最初决定是否外出时那样单纯，而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更多地掺杂着非经济成分。既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社会经济的原因；既受人多地少等自然性因素的制约，也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6, 7]}。三是以赵耀辉、周皓等为代表的学者则更为关注农民向城市迁移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住房等^{[8, 9]}。

就乡城迁移意愿和迁移城市的类型而言，侯红娅等讨论了个人特征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的区别。对于前者来说，个人特征很明显地影响了其城市化的意愿；而对于后者来说，个人特征的影响则很不明显^[10]。吴秀敏等在成都市3个区县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农户的迁移决策受到户主的学龄、职业类型、是否有学龄儿童、人均耕地面积、交通状况、外出劳动力比例、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1]。黄乾通过对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昆明五城市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意愿总体上并不强烈，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及社会融合对迁移意愿有显著的影响^[12]。黄宁阳等研究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家庭因素，职业、打工收入、家庭收入和承包地面积等因素对农民进行跨省迁移还是省内迁移有重要影响^[13]。张翼对农民工的进城落户意愿和落户城市的类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子女的教育与升学是农民工落户城镇的主要原因，少数愿意迁移的农民工更希望在大中城市落户^[14]。戚晶晶、许琪利用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有外出经历、受教育水平较低、家中没孩子或孩子数量较多的劳动力、土地被征用(或无耕地)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15]。费喜敏等对农民工的迁移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收入越高和年龄越小越倾向于在打工城市定居；子女入学受歧视和农村土地承包面积大，更倾向于回农村老家定居；在地级市或县城打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比大城市要高；在中部地区城市打工的，其定居意愿最大^[16]。

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民向城市迁移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对农民工的乡城迁移意愿研究较多^{[17, 18]}，而对身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意愿研究较少；②多数文章仅是对某个省甚至某个县的研究，调查对象范围狭窄，数据质量难以保障，样本代表性不足，对全国的总体推断意义有限；③农民乡城迁移的目的地是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省会级大城市，还是地级市及以下的中小城市(城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出发，利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后文简称为CGSS 2010)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家庭和社会心理等三个维度探讨影响乡城迁移的主要因素，分析迁移目的地的城市类型及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的影响。本文尝试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①研究对象集中于身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突破局限于农民工乡城迁移意愿的相关研究；②采用全国大范围的微观调查数据，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期望迁移的城市类型做出准确的判断，希望能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③文章从乡城迁移的角度出发，通过科学定量分析，明确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迁移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迁移目的地的影响因素，探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会选择特大城市、省会城市或中小城市(城镇)。

三、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建立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笔者从CGSS 2010数据库中筛选出农民乡城迁移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因变量是：“未来5年，您是否计划到城镇定居”。在自变量的设计上，本文将其分为三类：一是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年收入等。二是家庭特征，如劳动力人数、有无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数、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个人迁移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做出的，迁移的动机不仅来自城乡两地收入差距，也来自个人或家庭因素。三是社会心理特征，包括有无非农工作经历、幸福感、家庭经济水平的自我评价、所处社会阶层的自我评价及对未来的预期，这些社会心理特征都会影响到农村人口的迁移意愿。一般来说，家庭经济水平较高、个体对未来的期望值越高，就越有可能向城市(镇)迁移。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农民迁移到城市定居，不仅受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心理特征的影响，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年轻、未婚、受教育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较高、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越倾向于到城镇定居。

假设二：在农村生活水平较高、幸福感较强、在农村所处社会阶层的自我评价较高的人群更愿意留在农村生活，而不愿意迁移到城市定居。

假设三：由于中小城市(镇)的定居成本较低，农民更倾向于到中小城市(镇)定居，而不是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省会级大城市定居。

2.数据来源与变量赋值

本研究通过分析CGSS 2010年数据 CGSS 2010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负责收集，详细的资料可参考该中心官方网站：http://chinagss.org/ ，验证上一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CGSS 2010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中国大陆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在现地址居住的年满18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抽取了一个11783人组成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该数据收集了被调查者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除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外，还包括被调查者的户口、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职业、对社会所属阶层的认同、幸福感等数据。另外，数据还收集了本研究所需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到城市定居的意愿以及迁移城市的类型等方面的信息。本研究将样本局限于户口为农业户口、60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筛选之后参与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3330个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1.有个别省份如广东省实行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统一将公民户口登记为“居民户口”。为避免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本文没有将选择居民户口的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2.由于CGSS 2010的调查对象为在现地址居住的年满18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根据研究目的及分类比较的需要，笔者将研究对象限定在20至59岁，去除了20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的样本。3.在因变量中，笔者仅保留了计划迁移到城镇和没有计划这两个变量值，去除了已经迁移到城镇及其他无效变量。 。

由于CGSS 2010题目的选项比较多，根据研究需要，笔者对部分题目的变量值进行了合并，主要设置成分类变量，如对年龄这一变量按照10岁组划分并赋值，具体变量赋值参见表 1。

Logistic回归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由于因变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否愿意进城是一个二分类变量，所以，选择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最为理想。Logistic回归分析是对因变量为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它是一种非线性模型，其基本特点是：因变量必须是二分类变量，若令因变量为y，则常用y=1表示“yes”，y=0表示“no”。自变量可以为虚拟变量也可以为连续变量。从模型的角度出发，通常把事件发生的情况定义为1，事件未发生的情况定义为0。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计划到城镇定居”界定为“有”迁移到城镇定居的意愿，并用“1”表示；如“无”，则用“0”表示。

笔者依次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心理特征这三个维度的自变量代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去判断它们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乡城迁移意愿产生的影响，分别得到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见表 2)。为便于解释，笔者还计算出模型3的优势比(Odds Ratio)。

表 2为Logistic回归模型中15个自变量的参数估计、显著性检验和优势比。结果显示，在三个模型中，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劳动力人数、子女数、幸福感、家庭经济的自我评价水平6个自变量对农民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都不显著，即P值大于0.05。而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家庭有无长期外出劳动力、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外出务工经历、所处的社会阶层、对10年后所处社会阶层的预期等因素都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文中没有解释部分不显著的自变量，如婚姻状况的P值并不显著，可能是有配偶的比例高达90.84%导致缺乏比较性造成的。 。

1.个体特征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

(1)性别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张翼认为，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更希望迁移到城市定居^[14]。这也符合世界移民史的基本发展趋势。然而本研究的三个模型结果都显 示，不论仅从个人特征来考虑还是增加了家庭或者社会心理特征，性别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许与近半数的调查对象没有外出务工经历有关。

(2)年龄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迁移到城市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既有研究表明，年轻人更容易受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迁移的意愿较高。模型结果显示，以20-29岁为参照，30-39岁组的P值并不显著，但是40-49岁组和50-59组均显著，且相关系数均为负数，说明年龄对农民的迁移意愿有显著负面影响。与年轻人相比，4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不愿意迁移到城市定居。

(3)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三个模型中，受教育程度都是促进乡城迁移意愿最重要的正相关因素。从模型3的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以小学及以下组为参照，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组与迁移意愿的优势比分别为1.609、2.705和2.510。即，初中组、高中组和大专以上组的乡城迁移意愿分别是小学及以下组的1.609倍、2.705倍和2.510倍。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希望迁移到城市定居，尤其是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群体，迁移到城市的意愿更强烈。

(4)个人年收入与迁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模型3的结果显示，个人年收入对乡城迁移的影响系数为0.173，优势比为1.189。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个人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迁移意愿将增加1.189倍，说明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越具备在城市的生存能力，迁移到城市定居的意愿就越强。反之，个人的收入水平越低，在城市的生存压力就越大，返回或留在农村的意愿就越强。

2.家庭特征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

(1)家庭劳动力人数对迁移意愿并不显著。由于CGSS 2010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调查，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有些地区而言，一个家庭具备劳动力的数量也许并不能够直接决定家庭的财富，可能还会降低该家庭的人均收入，所以结果显著性未通过检验。

(2)家庭有无外出务工劳动力对乡城迁移意愿具有正面影响，且非常显著。正如前面所述，家庭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家庭的财富，影响到迁移意愿。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拥有长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不仅有助于提高该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支付迁移的经济成本，还可以利用在城市务工期间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家庭迁移提供社会支持。模型3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有外出务工劳动力家庭的迁移意愿是没有外出务工劳动力家庭的1.641倍。从统计结果的角度印证了如果一个家庭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就更有可能迁移到城市定居。

(3)子女数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说明，子女数量本身就不是决定一个家庭乡城迁移的自变量。也有可能是本文研究对象的年龄跨度较大，从20岁到59岁，不同年龄段调查对象的子女情况差异较大，导致子女数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4)家庭年收入与乡城迁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72，优势比为1.188。说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越具备迁移到城市定居的生存能力，该家庭成员迁移到城镇定居的意愿就越强，反之，如果该家庭的收入水平较低，在城市的生存压力较大，返回或留在农村的意愿就越强。

(5)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农民的迁移意愿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从模型2来看，仅考虑个体和家庭特征，农业收入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过低(均值为0.468)，农业收入已经不是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导致结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模型3中，在控制了个体和社会心理特征等变量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又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优势比1.993。即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迁移意愿将增加1.993倍，说明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越高，对迁移意愿越有促进作用。结合后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家庭的收入来源有限，经济状况可能越差，所处的社会阶层就越低，因此，就越有可能希望通过乡城迁移改善经济状况，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3.社会心理特征对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

(1)非农工作经历与乡城迁移意愿有一定的关系。从模型3的结果来看，与从来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人口相比，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经历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正在从事非农工作对乡城迁移意愿具有正向作用，相关系数达到0.754，优势比为2.126。这表明，目前正在从事非农工作的迁移意愿是没有非农工作经历的2.126倍。据此，我们认为目前正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更愿意迁移到城市定居，而已经返乡的农民工则更有可能仍旧留在农村。

(2)对当前所处阶层的评价与迁移意愿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19。这说明，越是认为自己当前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农民，越希望迁移到城镇。可能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较低，更希望迁移到城市，寻找新的机会，以改变当前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认为自己当前在农村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群体，则越不希望迁移到城镇定居。这一群体在农村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迁移成本高，迁移动力不足。

(3)对10年后所处社会阶层的预期与迁移意愿呈正相关关系。模型3显示，相关系数为0.604，优势比为1.830，说明对未来的预期越高，越希望迁移到城市。在陆学艺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中，农民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而社会中上层群体主要都生活在城市^[19]。由于在农村很难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希望提升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乡城迁移来实现，乡城迁移意愿必然更高。这与前面对当前所处阶层的评价与迁移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并不矛盾，且具有高度一致性。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对目前所处阶层的评价越低，对未来抱有的期望越高，就越希望通过乡城迁移的方式改变当前的处境，到城市寻求新机会新希望，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五、如何选择城镇化路径：农民乡城迁移的城市类型探讨

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已经明确要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出台了与此配套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然而，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会不会朝着设计者既定的目标前行？在前面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乡城迁移意愿研究的基础上，本部分将试图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1.乡城迁移的目的地分析

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外出务工经历以及对未来所处社会阶层的预期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农民的乡城迁移意愿。那么，他们希望在哪些类型的城市定居呢？希望涌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省会级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农村人口是城镇化战略的行动主体，他们迁移的目的地关系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从乡城迁移的目的地来看，52.37%的受访者希望能迁移到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希望迁移到中等城市(地级市)和省会级大城市的为20.45%，明确表示希望迁移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仅占总体的7.63%，另有19.55%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这与陈倩倩在浙江省慈溪市进行的研究有部分相似之处，即农民迁移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意愿都比较低^[20]。所不同的是，从CGSS 2010年全国大范围的综合数据来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更希望迁移到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居住。说明本研究提出的假设三是成立的。那么，引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农民会将县城或小城镇作为迁移目的地，而不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

2.影响农民迁移目的地的因素分析

CGSS 2010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至59岁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只有11.70%的受访者表示在未来五年中计划迁移到城镇定居，另有12.3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在城镇定居，两项合计不过占总体的24%左右。另有75.9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未来五年没有到城镇定居的计划。未来五年内农民计划迁移到城镇的比例如此之低，不得不令人思考其背后的原因。

CGSS 2010对未来五年内是否会到城镇购房的调查很好地解释了农民乡城迁移意愿较低以及希望迁移到小城市(镇)的原因，也与前面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只有10.51 %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五年中到城镇建房或购房，79.1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没有该计划。在明确表示五年内没有计划到城镇购房的群体中，有82.5%的受访者认为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仅有15.07%的受访者表示是“不愿意到城镇定居”。这也与前面提到的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对迁移意愿有显著正面影响遥相呼应。

超过八成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都愿意迁移到城镇定居，这似乎与未来五年内较低的乡城迁移意愿相矛盾，但却是当前农民迁移意愿的真实显现。一方面，当前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现代化生活图景、教育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险福利等优势对农村人口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们也希望能迁移到城市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房价高、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农村还存在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和收益不确定性等因素，农村人口尽管有着较强的乡城迁移意愿，也只能选择希望迁移到可以企及的小城镇或县城/县级市。笔者认为，由于经济水平的制约，很多农民还不具备向城镇迁移的实力，只能将乡城迁移意愿埋藏于内心深处，其体现形式为五年内不会到城镇定居。此外，他们也能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选择合适的迁移目的地，即希望到迁移成本较低、生活压力较小的小城市(镇)居住，是一种“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

3.迁移目的地与城镇化路径探讨

如前所述，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由于受经济水平的局限，乡城迁移意愿较低，理想的迁移目的地是县城/县级市和小城镇，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现实却是大量农村人口纷纷涌进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这与他们的乡城迁移目的地明显不符。究其原因，李富田、李戈^[21]通过对四川省31个镇、村调查表明，多数小城镇由于产业基础薄弱，人口聚集功能有限，更多的农民选择了流向大中城市，而非小城镇。相对而言，特大城市、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高、就业吸纳能力强、工资收入水平高、公共服务好，具备吸引外来人口的显著优势。

在这种迁移目的地和流动目的地形成巨大反差的形势下，该如何实现城镇化的战略目标呢？笔者认为，在小城镇产业基础薄弱、就业机会少的情况下，应积极发展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其理由如下：一是中等城市的产业基础相对较好，在政策的激励下，能更快更容易的发展起来；二是中等城市本身拥有较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三是中等城市房价相对较低，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集中在小城镇主要是受经济水平的局限，如果能将中等城市发展起来，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水平，保持相对合理的房价，外来人口不仅能够进得来，还能留得住；四是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迁移，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是世界人口迁移的基本规律。我国正处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阶段，要求我们必须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路径，以免因人口老化和少子化导致小城镇的快速衰退，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CGSS 2010年的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迁移的影响因素看，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有外出务工劳动力、非农工作经历、10年后所处阶层预期等因素对乡城迁移意愿有正向作用，年龄、当前所处阶层的自我评价等因素对迁移意愿有负向作用。

第二，从迁移意愿看，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乡城迁移意愿较低，主要是由于经济条件仍然是制约其迁移的主导性因素。

第三，从迁移的目的地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对迁移的目的地有着明确的目标，超过半数希望迁移到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居住，而不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

根据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向城市(镇)的迁移实现了由生存理性选择向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主体性的增加和社会制度的进步，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多样性的增加。因此，中国的城镇化路径应该遵循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切合农民的迁移意愿，不仅要为他们向中小城市迁移扫除制度障碍，还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尤其是中等城市的实体经济和公共服务水平，确保农民不仅能进得去，还能留下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迁移，完成市民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