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变迁下私人生活的重构一直以来就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议题，而“性”及相关领域的探讨无疑有助于理解这一过程中“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及“实践的增量”。传统中国社会里唯生物意义上的“性”不被认可，性通常被建构在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婚姻制度及社会生活中^[1]，形成了“初级生活圈”的一系列角色规范、人际关系、态度倾向，借此达致社会控制的功能^[2]。但1949年之后国家对私人生活的直接介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转型所推动的史无前例席卷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使婚姻去制度化成为可能^[3]，其结果是个体对社会制度的依赖降低，性与婚姻、生育之间的关联也被削弱。

私人生活的“松绑”激发了个体的自主性，年轻一代的性态度尤其是婚前性态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国内已有文献的调查结果表明，近三十年来尽管青少年对婚外性行为及嫖娼等非婚性行为仍持有较为保守的态度，但同期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已从1990年的1/2下降到当前的1/3左右^[4]。遗憾的是，已有研究的对象多为城市未婚青少年，且以中学生或大学生群体为主，针对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较少，诚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后者中进行抽样及调查的难度相对较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私人生活未得到充分重视。现有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要么是冠以“未婚先孕”“临时夫妻”“性压抑”“性犯罪”等标题的媒体报道^[5]，要么是聚焦于“危险性行为”“HIV预防”、生殖健康等议题的学术研究和工作报告^[6]。显然，这两者都无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私人生活，因为大众媒介的想象及有选择的报道无法替代社会事实，而学术研究也不能囿于自上而下的管控视域，还应增加对个体所处时代背景及生活际遇的观照。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与迁移是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不容忽视的重要构成，也是其自身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更早，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他们与初级生活圈的关联更为松散^[7]。同时，处于婚育高峰期亦即性生活活跃期的新生代农民工结婚更晚，以15~59岁已婚流动女性为例，2014年其平均初婚年龄为23.7岁，比2000年提高了2.75岁，其中婚前外出流动者的平均初婚时间较婚后外出者晚近1年^[8]。在这一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更能彰显社会变迁与生活际遇、婚姻制度与个体诉求之间的张力^[9]。因此，本研究期望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前性态度及形成机制的探讨，揭示他们私人生活的变迁及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个体的互动。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一) 性社会化中的规范习得

社会学理论传统倾向于从个体所身处的社会结构、文化制度去解剖性态度，其核心是考察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及价值是否一致。就性态度而言，大致可分为性肯定观和性否定观。前者是以积极的、正面的观点看待性，承认对性的追求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建设性力量；而后者认为性冲动、性欲、性驱力是一种危险的、有潜在破坏性的力量，需要通过压抑、升华或其他方式加以控制从而维护社会秩序^[10]。实际上，历史进程中大多数社会均持性否定观，并通过社会化机构或代理人对个体施以影响，使其形成合乎规范的性态度，主要的方式包括提供相关文化规范促使个体将其内化为自我控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对规范的应用形成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或者对偏差性行为采取直接的惩戒等^[11]。就婚前性态度的社会化而言，性教育是最为常见的方法，个体在获取性知识的同时将会被传递、强化性价值观。

作为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学校是制度化的性教育主体。美国早在19世纪末即在公立教育系统中引入了性教育，并通过财政经费的划拨鼓励实施禁欲主义的教育、倡导婚前性贞洁^[12]。而中国青少年的性教育起步较晚，直到1988年才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学校要对未成年人开展青春期性教育，其定位为“青春期心理卫生和性道德教育、男女同学真诚友谊的教育”。1995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工作纲要更明确地指出要将农村小学高年级纳入青春期教育课程体系，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则关注了校内、校外青少年特别是流动人口对艾滋病防治等知识的普及^[13]。由此可见，当前性教育尽管包含了对性相关知识的普及，其实质仍是强化性道德从而减少婚前性行为的发生和性病的传播，但学校性教育到底在青少年性道德的养成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目前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14]。

父母通常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子女性社会化的代理人^[15]，但有研究表明父母在性教育中并未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青少年甚至认为父母在他们的性社会化过程中是“不完全的”或“不情愿的”参与者^[16]。家长参与度低主要缘于性的议题容易引起尴尬和不满，而且他们对交流的内容、程度、方式及结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相较于性知识的传播，父母更倾向于强调性行为(如怀孕、性传播疾病)的危险和消极后果。在跨文化研究中，有研究者指出亚洲文化中相互依赖或集体主义的取向，使得家庭、社区等内群体的需求优先于个人需求，因此父母会依照更加严格的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对子女尤其是女儿施以性社会化。而且，由于性文化禁忌传统的存在，美国亚裔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直接的、口头的交流，更多是以一种隐含的、高度依赖语境的微妙信号完成相关信息的传递和接受。

个体的性社会化还受到了同辈群体的影响，这是一种更为平等的互动，不同于学校、家庭性教育中规训与服从的被动关系。调查结果证实，同辈群体是青少年获取性信息的重要渠道^[17]，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为青少年提供了有关性的同伴规范^[18]。还有研究将宽容的性态度视为观念上的创新，并指出在高生育率、低避孕率以及性与生育紧密相连的时期，创新者是那些来自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并享有物质安全的年轻人。随着低生育率、避孕药高使用率时期的到来，创新者对非传统性行为所持有的宽容态度会传递给其他人，观念的扩散将导致原先两极分化的性态度趋同^[19]。

另外，大众传媒对个体性社会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有研究者认为其作用甚至超过了其他社会化代理人或机构。大众传媒的影响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青春期性代偿行为^[20]，即青少年由于缺乏性生活，或者无法从学校、家庭及其他来源获取足够的性信息，而通过另外的方式所进行的宣泄或转移，如从杂志、电视节目或互联网浏览性知识、相关影音或文字，甚至色情内容等。一些学者将大众传媒视为“性超级同伴”，指出其所呈现出的性与现实有所不同，特别是当媒体上的性看起来既有趣又无后顾之忧时，就有可能暗示青少年做出相应的行为或对性持有宽容的态度，而这与学校及父母所传递的价值观和信仰相悖^[21]。

比较可知，上述性社会化代理人或机构所提供的性教育对青少年婚前性态度的形成会产生不同方向上的影响，其中学校和父母力图强化传统的性道德，而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则可能会促使个体更为开放。但目前国内文献对性教育实效及不同代理人或机构影响力的探讨较少，有待进一步的实证。国内外的研究还显示，尽管人们的性态度总体上越来越趋于开放，但仍存在性的“双重标准”^[22]，即男性对婚姻之外的性行为较为宽容，且他们更容忍的是男性自身而不是女性的非婚性行为。具体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本研究认为较早离开校园和家庭、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切换生活场景的他们，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可能居于中间地带，不仅受到学校和父母的传统性道德规范教化，也会从同辈群体及大众传媒处获取性知识和性规范，并由此受到显著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1：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存在性的“双重标准”，即男性的性态度更为开放，同时男性的婚前性行为更有可能被容忍。

假设2：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受到性社会化不同渠道的影响。

假设2a：控制其他变量后，那些从学校和父母处接受过性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对婚前性行为持有保守的态度。

假设2b：控制其他变量后，那些从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处接受过性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对婚前性行为持有开放的态度。

(二) 生命历程中的情境选择

性社会化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个体性价值观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性社会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包括社会化代理人或机构的规训，也不乏个体的主动选择^[23]。人们对婚前性行为容忍度的提升可被视为现代性下个体的赋权、解放，当个体的需要和福利超越了集体的需要和利益时，其将按照自我意愿选择而不是遵守社会所预定的行为模式。

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解读个体化的意义。如果说社会学习、社会认知视角为理解个体性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横剖面的瞭望口，那么生命历程视角则是提供了历时性的考察机会，借此可以发现年轻人对自己生命历程所作的行为努力是如何与结构化的机会、限制等共同决定自身目标选择及发展路径的^[24]。这一发展的理论范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前性态度的探讨有两方面的启发：其一，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套于社会过程，社会变迁的历史力量会作用于个体；其二，个体成长中的过往经历及当下筹划，相互关联构成个人的生命传记，并将形塑他们之后的生活轨迹。

首先，社会变迁的途径和逻辑作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并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这通过研究者对1972—2012年美国成年人性行为和性态度文献的梳理可显而易见^[25]。美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性革命”主要涉及出生于1945—1964年的婴儿潮一代，与之前的代际相比，婴儿潮一代在资本主义扩张、社会运动频发、意识形态斗争等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呈现出更为开放的性态度。但20世纪80年代HIV/AIDS危机爆发后，他们对包括婚前性行为在内的非婚性行为的态度相对保守。20世纪90年代在HIV/AIDS被高度关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X一代(Generation X'er)等，则因早期的认知经历延续了相对保守的性态度。到了千禧一代，他们对“勾搭文化”的变通使得约会转变为非伴侣关系的朋友即“性互惠朋友”之间的性关系，表现出更为开放的性态度。

就婚前性态度而言，社会变迁对私人生活更为直接的影响是经济、教育的发展导致个体的婚姻过渡普遍被延迟甚至完全被放弃。数据显示，从1970年到2010年，美国女性和男性的初婚年龄分别从21岁、23岁提高至27岁和29岁。在婚姻过渡延迟而性发育成熟越来越早的当下，原先被限制在婚姻内的性行为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如LAT关系(Living Apart Together Relationships)即“分开的同居”或“相爱但不同居”的兴起，指那些伴侣(有时也指夫妻)选择保持包括性关系在内的亲密关系但却不住在一起。有研究者指出，“分开的同居”可能并不是一种新的偏好或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仅是基于“灵活的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因为对于大多数LAT伴侣来说，他们与那些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妻一样都将性忠贞视为两性关系的必要构成^[26]。

其次，个体向成年过渡时那些看似离散的经历实则是个人传记的组成部分，“社会化”或“拒绝社会化”等青春期体验也会形塑他们之后的生活路径。例如，早期父母的婚姻关系会影响后续子女性社会化的结果，那些不和谐的家庭，或因疏于对孩子的监管，或因子女的消极回避，从而未能对其性道德的形成产生正向的影响。又如，成长过程中同龄人的性行为和性经验会被个体视为一种表达自主或自由理想的方式，从而影响其选择类似的开放观念和态度^[27]。还需要注意的是，婚前性态度上的“双重标准”会随着婚恋阶段(第一次约会、非正式交往、正式交往、订婚前和订婚后)的推进而出现收敛的趋势^[28]。其中，性的“双重标准”在第一次约会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订婚前后男性对男性、女性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则几乎无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越临近婚姻门槛的婚前性行为，越会被视作婚姻的前奏而非随意的性行为。

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的农民工，他们是当前城乡社会流动大潮中的新生代，其流动经历及婚恋模式等都表现出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和其他同龄人的特征与趋势。最为突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改革开放后期，接触更为开放及多元的社会文化，且大多数人在进入婚恋阶段之前即开始了外出务工生涯。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原生家庭的家庭关系及远离父母监管的成长环境对其婚前性态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考察婚姻过渡延迟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体上的性成熟与合法化性行为的延迟之间存在的矛盾是否会激发其“灵活的实用主义”，从而提升他们对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尤其需要比较具有不同恋爱次数、婚姻状态及初婚年龄的男性及女性对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是否存在差异。

假设3：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情境会影响他们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假设3a：在不和谐原生家庭里成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因为父母对性社会化的忽略，而具有较开放的婚前性态度。

假设3b：周围人的婚前性行为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

假设3c：恋爱次数较多、初婚年龄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对婚前性行为具有更高的容忍度。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步骤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的调查。根据现行统计惯例，调查对象“新生代农民工”被界定为1980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且在调查所在地从事非农就业6个月及以上、大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非城镇户籍人口。

本次调查系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考虑到地域的差异性及操作的可行性，研究者首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各选择了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省会城市，被抽中的三个城市分别是南京、武汉和成都。然后，本研究又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确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就业的产业与职业^[29]，并通过多段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在每个被抽中的城市相继确定了调查的城区、工业园区或街道、工厂企业或经营户，最后请其负责人协助抽取了调查对象。另外，根据“十三五”城镇登记失业率5%的数据经验，本研究还补充调查了当前处于不在业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部分抽样主要集中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各地调查员均由社会学专业教师及学生担任，并在实际调查之前参与了项目负责人组织的统一培训，实际调查中采取“个别发送、当场填答、当场回收、即时审核”的方式收集资料。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44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337份，有效回收率为92.85%。

(二) 变量描述

结合已有研究的经验以及中国本土化情境，本研究将婚前性态度直接界定为“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而不是局限于以“性伴侣个数” “是否有随意性行为”等自我报告结果作为衡量指标。为了尽可能反映个体的真实态度，本研究还借鉴个人感知技术，将问题所指对象设定为配偶关系。考虑到可能存在性的双重标准，本研究在问题设置上还采取了性别配对的形式，因变量的测量是分别询问调查对象是否能够接受“丈夫有婚前性行为”“妻子有婚前性行为”，选项得分从5到1，依次表示“完全可接受”“比较接受”“一般”“不太能接受”以及“完全不接受”。

本研究解释变量可归为两类。其一，规范习得机制主要考察个体是从学校、父母、同辈群体及大众传媒哪个社会化渠道获取性知识的，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赋值为0。其二，情景选择机制中，“儿时父母是否经常吵架”“周围是否有人未婚同居”均为虚拟变量(回答“是”赋值为1)；恋爱次数取值分别为0次、1次、2次、3次以上；婚姻状况里“未婚”赋值为0，“已婚”赋值为1。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教育年限、月收入及务工所在地。剔除变量缺失值后，本研究最终的分析样本为956个^①，样本分布及变量取值如表 1所示。数据表明，个体性知识的来源分布极为不均衡。其中，大众传媒是最为重要的渠道，有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藉此方式获取性知识，其次同辈群体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相对而言学校提供的性教育有限，父母则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性教育上严重缺席。从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往经历来看，有约1/3的人生活在不和谐的家庭，婚前同居在他们所接触的群体里较为普遍；有超过一半的人谈过一两次恋爱，从未谈过恋爱和谈过多次恋爱的比例相当，另外已婚者略多且初婚年龄与过往相比的确呈现出了延迟的趋势。

① 据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可知：农民工中男性占66.4%，女性占33.6%；初中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1%、59.7%和25.2%(考虑到此为全部农民工的数据，因此初中以下的人所占比例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会更大，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则相对更小)；1980年后出生者中16~20岁、21~30岁与31~35岁(按31~40岁区间的50%计算)的人分别约占8.40%、66.29%和25.31%。表 1中性别、文化程度及年龄的分布与此十分接近，表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 分析步骤

对样本特征展开的描述分析，显示了不同性社会化的代理人或机构对新生代农民工性教育的实效，也呈现了他们向成年过渡阶段的成长环境和婚恋过程。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前性态度进行统计，分别测量他们对男性婚前性行为、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并比较两者的差异。最后，本研究将以这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采用ordinal logistic回归探究规范习得机制及情境选择机制的实效。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前性态度

本研究分别就男性婚前性行为接受度和女性婚前性行为接受度进行了调查(表 2)。

表 2数据显示，总体上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男性婚前性行为和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存在较大差异。结果还显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均对男性的婚前性行为给予了更多的容忍。为了进一步验证是否存在性的“双重标准”，本研究还计算了每个样本在对男性婚前性行为与对女性婚前性行为态度上的得分差，如果两者之差大于0则表明个体对男性的婚前性行为更加宽容。结果发现，态度得分差大于0的比例占22.3%，等于及小于0的分别占75.2%、2.5%。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超过1/5的人存在态度偏倚，且数据显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对男性的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χ²=37.553，p=0.000)，假设1得到了验证。

(二) 新生代农民工对男性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形成机制

为了更好地厘清新生代农民工对男性婚前性行为、女性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形成机制，本研究分别以这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了ord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对男性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分析如表 3所示。

从表 3可知，控制变量中女性、非独生子女、教育程度较低者明显要比男性、独生子女和教育程度较高者的态度更为保守，这可能是因为后者个体化程度更高，更不受传统性道德观的束缚。其他变量如年龄、月收入和务工所在地则未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前性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在考虑了规范习得的影响之后，模型2比模型1的解释力提高了5.2%。相较于那些没有从同辈群体、大众传媒处获取性知识的人来说，通过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接受性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男性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几乎是前者的2倍(OR=2.044)和1.7倍(OR=1.690)。从父母那里获取性知识的人，其性态度则相对更为保守(OR=0.592)，但学校作为性社会化代理机构并未显著影响个体对男性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从性社会化作用的方向上来看，自父母那里接受到的性教育会抑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开放程度，而其他社会化代理人或机构的影响则相反。因此，在对男性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分析中，假设2b通过了检验，假设2a还有待后续进一步的考察。

模型3引入了向成年过渡的相关情境变量后，解释力进一步提升，但控制变量中教育的影响不再显著，规范习得机制中父母性教育的规训作用也不复奏效。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之前的生命历程的确会影响他们对男性婚前性行为的看法，特别是小时父母吵架、周围人婚前同居以及他们自身的恋爱经历均会使其性态度更为开放，假设3a和假设3b基本得到验证，但初婚年龄的增加未显著提升他们对男性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假设3c仅得到了部分验证。

(三) 新生代农民工对女性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形成机制

与表 3相对应，表 4对新生代农民工展开了女性婚前性行为接受度的探讨，重点在于比较规范习得机制与情境选择机制的实效是否与其在男性婚前性行为接受度上的表现相似。

模型4(表 4)与模型1(表 3)相比，控制变量中教育仍然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但性别与独生子女身份的影响不明显，原因可能是男性、独生子女在接纳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不似对待男性婚前性行为那样开放。

引入规范习得机制后，模型5显示父母的性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形成上发挥了控制作用，接受了父母性教育的农民工容忍度相对而言下降了48.2%(OR=0.518)。但学校性教育的作用方向与假设相反，其不是抑制而是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OR=1.490)。因此，假设2a只得到了部分验证。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的作用与模型2(表 3)的结果相似，即从这两个渠道接受性教育的人具有更为开放的性态度，相较于那些未从中获取性教育的人来说他们接受女性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提升了50%以上(OR=1.602；OR=1.550)，也就是说假设2b在以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为因变量的考察中依旧成立。

模型6中增加了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变量，控制变量的影响消失，规范习得机制中学校、父母、同辈群体及大众传媒的性社会化依旧对新生代农民工如何看待女性婚前性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比较表 3中模型2、模型3与表 4中模型5、模型6可知，学校、父母性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形塑上，但两者作用的方向大相径庭。与模型3相似的是，儿时不和谐的家庭氛围、周围人的婚前性行为及恋爱次数也都会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不同的是，结婚年龄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态度。相较于25岁之后才结婚的人来说，较早结婚的人更加保守，更不赞成女性发生婚前性行为(OR=0.514)。假设3a、3b及3c在对女性婚前性态度的分析中均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前性态度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男性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更高。进一步的比较后可知，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待男性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男性较女性更为宽容。调查还显示大众传媒、同辈群体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性知识的最主要来源，而学校及父母未能充分发挥性教育的功能。不同渠道的性社会化对新生代农民工性态度影响的假设得到了部分的验证，与假设一致的是大众传媒、同辈群体的有效介入会使个体具有更为开放的婚前性态度，家庭性社会化的作用则相反；与假设不一致的是，学校的性教育并未起到强化传统性道德的作用，反而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这有可能是学校性教育提升了性别平等意识或其他原因所致。另外，成长过程中不和谐的家庭氛围、周边婚前同居行为的存在及丰富的恋爱经历都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但婚姻过渡的延迟仅是提高了他们对女性婚前性行为的接受度。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看待男性和女性婚前性行为上仍存在性的“双重标准”，但其性态度总体上呈现出了“去传统化”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性态度的复杂图景可以从规范习得机制和情境选择机制两个方面加以阐释。

1. 性脚本的自主化习得

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的主要构成是基于社会文化、制度规范对婚前性行为的规训和导引，越是传统的社会越有可能鼓励婚前禁欲、反对随意性行为，且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对女性婚前性道德的要求会更为苛刻。就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环境而言，尽管传统价值观念依然有所保留，但乡村社会的开放度和宽容度也日趋提高，与此同时家庭和学校在其性教育中又多处于缺席或低参与度的状态，这些都使得他们在接受性社会化时具有更高的自主能动性。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从大众媒介和同辈群体那里获取无道德负担的性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毫不抗拒地接受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性教育和性规范。

2. 性态度的情境式激活

当正值青春期的新生代农民工辞别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灵活就业时，其客观上也游离于正式或非正式的道德监督体系之外，他们所身处的新的社会环境及生命历程就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激活性脚本，从而显现出某种调和的性态度和行为预期。如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固守性贞洁，但仍然珍视两性关系中的承诺，表现为其恋爱次数相对有限。又如，当婚姻过渡不得不延迟、恋爱未能顺利通往婚姻时，个体会选择相对有利的参照群体调整自己对规范的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尤其是女性婚前性行为的不道德感。女性的婚前性行为也会因情境的变化而被有限度的接受，说明性的双重标准虽然存在，但正在由传统型双重标准向过渡型双重标准发生转变。

根据笔者长期的田野观察可知，身处流动及社会转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婚恋及性观念上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突与挑战^[30]。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出来即投身打工浪潮，时常会身处两难情境，随着生命历程的进展与初级生活圈的脱嵌，个体在性关系上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传统性道德的约束虽然减弱，影响却依旧存在。因此，一旦面临婚恋及性道德危机时，他们会从实际情形出发，灵活寻求权宜之计，如有人在原生家庭及家族的帮助支持下迅速筹划订婚、结婚，也有人借助自媒体或文学影视作品等证明“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开放)”，还有人拓展了性规范的弹性空间，认为“只要是奔着结婚去的婚前性行为都是可以接受的”，本研究中就有54.6%的人认为“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其他都可以不考虑”。总之，当事人会或主动或被动地通过对传统文化观念的阐释、变通，以及关注焦点的转移、参照群体的改变等，有限度地调节规范、合理化自我认知，从而使得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得以被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因为数据的局限，本研究未能就规范习得机制中不同性社会化渠道所提供的性教育的时间、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具体影响展开探讨，还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综上所述，社会急剧变迁的当下，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其拼凑地利用既有的社会文化、制度安排及思考方式应对变化了的情形。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态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急剧逆转，而是社会制度、文化规范与个体生命历程交织与互构下的一种相对主义的性价值观。本研究对于理论及实际工作者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反思学校和父母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性教育中的作用，促使其在义务教育阶段能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性社会化功能；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新生代农民工变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命历程里，联合多部门、多机构创建新媒体信息交流及服务平台，完善生殖健康信息沟通、婚恋心理咨询及服务体系，保障其从学校到社会、从青年到成年的顺利过渡。

致谢: 感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风笑天教授、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许传新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刘成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王晓焘老师及学生调查员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帮助与支持，也感谢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与建议。如有错漏，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