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现代化语境下，农民工如何顺应传统农业社会的消逝与现代工业社会兴起的趋势，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并逐步实现向市民的转化，这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转型难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持续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使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治理体制下隔离政策所导致的长期积累的人口流动“势能”开始补偿性释放，同时，中国开启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释放，构成了一对相互配合的推力和拉力，将一批又一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送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1]。在城市高收入就业机会的“拉力”与传统农业“内卷化”导致的农业收入持续低下的“推力”作用下，出现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1.3%，其数量超过了城市工人，成为仅次于农民的劳动力群体。数量庞大的农民工能否顺利地实现市民化是衡量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户籍制度导致中国形成了“一个国家，两个社会”的格局^[2]。农民工要从一个“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等级化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这一制度的各种权利与福利造成的“功能超载”现象严重制约其向现代市民的转变，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矛盾性的职业身份，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推卸劳动力再生产责任，最大程度地降低劳动成本提供了制度性便利。“农民工”身份代表着一种体制性伤害，而这种伤害为资本所利用，成为资本过度剥削的条件^[1]。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困境以及实现的路径选择等方面的探讨。一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进行考察。有研究认为，在“体制壁垒”与“资本壁垒”双重排斥下，使农民工长期被城市区隔和另类标签，以户口为基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劳动力被人为的分割为“正式市场”与“非正式市场”，农民工往往只能在非正式市场就业。导致其仍然停留在“半城市化”状态，在城市继续形成了“都市里的村落”或“都市里的村民”，从而在原有城乡二元差距转变为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双重二元结构”或“三元社会结构”，即在传统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出现了新的一极--流动农民工，是一个被排斥在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3]。二是对造成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规范性阐释。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越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就越强^[4]，但目前农民工教育水平较低以及职业培训不足等制约其市民化进程^[5]。也有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认为社会网络，特别是再生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地推进作用^[6]，但目前农民工进城后自身处于社会分层序列的底层，农民工只能围绕地缘、血缘、亲缘等关系为基础，在城市“复制”原有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而这种同质性强、异质性差的社会网络很难为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中向上流动的机会^[7]。同时也有学者基于社会制度的研究范式，认为目前我国户籍制度中“嵌入”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和利益，使户口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化或等级化，这种户口的“功能超载”已经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了“社会空间等级”^[8], 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隔离墙”。将大量农民工阻挡在城市之外，严重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的可能和路径^[9]。三是就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学者将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概括为“农民工户籍化城镇化”和“农民工常住化城镇化”等两类代表性的路径选择^[10]。此外，也有学者探讨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社会适应问题以及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认为农民工返乡后一般能顺利地“与村民进行人际交往和人情往来，并参与到村庄的社会性竞争”^[11]。从而可以开拓一条符合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和人口流动规律的“就近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道路^[12]。

综观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方面，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民工在大中城市实现“异地市民化”探讨，而忽视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其他可能实现途径的关注。以往研究大都将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途径视为一个在大中城市实现“异地市民化”的同质性过程，已不能掩盖农民工群体在市民化模式选择时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其实目前农民工主动返回当地的中小城镇，通过创业等就业方式实现“就地市民化”，成为农民工留在大城市、返回传统农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另一方面，以往研究虽然从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社会政策等方面对农民工市民化目前的困境进行富有启发性的阐释，但忽视了对农民工市民化载体的探讨。本研究认为在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农民工创业成为了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重要途径。创业不仅可以推进农民工实现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的转化，而且还能有效防止农民工陷入“虚市民化”或“半市民化”的陷阱。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分析视角，以农民工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为自变量，返乡创业意愿和行动为中介变量，市民化的模式选择为因变量，综合探讨这三者间的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这将在一定程度弥补已有研究缺陷，有利于揭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全景”。从而为引导农民工选择合适的市民化道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

二、 主要变量的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 变量界定 1. 因变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模式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而现代人应该具有一整套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13]。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等三个维度^[14]，也有学者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等四个维度探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15]。本研究在厘清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地点选择两个维度，将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状态进行了类型化分类，将其归纳为4个主要类型，即异地市民化、“钟摆式”务工型、就地市民化、返乡务农型等4种类型。其中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是指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发展能力的主动返乡农民工，在当地中小城镇通过创业等就业途径，逐步就地在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经济适应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从农民工向市民转换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探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模式选择，在分析过程中建构Logistic回归模型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选择意愿，将有就地市民化意愿用“1”表示，而没有就地市民化意愿(选择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用“0”表示。

2. 自变量：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

有学者从机会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两个维度来测量农民工的创业能力^[16]。也有学者从农民创业能力来源的视角出发通过因子分析将其界定为创新性、合作性和坚韧性三个维度^[17]。为有效测量农民工的创业能力，本研究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包括16个指标的农民工创业能力量表，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31，说明量表的信度较高。而量表的KMO统计量为0.849，其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9591.257，p < 0.000，达到显著，表明调查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运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法对1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资源整合运营因子”、“创新创业意识因子”、“创业知识技能因子”和“机会评价利用因子”等4个新因子。这4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0.922%。在分析时将四个因子进行综合，综合因子的计算根据每个因子的特征值所占的比率乘以因子值。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示因子得分状况，本研究将其转换成为1~100之间的指数。^①

①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参见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载《社会学研究》，2007(3)：39-55。

同时，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资源转换的视角，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源划分为“先赋性社会网络资源”和“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其中农民工的先赋性社会网络资源主要指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前以血缘、婚姻、亲缘和地缘等为连接纽带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以特殊主义的义务性和情感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主要是指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后主动构建的，以法制关系、契约观念、市场信用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以普遍主义和工具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本研究采用以自我中心网络作为社会网络分析对象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测量中也以春节拜年交往为事件依托，采用“定位法”来测量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源，在实际调查中延续边燕杰等在“春节拜年网”使用的19种职业，分别询问了被访者在“老家”和“就业地”春节拜年的对象是否包括我们所列举的19种职业^[18]。在具体分析时对网络差异、网络规模、网络顶端三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分别得到“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和“自致性社会网络因子”两个因子，同时将其转换成为1~100之间的指数。分析结果见表 2和表 3。

而农民工创业环境是指农民工创业行为意向性(或业已开展创业实践) 区域内对潜在创业者创新思想的形成和创业活动的开展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总和。有学者从金融支持、创业政策、技能培训、创业培训、自然资源状况、农村基础设施状况、社会文化规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配套产业的完善程度等方面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进行评价^[19]。也有学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创业环境指标体系进行筛选优化，构建了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法律政策环境、创业服务环境、智力支撑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内的区域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20]。本研究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包括17个指标的创业环境量表^①，并分别对农民工就业地以及家乡的创业环境进行了调查，以便进行对比分析。量表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97，说明量表的信度较高。运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法对17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服务环境因子”、“融资环境因子”、“消费潜能因子”和“政策环境因子”4个因子。在分析时根据每个因子的特征值所占的比率乘以因子值对这4个因子进行综合，同时将其转换成为1~100之间的指数。

①农民工创业环境量表的17项测量指标分别是：当地非常鼓励年轻人创业、当地有良好的信息咨询服务、当地有良好的法律法规服务、当地有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当地有良好的产品销售服务、当地政府重视创造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当地对创业失败者很宽容、当地有公平的融资政策、当地有健全的社会融资机制、当地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当地居民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当地流动人口增多、潜在消费者群体增大当地人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当地正在创业的人很多、当地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当地政府对创业者会大力进行政策支持、当地政府法规政策比较完善。

3. 中介变量：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种积极的主动型就业方式。其返乡创业不仅受到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和创业环境的影响，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状况又直接影响其就地市民化模式的选择。而对返乡创业的测量，本研究从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动两个角度进行测量，在统计分析时分别将其设置为一虚拟变量。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研究”(13CSH034) 课题组在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对农民工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本研究为了尽可能弥补以往有关研究中农民工抽样调查因缺乏完整抽样框而带来的缺陷^①，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分别采取流入地抽样调查和流出地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第一次是采用流出地抽样调查，此次调查实施于2014年春节期间，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采用多段抽样方法，先从湖南、安徽和贵州省现有的市(州、地) 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3个县(市、区)，接着从每个样本县(市、区) 中，随机抽取3个乡镇，再从每乡镇中各随机抽取50户农民工家庭。这样在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共抽取到1350个农民工家庭。第二步是入户调查，从以上抽取的1350户农民工家庭中各抽取1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如果抽中的家庭中有正在返乡创业或有返乡创业打算的农民工，则优先对其进行问卷调查，若抽样的一个家庭中有1名以上调查对象时，则通过生日法(最接近7月1日) 抽取调查对象。本次调研利用农民工返乡过年的时间段从来源地获得调查样本，这样既能在对有限样本乡镇的调查中得到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就地市民化的丰富信息，同时，能有效克服目前大多数农民工研究在缺乏农民工抽样框的情况下直接在城市进行抽样调查而造成样本代表性低的缺陷。第二次抽样调查采取流入地抽样调查方式进行, 此次抽样调查是于2014年7-8月期间在第一次抽样调查抽中的样本县(市、区) 所在县城、中心集镇，以及农民工创业园等返乡农民工创业地进行的。这次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首先采用配额(quota sampling) 抽样方法，预定的样本量为450个，在考虑样本代表性的基础上通过“直接进店进厂”和“滚雪球”的方法，并在调查样本的选择上借鉴“被访者驱动抽样(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的方法尽量弥补非概率抽样的缺陷。^①这样在每个抽中的样本县(市、区) 分别抽取50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本研究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收回有效问卷160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9%。其中，有效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612份，有效非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989份，第一代农民工样本850名，新生代农民工样本751名。本研究在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选择时，为了重点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只将有市民化意愿的1207名农民工样本纳入模型进行分析，而“钟摆式”务工型和返乡务农型的农民工则没有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①关于农民工群体抽样的探讨参见：朱磊：《流入地抽样抑或流出地抽样？--对当前农民工研究中抽样方法的评析》，《青年研究》2014年第1期。

①被访者驱动抽样(RDS) 方法是在传统“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该方法的理论依据与实施方法参见：刘林平，范长煜，王娅.《被访者驱动抽样在农民工抽样调查中的应用：实践与评估》，《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赵延东，Jon Pedersen，《受访者推动抽样: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社会》2007年第2期。

三、 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模式选择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意愿的统计结果来看，选择就地市民化模式的有781人，占调查对象的48.78%，选择异地市民化模式的有426人，占调查对象的26.61%，而选择“钟摆式”务工型和返乡务农型模式的分别只有285人和109人，分别仅占调查对象的17.80%和6.81%。这表明随着农民工群体“二次分化”的加剧，返回当地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要选择。

而从农民工市民化各类型的内部来看，第一代农民工选择“就地市民化”“钟摆式”务工型和返乡务农型模式的人数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而选择异地市民化模式的人数明显低于新生代农民工，这表明在市民化模式选择上，农民工基于各自特点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见图 1)。

(二) 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意愿分析

表 5反映了基于各种设定情况下采用Logistic模型计算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模型1说明的是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关系；模型2说明的是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的关系；模型3说明的是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与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的关系；模型4主要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创业行动对其就地市民化模式选择的中介作用。从模型中可以发现，除各变量的系数值存在差异外，其显著性和系数方向均保持一致，模型具有稳健性。而从Nagelkerke R²的变化和卡方检验的结果可知，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是解释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行动以及市民化模式选择差异的重要变量。

从模型1可以看出，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3(P < 0.05) 和0.044(P < 0.01)，表明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而从优势比来看，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得分每提高1分，其返乡创业意愿(相对于没有返乡创业意愿的农民工) 的优势比会分别提高5.4%(1.054-1=0.054) 和4.5%(1.045-1=0.045)。创业能力及其平方项都显著，其回归系数前者为正(0.057)，后者为负(-0.003)，表明农民工创业能力与其返乡创业意愿成倒U型关系，即创业能力对其创业意愿的影响轨迹存在一个“拐点”，在创业能力较低时，随着创业能力的上升，其返乡创业意愿将提高，但是当其创业能力超过了“拐点”，创业能力的提高反而会降低返乡创业意愿。这表明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在大城市处于“相对劣势”，而返回当地中小城市又体现为“相对优势”时，会激发其强烈地返乡创业意愿。

从模型2可以看出，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7(P < 0.01) 和0.048(P < 0.01)，表明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有显著影响。而从优势比来看，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得分每提高1分，其返乡创业行动(相对于没有返乡创业行动的农民工) 的优势比会分别提高5.9%(1.059-1=0.059) 和4.9%(1.049-1=0.049)。创业能力及其平方项都显著，其回归系数前者为正(0.062)，后者为负(-0.003)，表明农民工创业能力与其返乡创业行动成倒U型关系，即创业能力对其创业行动的影响轨迹也存在一个“拐点”，在创业能力较低时，随着创业能力的上升，选择返乡创业行动的概率会提高，但是当其创业能力超过了“拐点”，创业能力的提高反而会降低返乡创业行动的概率。可能这是因为当农民工的创业能力可以在大城市转换为现实的创业机会时，大都倾向于留在大城市创业。

从模型3可以看出，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和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3(P < 0.05)、0.051(P < 0.05) 和0.046(P < 0.01)，表明其对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而从优势比来看，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得分每提高1分，其就地市民化的意愿(相对于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 的优势比会分别提高4.4%(1.044-1=0.044)、5.2%(1.052-1=0.052) 和4.7%(1.047-1=0.047)。从模型4则可以得知，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2(P < 0.05)、0.461(P < 0.01)，表明其对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而从优势比来看, 与没有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动的农民工相比，有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动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意愿(相对于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 的优势比会分别提高14.1%(1.141-1=0.141) 和58.6%(1.586-1=0.586)。但在将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动纳入模型后，农民工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与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其就地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力有小幅度减小，说明这3个变量的部分影响是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动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其就地市民化意愿的。

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在对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1601名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探讨了农民工创业能力、社会网络、创业环境与返乡创业、市民化模式选择之间的影响关系与作用机制，主要研究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初步结论。

(一) 农民工群体“二次分化”加剧，“就地市民化”已成为农民工一种理性选择

本研究对农民工市民化模式选择意愿的统计结果发现，在调查对象中有48.78%的农民工有“就地市民化”的意愿，这和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已有研究发现，仅有1/2左右的农民工“愿意放弃承包地成为城市居民”，但“更愿意回老家”的人数只有不到1/4^[21]。而家庭收入水平以及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所产生的收入位置感知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的影响^[22]。这是因为，在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农村与城市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向城市转移有效弥补城市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一直滞后于工业化水平20%以上^[23]。这种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的推进模式导致目前进城务工农民的市民化进程举步维艰。其结果是现阶段大多数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相称。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并未被看作是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他们在制度上未被赋予基本权益^[24]，农民工不能在一种合法的秩序中完成对城市经济生活的融入，很难获得对现代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习得以及身份认同的转换，从而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只能是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状态^[25]。

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在现代产业分工体系的作用下，出现了“二次分化”^[26]。农民工群体已分化为一个异质性程度很高群体，从而导致其市民化的意愿与市民化能力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在引导农民工市民化时应根据其不同的群体特征进行分类指导，采取不同的市民化模式。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时采取“异地市民化”与“就地市民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中在大城市实现“异地市民化”的模式适合对城市适应能力强的“精英型”农民工群体，而“就地市民化”模式对农民工群体中人数众多的“中间层”更为适合。这是因为农民工出于自身市民化能力的考量，一般会对大城市市民化的“门槛”作一个全面的评估，当自身市民化能力严重滞后于大城市市民的基本要求时，大都会采取一种保守但又理性的选择，特别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这将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到市民化“门槛”相对较低的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此外，农民工家庭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多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会促使“中间层”农民工选择“就地市民化”，这种表象上的“逆城市化”的流动是其在社会结构制约下追求相对而言美好生活的理性选择^[27]。

(二) 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和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家乡创业环境、先赋性社会网络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行动以及就地市民化意愿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创业能力与其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行动成倒U型关系。同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后发现农民工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和先赋性社会网络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动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其就地市民化意愿的。但纳入中介变量后，农民工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与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其就地市民化意愿的直接影响力只有小幅度变化，其变化幅度分别仅为0.8%、2.1%和1.7%，可见，实证结果虽然发现农民工创业能力、家乡创业环境与先赋性社会网络通过其返乡创业意愿与返乡创业行动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就地市民化意愿，但施加的间接影响有限，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这也折射出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中，农民工自身的能力、环境以及社会网络是影响其市民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显著影响^[28]，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29]。

已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产生积极影响^[30]。社会网络显著地影响农民工对创业所需的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获取^[16]。创业环境则可以提高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和创业成功的概率^[32]。但将创业环境、社会网络和创业能力视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不能揭示其对农民工创业作用机制分化的真实情形，难以刻画其内部客观存在截然不同的二元路径模式。首先，创业能力与返乡创业意愿、返乡创业行动和就地市民化意愿的关系不是一直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发展轨迹。这表明异地市民化是大部分农民工的“理想期待”，但就地市民化却是其“现实选择”，但只要其创业能力得到切实提升，具备了在城市通过创业可以实现异地市民化的“资格”和“能力”时，异地市民化还是农民工在选择市民化模式的首选。其次，家乡的创业环境对其选择通过返乡创业来实现就地市民化有显著的“拉力”作用。而就业地创业环境则对其返乡创业发挥“推力”作用，但没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与大中城市创业与市民化的“高门槛”发挥的筛选机制有关，通过这一筛选机制已经将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屏蔽”在外。最后，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自致性社会网络虽对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意愿有负向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是因为各阶层在建立和发展社会网络时往往具有高度选择性，一般会选择与自己阶层地位相同相近的人交往，这种交往的“阶层界限”造成了阶层之间的相互隔离和自我封闭^[33]。自身资源严重匮乏的农民工所认识的人以社会底层人士为主，这样的结果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很少，往往在城市中复制、重建血缘、地缘的先赋性社会网络，其社会交往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严重地制约了其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的建立与拓展。在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匮乏导致农民工社会网络资源结构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生存性阶段主要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先赋性社会网络”，其本身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

(三)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实现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可以通过“进城打工学习-积累创业资本-返乡创业实践”模式，加快职业上“去体力化”和身份上“去农民工化”进程，从而顺利实现“就地市民化”。本研究实证结果发现，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实现就地市民化的有效途径。与没有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动的农民工相比，有返乡创业意愿和返乡创业行动农民工就地市民化的意愿(相对于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 的优势比分别提高14.1%和58.6%。已有研究也发现返乡创业与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就地市民化程度上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34]。创业不仅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创造很好的社会效益，如成功的移民创业者为后来者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激励更多的移民进行创业获得经济上的融入^[35]。而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种市场化行为，其返乡创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们在城市工作的复制，同时返回家乡从事创业活动是一种实现其他相关目标的方式，如挣钱、与家人团聚、摆脱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附庸、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背景下纠正其在本土的边缘地位^[24]。虽然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践可能会再生产生计风险，但恰当的区位选择、多元化经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软化生计风险约束和降低生计风险的主要策略^[35]。同时，从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的内在逻辑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在地理空间、实践时间、推进速度三个维度上高度一致，从而有利于农民工就地市民化^[36]。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实现“利益诱导的市场型”市民化的有效途径，农民工通过“进城打工学习-积累创业资本-返乡创业实践”模式，既可以为农民工自身的就地市民化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和实现平台，同时也为更多返乡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提供产业支持与就业机会，使有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的农民工可以借助返乡创业，加快职业上“去体力化”和身份“去农民工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下，通过创业实践形成既具有主动适应动机又具有主动适应能力的“主动型城市适应”模式^[37]，实现经济状况、身份认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由农民工向市民的转换，从而实现“就地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