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研究,村庄空间形态①变迁的动力机制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但事实上,列斐伏尔(Lefebvre) 在1970年代就提出“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1]。与早期的地理学研究将空间作为规划知识的产物,强调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不同,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相联系,这一理论上的“空间转向”[2]为反思和批判都市化运动提供了洞鉴。国内学者也尝试将空间生产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城市问题的分析[3]。但是,对于中国农村空间形态变迁的“空间政治”反思却被忽视了。
①广义的村庄空间包括地理空间和公共空间部分,本研究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村庄空间形态,关注点在于村庄的居住、生产和生活等土地空间利用方面的变化,区别于村落公共空间的探讨,后者更多的是与村庄秩序、历史传统和宗族文化因素的讨论相关。
以空间政治理论来思考中国农村空间形态的变迁,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农村存在怎样的资本?在此,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初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已经引发了研究者对其中“资本”因素的广泛讨论,例如有关乡镇企业早期的资本积累方式[4]、企业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和权力资本[5]、乡镇企业改制中“资本的能动性”[6]等问题。但是乡镇企业发展及改制对所在村庄空间形态的影响,则较少进入研究者的问题中心。
本研究以江苏省南部(以下简称苏南) J市A村为案例,通过对A村近三十年发展的历史考察,尝试分析作为重要资本类型的村办企业与村庄空间形态的关联。A村在1980年代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村,但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依靠村办企业的发展,现已成为该镇排名第三的经济发达村②。与此同时,A村的空间形态也在近些年发生巨大的变化。在2003年之后,A村村民被统一安置到规划建设的世纪苑小区,村民的耕地也被收归村集体统一使用,而村办企业的规模成倍增长。另外,通过在A村的调研,我们发现A村周边几个村落虽然也进行了住宅的统一建设,村民居住的是别墅小区,而A村村民的居住小区却是类似于城市商品房的小高层。这些调研中的发现促使我们去思考: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A村的空间形态会与周边村落呈现差异?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以A村为代表的原乡镇企业较为发达地区的村庄,其空间形态的变迁存在怎样的动力机制?
② Z镇现共有15个行政村。2011年,A村全村共完成工业开票销售145亿元,村级收入55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8200元。而在1987年村民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元。
本研究的主要资料来自2016年3-4月的田野调查,其中包括了对主要村干部、企业家、普通村民的访谈。此外通过翻阅A村企业集团的内部宣传报刊、所在镇的地方志及年鉴,对该村庄和村办企业近三十年的发展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影响村庄空间形态变迁的不同解释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之后以2003年为界,分两个阶段描述A村空间形态的变迁,然后尝试从权力与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空间形态变迁的动力机制。最后是本研究的结论和讨论部分。
二、 已有理论解释及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 空间形态变迁的理论视角在空间形态变迁的解释中,主要存在三种分析进路:其一,生态理论,这一理论视角强调自然和文化因素对村庄空间形态的形塑;其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列斐伏尔、哈维(David Harvey) 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强调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其三,城市经理人理论,这一视角秉承韦伯科层制研究的理论脉络强调行动者(官僚) 的角色。
1. 生态理论生态理论强调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是影响村庄空间形态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自然条件是乡村空间形态的基础,决定了村庄空间的初始格局。例如,在以传统耕作方式生产的农业区,农村聚落位置受到耕地半径的限制[7]。另一方面,文化是特定空间下的产物,但是其本身也影响着空间的变化。例如在村落的规划变迁中,道德秩序以空间秩序呈现出来,在风水信仰和道德“局”的限定下,空间生产成为社区道德秩序再造的重要过程[8]。
2.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生产关系的强调。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永远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它所体现的纯粹性、理性化缩影,只是因为它被占用了,城市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一部分。而哈维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周期性原理,提出了资本三级循环流程观点来解释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关系[9]。从资本对于中国乡村空间形态的形塑作用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以乡村工业为基础的小城镇发展。费孝通先生阐述了乡村工业与小城镇建设的关联,他认为苏南地区通过农村工业化来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其中的关键机制在于工业生产与当地农副产品的生产有效衔接[10]。而根据乡镇企业改制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产业资本产权和积累机制,乡村城镇化从破碎化向集聚式的城镇化空间演进[11]。
(2) 城乡分隔造成的空心村现象。该理论认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村庄空间演变的驱动力[12],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尽管很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的制度性障碍,使得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摆动式”流动[13]。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14]。
(3) 空间消费带动的乡村旅游景区发展。一些村庄凭借自然条件的优势,通过开发转变为旅游景区,这也为村庄空间形态变迁提供了动力。村庄“旅游化”的发展,改变了原有土地利用格局,使原来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向满足旅游者消费需求的复合型用地转变。其中,自然地理环境提供了乡村聚落空间拓展的基本条件, 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是村庄功能转化的根本动力[15]。
3. 城市经理人理论以帕尔(Pahl) 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学派”认为在解释空间形态变迁中,需要重视社会结构内个人的理性行为[16]。首先,城市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模式并不是由空间或区位决定的,而是那些在社会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个体的行为后果。而决定城市稀缺资源如何分配的人被称为“城市经理人”(Urban Managers)。其次,城市经理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机制和国家科层体制,因此体现“两面性”特征: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在如何执行政策方面又拥有一定的自主性。
具体到农村空间形态的变迁,在乡村聚落功能分化、乡村空间形态建构中,政府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7]。在对苏南乡村空间转型的研究中,有研究提出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力量彻底重构了原有的乡村空间。土地收益对于地方政府重要性的上升,促使地方政府开始推行工业园区建设,这使得生产空间(企业) 从村庄层面脱域,移置到乡镇工业园区。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苏南地区农业生产也逐步从乡村空间剥离[18]。
(二) 已有研究的评述及本文的分析框架在上述三种分析进路,生态理论所重视的自然和文化条件解释过于功能主义,并且在资本和权力的作用下,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对于村庄空间形态的影响趋于减弱。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主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尝试解释在资本的作用下社会空间生产所呈现同质化和断裂性。但是,过于结构化的视角忽视了村庄内部的状况,而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能会导致上级规划政策的差异化表现[19]。相对而言,城市经理人理论展示了主体性的行动如何塑造了空间形态。毕竟,国家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通过土地和基础设施商品化,或依靠私人资本来实现空间生产,更为重要的是依赖垂直性的科层体系来实现对空间的直接管理和控制[20]。但是城市经理人理论是主要针对的城市空间形态的变迁而论,具体到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中国农村组织结构特征。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村庄空间形态的变迁存在着两个维度的动力:(1) 土地资本化。分税制改革之后,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撑。在原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乡镇政府逐渐从“经营企业”转变为“经营土地”,政府官员通过大兴土木来招商引资,以经济绩效获得政治晋升的机会;(2) 权力科层化。对于村干部来说,通过保持与上级党政组织的良好关系,不仅能确保自身的职位延续,还能够为企业(包括村办企业和私营企业) 的发展解决诸如融资、税收和环保等方面可能面临的问题[21]。
但是,已有研究发现村干部并非完全受制于结构性因素,而是存在一定的自主性[22],例如采取回避或者反制的方式来应对上级政府的村庄规划目标[23],或者进行“选择性执行政策”[24]。本研究认为村干部的自主性与村办企业的发展是相关联的,当上级政府的土地资本化政策契合村干部对于发展企业的利益时,村干部便具有动力去配合上级政府的政策;而另外一方面,由于在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下,村干部更加依赖于上级政府的支持,因此其对村庄空间规划体现为功利化的特征。
三、 A村空间形态的变迁:现象描述A村位于J市东南,全村由5个自然村组成,分13个村民小组,有1593人,全村共有89个姓氏①。尽管所处苏南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但A村一直到1980年代末经济发展并不景气。不过自1988年HSY回村创办金属焊接厂后,A村的工业产值迅速增长,到2013年村经济总量已进入Z镇前三名。A村的空间形态变迁也与该村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
①《Z镇镇志》,第50页。
(一) 村办企业的起步与分散的空间形态(1988-2003年)20世纪80年代初,当苏南其它地区的乡村工业蓬勃发展时,A村的村办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截至1983年末,该村登记在册的企业包括长江五金厂和A村织布厂,全部注册资金仅为22.3万元,职工16人②。针对这个乡村工业发展的落后村,Z镇政府通过安排能人回村的方式,从而带动乡村工业的发展。1988年,HSY被安排回村担任村工业副主任,他所创办的金属焊接厂成为后来A村集团的基础,也成为影响A村空间形态变迁的关键因素。
②《Z镇镇志》,第172页。
1. 工业用地快速扩张HSY于建国前夕在A村出生,1969年他去往贵州搞“三线建设”。1972年,HSY回到家乡,进入当地镇办企业--J市Z镇钣焊厂工作。在这家镇办企业,他从车间主任升任生产厂长,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发展机械制造的技术能力和市场关系。1980年代末,HSY被调回A村:
“由于干部调动频繁,村办工业发展缓慢,成了全Z镇倒数第二的落后村。村民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元。……1987年初,镇领导把我从镇办企业调回A村,担任村委会分管工业的副主任。……当时我就把自己的积累拿出来,再请亲朋好友七拼八凑,买了些毛竹和油毡在自己家6间老屋基上搭建了简易厂房,把自己过去外出揽活的几台旧电焊机搬进厂房,办起了一个焊接件厂。”(HSY访谈资料)
HSY所创办的焊接件厂属于挂靠在A村小学名下的集体企业,以校办企业的名义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③。另外,由于农村集体土地归村集体使用,村办企业也相对方便占用村庄的土地。HSY最早仅是在宅基地上成立了一个小厂,1989年HSY整合村里的零散企业,成立了A村铸造机械厂,新建了两跨1000平米车间,工业用地规模成倍的增长。1994年,A村成立A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设9家分厂,行业涉及机械、化工、纺织、冶金、建材五大门类。
③“校办厂所减免税款,按减免总额的10%上交市教委,统一安排使用;20%交镇政府用于发展教育事业;40%交所挂靠学校改善办学条件,适当提高师生福利待遇;30%留厂用以发展再生产”,见《Z镇镇志》,第194页。
2. 村民住宅的楼房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A村村民的楼房大多还是一层式样的老宅。随着村办企业的发展,村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对居住条件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90年代初,F先生当时在镇办企业跑供销,算是A村比较公认的“先富起来”的一位。据他介绍,“1987年我家盖的楼房,新房是两层高正面三开间式样的,当时在村里是比较少的,大部分人家还是住平房。楼房和平房差别蛮大的,多了一个正厅,面积也宽敞多了。”(访谈记录,A008)
进入1990年代,村里盖楼房的家庭增多,一部分是在原宅基地上进行扩建,而大部分是重新申请宅基地,建正面三开间式样的房子。一些家庭成员比较多的还会选择盖三层楼,原来的老平房逐步废弃。村民Q家在1998年新建了楼房,“当时向村里打个报告,说要新建房子。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村里也一般不会阻拦你的。我们家原来的老房子太小,二间屋式的,家里人又多。我弟弟结婚后,我就搬出来建了新房子,老房子就留我父母和我弟弟住。”(访谈记录,A002)
3. “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布局尽管此阶段A村的村办企业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工业用地的规模也迅速扩大,但并没有打破村庄“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布局形态。这里三位一体的功能布局是指村庄空间形态中,生活区(体现为住房)、农业区(以农田为载体) 和工业区(村办企业) 这三者是错落交织的。村办企业最初从六间宅基地上的厂房发展壮大,并在1996年成为省级集团企业。但是在此阶段的发展中,A村空间分散化的特征并没有被打破。
(二) 村办企业改制与三集中的空间形态(2003年之后)进入2003年,A村开始进行“三集中”①建设。在这之前,J市政府已经出台了《J市城市规划区农民房屋拆迁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要求所有工业项目一律进入园区,农户原“独门独院”的居住方式被打破,统一拆迁安置入住公寓房。
①所谓三集中是指“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住宅向镇区集中,企业向工业区集中”。
1. 以村为单位的“三集中”建设A村是以“村庄为单位”而不是“全镇统一”进行三集中建设。在2003年进行三集中建设时,A村集团已经是一家省级企业,工业产值近亿元。A村2003年开始兴建位于村庄东北角的“A村世纪苑”。小区第一期从2003年开工,经过三年的建设,2006年开始第一批村民搬入小区。到2015年6月,该小区居民已达1000余户。在小区建设的资金来源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村办企业的转制资金。
2. 统一规划的房屋形态在“A村世纪苑”,村民所住的楼房都是由村统一规划。房屋建设不再是按照村民自主规划的方式--根据民间风俗习惯、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家庭成员构成等因素来选择,而是进入集体规划的建造模式。在此,统一的房屋朝向、面积、外部装饰等,制造着一种平等、有序的空间格局。建成的小区主要有两个出入口,分别位于小区东部和南部。小区南门入口处建有一个公共活动中心,供村民开展休闲娱乐活动;同时还设有宴会中心,主要提供给村民婚庆等大型活动使用。小区内的楼房都是五层高,其中底层作为车库使用,每户家庭的住房面积接近200 m2。
3. “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相互分离的功能布局经过“三集中”建设,原有的“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功能布局被打破,实现了三个功能区的相互分离。村域内农业用地也进行规模化集中经营,将剩余的田地承包给种植大户发展相关农业产业。村民不再耕种土地,每年从村集体领取口粮款1200元左右。同时,“三集中”最为重要的是将村域内企业进行统一布局。现在A村的企业集中于CY公路一侧,A村集团的原有企业规模都得到了扩大,并且在2003年之后村里还创办了一些其它企业。
(三) A村空间形态变迁的特点第一,空间形态从分散到集中。在2003年开始的“三集中”建设,使得A村原有的村庄功能格局被打破,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三个功能区相对分离(见图 1),分别位于村庄的不同空间点。但是功能区相互之间的分离同时也反映了功能区的空间集中。A村集团从最初的以宅基地作为厂房起步,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现在已经占据了村庄内最大的空间,村民的田地也收归集体进行统一的集约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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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村空间形态变迁:从分散到集中 |
第二,以村庄为中心的集中规划。A村的“三集中”是在村域范围内进行的“三集中”,这区别于苏南很多地区以“镇工业园区”为中心的“三集中”建设。在A村,乡村企业与村庄的联系并没有切断。在小区规划建设时,村办企业提供了主要资金支持,解决了一些后乡镇企业地区社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25]。在“三集中”建设之后,在A村村域范围内形成了工业区、居住区和农业区的不同功能区。而A村企业的规模和效益继续扩大,农业则以规模化方式经营。
第三,小区房屋形态的“三不像”。通过对A村的调研,我们发现A村村民现在居住的世纪苑小区在建筑形态上既与邻村的别墅区不同,也与原来规划时所介绍的六层楼的小高层不一样,而是一幢幢五层楼的小高层。村民和村集体都提及,在小区建设中进行过问卷调查,征求村民对于住房形态的意见。但是最终建成的小区房屋却是“三不像”--既不同于村民原来的家庭院落,又不是村民青睐的别墅小区,更不是规划时所提到的小高层。
四、 A村空间形态变迁:动力机制通过对A村空间形态变迁的现象描述,我们发现这一变迁首先来自地方政府“三集中政策”的推动,其直接目的是改变分散化的工业格局,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土地资本化”的行为逻辑。另一方面,村民并没有获得他们想要居住的房屋形态,村庄的整个空间形态变迁主要满足了村庄精英和企业的利益,这实际是由“权力科层化”的行为逻辑导致。
(一) 土地资本化与村庄空间形态的调整A村代表了苏南乡村小城镇化发展的普遍道路,乡村工业是空间形态变迁的牵引力,工业的发展改变着土地的使用方式。但是,就此认为村庄空间形态的变迁是村庄自发的结果,那就忽视了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A村的空间形态变迁首先受到土地资本化的形塑。
1. 土地资本化的兴起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苏南模式的发展遭遇瓶颈:一方面,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存在弊端,使得乡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国家税收和金融政策的调整,使得乡镇企业原有的政策优势减弱。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是进行发展模式的调整,从“内生驱动型”向“外资驱动型”转变,在政府层面则体现为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土地”政府行为逻辑的转变。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的角色不再是直接经营和控制企业,而是转变成为企业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的协助之手[26]。
在此,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资本,土地“三集中”政策便在此背景下产生。但是与苏南其他乡镇所不同的是,A村的“三集中”是在村庄层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企业并没有集中到镇工业园区,而是留在村域内。在“三集中”规划建设中,村办企业还为村庄提供了重要的建设资金。
2. A村的企业改制与村庄建设在2003年“A村世纪苑”建设之前,而A村集团进行了企业产权改制。改制后,村集体不再占有企业的股份,不过A村集团的董事长仍由HSY担任,他掌握着企业的最大股份(18.53%)①。通过村办企业的转制,A村获得了社区建设的资金,建成后的小区也成为村干部的主要政绩之一。
①资料来源于《A村集团上市资料》,内部资料。
“村里拿出企业转制时的600万元集体积累,投入1.6亿元建设新宏苑小区。入住村民一律免收物业管理费和公共设施费。小区不仅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十五”社会发展攻关项目,还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试验办公室“苏南农村村民集中居住和人居环境改善”的示范工程。”①(村干部访读,HSY)
①资料来源于《A村集团内部宣传材料》, 内部资料。
但是转制的资金并不是直接投入到了“A村世纪苑”小区建设的材料购买、劳务费、装修费等实际建设项目中。而是先根据“人头”将转制资金核算到每个村民,在入住新房时作为抵扣的部分。村民入住小区时核算原住宅的拆迁费加上转制资金,如果小区的房屋价格超过上述两笔费用,那村民还需要交钱给村里。
“原来的老楼房是六万块,旁边的小屋八千块,这样六万八。原来是A村村民的人呢,农业户口每人4万块,也就是从HSY开始当书记起十年以内,在这个村里的村民可以分到这笔钱。村民拿到的房子高五层,底层作为车库,每幢楼安排四户村民,大概有200多平方米的面积。”(村民访谈,A004)
但是针对村办企业转制资金的使用,村民是被动接受方。首先,转制资金获取资格的确权。在A村关于获取资格的规定中,所有在HSY这十年(1992-2002) 担任A村支部书记期间,属于A村村民的人员可以获得4万块钱,但是这段时期由于上学、务工或其他原因,将户口迁移至其他地方的村民不具有资格;其次,评估核算“一刀切”。在“拆旧房,住新房”的过程中,A村村民原自己所修建的房屋,不论装修好坏和修建时间,都统一根据楼房6万元、小屋8000元的价格进行评估核算;最后,以土地换口粮款。在村民入住“A村世纪苑”的同时,名义上可以获得A村集团转制资金,但之前每个家庭所承包经营的口粮田也收归为集体使用。现在村民每年只领取到基本的口粮款。另一方面,村民所获得的房屋却因为是集体建设的“小产权”房性质,不能够进行正常的市场交易。
“拿房子的时候是每人4万块钱,说是企业转制的钱。但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到底是什么钱?拆迁之后我们口粮田也没有了啊,每年厂的土地使用费交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房子拆掉了,但是我们的田还在的啊。我们村里的老房子不管好坏都是六万块,我们小区的一户房子要二十多万呢,所以我们搬进去等于说还要拿钱出来,我们家是拿出来13万块呢。人家二大队,二十二大队小别墅都不要这么多钱。搬进来就算了,有的人家房子多,所以还有空闲,但是村里不允许出租。没办法,我们这个房子又没产权的,都是集体的,也没法卖出去。”(村民访谈,A008)
3. “三集中”后A村企业的发展在“三集中”村庄建设之后有利于A村集团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原有企业的占地面积得到扩大,例如1989年成立时的Z镇机械厂也不过占地1000平方米,而现在的占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2万平方米。其次,在原有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A村集团仅从2003年起新创办了5家全资子公司(如下表),这些企业占用了大量的村内土地。
名称 | 成立时间 | 占地 | |
1 | A科技股份公司 | 2004年 | 12万m2 |
2 | A橡塑有限公司 | 1986年 | 4.1万m2 |
3 | A塑胶建材公司 | 1999年 | 2万多m2 |
4 | A化纤有限公司 | 2001年 | 15万m2 |
5 | A铜业有限公司 | 2002年 | 7.5万m2 |
6 | A合成革材料公司 | 2003年 | 4.5万m2 |
7 | A汽车装饰有限公司 | 2003年 | 5000m2 |
8 | 虞山湾酒店 | 2009年 | - |
9 | 双达科技有限公司 | 2011年 | - |
10 | A废旧物资回收公司 | 2014年 | - |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分资料缺失。 |
从其行为逻辑来说,A村集团之所以有动力来配合上级政府的“三集中”政策,其目的也在于集约更多的土地,以此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村民在拆迁入住小区过程中名义上获得的转制资金分配,实际上却演变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资。
(二) 权力科层化与村民住房形态的选择上级政府的“三集中”政策为村庄层面的土地规划调整提供了政策依据,而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除了上文所论述的对于建设资金的取用,村干部还影响了小区房屋建筑形态的选择。
1. 权力科层化的架构A村曾作为J市村民自治选举的示范点之一,在1998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包括联合国驻华代表及省市领导、专家学者等人员到村观摩。有关此次选举的介绍,在J市地方年鉴、民政部门刊物以及A村大事记中都有记载,这也是A村重要的政治宣传内容。但是,在该次村委会选举之后,村委会主任一职仍旧由HSY的兄弟(HSQing) 来担任。在HSQing不再担任后,又由HSY的另一个弟弟HSQin来担任村委会主任。虽然2007年之后,新的村委会主任CJP不是来自HSY家族,但是却是A村企业集团的重要股东之一。在村庄事务中,CJP并没有太多实权。
“他(指CJP) 当了两届主任了,不过他这个主任脑袋嘟嘟摇的,要常常被书记叫去说的,要他去只好去,做不了什么主的。超过多少钱就没有权力签字。你要是厉害的,会要你做主任啊。”(村民访谈,A003)
而HSY从1988年回A村担任分管工业的村委会副主任,1992年当选村支书至今,HSY一直处于A村权力结构的核心。从上级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维度来看,上级政府(Z镇政府) 对A村村委会并不具有支配性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是深入最基层一级,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HSY仍旧受到Z镇党委会的考核与评估。HSY在党组织体系维度接受干部绩效考评,在“对上负责”的干部管理体制下,HSY对于上级政策的服从甚至迎合,能够为其争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2008年HSY当选成为江苏省十一届人大会议代表),也有利于A村企业的发展(见图 2)。因此,在权力科层制的架构下,“A村世纪苑”的房屋形态的选择将取决于地方干部与企业的利益,而不是普通村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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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村权力科层的架构 |
在A村村民原住宅的拆迁中,并没有发生激烈的抗争事件,村民虽对于这次拆迁具有不满的情绪,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赔偿费用的具体额度上。世纪苑小区按期完成,村民也相继入住。在A村内部宣传资料中,强调了这一次社区建设的民主公开性:
在兴建世纪苑小区时,村单位就户型设计和各项配套设施召开了5次村民代表大会,发放多项调查表征求民意,最后在集中民意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村民的满意率达到98%以上①。
①资料来源于《A村集团“十一五”发展报告》,内部资料。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看到,A村组织了多次村民代表大会,并且进行了问卷形式的民意调查。A村希望通过这些民主的形式来获得村民的同意,毕竟拆迁所涉及到村民最切身的利益。如果缺少村民的同意,“三集中”建设将无法完成。但是在民主的形式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监督机制来保障决策得到有效执行。而在最基层的社区建设中,村民的选择受到村级组织的摆布。在世纪苑小区的建设中体现的是村干部的意志,而非普通村民的选择决定了房屋形态。
3. 牺牲村民利益以迎合上级A村世纪苑建成之后,拿到过好几个奖项,例如“苏南地区人居环境示范工程”,也吸引了很多省市领导的参观。但是,这样一种建筑上的规划布局,体现的是权力科层化的主导逻辑。
“小区兴建的时候来村里征求的大家意见,也就是做民意调查,主要就是让大家选村里造什么样的房子,是要小别墅,还是城里一样的小高层。那么我们村里农民当然想住小别墅的啊。但是第一次调查没多久,又来再进行调查了,这次还是两种户型让村民选,不知道这次选成什么样了。反正最后造出来的户型,既不是我们想要的小别墅,也不是商品房。后来据了解的人说,省里面当时要搞什么卫星村,省里拨下来一笔钱。HSY在这个住宅上挣到了一些政治资本,建好那会子好多人来参观的啊,也算在省里做成示范点。”(村民访谈,A008)
首先,普通村民在房屋建筑形态的选择上缺少自主性。村级组织尽管对房屋的建筑形态进行了问卷调查,但是此种民主形式缺少监督和保障。在第一次问卷调查中,大部分村民都希望能建小别墅①。但是小别墅的造价和占地面积相对较高,这并不符合村干部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设想。村级组织并没有与村民达成一致,因此进行了第二次问卷调查。但是这一次问卷调查仍旧没有满足村民的需求,也意味着村民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
①与A村临近的陈家桥村,2003年之前已经建成小别墅区。在A村进行集中规划建设时,村民被告知政策不允许再建设别墅区。但是在2003年之后,临近的村庄仍然在兴建别墅区。
其次,A村“三集中”建设的推动力一方面来自上级政府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所决定。在社区建设中,相对于别墅小区,小高层的商品房具有造价低以及占用土地面积少的优势。最初村干部提供了两种方案供村民选择,村民从居住习惯的考虑也青睐别墅。但是,村干部并不热衷建别墅小区,因此与村民就到底选择哪种住房形态上进行了多次的互动,但最后小区的建设方案并没有满足村民的意愿。上级政府的示范点建设以及拨款,使得村干部决定牺牲村民的利益来迎合上级,同时也间接地满足自己企业发展的需求。
五、 结论和讨论依靠村办企业,A村从一个经济落后村发展成为所在乡镇的经济强村,甚至实现了企业的成功上市。在这一经济转变过程中,A村的空间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以往农村政治的研究中往往只关注了村庄变迁的经济、政治或文化层面,而作为地理要素的村庄空间形态变迁这一维度却被忽视了。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空间形态的变迁是透视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将空间生产的探讨从城市引入农村,而相对于仅从资本维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 进行的结构化思考,突出了行动者的关键作用。借鉴城市经理人理论,本研究针对中国农村的组织结构特征,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来探讨村庄空间形态变迁的动力机制问题。
其一,土地资本化是村庄空间形态变迁的结构背景。在《乡土中国》的开篇,费孝通先生提出“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27]。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不种地的人也明白了泥土的可贵。乡村工业是从乡土中长出来的,也对乡土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乡村的空间形态变迁。小城镇化道路是由乡村工业带动城镇化建设,从经济到社会发展的变迁模式。而现阶段乡村空间形态的变迁,却呈现出明显的国家主导性特征。在财政和税收体制方面的改革,使土地资本化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动力[28]。
在A村的空间形态变迁中,早期的空间形态主要受到村办企业的影响,由于农村集体土地的性质,使得作为村支书的HSY可以相对自由支配村集体土地。而后,地方政府在乡镇企业发展遭遇瓶颈后进行政策调整,土地资本化的行为逻辑兴起。在此背景下出台了“三集中”规划政策,进行集约化土地发展。这一政策调整契合了HSY的利益需求,因为在“三集中”之后村民的耕地将由村集体统一规划使用,这使得HSY具有积极性来配合“三集中”政策的执行,将村办企业的改制作为村庄规划建设的资金基础。村干部在自身企业发展与上级政府“三集中”政策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在村庄重新规划建设后,A村集团的企业规模和数量成倍增长。
其二,权力科层化是村庄空间形态变迁的制度基础。在上下级关系中,虽然村级组织并不处于国家行政体制之内,但是对上级政府的政策服从甚至迎合,不仅能够为村干部争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而且也有利于解决企业发展中可能遭遇的各类问题。毕竟,地方政府仍然控制着关键性的行政资源,村干部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往往会牺牲村民利益来迎合上级。在权力科层化的内在逻辑下,A村规划建设的住房形态呈现功利化,村干部并没有满足普通村民对住房形态的意愿,而是将小区建设成为上级政府所推崇的村民集中居住示范点。
权力科层化的视角提醒我们需要重视在政治经济结构背景下村干部的行动逻辑。在A村内部,村委会选举形同虚设,村主任一职长期由村支书HSY及家人担任,或者由A村集团的董事来担任。虽然土地“三集中”是由上级政府所推动,但是在具体的村庄空间建设方案(例如房屋形态的具体式样) 选择中,村干部仍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在国家对有关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创新的背景下,将有越来越多的村庄遭遇空间形态的变迁。村干部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将显得尤为关键。
其三,村民的空间权利在村庄空间形态变迁中被忽视。在空间政治的反思中,列斐伏尔提出一种担忧,“既存的权力结构(那些可能知道怎么使用这些工具的人) 会不会取得某种恐怖的能力,而禁止任何类型的参与式规划”[29]。空间形态的变化并不仅是单纯的建筑面貌上的更迭,更是权力表达与互动过程的产物[30]。
在A村村庄建设中,我们发现这样一种参与的“有形式而无实质”的展现,尽管村民对住宅的形式表达了自身的意愿,但是这种需求最后屈从于村干部的个人选择和利益需求。村民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居住的空间,他们原有的生活空间却被打碎与重组。尽管在制度层面,集体土地制和村民自治都赋予普通村民的主体地位,但在实际的村庄政治过程中,普通村民的空间权利受地方精英的摆布。因此,如何完善相关的制度措施,切实保障普通村民的空间权利,而不是激发村民的空间抗争,将是中国的村庄大转型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通过“资本-地方政府-村干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对A村近三十年空间形态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在村空间形态变迁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仅仅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更不是村民自下而上的参与,而是村庄内部资本与权力的交织。土地资本化和权力科层化是村庄空间形态变迁的结构性条件,在此背景下村干部(地方精英) 进行着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空间生产。当然,本研究并未涉及公共空间的探讨,但是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必然产生围绕空间的权利抗争。在村庄空间形态变迁之中,空间如何成为权力的载体,普通村民如何影响公共空间的生产,这些主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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