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社会学家费孝通很早就提出了“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工业产业化，农村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是有前途的”^[1]。在农村产业中，除了机器化生产的行业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工业种类，即手艺产业，它主要依靠人们的手工生产，蕴含着手工技巧、艺术和手工精神等文化特质。其实，从农村经济变迁的角度来看，自古以来，手艺生产就是我国农村主要的家庭副业，依靠其技艺创造的大量手艺产品，不仅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还成为农民维持、改善生计的重要手段，更被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产业。在传统农耕社会，它是一种依附于小农业的家庭副业。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通过合作化制度对手艺产业进行改造，由合作社或人民公社组织社员进行生产，再由国家统购统销；改革开放初期，手艺生产成为促进农村区域发展和换取外汇的重要手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许多手艺产业在国外订单样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生活、文化方式相互融合，创造了一些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工艺产品。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转型加速，在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民主化、开放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曾为农民增收、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的手艺产业陷入了发展困境。由于高科技取代了诸多效率低下的手艺业操作手段，民间手艺产业存在着艺人“老年化”、传人“稀有化”、技艺“衰退化”、发展“迟钝化”的现状^[2]。比如，漆篮手艺产业面临着手工艺人大量外流，机器产品市场对现代漆篮产品替代，传统行业规范减弱等问题^[3]。另外，手艺人遭受的头痛、背痛、关节痛、皮肤病、肺病等职业病和心理压力是手艺产业衰落的直接原因，而设计良好的手工工具、工作方法和工作环境是有效的应对措施^[4]。

目前整个手艺产业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发展面临着危机，濒临灭绝，而手艺产业成全了人性，也成全了社会，它的崩溃损害了个人人格和社区生活的完整^[5]，但手艺产业如不加以关注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应对，终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缺憾。方李莉指出，在新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手艺并没有走向穷途末路，可以在实现本土性的现代化转型后获得巨大发展空间，它的未来发展是将自身转化成一种新文化或新经济的资源构成^[6]。徐繁认为，虽然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农村手艺产业因创意不够、投入不足、经济效益不高而走向没落，传承难继几成绝技，但在有效保护手艺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和包装以实施产业化开发是有效策略^[7]。潘鲁生也指出，手艺资源流失、消亡情况仍然严重，存在未来艺绝、后继乏人的现象，其复兴不是简单地复制加工别人的生产样式、文化样式，而是找到自己的根基和脉络，走创意经济、设计产业之路^[8]。手艺产业对大众的影响力相对减弱，一般化销路受阻，向艺术发展转向是其重要路径^[9]，比如人们需要的日用品中有些并不是机器所能做的，表现个性的艺术品就是一个例子^[5]。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强调，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要努力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立足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扶持发展“一村一品”，带动农民就业致富。农村现代化产业推进发展目标的提出，将传统产业转型、产业创造、结构升级、新兴产业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么在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手艺产业衰落的社会表征是什么，导致其衰落的原因逻辑是什么，手艺产业得以继续存在和转型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是否可以成为农村未来发展的“品”与“业”？本文以江苏福乡柳条编织技艺产业(简称柳编业)为分析对象，运用田野工作、文献研究和拓展个案研究等方法，尝试对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手艺产业发展状况开展探索性研究，探究其衰落的社会逻辑，找出手艺产业未来发展路径。

二、 福乡柳条编织技艺产业发展现状考究

拓展个案研究是个案研究方法自身不断反思的新形式，其要旨在于研究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将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置于其所嵌入的非地方性和历史性的情境中进行研究，通过微观透视宏观现象的发展^[10]。本文旨在运用柳编业进行拓展个案研究，以探讨快速社会变迁进程下，乡村手艺产业面临的发展困境，背后隐含的机制逻辑以及以何种有效的方法推动乡村传统手艺产业的转型。本文拓展个案研究的区域——福乡，处于江苏省连云港市N县西北部，2002年由T乡与X乡合并而成，全乡总面积8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0.45万公顷，拥有30个行政村，人口6万余人。地处苏鲁交界，与山东语言风俗相近，曾一度成为山东管辖区域，深受齐鲁文化影响。

“柳编业”是一种商品生产行业，借助手工编织技法，以柳条为主要原料编成各种用品，也使用木、竹、纸、草、布、绳、塑料、金属等作辅助材料。编织技法有“十”字心布经、“米”字心布经、“四角”心布经、“六角”心布经、“龟”形心布经、平行布经、插柳布经法、单向拉花布经法等^[11]。福乡柳条编织产生于明末清初，距今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解放之前的传统社会，它是“L氏”家族的家庭产业，然后慢慢传于村内异姓村民和周边村落村民，成为村民养家糊口的家庭产业。解放之后，1952年之前由村民自己编织、自行到集市或村落出卖。1953年至1978年，柳编业先是成立“白柳专业社”，作为社办企业，归公社所有；之后“白柳专业社”解体，作为队办企业，归福乡生产队所有，由公社领导。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队办企业变成了私营工厂。1979年至2000年是柳编业发展最为迅速和辉煌的阶段，为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变革、结构调整以及现代性因素融入，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前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开始发生变化，农村社会的传统结构更加难以维系。^[12]在新的社会变迁情境中，福乡柳编业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集中表现在产业的“产销研”协作结构机制丧失。

第一，产业生产组织解组，产业原料基地丧失。在社会的转型加速期，柳编业生产组织趋于解组，主要表现为工厂倒闭和个体户破产。1978年改革开放后，柳编业引进了现代编织工艺和品种，产品出口国外，由队办企业变成了私营工厂，演绎了柳编业发展最为迅速和辉煌的历史，2000年之后私营工厂因国内外产品需求下降而纷纷倒闭。改革开放初期，福乡柳条编织个体户的出现是柳编业扩大和发展的体现，他们一部分是由柳条编织厂员工“自立门户”而成；一部分是由普通柳编业从业者经过自身努力“自学成才”而成。2000年之后，柳编业产品市场萧条，大量个体户的改行转业。原料——柳条是柳编业生产的“本”，自产的柳条使得产业生产更加便利，成本更加低廉。但进入新世纪后，在柳编产品市场萧条的连锁反应下，柳条市场价格低靡，甚至许多柳条根本卖不出去，理性的小农在权衡农作物收入后，开始放弃柳条种植。

第二，产品销量市场萎缩。在现代化、市场化浪潮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业制造产品出现，改变着社会成员的生产与生活，威胁着手艺产品在生产、生活中的实用价值。柳条编织产品亦是如此，农业生产方面，许多自编织以来就被用于农业、工业生产的产品被一些机器制造产品替代。例如，用于农田灌溉的“柳水斗”被水泵、抽水机等工具替代；用于盛放米、面等粮食的“柳笸箩”被金属、玻璃、塑料容器取代；用于运送土、粪、杂物的“长篮”被农用机车所替代；用于制盐的“柳铺垫、溜斗”等工具设备被现代制盐机器设备替代。生活方面，机器生产创造了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产品，渗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改变了人们原有生活必备用品。例如，村民用做针线活的“柳笸箩”，村民盛水的“柳罐”，盛放衣物的“柳条箱”等生活必需品已经被以塑料、金属为代表的机器生产制品取代。这使得柳条编织产品的市场需求度下降，产品销售受阻。

第三，产品研究创新停滞。福乡柳编业之所以从建国后逐步成长，改革开放后发展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手工艺人和手工大师总结经验教训，刻苦钻研产品技艺，更新产品艺术风格，造型上推陈出新，迎合甚至左右市场需求，创造了一批紧跟时代潮流、具有收藏价值的产品种类。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民主化、开放化的进程中，福乡柳编产品没能进行产品种类、样式的推陈出新，融入现代性文化要素，仍然停留在“柳笸箩、簸箕、斗圆、长篮、水斗、柳条箱、水果篮、插花篮、垃圾篓、婴儿床、购物篮、鸡蛋篮”等传统产品种类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产品销量降低，村民的投入无法获得适当的收益，柳编从业者越发稀少。

三、 乡村手艺产业衰落的原因

“嵌入性”^[13]理论研究表明，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其所嵌入的社会和文化密不可分，同理，对于产业的发展进行分析必须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14]，嵌入在以结构、制度、社会心理、人际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项目为维系纽带的社会网络体系之中^[15]，是由社会建构的。手艺产业的衰落亦是如此，那么柳编业这种衰落局势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 社会消费心理变化

消费具有二重性，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16]。随着社会开放度的不断增强，加之各种文化互动程度的加深，人们的消费心理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从经济属性上来看，物美价廉的消费产品更受欢迎，这些产品渗入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改变了人们原有生活过程中的必备品。在选择装东西的容器上，传统社会人都习惯用柳、草、木等器具。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倾向于使用金属、塑料、纸等容器，尤其自“塑料之父”贝克兰合成了第一种塑料并推动了塑料工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塑料产品被制作，人们更加中意结实、轻便的塑料制品。从社会属性上来看，随着物质生活显著改善、艺术鉴赏水平不断提高、外来文化不断渗透的影响以及自己内部发展的需要，人们不再追逐一般人体感官上的满足，而是追求具有高层次的理性艺术享受。对于物品的需求倾向不仅要求产品既实用又美观，还要求产品具有现代艺术性，能够把现代最新技术与传统的文化艺术更好地结合，使得物件既有个性又有现代特色并具有收藏价值。而面对人们消费心理的变化，福乡柳编业没能尽快地调整自己，快速跟上社会需求变化的步调，这成为其陷入困境的内在逻辑。

(二) 农村社会流动的常态化

手艺产业又被称作“活态工业”，因为产品的生产是机器设备无法取代的，只能依靠“活态”的人。福乡柳条编织经过数百年的历史积淀，手艺人在发明、传授、总结、整理、创新生产技艺上至关重要，不仅促使技艺文化产生，同时将“文化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从事经营的企业和个体户在产品销售、订购过程中提供支撑，促使“物质形态”转化为“金钱形态”，保证人们的经济收入。可见，“人”是乡土手艺产业的“活化石”，是活态的产业载体，“技生于人，技随人走，人亡技亡，人亡业亡，技亡业亡”。“人绝→艺亡→业衰”以及“业衰→艺消→人亡”是福乡柳编业的现实写照。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依据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者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理性化选择。^[17]进入新世纪，柳编业萧条，收益远远低于外出打工的收益。再加上，农村小农经营方式落后，发展机会缺失，农民无法从农村获取巨大的收益，常常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在现实境遇中，越来越多的村民迫于生活压力，纷纷选择到城市、发达地区乃至国外打工^[18]，将打工看成试图改变原有生活方式最便捷的途径。村落中柳条编织者大量外流，造成技艺传承、创新以及产品生产无人，加剧了这一行业的衰落。

(三) 农村财税改革的连锁性影响

1994年中国财税体制的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在上缴国家规定的税额后剩余的税额可以自行保留，在这样政策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就有条件努力利用和整合自己权限下的资源并参与到企业的行为中去，形成类似于拥有许多生意的大企业模式^[19]。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参与经济活动过程中开始出现变化，地方政府开始从其所有的企业中退出，进而实行企业改制。从2000年开始，政府开始了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农业税条例》的废除标志着农业税彻底废除。废除农业税又使基层政府财力大幅度减少，基层政府一方面降低对农业的投入，福乡有些村落从2000年后，农田水利、机耕道等设施建设停滞；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为了更好地解决财政困境，开始专注于具有较高发展潜力、能给政府带来更高财政税收收入的产业，放弃陷入困境或带不来较高财政税收的产业。同时政府将增加预算外(非税)收入作为弥补财政缺口的重要方法，例如土地财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伴随着现代工业类型的增多，可投资的项目增多，大部分投资者瞄向投资少、见效快、新潮时尚、大众市场需求强烈的产业。财税体制改革使得政府产业扶持偏向改变，柳条编织等传统手艺产业不再是政府扶持的重点，这某种程度上成为农村手艺产业面临发展困境又一原因。

(四) 农村手艺精神凋落，手艺行业灵魂丧失

作为一种传统的延续，手艺不仅传达着一种爱动手、善动手，通过手工劳动满足生活所需，解决生活困境，安身立命于世的精神，也传递着一种自我满足、自我充实的和谐美感，进行内心精神品质的形塑，即产业的“手艺精神”。它是手工技艺“隐形”的传统，积淀于人们的内心,成为手艺业的“文化因子”。柳编业在齐鲁文化熏陶之下，自其产生之时就蕴含着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实干勤奋、大公无私、诚实守信的精神，在技艺上保持着一种开放、创新、不墨守陈规的行业素养。进入二十一世纪，大多数村民认为靠柳编业谋生是繁琐、累人、费力、伤身体而不赚钱的。而且在工业化、现代化下，机器大生产以及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产业门类增多，为村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省力的劳作方式，以前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不怕繁的心态被及时行乐、只顾享受、怕脏怕累所替代。农村社会日益进步、开放，现代化、西方化的文化浪潮正在通过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新兴传媒手段渗入到乡土社会的每家每户，也使他们习惯的、纯正的乡土气息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村外出流动成为一种常态。从事柳编业生产被视为陈旧落后、没有“钱”途的职业。正如二十岁的WTG说的：“编花篮，做笸箩，真逗，那是老头子、老太婆干的，蹲在地屋子里，土里吧唧，脏兮兮，俺们年轻人要‘Fashion’点，不该干这个。”这也是为何乡土社会优秀的传统手艺在今天陷入后继无人、濒临失传的原因，这背后体现着手艺精神的衰落与凋零。

(五) 农村习俗的移易，击碎了手艺行业最后的文化依托

乡土习俗，是指一个地区的居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世代相习、积久而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称，是乡土社会群体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逐渐自发形成并共同遵从和传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乡土习俗与社会结构呈现出“二重性”特征，移风易俗受社会结构变革影响，习俗的移易又直接反映着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变迁。柳编业也是一个依附在传统习俗的行业，这种习俗为柳编业创造了一定的产品市场需求。从柳条编织产生直至数百年的延续，柳条编织在福乡周边村镇地域成为婚庆、亲属交往的“礼物”表征。男人娶妻，女人出嫁，亲朋好友都要送上一对“柳笸箩”，恭祝婚姻美满，成双成对，百年好合；小外甥满月，舅舅都要送上一个“柳兜圆”，祝愿外甥生命长远、兜金兜银；儿女成家立业，单立门户，父母要赠“柳簸箕”和“柳兜圆”，祝愿小夫妻俩生活殷实，幸福美满。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些习俗在福乡周边村镇逐渐消失，不仅使得柳条编织产品丧失了一定的市场需求，还体现了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缺失，是一种自我身份确认的流失，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知和情感的归附已经淡薄。

四、 手艺产业未来转型：文化产业

从N县实践调查的现实情况来看，农村还存在大量的类似于柳编业的手艺产业，现代机器工业并不能完全替代这些农村的乡土产业。由于现代机器工业很多具有投资大、能耗高、污染大、就地取材难等弊病，而手艺产业本身就具有就地取材、就地加工、量材为用、能量低、污染少、收益高的特点，再加上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必将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同时，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强调“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扶持发展‘一村一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就业致富”以及将“传统产业转型、产业创造、结构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看作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发展的目标来看，这些具有悠久历史和一定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手艺产业可以成为农村未来发展的“品”与“业”，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的重要载体。例如，福乡所在的N县区域，每个村庄都会有手艺性质的产业，涉及到黑陶、刺绣、木雕、石雕、贝雕、草编、竹编、剪纸等。这些产业多蕴含大量手工技艺和优秀传统文化属性，它的物质形态的创造与转化也含有现代性和文化性的基因，很多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这些手艺产业蕴含的文化可催生出巨大的生产力，它们的未来发展就是在不破坏文化内质前提下，进行产业创新、升级，走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实现产业的创新驱动，摒弃主要由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实现由人力资本质量和创新驱动的基于生产率提高的增长。因此，手艺产业向文化产业转型应遵循以下路径。

(一) 关注人类需求的内在性变迁

美国学者斯科特(AllenJ.Scott)认为，“‘文化产业’是一种‘基于娱乐、教育和信息等目的’的服务产出，和基于消费者特殊嗜好、自我肯定和社会展示等目的的人造产品的集合”^[20]。对于农村文化产业来说，它是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加快而发展起来的新兴领域，与农村传统产业有明显的区别。传统产业的产品主要用来满足对生产、生活等生存层次上的物质需求，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最底层的需求。而文化层次的主要特点便是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之时，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有的甚至只是单纯地满足精神层次的需求，产品是用来体现人这种社会性种群作为社会群体组成部分的文化性、精神性表征，是一种在生理需求之上的较高层次的需求。福乡柳条编织产品，改革开放之前，柳笸箩、柳簸箕、兜圆、长篮、水斗等产品种类是农业、盐业、家庭日常生活所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前满足物质生产、生活需求的柳条编织产品逐渐被现代塑料产品及其他机器产品取代，柳编业就要及时进行传统农用、日用等筐篮产品向现代工艺家居装饰、旅游休闲、玩具饰品、城市绿化等现代工艺文化产品的转变，迈进向文化产业转型的“现代性救赎”。

(二) 注重挖掘手艺产业的内在价值

在文化产业自身特性上，文化产业是一种新兴的绿色产业，它所依赖的资源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创作之后又会产生新的文化资源，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与环境，不会存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高污染、高排放的环境问题，在这样一个拒绝环境污染的社会，引起社会的衷爱。文化产业劳动强度低，多是一些精巧、轻松的现代文化设计，不同于那些具有较高劳动强度的工业，往往在一种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中进行，从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上都会吸引大量的劳动者参与，不会出现福乡柳条编织那种因工作劳动强度大、身体伤害程度高等迫使从业者放弃这一产业的影响因素。它在解决就业上比其他工业生产更具有优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表明，每百万元固定资产，重工业安排94人就业；轻工业安排250人就业；手艺行业可安排800人就业^[21]。

(三) 从供给侧入手，鼓励技术业态创新

随着结构的变迁与发展，社会开始进入了“消费时代”，人们对娱乐性、消费性文化产品需求进一步上升，这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手艺产业目前需做的便是进行自身技艺的创新，创造出满足市场需要的文化产品。研究已经发现，福乡柳编业发展处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技艺、种类的创新停滞，导致市场需求的消失。市场需求的消失导致生产的消失、农户谋取经济利润的消失，农户自然放弃这一产业，产业的发展就此停滞。同时，文化产业优于传统产业的一个重大属性便是“需求创造供给，供给也创造需求”的二重性。不同于传统产业多是以需求拉动供给，产品的生产依附于需求，最终使得产品的生产、供给处于被动局面，一旦没有了需求，整个产业的生产处于瘫痪。而现代文化产业要以供给来创造需求，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吸引着消费者前来购买和消费，通过高超的创意来吸引消费，赢得市场。较高的市场价值、市场需求必然带来较丰厚的回报，这从另一个侧面对于解决手艺产业“因产品没有市场无钱可赚而外出务工赚钱”的人力外流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有了创新的产品，有了市场，有了手艺人，有了市场从业者，手艺产业生产停滞的状况必然有所好转，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促进了手艺文化的延续。

(四) 举办产业节日，塑造手艺产业文化优势

节日，不仅仅是人类某种仪式的重演和某些公众的集会，还深深地镌刻着一个产业的文化记忆，传承着一个产业的文化魅力，是一个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源头活水。手艺产业发展要特别注重节日文化吸引力塑造，通过一年一度的手艺文化节日，吸引大批游客，来观光购物、体验乡村风情和手艺风光，让很多手艺产业借助节日这一平台，集聚人气、扩大名气，宣传推广自己的手艺和手艺产品，传播了传统文化，维持了固定客户群，扩展了市场，提升了知名度和美誉度，打造特色品牌，给手艺产业带来了做大做强的潜力，进而推动更多特色手艺、手艺产品走出本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五) 培育各类协会组织，加强手艺产业文化转型的社会化运作

一是建设资源型服务机构，如各类文化基金会等，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基金会运作，集中社会有意资助手艺文化建设的分散资金，投入手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二是建设手艺文化生产力的促进机构，如文化产业促进中心等，通过建立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法律咨询、中介服务及权威认证体系，创建学术研究机构、信息传播机构，发布有关手艺产业信息。三是建设文化产业的中介和评估机构。包括代理型中介机构，如版权代理机构、艺术家和艺术品代理机构等；交易型中介机构，如涉及文化的产权交易、版权交易、项目交易、广告交易等机构；评估型中介机构，如资质评估机构、产品鉴定机构等。通过这些机构保护和推动合法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要素的交易，推动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与开发。四是建设文化市场的中介服务机构，如票务网络系统、市场信息系统等，通过建立服务企业的平台，促进文化消费，繁荣发展文化市场。五是建设文化产业行业协会，通过开展行业自我管理，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开展海内外的文化产业交流与贸易合作。

(六) 及时融入互联网的产业思维，加快业态创新

进入21世纪，网络信息技术得到空前发展，信息技术与网络通信技术的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快速兴起，以及各种移动智能终端的快速普及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的数据种类和数量获得都呈井喷式增长，迈进了“大数据”时代。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产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因此传统手艺产业也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平台，将外部人才、资本、市场资源与本地特色资源有效对接，创造新的产业业态，加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产权、文化人才交易交流的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等农村手艺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增强市场综合服务功能。通过“互联网+传统手艺产业”带动各种传统手艺行业转型和市场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