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是其薄弱环节,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瓶颈,而探寻优化及提升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效果的路径,对于深化农村治理认识和推进农村治理变革,具有重要意义^[1] ｡小型农田水利等公共池塘资源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层面厘清农户参与这一类型公共事务治理的村庄集体行动逻辑,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善治"具有重要驱动作用^[2-4] ｡但现阶段,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的积极性及贡献都不高^[5-6] ,从理论上看,这一现象是由农户参与这一类型的村庄集体行动过程中,农户微观个体理性选择与村庄宏观集体理性选择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而基于地缘､血缘､亲缘等形成的关系网络,可充分发挥“桥梁"和“黏合剂"的作用,能显著地提高农户微观个体达成集体合作的可能性,进而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可有效促进村庄集体行动的成功,提高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效果,关系网络已成为影响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

关系网络与信任､规范被看作是社会资本的三大维度^[7] ,但社会资本与传统的资本概念有较大的区别,它是可作为正式制度补充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利益相关者在个体或集体行动中获得和利用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8] ,而关系网络是指以“地缘､血缘､亲缘" 为基础形成的一群特定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是个人生活的社会结构^[9] ｡国内外已有文献显示,在提升收入､提高就业､减少贫困､风险分担等方面,关系网络都有不同程度的作用^{[8, 10-14]} ｡然而,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文献较少,故本文以农户关系网络为切入点,探究其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机理,以拓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路径和丰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理论体系｡

考虑到村庄集体行动的类型较多,本文主要以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这一类典型的､与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农村公共事务为例,探究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现有文献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的意愿关注较多,而对农户参与这一村庄集体行动程度的探究较少,且从关系网络视角解析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影响机制的文献则更少^[15-22] ｡基于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将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解构为农户参与意愿和农户参与程度两个决策过程,进而考察关系网络对这两个不同过程的影响效应;(2) 将农户关系网络,分解为弱连接网络与强连接网络两个维度,进而探析这两者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影响效应的差异｡

二、 理论分析框架

由于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这一村庄集体行动的决策过程,包括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和程度两个阶段,因此,本文在区分两者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剖析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

嵌入性观点表明,行为人个体在作出相关决策时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是确定的^[23]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乡土关系型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或生活决策的影响尤为重要^[24]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过程中,农户的投资行为并不能孤立产生和发挥效应,社会关系必然嵌入其中,表现为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促进或制约^[25] ,而这一影响效应在特定的村庄､家庭条件下又存在一定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关系网络的异质性^[26] ｡

关系网络可以协调小型农田水利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并可通过农户个体间沟通及交流的方式,来传递不能在公共渠道流通的关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的信息,进而通过关系网络中的威望或声誉机制,将那些不能建立紧密的面对面网络的农户个体连接起来,来提高他们实现共同合作的可能性^[27]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地缘､血缘､亲缘的基础上,网络内部成员通过相互联系,可实现信息的有效流通与共享,以改变农户的思想及观念,这有利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提升;另一方面,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成员个体存在潜在的监督与约束作用,进而影响农户的个体行为决策,这有利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提升｡

关系网络异质性,可依据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过程中,农户对网络成员咨询的频次或联系的紧密程度,区别为弱连接网络和强连接网络两种类型｡弱连接网络,属于相对开放型网络,可使农户获得自身所属社会生活圈之外的新的信息内容及信息渠道^[28] ,这有助于农户视野的开阔,提高其认知水平,进而提升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弱连接网络更有可能给参与集体行动者带来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好处,其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也更有效率^[29] ,这可有效促进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程度的提高｡而强连接网络,属于相对封闭型网络,可为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提供社会信任的基础^[23] ,这可减弱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投机心理,从而提升其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而借由信任关系,农户也更愿意提供“人情"的帮助,并产生长期､频率较高的社会交换^[30] ,但类似的社会交换由于具有较强的群体内部一致性,使得强连接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程度的作用效果主要取决于网络中核心或精英成员的选择,致使其影响效应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两种关系网络相较而言,弱连接网络传递信息,强连接网络引发行为^[31] ｡两者差异的根源在于,获取信息及动员资源的能力不同,将会导致两者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意愿及程度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综上所述,关系网络的嵌入特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有重要影响,而这种嵌入效应主要通过信息获取､资源动员､观念传播､社会交换等路径来显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三、 模型､数据与变量 (一) 模型构建

以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这一类典型的村庄集体行动为例,可将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决策行为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农户选择参与或不参与村庄集体行动,即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第二个过程是选择参与的农户进一步决定投入多少资金,即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可见,只有在观测到农户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时,才能进一步观测到这部分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投资金额,因此,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在本文研究中是存在的｡

基于本文的样本选择机制,依据Heckman^[32] 和Greene^[33] 的研究,以y_1i 代表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以y_2i代表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以X_1i代表包括关系网络变量以及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村庄特征等一系列自变量,以Z_2i 代表包括X_1i 和识别变量在内的一系列自变量,进而构建如下模型:

(1)

(2)

式(1)代表决策程度方程,式(2)代表决策意愿方程,其决策机制为,当且仅当y_2i = 1(样本农户i 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时,y_1i才能被观测到｡式(1)与式(2)中,y_1i^∗ ､y_2i^∗ 是两个潜变量,y_i1 ､y_2i是两个可以观测的因变量,X′_1i､Z′_2i是两组自变量向量,α､β 是两组对应的待估参数,μ_1i､μ_2i代表残差项,服从均值都为0,方差分别为σ 和1,相关系数为ρ 的二元正态分布｡

基于式(1)和式(2),可建立对数似然函数如下:

(3)

式(3)中,lnL 表示似然函数的对数值,Φ(·)和ϕ(·)分别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其他符号含义同前所述｡根据式(3),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可求得本文实证研究所需的相关参数｡

(二)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数据源自项目组成员2014 年7—8 月,利用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式,对宁夏､陕西､河南3 个省份9 个县(区)180 个村庄1456 户农户进行的实地调研访谈,在删除无效样本后,最后得到180 个村庄的1440 份农户有效问卷｡宁夏地处黄河灌区的上游,而陕西和河南则地处黄河灌区的中下游,3 个省份在农田水利条件､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样本调研地区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次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样本农户家庭及其所在村庄的基本信息､当前小型农田水利投资与建设状况､样本农户家庭及其所在村庄的社会资本以及基本的农业生产经营状况等四个方面｡

(三) 变量选择

本文被解释变量^①有两个,即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前者是二元虚拟变量,后者是连续型变量｡对核心自变量关系网络的测度,本文依据Knight和Yueh^[36] 的研究结论,采用样本农户家庭拥有的亲友数来表征,进而根据Granovetter^[28] 和Liu^[37] 的研究,采用样本农户家庭拥有的亲戚数来表征强连接网络,而采用样本农户家庭拥有的朋友数来表征弱连接网络｡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本文选取以下三类:第一,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即受访农户的实际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农状况､健康情况｡第二,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即农户家庭可灌溉耕地占比､收入水平､地块数､劳动力状况｡第三,村庄特征变量,即村组数､土地调整､贫困村､资金使用｡对于识别变量^②的选择,依据已有文献^{[6, 20]} ,本文选取是否自有小型农田水利这一变量｡现有文献^[38] 认定,第一阶段决策意愿方程的识别变量与第二阶段决策程度方程的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是“程度"问题,而非“有无"问题,这是选取识别变量的依据｡从理论及数理上来看,本文识别变量对农户参与意愿确有较强的直接影响,而对农户参与程度也确有一定影响,但这一影响可能更多的是间接影响^③,因此,本文识别变量是恰当的｡本文研究所用主要变量的具体含义及基本分布情况见表 1｡

①本文被解释变量实际上是唯一的,为表述方便及分析细致,才分为“参与意愿" 和“参与程度" 两个进行论述,但是在模型回归时,是按统一的变量进行估计的｡Heckman 样本模型第一阶段的因变量是人为命名的,并非实际测算所得[34-35] ,而本文对这一因变量的构建是“参与意愿"｡ ②理想的识别变量应该对参与意愿有直接影响,但对参与程度没有直接影响,然而,完全符合该条件的变量几乎不可得｡ ③通过测度及分析识别变量和本文两个因变量的相关系数和回归结果可知,识别变量对参与意愿的直接影响较大,且显著,但对参与程度的直接影响较小,且不显著｡这一论证结果未在文中呈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由表 1 可知,70%的样本农户没有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而在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样本农户中,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程度的均值为964.02 元,这说明,大多数样本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不高,但样本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处于一个较高水平｡样本农户整体关系网络水平较高,但弱连接网络水平相比强连接网络水平低一些,这表明样本区域的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仍然很大｡样本农户年龄大多数处于51 岁以上,受教育程度较低,但健康情况良好,且绝大多数样本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样本农户家庭可灌溉耕地比例较高,年总收入均值为44800 元左右,地块数平均在5 块左右,家庭劳动力较为充裕,表明样本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较高｡样本农户所在村庄村组数多在8 个以上,大多数村庄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整,且大多数村庄属于非贫困村,其小型农田水利供给资金使用情况也较为透明,这说明,样本村庄生产经营及农田水利条件相对较好｡目前,大多数样本农户没有小型农田水利,这直接影响着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这一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

(四) 样本描述 1. 村庄基本情况

由表 2 可知,样本村庄有大约74%属于非贫困村,样本村庄间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异,有利于探究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异质性｡样本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大多数在8~16 公里这个区间段,表明样本村庄受市场化的冲击可能较高,这可能制约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超过一半的样本村庄的耕地面积集中于2000 ~ 6000 亩这一区间段,而样本村庄的村组数也大多处于7~14 个,这说明,样本村庄大多数属于中等规模的村庄,其生产经营条件及人口密集程度较好｡

2. 农户基本情况

表 2 显示出,样本农户以男性居多,大约占样本量的57%,年龄分布多集中于40~60 岁这个年龄阶段,且受教育水平以小学及以下居多,大约占到样本量的44%,这说明现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年龄偏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农户家庭耕地的地块数多在5 块以下,大约占到样本量的57%,表明样本农户家庭耕地细碎化程度不高,这影响着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决策行为｡

四、 实证结果分析

由实证结果表 3^① 可知,三个实证模型的Wald 卡方检验值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在整体上说明,三个实证模型都适用本文样本数据分析｡而相关系数ρ 的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实证模型都通过了1%或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都拒绝ρ 这一原假设,说明本文研究的确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应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处理这一实证研究问题｡根据表 3 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可从三个方面阐释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

① 由于弱连接网络与强连接网络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较高,若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二者进行实证分析,将导致较强的多重共线性,使得实证分析结果出现较大的偏误,故本文未同时引入二者进行实证分析｡

(一) 网络变量

表 3 中模型1 显示出,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均有显著正影响｡这表明,农户关系网络水平既可以显著提升农户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概率,也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投资金额｡一方面,拥有较高关系网络水平的农户一般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在处理村庄公共事务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其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其他农户积极参与村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这一类型的农户也能更好地分享信息与资源,较好地协调农户分担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成本,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对成员个体存在潜在的监督与约束作用,这有利于提高其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促进村庄集体行动的达成｡这一发现与Ostrom^[39] 通过全球大范围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

为深入解析关系网络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将关系网络这一多维概念解构为弱连接网络与强连接网络两个维度｡表 3 中模型2 的实证结论表明,弱连接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均有显著正影响｡弱连接网络多建立在业缘､地缘等关系连接之上,拥有较高弱连接网络水平的农户,其视野更加开阔,对传统农业发展落后现状有更多了解,能清楚认识到农田水利在传统农业向新型农业转变中的关键作用,较易形成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村庄集体行动的形成,而且,拥有较高弱连接网络水平的农户一般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有效地发挥其较强的交流沟通与社会动员能力,这会进一步激励其他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另外,弱连接网络水平较高的农户,其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也相对越高,致使其能承担更多的村庄集体行动成本,进而提升其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

表 3 中模型3 的回归结果显示,强连接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对其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有一定正影响,但不显著｡强连接网络多建立在亲缘､血缘等关系连接之上,拥有较高强连接网络水平的农户,在无形的监督或压力的约束下(例如,某些约定俗成的规范､惯例)会降低其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搭便车的心理,提高其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概率,较易促成集体行动的实现｡但是,拥有较高强连接网络水平的农户,由于常受到社群内其他成员决策行为的影响,使得其个体决策行为具有较强的社群同质性,致使这部分农户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时,多从众于其他农户的选择,导致强连接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程度的影响效应不明显｡

对比模型2 和模型3 可发现,强连接网络相对弱连接网络在提升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方面弱很多,这一结果与现有理论^①是相悖的,但也验证了强连接网络与弱连接网络,两者在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不同决策过程中作用机制是不同的｡一方面,强连接网络相对于弱连接网络,其传递的决策信息可能是冗余的^[40] ,这些重复信息的交流通常会强化原本的认知观点^②,从而限制农户进一步提升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强连接网络相对于弱连接网络,具有更高的同质性,其所带来的“人情偏好"和“同群效应"更为明显,农户碍于“面子"或“群体压力",会修正自我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投资行为,致使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投资金额具有更大的趋同性,而这种趋同性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使得其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程度的影响较弱｡

①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在研究关系网络的国内外文献中,有一个基本判断是,弱连接网络在国外( 特别是发达国家)更重要,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强连接网络在个体决策中的作用则更突出｡ ②比如,一些农户自身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不高,但其会将自我观点传播给强连接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加之其他成员也常缺乏和不同观点融合的机会,这种认知观点得到强化后,会导致其他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也不高｡

(二) 控制变量

由表 3 可知,控制变量中,样本村庄村组数､土地调整及贫困村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有显著负影响,但地块数与资金使用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村庄规模､土地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村庄收入水平均不利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但样本农户家庭耕地地块数越多,村庄小型农田水利供给资金使用越透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积极性越高｡样本农户健康情况仅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有显著正影响,其原因是,健康情况较好的农户能更多地承担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可有效提升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效率,因而他们更倾向于参与村庄集体行动｡而村庄土地调整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过多的土地调整会增加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进而降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

(三) 识别变量

表 3 中识别变量在三个实证模型中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本文选择的识别变量适用于当前样本数据分析,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得到了较好的处理｡表 3 实证结果显示,农户是否自有小型农田水利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原因在于,自有小型农田水利的农户,大多数属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大农户,他们比小农户能获得更大的农业产出收益,也更有能力改善农田水利条件,致使其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概率较高｡

五、 稳健性检验及边际效应分析

为检验实证分析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国内文献^[14] 多采用的测量方式来测度关系网络变量,重新估计实证模型,以探究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作用方向及程度,结果见表 4 中模型4 所示｡对关系网络变量用“农户家庭送礼的礼金支出" 来表征,其计量单位为千元｡由表 4 可知,模型4 与表 3 中模型1 的实证结果基本相同,说明本文实证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表 4 中实证模型1~3 进一步边际效应的分析表明,关系网络提高一个标准差,将增加农户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概率4.16%,弱连接网络提高一个标准差,将增加农户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概率2.38%,强连接网络提高一个标准差,将增加农户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概率4.12%｡而在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提升方面,关系网络提高一个标准差,会提升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119.26 元,弱连接网络提高一个标准差,会提升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147.47 元,强连接网络提高一个标准差,会提升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47.73 元｡

六、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宁夏､陕西和河南3 个省份实地调研数据,以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为例,运用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样本农户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比例仅为30%,但在选择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样本农户中,大多数样本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处于较高水平｡样本农户整体关系网络水平较高,但弱关系网络水平较强关系网络水平低一些｡

2. 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均有显著正影响,其各维度变量中,弱连接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均有显著正影响,而强连接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程度有正影响,但不显著｡

3. 控制变量中,村庄特征变量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都有较显著的影响,而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较弱｡识别变量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有显著正影响,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4. 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意愿及程度提升的边际效应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农户参与意愿提升方面,强连接网络较弱连接网络的边际效应略大一些,但在农户参与程度提升方面,弱连接网络较强连接网络的边际效应大很多｡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着眼于农户关系网络的建设与维护,充分发挥关系网络在促进成员间沟通交流及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优势,具体而言,可通过积极培育农户专业合作社､农户水利协会､农户灌溉小组等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组织,以有效促进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第二,加强村庄基层治理,注重农户关系网络中弱连接网络的作用,充分利用村庄精英团体的连带效应,激励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第三,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和村庄发展目标下,系统考虑农户需求及地区发展状况,构建全面的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平台,结合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引导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