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进城除了打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创业。事实上农民工城市创业活动非常活跃，遍布城市角落的各种饮食店、修理店、打印店、杂货店等都是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普遍类型。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其他创业主体(城市本地居民、学生、公司职员等)有显著区别，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工的城市创业活动表现出乡群聚集、扎堆创业的特点，即来自一个地方的农民工经常聚集在一起，并且几乎都在同一个领域开展创业活动，进而形成行业聚集和垄断。“新化文印”“沙县小吃”“桂林米粉”等都是其中比较鲜活的例子。

以往研究多从社会网络角度对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现象进行分析，社会网络能够清晰勾勒出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有助于解释创业群体中社会网络高度同质化的特征，但近年来农民工扎堆创业面临的问题给社会网络观点带来一些挑战。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新化文印发展至今的主要经营模式仍然是小规模、高强度作业、经营业务单一、产品高度同质，很多文印店没有正规经营许可，行业内部价格战不断，获利空间不断压缩，经营环境日趋恶化。不少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活动陷入经营模式高度同质化、产业低水平锁定的困境。为什么农民工没有像其他创业主体(如学生、公司职员等)一样把城市创业活动逐步正规化、走向产业良性发展的轨道？社会网络的解释力比较有限。

除了社会网络之外，个人特征是影响个体创业意向及行为的重要方面^[1-5]，在扎堆创业成因分析中考虑农民工特征很有必要，除了基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之外，个体对创业活动的认知特征也逐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国外学者提出创业自我效能来衡量这个概念。自我效能感是目前教育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Bandura提出，是其社会认知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具体是指个体对自己面对环境中的挑战能否采取适应性行为的知觉或信念。创业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理论在创业领域的应用，尤其以分析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影响的分析居多。以往研究发现个人经验、他人经验、社会劝导(周围人对创业的评价)、自身能力判断都会影响创业自我效能^[6-7]，农民工的个人经历、知识能力与其他城市创业主体差异较大，创业自我效能及对创业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农民创业是创业研究中的重要领域，目前国内外有关创业自我效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生、公司职员群体，对农民工的关注不足。分析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及其影响，一方面有助于在规范的创业理论框架下理解农民创业活动，另一方面也能够从个人特征角度解释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的形成和面临的困境。

本文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助创业自我效能的概念把个体创业认知特征纳入扎堆创业分析中来，对社会网络观点进行补充，希望能加深对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的认识。根据这样的思路，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城市资源匮乏、自身能力较弱的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呈现怎样的特征？这些特征对农民工创业意向的影响是怎样的，与其他创业群体有什么区别？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对其创业意向影响的特殊性是否导致了城市扎堆创业现象的形成？如果是，农民工的创业认知特征如何进一步导致扎堆创业发展过程中经营模式高度同质化、低水平锁定的困境？

文章从创业自我效能视角分析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的形成原因，利用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借鉴国内外研究设计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量表，描述分析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的特征。其次，在实证分析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基础上，总结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及其影响的特殊性。最后，把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及其影响的特征纳入城市扎堆创业分析中，探讨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与社会网络的互动关系，进而在农民工城市创业规律性特征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打破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低水平状态的建议。

一、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 (一) 文献综述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城市创业活动表现出乡群聚集和创业扎堆的特点，即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农民工聚集在一起在同一个领域开展创业活动，形成产业集聚和垄断。这些创业活动以私营个体经济为主，绝大多数属于水平较低的自我雇佣型创业，呈现劳动密集型特点，经营模式有较高的同质性。在城市社会排斥的背景下，社会网络是农民工创业的重要支撑，已经有不少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城乡二元结构下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身份双重隔离普遍存在，农民工城市创业主要依靠亲戚朋友老乡等社会网络强关系，表现出较为封闭的乡土社会网络^[8]，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体的师徒制有助于技能的习得和扩散，地缘关系形成了产业劳动力供给体系，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劳动力“供应—培训”格局。原本在店内打工的农民工在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借助社会网络内的创业资源复制一个小店完成创业过程，形成创业的“复制—自我繁殖”的再生产体系，创业活动沿着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网络关系原子式扩散^[9]，结果上表现为创业行为与社会网络的重合^[10]，最终逐渐演变发展成地域、行业聚集与垄断。

万向东认为同乡同行的农民工非正式自雇未来可能有两种走向：一个是关系网络被市场契约取代，从非正式自雇发展成关系网络和市场契约混合的正规化、组织化产业；一个是分散经营转向地域性、行业性聚集和垄断经营，容易利用社会网络发展成为紧密群体甚至非法团体。可以看出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活动走的是第二条，但还没有达到紧密群体的程度。事实上，农民工扎堆创业社会网络呈现外部边界相对闭合、内部联系相对松散的结构特征^[11]。松散的内部结构有助于创业信息传递便于农民工获取创业资源，外部闭合关闭了其他群体获得信息的途径，有利于本群体获得在该产业的绝对优势。但是外部边界清晰、内向汲取资源的社会结构导致农民工创业路径依赖，农民工从“路径依赖”输送“管道”进入了在本行业“打转转”的“锁定”模式^[11-12]，一定区域内新创业者的过度进入直接引发价格战^[9]。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活动沿着社会网络简单横扩张模式极易导致行业内部竞争加剧、整个行业的利润被拉低，最终使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活动陷入“低水平陷阱”^[13]。

一些学者认为造成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低水平陷阱”的原因是社会网络的反向作用。不论是在高端还是低端劳动力市场社会网络的正向支持功能都得到大量经验研究的支持，但关系网络会随着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发生变异和功能替代同乡同行创业集群中网络的支持功能逐渐被竞争关系所替代，实际经营过程中要刻意回避社会网络的不利影响^[8]。此外，正式制度的缺位迫使农民工对血缘、亲缘、地缘社会网全面依赖，“制度真空”和“过客心态”使得创业群体在遭遇产业“天花板”之后选择迅速迁移、回避竞争^[11]。由此产生的扎堆创业的地域“扩张”实际上是路径依赖、经营环境恶化导致的无奈之举。扎堆创业并没有改变农民工在城市的弱势地位，城市的物质和精神壁垒仍然是农民工创业活动的重大障碍^[13]。

除了社会网络之外个人特征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也非常大，但从上面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已有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的研究往往忽略对农民工主观能动性的考察。农民创业相关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业创业经历、培训经历等基本特征会影响农民创业行为^{[1-3, 14]}。一些带有主观判断的个人因素，如风险感知、风险态度、自主性、成就动机、资源获取等也有重要影响^{[3, 5]}。笔者在湖南新化文印店调研中发现，一小部分文印行业农民工跳出了开文印店的传统路径，开大型图文店或文印设备公司，甚至在其他领域创业，争取了较大的获利空间。在社会网络同质性较高的情况下，个体特征的差异可能是造成创业行为差异的原因。此外，扎堆创业的农民工没有像其他城市创业主体(学生、公司职员等)那样改进创业内容和管理水平，进而促使创业水平实现质的提升。究其原因除了城市资源匮乏之外，农民工在个人能力和经验上与其他创业主体差异较大，这种个人特征引起的对创业活动的认知与其他主体会有所差异，进而影响后续的创业意向和行为。所以，分析农民工扎堆创业时考虑个人特征的影响很有必要。

在国外创业研究中创业自我效能是一个重要概念，广泛用于对潜在创业者创业意向的分析。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在1997年提出自我效能概念，来解释知识与行为之间的自我参照调节因素，可以把它理解为个体对自己面对环境中的挑战能否采取适应性的行为的知觉或信念^{[6, 15]}。这一概念的背后暗含的意思是拥有知识、技能与能够整合这些技能从而表现出胜任行为之间有很大差别^[16]，个体的自我认知对其行为意向的影响是重要的。创业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是指一个人对于自己有能力成为并做好一个创业者的自我评价^[17-18]。在创业事件模型(SEE)和计划行为理论(TPB)中，创业自我效能是行为意向形成的前提，直接决定了创业意向的形成，正向持久的自我效能能够增加个人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19]。由于创业自我效能衡量的是潜在创业者对自身进行创业活动的自我认知情况，并没有发生实际创业行为，所以大量研究主要在分析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创业意向是指引导个体的关注点、经历和行为向有计划的创业行为靠拢的心理状态^[20]，是潜在创业者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一种主观态度^[21]。创业自我效能决定了创业意向的强度以及这种创业意向最终转化为实际创业行为的可能性，能够较好地区分创业者及非创业者^{[17, 19, 22]}。目前在创业自我效能测量上国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公认的测量量表^[19]。以往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存在差异。创业意向是农民能够最终实施创业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民创业研究的重要议题^{[1, 3, 5]}。农民工其他城市创业主体(学生、公司职员等)在个人经历、知识能力等方面差异较大，创业自我效能及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否进一步导致城市扎堆创业的形成，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总的来看, 已有研究多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解释农民工扎堆创业现象的形成，但却忽略了农民工个体特征的影响。忽略农民工在城市创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可能会高估社会网络带来的影响，也难以对扎堆低水平创业的现象进行合意的解释。国外创业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创业自我效能是对个体主观能动特征的测量和评价，广泛用于创业意向相关研究，从创业自我效能角度对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现象进行评价，并能够对扎堆创业研究进行补充。

(二) 研究假说

本文的思路是借助创业自我效能概念把个体特征纳入到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形成机制的分析中来，先借鉴国内外较为成熟的有关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向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讨论农民工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如何导致扎堆创业的形成。

创业自我效能可以细化为多个子指标。过去创业自我效能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学生或者有正规工作的职员，创业行为也默认为是正规部门的正规创业活动，因此通常把创业自我效能划分为营销能力、革新能力、管理能力、风险承担和财务控制等方面^[19]，国内一部分研究则分为创业管理、创业领导、创业坚持等^[23]。农民工的自身条件和创业类型与其他群体差异较大，直接采用已有的分类方式显然不适合。彭艳玲等在对农民工创业的研究中，将创业自我效能分为资源获取、人际关系、机会识别、风险管理以及创新管理^[24]。孙红霞等将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分为机会识别效能感、组织承诺效能感、管理控制效能感和风险承担效能感^[25]。结合农民工实际情况和以往研究经验，文章把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分为四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讨论扎堆创业现象形成的机制。

一般认为，创新是创业行为产生的基本前提。对实际创业者而言，革新起到的作用最大^[19]，创新既是企业建立的基础，也是维持生存的关键所在^[24]。创业自我效能中的创新管理对学生和职员创业意向的产生和强度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创业也是创业活动的一种，应当具有创业活动的基本特征。尽管农民工城市创业可能大多处于维持生计，但创业活动的背后实质还是对创新机会的把握。所以农民工对自身创新管理能力的信念越强，越有可能产生创业意向，进而迈出扎堆创业的第一步。但是对身处扎堆创业情景下的农民工而言，本行业经营模式同质化程度非常高，进入壁垒由于信息高度共享而降低，产业扩展形式基本是简单的复制，对发掘并把握创新机会能力的要求并不高，所以创新管理能力在本行业内创业的促进作用可能并不大。但如果是在不熟悉的领域创业，创新管理能力就非常重要，直接决定是否能够打开新的市场、获取市场份额。由于扎堆创业集群本身对创新要求不高，已经进入的创业者很难发现新的机会跳出圈子，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内的社会网络和经营模式同质性。所以关于创新管理自我效能的假说为：

假说H1a：农民工创新管理自我效能与其行业内创业的意向没有显著关系

假说H1b：农民工创新管理自我效能越强，在本行业之外创业的意向越强

资源获取自我效能反映了创业者动用资源支持创业活动的能力，这对自身资源禀赋比较缺乏的农民工来说非常重要。以往创业自我效能的研究通常用资金管理和控制能力来反映创业者的资源动员自我效能^[19]，但农民工的城市创业活动大多是非正式自雇，显然不能用资金管理和控制能力来衡量。农民工自身知识技能、资金储备比较低，城市本地资源也十分匮乏，要进行创业，必须要动员周边资源。身处在扎堆创业集群中的农民工主要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创业资源，如果农民工能够有自信动员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农民工就更有能力把握住创业机会和承担创业风险，进而开展创业活动^{[3, 26-27]}。如果农民工想跳出创业集群，集群内社会网络能够提供的信息和资源就非常有限，个体的资源获取能力显得更为重要，获取资源的信念和能力对行业以外创业意向的影响更大。资源获取自我效能对行业内外创业的影响都是重要的，所以第二个假说如下：

假说H2：农民工获取资源自我效能越强，创业意向越强

机会识别是指创新机会出现时农民对创业机会的一种主观判断和辨别。对创业机会的把握反映了农民工在机会识别过程中对机会的认可程度及渴望程度。农民工对创业活动的认同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来把握创业机会。机会识别的作用在于有针对性地提高创业能力，并对创业信息进行收集，在一般创业中机会识别做得越充分，创业可能性越高。但扎堆创业集群中社会网路呈现外部闭合、内部松散的特点，网络内部有关本行业的信息共享程度比较高，以亲缘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师徒制提供了技术和管理技能培训，农民工在本行业内为获取创业机会付出的成本非常低，只要通过简单复制经营模式就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店铺。在不熟悉的行业进行创业活动则需要农民工自己对创业机会进行识别，机会识别能力越强的农民工在行业外创业的意向也就越强，但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大。在扎堆创业集群中的农民工需要对两种创业行为进行权衡，出于对成本和自身机会识别能力的考虑，绝大多数农民工选择在本行业内创业，加剧了创业扎堆集聚。

假说H3a：农民工机会识别自我效能与其行业内创业的意向没有显著关系

假说H3b：农民工机会识别自我效能越强，在行业外创业的意向越强

最后是风险管理，创业活动本身都具有一定风险。学生创业和职员创业研究中风险管理对创业意向有显著影响，农民创业中风险管理也是重要因素^[26]。以往研究表明，风险态度较积极、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农民工对创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创业风险态度较为乐观，创业倾向比较高。在扎堆创业集群中，对于有创业打算的农民工而言，提炼固化的经营模式面临的经营风险比自己另起炉灶要低得多。对于行业内部竞争日趋激烈局面，扎堆创业也通过“漂移”的方式来回避内部竞争。对已经身处在扎堆创业集群中的农民工而言，只需要继续模仿现有创业者的经营行为就能够大大降低经营风险。然而要在行业以外创业，农民工面临的风险则是全方位的，且没有一套可以借鉴的风险应对方式来解决，只有风险管理能力非常突出的农民工才会选择在其他行业进行创业。所以风险管理自我效能对农民工创业意向有正向影响，对跳出本行业创业的影响更大。

假说H4：农民工风险管理自我效能越强，创业意向越强

总的来看，扎堆创业中较高的社会网络和经营模式同质性降低了行业进入壁垒，降低了对农民工个体的要求，尤其是创新管理和机会识别能力。处在扎堆创业社会网络中的农民工有获取本行业创业资源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鼓励农民工源源不断进入成为新的创业者，促进了扎堆创业的形成和扩张。然而由于这些创业者本身创业自我效能水平并不高，只能简单模仿前人的经营模式；产品和管理缺乏创新，只能依靠低价竞争这种内向汲取的方式赚取收益。当一定区域内的市场饱和之后，即便通过“漂移”的方式开拓新的市场、获得暂时收益，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创业水平，新市场最终又会出现恶性竞争。农民工创业者于自身能力限制，无法跳出路径依赖，难以推动产业升级，扎堆创业最终落入低水平陷阱。

二、 变量选择和描述分析

本文以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现象中的一个典型——湖南新化文印现象为例探讨个体创业自我效能对扎堆创业现象形成的影响。在新化文印现象中，来自湖南新化县的农民工集中在文印行业开展创业活动，形成以湖南新化人为主体的文印行业集聚和垄断。新化县是湖南娄底市下属县，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繁，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5亩，仅依靠土地难以维持生计^[9]。然而来自一个县的农民工几乎垄断整个文印行业，尤其是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小规模打印店，广布于各大城市办公区或高校。由于占有产业链上的绝对优势，新化打印店的报价普遍较低，周边其他打印店难以与其竞争而被挤出市场，同行称之为“文印蝗虫”。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新化农民工在文印行业扎堆创业的现象，笔者团队于2013年7月—10月对北京、郑州和西安三地新化文印行业店主和店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共获得192份店主问卷和282份店员问卷。从户籍分布上来看，52%的店主是湖南人，其中湖南新化籍在湖南籍中的占比达72%，46%的店员是湖南人，其中湖南新化籍占36%，远高于其他省份。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被访者户籍集中分布在湖南新化，呈现出明显的“扎堆”特征。

实证分析采用店员数据。由于创业自我效能衡量的是潜在创业者对创业活动的自我认知情况，店主已经发生过创业行为，所以对其衡量创业自我效能意义不大。店员是潜在创业者，可以借鉴国外研究方法测量创业自我效能及其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店员部分包括282条记录，除去年龄在16周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问卷共9份，样本量为273个，样本详细记录了店员的就业现状、以往的就业经历、创业意向、社会网络等信息。

(一) 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

根据创业自我效能的定义和以往较为成熟的量表，笔者结合农民工的特征设计扎堆创业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量表(见表 2)。创新通常包括几个层次，在这里分为新的产品和服务、新的市场、新营销和管理方式三个层次。创业资源获取则可以根据资源种类的不同分为创业信息、创业资金和创业团队三方面。机会识别根据个体搜寻创业的积极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关注创业信息，获取外部提供的创业机会，如政府出台新政策、提供创业知识培训等；另一方面主动搜集创业信息，积极发掘创业机会。最后根据风险发生的时序分为风险发生之前的预测与评估、风险发展过程中的判断与决策。量表一共包含10个问题，采用李克特五级形式。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得到KMO值为0.761(大于0.5)，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P值小于0.05，因子分析提取出4个公因子，因子解释总变异达到74.59%，大于60%，说明结构效度很好。Cronbach’sα系数为0.811，大于0.6，说明量表信度比较高。以因子载荷为权重，对每一公因子求加权平均，得到创业自我效能的4个子变量，根据含义分别命名为创新管理、资源获取、机会识别和风险管理。

创业自我效能与个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相关(见表 3)。相关分析表明，创业自我效能与性别在5%的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男性的创业自我效能要比女性高。年龄越大，创业自我效能越低，创业自我效能最高年龄区间在21~3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越高，创业自我效能越高。工资水平和创业自我效能在统计上没有明显关系，但可以看到两个高点，一个是工资在1000元以下的分组，一个是工资在4000元以上的分组，两组中创业自我效能较高的比例在60%左右，高于其他组40%多的水平，这可能反映了创业中生存型和机会型两种不同动机。

(二) 农民工城市创业意向

创业意向的衡量基于农民工主观评价，有创业意向记为1，无创业意向记为0，样本中有创业意向的有129人，占比为47.25%。对文印行业农民工个人特征与创业意向进行交叉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4。男性相对女性具有更高的创业意向，年龄越大，创业意向越低。当农民工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中专以下时，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创业意向在增加；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时，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但还是接近一半的比例。后者可能说明，当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时，农民工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就业机会，较好的工作机会意味着选择创业会有较高的机会成本。从每月工资上来看，独立性检验和相关系数的结果都不显著，说明创业意向在不同工资的农民工中间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与之前有关农民工返乡创业或者城市其他主体创业有一些差异。

(三) 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

为了初步探索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的关系，将创业自我效能四个指标标准化之后与创业意向进行交叉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 5。创新管理与创业意向的交叉分析没有通过独立性检验，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工创业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对创新性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是农民工风险承担能力比较弱，选择创业时以稳健型投资为主，对创新的要求也不高。资源获取的主观能力越高创业意向越高，两者的交叉检验显著，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中资源获取能力强的比例达67%，比无创业意向的高出超过20个百分点，无创业意向的农民工的资源获取能力主要分布在低水平的区间内。机会识别的主动性越强创业意向越高，农民工的机会识别的主动性总体上都比较高，但有创业意向的相对较高，比无创业意向的高大约10个百分点。风险管理能力越强创业意向越高，交叉检验的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不同风险管理能力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在无创业意向的农民工中，风险管理能力较低的占比较大，达到57.34%；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中，风险管理能力较低的比例仅为37.88%。

三、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这一部分利用数据检验第二部分提出的假说。实证模型首先建立起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根据实证结果分析处在扎堆创业集群中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及其影响的特征。实证分析采用二元Logit模型，模型设定如下式，innovation为创新管理自我效能，resource为资源获取自我效能，opportunity为机会识别自我效能，risk manage为风险管理自我效能，Z为控制变量，μ为随机误差项。

基本控制变量包含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工资等。加入打工经历和创业经历控制以往工作经历的影响^{[1-3, 28]}，加入亲戚比重和创业亲戚比重反映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支撑情况^[10]①，最后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以西安为基准组)。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6。

①亲属比重是指亲属关系占所有关系的比例，可以用春节拜年者中亲属在拜年网总关系中出现的比例来近似^[29-30]。创业亲戚比重是亲戚中创业者所占的百分比，以往研究表明行为榜样对个体创业行为有很大影响，社会网络观点中创业者的帮传带作用直接引导农民工成为新的创业者，所以有必要在研究农民工创业行为时考虑社会网络中创业者的影响。

(一) 创业自我效能对总体创业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1. 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

实证采用逐个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估计，结果如表 7，(1)列控制变量包含基本人口信息和地区虚拟变量，(2)列加入2个社会网络指标，(3)列加入工作和创业经历指标，似然比检验表明模型总体上显著，创业自我效能4个指标具有联合显著性。创新管理的系数值比较小，且统计上不显著。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后，资源获取的系数为正，大小为0.314，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资源获取自我效能越强，创业意向越高。机会识别的系数不显著。风险管理的系数值为0.43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风险管理自我效能越强，农民工城市创业的意向越高。利用方差膨大因子(VIF)检验方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均小于5，说明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结果比较可靠。此外可以看到男性的创业意向更高，年龄较大的店员创业意向较低，社会网络变量中创业亲属的比重越高创业意向越强，有更多打工经历的店员创业意向越强。从总体上来看，资源获取和风险管理的能力对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和机会识别的影响不明显。

为了进一步区分创业意向强度，假设潜在创业者对未来创业计划想得越清楚创业的可能性就越大，根据问卷问题将创业意愿强度进行划分。问卷中有两个针对创业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创业”，把“没有具体时间表”设为1，“未来一年之内”设为2，“未来三年之内”设为3，“未来五年之内”设为4；第二个问题是“创业初始投资打算投入多少”，把“5万以内”设为1，“5万到10万”设为2，“10万到20万”设为3，“20万以上”设为4。基准组仍然是没有创业意向设为0，采用Order Logit模型估计(见表 8)。模型的似然比检验显著，且方差膨大因子VIF值均小于5，说明回归结果是比较可靠的。区分创业意向强度之后，资源获取和风险管理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创新管理和机会识别的系数并不显著，与上一部分的回归结果非常相似。

整体来看，创新管理自我效能的作用不显著，这是与其他城市创业主体很不相同的一点，对于农民工而言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农民工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比较低，发现和识别创新性创业机会的能力比较弱；第二，农民工创业大多选择风险较低的项目，并且社会网络中创业成功者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至关重要，说明农民工创业大多是一种复制型或者模仿型创业，只要习得已经提炼出来的经营模式，创业就能够维持下去，创新成分比较少，因此对创新管理的要求比较低。机会识别的系数不显著可能与行业内部信息高度对称有关，扎堆创业中，同质化的社会网络结构有利于信息流动，紧密分布的社会网络提高了信息的共享程度，农民工不需要通过机会识别来降低信息不对称。

2. 个体特征、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

农民工个体特征、经历存在异质性，那么这些个体特征是否通过导致创业自我效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创业意向上的差异？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考虑在回归中加入个体特征和创业自我效能的交互项进行检验。在每一个回归分析中，着重分析的个体特征和自我效能变量均经过中心化处理，以避免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对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打工经历和创业经历、社会网络)与创业自我效能进行交互之后，得到以下三个回归的交互项是显著的^①。

①其他回归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风险管理和创业经历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见第1列)，说明拥有创业经历的农民工风险管理自我效能越强创业意向越高，以往的创业经历能够积累创业经验，使农民工在面对潜在创业风险时有更好的应对措施和抵抗风险的把握，因此能够增加创业意向。后面两个回归尽管交互项显著，机会识别和创新管理分别作为主效应均不显著，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没有太大意义，且第三个回归中加入交互项之后原本显著的创业亲戚比重的系数变得不显著，说明加入交互项之后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可能并不可靠。

这一部分的分析表明，个体特征主要是通过影响风险管理来影响农民工的创业意向。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民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风险管理自我效能上，风险管理自我效能越高的农民工，有创业意向的可能性越高。描述性统计分析中表明资源获取和个体特征也有一点关系，但结果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的资源主要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取，依靠乡缘、地缘、业源等网络农民工能够获得创业所需要的人、财、物^[31-32]，所以资源获取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在其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其人口统计学特征关系不大。与此同时可以看出社会网络确实对农民工创业至关重要，尤其是社会网络强关系中创业者示范效应非常突出，这与以往研究得到的结论一致的。

(二) 创业自我效能对行业内、外创业意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身处在扎堆创业集群中的农民工可以选择在已有的行业内创业，或者在其他行业创业。那么农民工的创业自我效能特征会导致怎样的创业倾向？这样的结果是否进一步促进扎堆创业的形成？这一部分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进一步对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把创业意向进一步分为三类，无创业意向的记为0，有文印行业创业意向的记为1，有非文印行业创业意向的记为2。由于三种分类之间的间距不一定相同，采用无序多值选择模型Mlogit回归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Ⅰ)

(Ⅱ)

其中π₁表示在文印行业有创业意向，π₂表示在非文印行业有创业意向，把没有创业意向的作为基准组，回归结果见表 10。

1. 创业自我效能对行业内创业意向的影响

这部分的结果对应表 10的(1)(2)列，从创业自我效能的四个指标上来看，资源获取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民工资源获取自我效能越强，在文印行业创业的意向越强。风险管理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民工风险管理自我效能越强，在文印行业创业的意向越高。创新管理的系数不显著，且系数的值非常小。机会识别的系数也非常小，且系数的值为负，与预期的方向相反。利用方差扩大因子(VIF)检验方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均小于5，说明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验证了文章假说。创新管理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文印行业的经营模式经提炼固化后可复制性和可模仿性增强，复制经营模式就可以使创业活动步上正轨。机会识别对创业意向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文印行业中的农民工面对的创业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小，获取行业内的创业资源对农民工个人能力的要求并不高。资源获取的显著影响说明，即便是对处在扎堆创业情境下的农民工而言，获取创业资源对创业倾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同样的，风险管理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民工对创业风险比较敏感，只有对风险可控，农民工才会选择创业。

2. 创业自我效能对行业外创业意向的影响

这一部分关注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对行业以外创业意向的影响，回归结果对应表 10的(3)(4)列。创新管理的系数不显著，假说H1b没有得到验证。资源获取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系数值的大小在0.4左右，经济上也比较显著。风险管理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的大小在0.45左右，经济上也非常显著，说明农民工风险管理自我效能越强，在非文印行业创业的意向越高。从系数的大小来看，资源获取和风险管理的系数比在行业内创业的系数要大，说明资源获取、风险管理对非文印行业创业意向的影响更大。利用方差扩大因子(VIF)检验方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均小于5，说明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创新管理对非文印行业创业意向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创业领域普遍进入的是技术水平、经营水平较低的行业，进入壁垒比较低，不需要较高的创新自我效能。另一方面，扎堆创业情境下的农民工并不是为了提升创业水平而产生在其他领域创业的意向，很有可能是扎堆创业内部经营环境恶化的无奈之举。机会识别对创业意向没有稳健的显著影响，这与之前的预期有一定差异，之前认为在非文印行业创业需要通过机会识别来克服行业差异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或许进一步说明农民工的创业水平并不高，可以通过复制或者模仿经营模式实现创业行为。资源获取和风险管理对非文印行业创业仍然是重要的，没有了前人的经验和社会网络内创业者的支持，跳出原有的圈子进行创业的风险更大。此时资源获取能力越强，创业就能准备得越充分，风险管理的能力越强就越能够抵抗风险的冲击，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创业倾向也就越大。

(三) 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意向与扎堆创业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身处在扎堆创业集群内的农民工而言创业自我效能对行业内外创业意向的影响是相似的，但在程度上存在差异。资源获取和风险管理对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外，但对行业外创业意向的影响程度更大。创新管理不显著与农民工自身特征紧密相关，并且更进一步说明农民工创业以复制型和模仿型为主。湖南新化农民工聚集的文印行业代表了一种复制型或者模仿型创业，这种创业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为联结，经营内容高度同质。农民工只要模仿已有的创业者，复制其经营方式，就能够存活。机会识别不显著与复制型创业较低的进入壁垒与扎堆创业较高的信息共享特征有关。社会网络直接起到了技术和经营信息传递的作用，这就为处在社会网络中的潜在创业者提供了足够的创业资源，加上创业内容本身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并不高，不需要农民工有较强的机会识别自我效能。

分类回归中社会网络变量和就业经历也呈现出很有意思的结果。对行业内创业意向而言，亲戚比重的系数不显著，但创业亲戚的比重却是显著的；对行业外创业意向而言，亲戚比重显著但创业亲戚比重不显著。前者的结果恰好验证了扎堆创业中行为榜样的突出作用，创业成功者的“帮、传、带”使得创业沿着血缘、亲缘、地缘网络扩散，能够为社会网络中的个体提供更多的创业信息和创业机会，促进创业行为向同一行业聚集。后者则说明社会网络在一个新的创业领域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扎堆创业内社会网络已经难以提供新领域的信息和机会，但较高的亲戚比重能够解决前期资金不足、风险应对等方面的问题，起到的是托底作用。从就业经历上来看，打工和创业经历对在行业内创业意向的影响并不大，这是因为在社会网络和行业高度同质化的情况下，行业内信息流动和资源流动频繁，并不需要特别的经验积累。在行业外创业则不一样，打工经历的系数是显著的，说明以往打工经历确实能够为潜在创业者积累经验并激发其行业之外的创业倾向。创业经历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本身店员的创业行为就不多，创业行为变量在店员之间的差异较小。

综合而言，细分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相对于其他创业主体而言，农民工知识技能水平相对偏低、风险承担能力较弱，难以进行较大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所以多选择经他人实践提炼的创业项目。在城市排斥、正式制度缺位的背景下，血缘、亲缘、地缘社会网络成为农民工获取创业资源的主要依靠。由于创业所需技术要求并不高，亲戚和老乡之间“帮—传—带”技术培训模式成为可能，加速了技术扩散过程，提高了社会网络内创业资源共享程度。与此同时社会网络本身也自然屏蔽了其他地方创业者的进入，使扎堆创业集群中的个体获得绝对优势。在社会网络的作用下，行业进入壁垒进一步降低，一些创业自我效能较低的农民工也能够进入开展创业活动，促进了产业扩张。然而由于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水平并不高，产业扩张并没有带来产业升级。较低的创新管理自我效能使创业活动缺乏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扎堆创业者只能通过价格战这样内耗的方式来扩张市场，一旦一定区域内市场容量趋于饱和，马上转到下一区域。较低的机会识别自我效能使农民工难以发现行业外的创业机会，扎堆创业情境下的农民工逐渐形成路径依赖，容易进入但要跳出本行业开拓新市场则非常困难，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集聚、恶化了市场经营环境。所以，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是社会网络和创业自我效能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加剧了行业锁定，使扎堆创业落入低水平陷阱。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民工城市创业有乡群聚集、行业扎堆的特点，过去研究多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加以解释而忽略个体主观能动的影响，本文从创业自我效能的角度补充探讨农民工城市扎堆创业的形成机制。把创业自我效能细分为创新管理、资源获取、机会识别和风险管理四个指标之后发现，不管是在农民工自身所处的行业内还是行业外，资源获取和风险管理自我效能越强，创业意向越高，在行业之外创业资源获取和风险管理的作用更为明显，创新管理和机会识别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扎堆创业的形成和困境。外部闭合、内部松散的社会网络结构保证了农民工在本行业内部获取创业资源的优势地位，较低的创新管理自我效能使得农民工多选择已经提炼固化的经营模式，进一步降低农民工的创业进入壁垒。如果农民工具有较高的风险管理和资源获取自我效能，能够整合社会网络资源并应对创业中的风险，创业意向会比较高。较低的进入壁垒吸引农民工利用复制或者模仿的方法迅速起价，促进创业活动沿着社会网络向外扩张，加剧城市创业的网络同质性和行业同质性，以至出现扎堆现象。由于农民工创业自我效能水平并不高，创新管理和机会识别自我效能不足使得他们很难通过改进产品或管理方式提升创业水平，或者把握新的创业机会在新的领域开展创业活动。新创业者不断涌入、已有的创业者又难以跳出固有的圈子，市场饱和引发恶性竞争，呈现低水平锁定状态。

所以分析扎堆创业不能忽视个体特征的影响，要打破农民工城市创业低水平均衡，需要注重提高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增加对农民工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的扶持力度，保障农民工获取创业信息和创业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增强农民工获取创业资源的能力；第二，建立并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民工抵抗创业风险的能力，减少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后顾之忧；第三，对农民工进行创业风险应对、创新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增强农民工应对经营风险的能力，鼓励知识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创新产品和管理服务，增加创业产品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