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有宅基地面积广阔，但闲置严重。据测算，2013年我国宅基地等农村居民点的闲置用地面积达185万~285 万公顷，相当于城镇用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并且随着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移，宅基地的闲置将进一步加剧。因此有效引导农户退出宅基地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需要。然而，宅基地退出不仅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作为宅基地用益物权主体的农户的退出意愿更是具有决定性作用^[2]。目前，学者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作了大量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户主个人特征、家庭资源禀赋、家庭非农就业^{[3, 4, 5]}、户籍制度^{[6, 7]}、宅基地退出政策与补偿方式^{[8, 9]}、农户对宅基地政策了解程度^[10]、宅基地退出中农民知情情况等^[11]。但这些研究大多没有将宅基地退出置于农地流转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加以研究。从现实观察来看，农户在农地转入、转出和未流转的不同情境下，其利用宅基地存储生产资料、农具、农产品的诉求有明显差异，对宅基地靠近耕作地以减少农业生产的通勤成本的需求也不同^[12]，导致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农业生产辅助功能的依赖程度有显著差异，从而在农地规模化流转背景下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农地转入或转出也会对农户的非农就业产生拉力或推力作用^{[13, 14]}，从而影响农户对非农就业的预期与信心，而家庭非农就业情况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15, 16, 17]}。因此，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必然会影响到农户对宅基地的功能需求，进而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对此关注不多，仅有少量研究注意到农户可能因为退出宅基地之后不再方便耕作而不愿意退出^[18]，但没有进一步追踪农地规模化流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2014年底，全国农地流转比例达到30.4%^[19]，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化经营必将进一步发展。农地流转范围不断扩大必将使得农地流转作用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不断加深，因此将宅基地退出置于农地流转的新形势下来考察，对进一步明晰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促进农户有序退出宅基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2014年江苏省农地流转比例为55.4%，农地流转进程远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样本。本文将以课题组2014年在江苏省实地调研所获得的855份农户样本为例，实证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与结果。

下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以农地流转下的宅基地功能变化为出发点，理论分析农地流转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过程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样本数据来源及统计结果；第四部分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方程进行估计，以验证第二部分的研究假说；最后是文章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根据农地流转中农户流转行为的差异，本文将农户划分为转入户、转出户和未流转户。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宅基地的功能诉求各不相同。农村宅基地的主要功能是生活居住，即提供居住场所及低廉的生活成本。农户在退出宅基地后家庭生活成本提高，需要更多地依赖非农就业。不同农户的家庭非农就业现状或预期不同，对宅基地退出后生活成本增加的担忧程度不一致，进而使得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所提供的生活居住功能的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最终使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差异。当理性农户有偿转出农地后，除了小部分因健康、人力资本等因素而不能参与非农就业外，其余大部分都会转入到非农部门以提高家庭收入。所以整体而言，农地转出户对离开土地后的非农就业往往有较强信心，进而能够对宅基地的生活居住功能进行有效替代，宅基地的退出意愿相对较高。而转入户与未流转户对宅基地的居住生活功能依赖较大，退出意愿相对较低，农地流转可能会降低他们的退出意愿。

我国法律虽然仅明确了宅基地的生活居住功能，但宅基地的农业生产辅助功能一直存在且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需要利用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空间来放置农资、农具以及晾晒、堆置农产品。同时，村庄与耕地相依相邻，生活场所与耕作地块距离较近，耕作距离及通勤成本较低。而当农户将农地流转出去之后，对宅基地的农业生产辅助功能要求就可以放弃。即农地经营权的让渡削减了宅基地对农地转出户的生产辅助价值，宅基地为这类农户提供的生产效用下降，他们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有可能随农地流转而上升。未流转户和转入户仍需要宅基地提供仓储、晾晒空间，同时希望居所地尽可能与耕作地相近，因而他们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可能降低，而转入户对宅基地的生产功能需求可能更为强烈，这将导致转入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可能最低。

从上面的分析可得知：从宅基地的生活居住功能看，与转入户及未流转户相比，转出户的非农就业预期较好，农地流转后宅基地的居住功能可以被有效替代，他们对宅基地生活居住功能依赖程度较低，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高，因此农地流转有助于提高他们对宅基地的退出意愿；从宅基地的生产辅助功能看，转入户、未流转户与转出户对宅基地此项功能的需求依次降低，也意味着他们对宅基地生产辅助功能的依赖程度依次降低，从而使得转入户、未流转户与转出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依次升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农地流转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假说如下：

假说一：农地规模化流转背景下，转入户、转出户和未流转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会表现出异质性；

假说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程度为转出户＞未流转户＞转入户。

此外，农民是否意愿退出宅基地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和区域特征等。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3, 4, 5, 6, 7, 8, 9, 10, 11]}，农民年龄越大，对现有住房的情感越深厚，可能相对不愿意退出宅基地；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民一般拥有更高的就业能力，对宅基地退出的担忧较少，他们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可能因此较高；类似地，家庭非农就业比例越高时，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越高；而抚养小孩或赡养老人比例较高的家庭因生活负担较重，家庭对退出宅基地后的生活压力担忧更高，从而降低其退出意愿；如果农户已经在城镇购房，因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较强的替代功能，这部分农户有较高的愿意退出宅基地；当农户农村房屋现值较高时，他们可能更加担心房屋得不到公正补偿而不愿退出宅基地；不同地区和不同区位条件下的农户，他们之间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也有可能表现出显著差异等。但是，上述影响因素在农地流转背景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是否有所变化尚不清楚，为此，本文将其纳入计量模型中加以检验，并作为检验农地流转影响的控制变量。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方法，于2014年7—8月对江苏省金湖县与灌云县887位农户^①进行问卷调查，得到有效问卷855份。金湖县和灌云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地区，耕地资源较丰富，农地流转规模较大。截至调研时点，样本农户农地流转比例49.36%，金湖县和灌云县分别为62.97%和35.96%，流转主要发生于2010—2013年。由于流转行为普遍发生在调研前1年，农户根据家庭及个人资源禀赋所作出的非农就业选择以及对未来非农就业预期趋于稳定，这为评估他们的宅基地流转意愿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调研中告诉农户假定宅基地退出与补偿政策情景：政府将村民宅基地收回复垦，村民可自由选择与原宅基地及房屋价值量等同的货币补偿或选择获得与原有住房同等面积的农民集中安置房。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调查结果如表 1所示。

^①外来转入户不在上述样本统计范围之内。因为他们自身家庭的宅基地与实际所经营土地不在同一村庄，甚至不在同一县市，所以田间活动季节一般在所转入土地村庄或附近租住房屋。这种情况下农户转入土地后依赖所租住场所的生产辅助功能，对自身家庭宅基地的生产辅助功能几乎没有需求。为了更清晰地比较农地流转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本文有关数据统计及模型运行过程均剔除了外来大户这一群体，土地转入户仅仅指本村转入户。

由表 1可知，在855位农户中，66.55%的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其中，转出户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比例最高，达到73.93%；其次是未流转户，愿意退出比例为65.27%；退出意愿最低的是转入户，比例为52.06%。这与前文的假设基本一致。针对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问卷设计了相应的问题，以调查农户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原因。表 2是全部样本以及各类型农户样本对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原因汇总。其中，“其他”选项包括“农村环境好”“对农村有感情”等。

在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样本农户中，“担心生活成本增大”是最重要的原因，选择这一原因的频率达26.26%；其次是“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低”和“习惯了农村生活”，频率均为18.59%；担心“宅基地退出后不便于农业生产”的总体频率不够高，这是因为在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样本农户中，有1/3以上的转出户实际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忧。对于不同类型农户，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最主要原因出现分化。对转入户而言，担心宅基地退出后的农业生产不便利是他们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最主要因素，这一选项被选择的频率为28.05%。转出户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最主要原因则是“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低”，未流转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的生活成本增加问题最担心。此外通过三种农户之间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到，转入户中担心“宅基地退出后不便于农业生产”的频率最高，为28.05%，未流转户担心这一点的频率为18.79%，转出户因为这一点而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频率仅5.49%；然而相比转入户与未流转户，转出户担忧宅基地退出后的生活成本问题的频率最低，为24.73%。这些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农户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是各类因素影响下的综合结果，为研究农地流转这一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需要对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其他因素加以控制。结合已有学者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反映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村级特征的三组控制变量，同时设置了地区虚拟变量。有关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和宅基地退出意愿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已经转出土地的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低，故转出户对宅基地安放农具和粮食的功能需求较弱，其宅基地退出意愿可能会更强；而土地转入户考虑到居住需求及农业生产便利性，宅基地退出意愿可能会更低。所以，需要解决农户农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自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选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估计出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的概率，将估计结果带入宅基地退出意愿方程中以解决自选择问题。第一阶段农户农地流转方程为：

其中，d表示土地转入或转出，S是农户个人、家庭及村级特征等控制变量。G是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工具变量，为“政府是否干预农地流转”，由调研村庄内处于政府干预下的转入和转出农户数分别除以本村调研农户总数得到。政府对农地流转的干预主要是政府和村委会在推动农户农地流转过程中采取一定的经济诱导措施或辅之以行政方式推动农地流转，如采取反复劝说、动员等方式推动农民参与。因此，政府干预对农户农地流转有着显著影响，而这一变量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没有关系，因此可以作为农地流转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将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估计加以检验。C是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地区虚拟变量，取值1时表示金湖县，取值0时表示灌云县。u_i是随机扰动项。

为了探寻农地流转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内在机理，文章构建了第二阶段宅基地退出方程。

式(2)中，Y_i是农户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的二元选择因变量，取值1表示愿意，取值0表示不愿意。X_i是农户个人、家庭及村级层面的特征控制变量，其中包括家庭非农就业比例NO。如前所述，农地转入户可能会因农业生产便利性而不愿退出宅基地，而对于农地转出户，农户家庭非农就业转移比例高、对宅基地的依赖程度低，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可能更大。因此，模型中引入表征农户农业生产便利性和非农就业能力两个变量，分别是“是否认为宅基地退出后不便于农业生产”以及“家庭非农就业比例”，分别用IN(认为宅基地退出后不便于农业生产时，取值为1，否则取0)和NO(取实测值)表示。并设置农户土地转入d1^*与IN的交叉项，土地转出d2^*与NO的交叉项，以捕捉造成土地转入、转出与未流转农户之间宅基地退出意愿差异的原因。

1.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表 4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模型及第一阶段农地流转模型估计结果，从表 4列(3)转入户虚拟变量和转出户虚拟变量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相比未流转农户，转入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较低(-0.0990)，而转出户的退出意愿较高(0.1041)，这与前文转出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最高而转入户最低的假设是一致的。

2.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分析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见表 4列(4)和列(5))表明：农户农地流转的工具变量“政府是否干预农地流转”变量的估计系数较高且显著(0.5568和0.7290)，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3.不同流转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差异的原因分析

表 5是第二阶段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方程估计结果。表 5列(3)和列(5)反映了各变量因素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转入户工具变量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为负值(-0.1520)，且“是否认为宅基地退出后不方便农业生产”也对宅基地退出影响为负(-0.3387)，两者的交叉项为正(0.0748)，说明农户认为退出宅基地不方便农业生产的认知强化了转入户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可能性。在10%的显著水平下，转出户与“家庭非农就业人数”交叉项系数为正值(0.2497)，说明土地转出促进了农户家庭非农就业，进而增强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这一研究结果与前文农地流转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机理分析相一致，即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便利性和非农就业现状及预期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影响，最终结果是农地转出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最高而农地转入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最低。

4.控制变量及地区虚拟变量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将表 5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回归结果(表 5列(3))与表 4的回归结果(表 4列(3))进行对比可知，在加入工具变量以及转入转出虚拟变量与其他变量的交叉项之后，模型中控制变量及地区虚拟变量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基本没变，说明模型估计结果稳健。下面就以表 5第(3)列的回归结果为例，分析控制变量及地区虚拟变量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如下：

第一，户主个人特征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如下：①户主年龄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呈倒U型关系。②户主性别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不显著。③户主较高的受教育程度(0.0105)和户主的村干部身份(0.1834)均强化了退出宅基地的意愿。

第二，家庭资源禀赋特征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如下：①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越高时，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0.1294)。可能是因为离开庭院经济后，老人很少能从事非农劳动，家庭负担越发沉重，所以家中老人越多的家庭退出宅基地的意愿越低。②在城镇已购买房屋的农户更愿意搬迁(0.0858)。这部分群体拥有了城镇住房并同时拥有了在城镇定居的能力，因此宅基地退出对于家庭生存、生活可能的负面影响较低。③家庭现有农村住房价值越高，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0.0025)。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担心宅基地补偿不能公正体现现有住房价值而不愿退出宅基地。④家庭非农就业比例与宅基地退出意愿正相关(0.2566)。因为当家庭非农劳动力比例越高时，对农业生产依赖和宅基地退出后的生活担忧越低，宅基地退出意愿增强。⑤家庭土地面积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原因是农户家庭因土地调整及农地的转入转出行为等使得实际耕种面积发生了变化，导致家庭土地面积这一变量很难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

第三，村级特征变量即村庄距最近集镇距离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不显著，这是因为该变量在农户之间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而当一件事物已成为共性要素时，对行为决策的影响将会降低或者不会影响行为决策^[20]。此外，地区虚拟变量不显著，表明金湖县和灌云县两地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没有显著差别。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855位农户在农地流转背景下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的问卷调查及分析，发现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有较大差异，其中对农地转出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最高，其次是未流转户，而对转入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是负影响。形成这一格局的原因在于：土地转入户由于担心宅基地退出后不便于农业生产，同时仍需要宅基地的居住功能，因而土地转入降低了他们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而土地转出户则有较好的非农就业现状或预期，降低了他们对宅基地生活居住功能的依赖和对宅基地的农业生产辅助功能的需求，因而土地流转增强了转出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由于农户转出土地后，其宅基地退出意愿上升了，而农地流转所产生的转出户数量远远高于转入户的数量，所以总体而言，农地流转将有利于宅基地的退出。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比例越高，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越强；户主是村干部、家庭拥有城镇住房的农户，其宅基地退出意愿也会显著增强；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及农村房屋现值越高的农户，其退出宅基地意愿有所减弱。据此，围绕农地流转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宅基地有序退出政策目标，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农村宅基地退出工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农地流转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将二者置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大框架内统一部署，使农地流转和宅基地退出相互促进。但为了减少农户对农地流转和宅基地退出的抵制，必须充分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或宅基地退出的主体地位，通过建立公平、公开的流转市场，提供完善的流转服务和经济激励政策来推进农地流转和宅基地退出。通过促进农户自愿转出承包土地，降低农户对宅基地生产功能的依赖，进而促进宅基地退出有序开展。

(2)对于不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户以及农地转入户，应为他们提供全面、优质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减少他们对宅基地的农业生产辅助功能的依赖，以提高他们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如果农户能在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环节便利地得到农机具、生产资料以及农产品的放置、仓储和晾晒、烘干等服务，农户就无需依赖宅基地及住宅来提供这些服务，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宅基地退出意愿。为此需培育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为农户生产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3)降低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生活担忧和合理补偿农户宅基地和房屋价值仍是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当农户家庭抚养人口比例较高时，会因生活负担较重而更加担心宅基地退出后的生活成本，进而降低宅基地退出意愿。此时，一方面需要建立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轻他们的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农户的就业能力，增加农户家庭收入来提高其对宅基地退出后生活成本增加的承受能力。为此，应建设具有更强针对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户对农村宅基地的生产、生活功能的依赖。此外，调研也发现当农村房屋现值高时，农户会更加担心宅基地退出时对房屋价值补偿偏低，而降低了其退出愿意。为此政府在补偿农户时，应该参照房屋建设重置成本对农村房屋进行补偿，减少农户退出宅基地时对房屋蒙受经济损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