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是当前返乡农民工家庭生计方式的新选择。^[1]在微观层面上，返乡创业是一种发展性的生计方式，创业成功对于家庭的生计延续和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在宏观层面上，返乡创业是对农民传统生计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对于理解和推进农民、农民工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返乡农民工创业现象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形成大量研究成果。回顾以往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生机制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及家庭特征、社会资本、政策支持力度^[2]、风险感知、家庭成员意见^[3]等。返乡农民工形成的创业意愿促使着创业行为的产生。家庭经济状况、文化程度、个人信仰、生产积极性^[4]、家庭资源禀赋^[5]等因素能显著促进创业行为的发生；金融约束^[6]、政策环境、区域经济水平^[7]等因素则制约着创业行为的发生。第二，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收益绩效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收益各不相同，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社会资本、服务环境和个体能力直接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绩效^[8]；资金投入、外出年限、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投入也显著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收益^[9]。第三，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影响研究。农民工回流后就地创业对农村社会产生影响。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返乡农民工创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10]，支撑和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1]。同时，在社会变迁的视角下，返乡农民工创业加速了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传统农民的分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契机。^[12]第四，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支持体系研究。资本缺乏、政策缺位、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缺失、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在个体和环境两个层面上约束返乡农民工创业。^[13]建立相应的社会网络支持^[14]、金融支持^[15]和政府支持体系^[16]能有效改善返乡农民工创业现状。

总结以往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研究，有以下主要特点：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定量研究和政策研究方法；研究层次上，更多在整体性的宏观层面上展开；研究路径上，多采取结构性研究路径。实质上，返乡农民工创业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现实状态。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种社会行动，事实上既是一种现实状态(创业/未创业)，也是一个历时性过程。返乡农民工创业是一个过程性的事件，包括发生、发展、结果等过程阶段。因此，我们不仅应该考察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更应该从创业实践过程中展开研究。同时，定量研究方法虽能较好地分析创业发生与否、创业效益如何等结构性问题，也能回答何种因素影响创业发生和创业效益，但因对于创业过程缺乏关注而对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缺乏分析力。

因此，本文通过案例比较的定性研究方法，在前期已经回答返乡农民工创业发生机制这一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对其创业过程和创业结果进行历时性分析，揭示返乡农民工创业后的风险生产、应对策略、创业结果以及对家庭生计发展的影响。

本文案例来自于四川省东北部的J县^①。J县是川北典型丘陵地貌，以农副业为主，经济较为落后，是劳务输出集中地。2008年汶川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为重灾区。三个案例家庭均在地震后返回家乡进行灾后恢复重建，在对务农、返城、创业三种生计方式进行权衡考量后，选择了就近到镇上创业，开办小吃店。个案一ZSP家的小吃店营业状况良好，至今仍在营业；个案二JJH家的小饭馆营业半年后倒闭；个案三JGC家的小饭馆坚持一年后倒闭。创业失败后，JJH返回务工城市继续打工，JGC则回归农村从事农业生产。^②本文资料主要来自研究团队所做的参与观察、个案访谈及相关文本材料搜集。

① 依据学术规范，地名与人名以字母代替，下同。

② 本文共有三个案例家庭，个案1中JXR与ZSP为夫妻关系；个案1中JXR、个案2中JJH、个案3中JGC三人为兄妹关系。

我们选取上述三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是基于以下原因的考量：第一，案例的普遍性。就社会科学而言，研究对象必须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事实。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促使大量农民工回乡，而就地、就近创业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同时，内外约束条件下的返乡农民工更多地选择家庭式自雇创业方式。本文所选案例就具有这样的普遍性。第二，案例的代表性。在选择案例时还需要考虑其代表性，即所选案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类社会事实的特征与机制。本文所选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创业成功、创业失败后进城务工以及创业失败后回乡务农三种类型，兼顾了创业的不同类型及其代表性。第三，调查的便利性。本文作为一个历时性研究，需要长时间地进行跟踪调查研究。本文所选案例均为作者家乡的邻居，能够很好地兼顾调查的有效性和便利性，是一种较为经济的选择。

本文采取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路径和策略上采取过程分析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将家庭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家庭的资源禀赋和生计情景是分析问题的关键。资源禀赋，指家庭中各类资本(如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的状况及其构成。生计情景，则是指家庭中各类生计资本的关系及其转化。^[17]家庭的资源禀赋和生计情景从结构、关系、过程三方面综合性地体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基础和背景。同时，这一生计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会产生风险，这种风险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产生约束作用。因此，我们提了出“生计风险约束”的概念，作为我们的分析工具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展开研究。

生计风险约束在返乡农民工家庭层面上产生作用。而生计风险的形成则受到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社区背景和微观家庭情景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创业过程中再生产出的生计风险会进一步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生计风险约束分析框架下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存在以下理论假设待后文验证：首先，生计是一个家庭层面的概念，生计风险及其约束作用都是针对于返乡农民工家庭的；第二，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基于生计的选择，而创业后会再生产出新的生计风险；第三，生计风险的约束作用由多种风险形成，并通过相互影响来强化约束效应；第四，针对于生计风险约束下的创业实践，返乡农民工会通过理性的考量，寻求策略进行约束软化，同时不同的策略产生不同的创业结果。

我们前期就返乡农民工的生计选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返乡农民工家庭因为缺乏生计来源而面临着贫困风险，贫困风险成为一种约束力量促使返乡农民工家庭选择生计方式。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逻辑，返乡农民工选择创业作为家庭生计方式。同时，风险约束下的创业选择原则是投入少、见效快、技术含量较低、收益高。总结起来，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生机制是贫困风险约束下的经济理性。^[18]

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对三个农民工家庭生计选择后的深化研究。返乡农民工家庭在贫困风险约束下选择了创业，但创业会再生产出新的风险，在创业实践的这个过程性事件中，我们继续研究三个农民家庭是怎样来规避风险，其生计风险约束机制是怎样的。

返乡农民工在生计风险的约束下通过经济理性的考虑选择创业作为家庭生计方式，意图维持家庭生计、促进家庭发展。创业作为一种确定的生计选择后，返乡农民工家庭将面临新的问题与风险。

宏观层面上，三个案例家庭的创业行为都是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展开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外在因素，四川地震后急需灾后重建作为内在因素，内外结合促使了大批四川籍农民工返乡。在当时的情景下，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作为四川省最主要任务，而其他状况和问题都无关紧要。政府对于返乡农民工生计的考量，更多的是生存性的而不是发展性的。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政策支持和宏观引导一直是缺位的，而四川省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相关政策直到2015年8月才正式出台。^①对案例家庭来说，创业更多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同时，面对着同样的制度环境，宏观层面上的风险因素对三个家庭形成同样的影响。因此，需要我们更加注重从中观和微观两个差异性较大的层面对创业行为进行分析。

① 参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5〕73号，2015年8月2日。

中观层面上，创业行为主要面临四方面的风险因素，并且大多为外部风险。第一，社区禀赋的差异。在不同的社区开小吃店，需要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要。并且不同的社区结构面对的是不同的消费者，例如，居民小区更多的是针对回头客、熟客，而主干道旁则更多的是过路客。第二，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晴朗天气人们更乐意到小吃店中就餐，而连绵阴雨时则不愿出门。第三，市场竞争的过滤。在社区中存在其它类似的小吃店，如果提供的产品相似则会形成竞争，应该调研后提供差异化产品供给，填补市场空缺。另外，市场还存在着季节性波动，旺季生意较好，而淡季则较差；同时，物价的上涨也会形成风险。第四，创业发展的压力。当小吃店经营到一定阶段就会面临上升瓶颈，如何更好地发展成为压力，发展策略的不同选择产生不同结果，这也是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

微观层面上，创业行为面临的是家庭内部的风险，可从家庭生计情景来展开分析。第一，经济资本方面的风险。开店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包括场地、装修、设备、水电气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大量资金的投入就面临着投资的安全、成本的回收、资金的运转等风险。第二，人力资本方面的风险。开店需要人工的投入，年龄大、体力弱会形成限制。同时，小吃店或者包子店都需要技术，好的技术才能做出好的产品，吸引更多消费者。因此，还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学习新种类小吃的做法等。第三，社会关系方面的风险。在城镇创业，首先，家庭需要适应城镇，建立基本的社会关系；其次，开店本身就需要各种关系的支持；最后，开店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对家庭内部关系的维持具有影响。

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践有利于促进家乡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与升级，缓解我国三农问题，但农民工输出地相对滞后的社会与经济政策体系束缚了返乡农民工的正常创业活动^[19]，宏观的政策制度并未给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带来鼓励与支持。创业后，返乡农民工家庭在中观层面上存在社区禀赋、气候影响、市场竞争、发展压力四方面风险；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存在资金投入与回收、人力资本需要与投入、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三方面的风险。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由于创业而再生产出新的风险。当创业家庭面对风险进行选择时，错误的选择将导致家庭的衰退和贫困的发生。一言以蔽之，返乡农民工家庭因生计风险约束下的经济理性而选择创业作为家庭生计方式，与此同时，创业这一家庭生计选择再生产出了新的生计风险。

三个案例中，共享同样的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社区层面和微观家庭层面的差异使得再生产的生计风险也不尽相同。

政府好像也没得啥子优惠政策，反正都是我们自己搞，搞了一段时间就来人催我们办营业执照，后面就去办了。(访谈资料：个案1——JXR)回来开店，政府么得优惠的。(访谈资料：个案2——JJH)有啥子优惠哟，搞不清楚。(访谈资料：个案3——JGC)

宏观制度环境方面，三个个案呈现出一致性，均未享受到返乡农民工创业优惠政策。

我们家开包子店刚开始就花了将近五万块钱，包括租门面、买机器设备(和面机、压面机、蒸锅、蒸笼)、买工具、装修、座椅板凳、锅碗瓢盆、水电气这些方面。……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压力，花了这么多钱，万一包子蒸出来没人买就糟了。(访谈资料：个案1——ZSP)我们家的店开到一个小区的街道边，离城中心有一段距离，比较安静，这边住家的人也比较多。早上大家都不爱煮早饭，好多人就到我们店里面吃。……生意的好坏好多方面都有影响，一个是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好吃，这个还是考验技术的。天晴下雨也有影响，还有就是淡季旺季。周末放假的时候有学生来，生意都还好。(访谈资料：个案1——JXR)

看到姐姐家(ZSP与JXR夫妻一家)店开起来了一段时间感觉还不错，我们(JJH与JGC)也商量了一下，也开店了。我们两家的店都在公路旁边，距离车站很近，吃饭的都是过路客。卖包子也卖炒菜。炒菜就自己做，包子去姐姐家学没学会，后面就直接从他们家拿蒸好的包子来卖。……投入还是比较大，花了四五万。(访谈资料：个案2——JJH)

我看了之前姊妹们两家开的店还可以，我也开了一个。花了将近四万块钱。卖的东西比较杂。早上就是包子、稀饭；中午就是炒菜；晚上还有米粉什么的。包子也是从妹妹家拿蒸好的。(访谈资料：个案3——JGC)

中观和微观层面上，三个案例呈现出差异性，在创业所在的社区状况、经营种类、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其中个案1家庭主要在居民区内卖小吃，针对熟客和回头客；个案2、3主要在主干道旁卖小吃以及炒菜，针对过路客。创业带给三个家庭新问题和新风险，包括经营的开展和维持，资金的投入与回收，产品的质量与提升等方面。

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模式的共同特征是：多半利用打工积累的资金、打工获得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在农村拥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在农村和城市积累的各种人脉，在家乡附近城镇就近开展创业。^[20]这种创业模式下再生产出的生计风险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创业后再生产的生计风险，体现在宏观制度环境、中观外部社区和微观内部家庭三个层面上，总结起来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资金风险，包括创业启动资金、流动资金以及成本的回收等；第二，经营风险，包括不同情境经营的策略，经营的方式，自雇还是雇人等；第三，技术风险，包括产品生产的技术，如何提升产品质量，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等。

(开店)之后就要面临更多大大小小的的问题和困难。……一个就是钱的问题，开店的钱从哪儿来，开店后钱能不能转得过来；另一个就是咋个去经营，我们之前也没搞过，没得经验；还有一个就是包子做得好不好吃，合不合这里人的口味。(访谈资料：个案1——JXR)

再生产的生计风险对于创业发展会形成更强的约束作用。第一，资金风险的约束作用。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首先需要前期的资金投入进行启动。一旦创业实践开始后，需要通过卖出产品回收资金，同时形成良性循环的资金链。如果不能形成良性循环，则要么再次投入，要么资金链断裂前期投入全部折本。例如，个案2的JJH开店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没能形成良性循环的资金情况，不得不再拿存款投入进去。

开了店之后用了好多的钱，前期投入进去了，后面转不开，还得把之前打工存的钱往里面投。不投不行呀，如果不投前面花的钱都打水漂了。(访谈资料：个案2——JJH)

第二，经营风险的约束作用。不同的创业情景需要采取适当的经营策略，才能有效地改善店面的生意状况。居民需求的供给空白和差异化产品供给依赖于对市场信息的收集与掌握，包括社区居民的构成与偏好、社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习惯等方面。创业家庭与社区市场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形成了对经营选择的约束。个案1在开店初期只提供包子、馒头等面食，通过一段时间经营，发现了社区居民还喜欢吃稀饭、米粉，于是就开始提供稀饭，同时ZSP也去学习了米粉制作。

店里面只卖包子还是不行。有人要吃稀饭，你就得煮稀饭；有人要吃米粉，你还得去学怎么烫米粉。逼着你去弄新的东西，学新的手艺。(访谈材料：个案1——ZSP)

第三，技术风险的约束作用。好的手艺才能做出好吃的产品，才会有消费者来购买；同时，还需针对不同的对象提供多种产品选择，这要求创业家庭掌握更多手艺。同时，技术还面临着生命周期、可复制和替代性等风险^[21]，人力资本存量少，提升困难成为技术方面的重要约束。个案1的JGC为了学习炒菜技术专门去别的饭馆里面义务帮厨；个案2的ZSP为了学习米粉的技术花了近三千元的学费，还需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

为了卖炒菜，我还不是到别的馆子里面帮厨学了一个星期。(访谈材料：个案3——JGC)

做包子馒头的技术是我在面点房打工的时候跟师傅学的，没花什么钱。到了后面自己开店，好多人都喜欢吃米粉，我老公(ZSP)去学习米粉技术可是花了大价钱。他专门到绵阳市的一个烹饪学校学了一个月，还花了将近三千块钱的学费。(访谈材料：个案1——JXR)

资金、经营和技术三个方面的生计风险约束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共同形成了强生计风险约束。那么这三种生计风险约束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在打工的时候就学了做包子的技术，刚开店的时候我就只蒸包子馒头。生意还可以，资金也能够转得过来。有了闲钱我就继续买了一些厨房设备，开始做稀饭、凉面这些东西。……好多人都爱吃米粉，我专门从赚的钱里面拿了几千让我老公(ZSP)去厨师学校学习。这样我们店里面的东西都比较齐全了。想吃的东西基本都有，大家都爱来吃，生意就比较好了。……后面也想卖炒菜，感觉能赚更多，但是前期投入也多，摊子铺开了风险也大，就干脆只做早餐类的东西。(访谈资料：个案1——JXR)

对于回家来开店做生意这个事情，我觉得要有资金，还要有相关的技术，还要会经营。我就是摊子铺得有点开，又想做早餐，又想做中餐，然后资金就紧张。然后有没得技术，早餐做包子要从姐姐家的店里拿，中餐炒菜还要请师傅。……资金接不上来，我就不请炒菜师父了，自己炒，也没得钱去专门的学习。菜的口味肯定就稍微差了一点，吃饭的人越来越少，生意一落千丈，直接做不下去了。(访谈资料：个案2——JJH)

个案1中JXR本来就有技术，然后打工所存资金解决了启动资金的问题。通过专门营业一种产品，迅速回收资金成本，形成了资金链循环。在取得一定成效，获得一定收益后，将部分收益投入到人力资本的提升中，学习了更多的技术，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满足顾客需要，形成了创业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的良性循环，达到较好生计效果。个案2中JJH本来就没有技术，而是依附于姐姐JXR和炒菜师父。这一个案刚刚开店就采取了多元经营的方式，将产品类型铺得较开。对于资金状况估计不足，导致一开始就没有形成较好的资金链循环。后期资金接不上来，所依附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就流失了。这进一步加深了经营的困境，资金和技术的风险也进一步强化，资金、技术和经营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了生计风险的约束。

我们进一步从创业实践的时序线索来研究三种生计风险约束的强化机制及其路径。首先，创业需要启动资金和相关手艺及技术。资金风险和技术风险对经营风险产生强化作用。第二，经营的好坏对于前期资金投入回收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形成产生影响。经营较好那么就能回收前期资金，有利于资金链良性循环的形成；反之，则会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经营风险又对资金风险形成强化作用。第三，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投资。良好的资金状况才能有闲置资金投入，用于学习技术、提升人力资本；资金状况不良，则不能提升人力资本和技术，还可能导致人力资本的流失。所以，资金风险对技术风险产生强化作用。第四，技术风险对资金风险不产生直接的强化作用，而是通过经营风险的中介作用，间接产生作用；经营风险对技术风险也没有直接的强化关系，而是通过资金风险间接强化。资金、经营和技术三种生计风险通过这样的强化机制和路径相互勾连形成了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的强约束作用。

	图 1 生计风险约束的强化路径
图选项

采取何种风险应对方式和生计策略才能有效地降低生计风险和软化风险约束？宏观层面上的制度环境风险和中观层面上的外部性风险都需要落实到微观具体的家庭创业实践之中起作用。创业实践的返乡农民工家庭作为主体，消解宏观制度环境风险和中观外部性风险的能力有限。例如，返乡农民工家庭可以通过选择不同区位创业来规避和软化社区禀赋方面的风险，但是一旦选定店面后，则不可能再直接减小中观社区层面的风险了，选定店面创业后再更换会面临巨大的成本和再生的风险。因此，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的风险应对和约束软化，更多地需要从社会和政府入手。宏观和中观的风险作用于微观家庭，那么生计风险约束软化的路径需要从微观家庭的创业实践和生计情景入手进行寻找，进而间接性达到降低宏观和中观风险的效果。

三个案例中，资金风险更多地体现为资金的回收和资金链的形成。家庭的打工积蓄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也是返乡创业能够实现的前提。对于资金的回收和资金链的形成，其风险性更多地融合到经营风险之中。

开店的钱都是之前打工存的。(访谈资料：个案1——JXR)都是自己存的钱，基本上没有借钱。(访谈资料：个案2——JJH)

三个案例中，面临不同的社区禀赋结构，因此在经营策略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我们家的店开在居民区里面，好多人住家。主要做的是熟人和回头客的生意。因为之前在百货公司面点房打工的时候学会了蒸包子，就直接开的包子店。后面来吃包子的人问我们有没有稀饭，就有开始卖稀饭。再后面干脆凉粉、凉面、凉拌小菜这些东西我们也试着做出来卖。包子的种类也多做几种，有韭菜、白菜、酱肉、米、芽菜、豆沙、糖等等好多种馅的包子，其他的还有馒头、花卷这些。有时候也会调整，卖得好的就多做一些，卖得不好就少做一点。再后来有专门学了米粉。(访谈资料：个案1——ZSP)

我们两家店开的地方都是差不多的，在交通主干道旁，住家的人比较少。主要来吃的都是一些开车路过的，做的是过路客的生意。早上卖早餐，包子、稀饭、鸡蛋、米粉；中午卖炒菜；下午是稀饭、包子、面条这些。(访谈资料：个案2、3——JJH、JGC)

技术的学习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方面，三个案例也呈现不同的状况。

我蒸包子的技术是面点房学的，后面还向面点房师傅请教过几次。手艺还是不错，在镇上应该算是排在前面的。后面店里面买的稀饭、凉粉、凉面这些都比较简单，试了几次就弄得比较好了。做米粉的手艺是我花了三千块钱专门到市里厨师学校学的，没学之前自己搞不好，学了之后就还可以了。感觉学费还是花得值。(访谈资料：个案1——ZSP)

我们两个店里面的包子馒头都是从他们家(个案1：ZSP家)拿蒸好的，本来去他们店里面学，没学会。米粉也是到他们店里面学的，没有专门学习过。其他的小吃就比较简单了。中午的炒菜就是炒一些家常菜。(访谈资料：个案2、3——JJH、JGC)

总结起来，三个案例在生计风险约束软化实践中采取了两种主要的策略：多元化经营和提升人力资本。多元化经营能够通过风险均摊的方式有效减小市场风险的冲击。^[22]多元化经营方面，三个个案都针对于各自不同的社区禀赋结构采取了不同的经营方式，个案1主要卖小吃，个案2、3既卖小吃又卖炒菜。同时，它们都采取多元经营来规避风险，个案1由专门的包子店发展成为综合的小吃店。核心技术对于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掌握核心技术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23]在提升人力资本方面，个案1通过自主学习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家庭的手艺和技术，得到了较好的产出。个案2、3则通过依附于个案1实现了人力资本的提升，但家庭自身并没有掌握核心的手艺和技术。一旦个案1小吃店包子供应紧俏时，个案2、3的小吃店是不能得到供应的。同时，个案1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良性经营后，还采取了市场调查和价格同盟等方式来降低风险。

后来在做粥的时候我们还到全城做得比较好吃的地方都去试吃，看别人怎么做的。……有一段时间，物价涨得比较快，我们这条街上的所有小吃店开了个会，统一把米粉的价格上调了五毛钱。(访谈资料：个案1——ZSP)

返乡农民工在风险约束软化的实践过程中不管采取何种手段，达到了怎样的效果，都是遵循着风险理性的逻辑，即损失最小化。一方面，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寻求收益。在创业过程中，通过风险理性的考量来寻求利益与风险的平衡。

返乡农民工家庭创业过程中，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再生产出生计风险。生计风险同时在资金、经营和技术三方面约束着创业实践。不同的应对方式和生计策略对于降低生计风险，软化风险约束，最终实现成功创业具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三个案例中，ZSP家的小吃店从2009年初开张至今仍然在营业，生意较好。JJH家的小吃店在2009年末开张以来，在经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倒闭了，JJH返回城市打工。而JGC家的小吃店在2009年底开张后，经过了初期的火爆后就迅速低迷，苦苦支撑1年后也倒闭了，JGC回到乡村从事农业生产。比较三个案例家庭在应对生计风险、软化风险约束时采取的不同实践策略，有助于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和实现路径。

微观家庭层面分析，个案1家庭的创业实践中，采取了多元化经营和提升人力资本的策略，同时还通过市场调查和建立价格同盟等具体技巧来软化风险约束。个案2、3具有相似性，两者同样采取了多元化经营的策略来规避风险、软化约束。不同的是，在实施多元化经营策略时，个案1是在小吃的范畴内部寻求多元产品的供给；而个案2、3则一方面提供小吃，同时又提供中餐炒菜，这增加了劳动强度和人力资本的需要，同时也增加了风险。在提升人力资本方面，个案1采取自主学习和重点投资，掌握了关键的手艺和技术，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个案2、3并未专门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而是通过依附的方式来供给产品，开小吃店的核心技术和手艺并未掌握，增加了创业的风险，也为创业失败埋下伏笔。

中观社区层面分析，个案1选取小区内街道边的店面，而个案2和个案3都选取了距离汽车站较近的主干道旁的店面。从社区禀赋来看，个案1店面所在的小区距离中心城区有一段距离，人流较少，较为安静，都是小区内部住家的住户。同时，当地人早上没有煮早饭的习惯，喜欢到外面吃早点。个案2和个案3所选取店面非常相似，距离汽车站较近，位于主干道旁，人流量大，比较嘈杂，多为赶汽车的人群。社区禀赋方面，个案1中人流较少，但是住户比较稳定，还有不煮早饭、在外早点的习惯，小吃店填补了小区没有早点店的空白，满足了住户的刚性需要，因此具有较好的发展空间。个案2和个案3的店面位于汽车站附近主干道旁的黄金位置，人流量大，同时主要做过路客，对于质量没有太高的要求。从这一意义看来，个案2和个案3的生意不说比个案1好，但至少应该是相当的，然而却与事实不符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忽视了对市场竞争的分析。

从市场竞争过滤方面看，个案1中小吃店主营稀饭、包子、馒头，小区中没有小吃店，整条街道中也没有专门卖面点的店，因此填补了空白，在满足住户需要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能够持续下去。此外，微观层面上的多元化经营和人力资本提升也有助于应对市场竞争的过滤。个案2和个案3中，创业店面位于黄金位置，人流量巨大。对于这样的黄金位置，其他人也会注意到这样的商机。因此，店面附近小吃店、饭店林立，竞争非常激烈。一旦出现小的失误，就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困境。个案2和个案3作为第一次开店创业，难于应对这样激烈的竞争和巨大的风险，这也是他们最终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

总结三个案例家庭创业实践的策略和结果如下表：

通过对上述三个案例的比较发现：首先，区位选取的差异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成败具有重要的影响，选取社区禀赋较好，市场竞争较小的区位对于创业成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二，多元化经营和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第三，掌握与创业领域和行业相关的核心手艺与技术是成功创业的关键，缺乏核心手艺与技术将会增加创业风险，导致创业失败。第四，手艺和技术是创业家庭的核心竞争力。

对返乡农民工家庭而言，创业是为了实现家庭生计的持续与发展。创业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家庭生计不能维持。但创业实践的效果对于家庭生计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创业失败的两个案例，JJH返回了城市重新找到了工作；JGC则回乡从事农业生产。个案1家庭创业的成功对于生计的持续与发展产生极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开了小吃店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生意逐渐稳定下来。每天毛收入平均下来有六七百，一个月下来租金、材料以及家里面各项开支，还有两个小孩读书的生活费，能存下来五千，一年净收入就是六万。(访谈资料：个案1——ZSP)

之前因为两个小孩读书，一个高中，一个大学，家里面经济比较吃紧，地震之后也没钱重修房子。开店之后，家里面也存了一点钱了，现在也开始考虑在镇上买一套房子。(访谈资料：个案1——JXR)

个案2中JJH重新返城工作使得家庭生计勉强恢复到返乡之前的水平；个案3JGC回乡从事农业生产使得家庭生计得以维持和延续，但家庭在经济水平和用钱宽裕程度上远不如从前。

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失败，不仅使家庭利益受损，还会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24]创业失败后，返乡农民工家庭需要重新选择生计方式。当再次选择时，将会选择更为保守的生计方式。个案3的JGC选择回乡务农的原因就是由于相比较于个案2中的妹妹JJH年龄更大。这使得个案3家庭返回城市的风险更大，而回乡务农风险最小。个案2的JJH作为一个女性，回乡务农不具有优势，比较而言返回城市再次务工才是风险最小的选择。此时，返乡农民工家庭遵循了生存理性的逻辑，即不求收益最大，但求风险最小，以此来维持和延续家庭生计。这是返乡农民工家庭生计选择中的退而求其次的过程。

创业的成功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家庭生计的持续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促进农民工家庭生计的根本性转变，进而推进其家庭实现由乡到城的城镇化过程。这对于探索农民与农民工转型、新型城镇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通过川北返乡农民工家庭典型创业案例的比较，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过程、生计风险再生产、生计风险约束的强化机制、生计风险约束的软化策略、创业实践的结果以及生计目标的达成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研究表明，返乡农民工创业后会再生产出新的生计风险。一是宏观层面上的制度、政策与环境；二是中观层面上的社区禀赋差异、气候变化影响、市场竞争风险和深度发展压力；三是微观层面上的资金投入与回收、人力资本需要与投入、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持。创业行为再生产出的生计风险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同时对于创业发展会形成更强的约束作用。这种生计风险约束体现为资金、经营和技术三个方面。资金风险、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相互勾连、相互强化形成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强生计风险约束。

宏观与中观层面上的外部风险需要落实到微观家庭层面上起作用，同时个体层面上的风险应对与约束软化策略对于促使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外部风险的降低作用有限。因此，从微观家庭的创业实践和生计情景入手寻求降低生计风险、软化生计风险的策略是可行的路径。多元化经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软化生计风险约束、降低生计风险的可行策略，同时还包括市场调查、价格同盟等具体技巧。返乡创业农民工寻求生计风险约束软化、降低生计风险的行为遵循风险规避的理性逻辑，规避风险，寻求利益，达到风险与利益的平衡。

比较三个案例创业实践策略与结果后得出，恰当的区位选择、多元化经营和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选取社区禀赋较好，市场竞争较小的区位对于创业成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掌握与创业领域和行业相关的核心手艺与技术是成功创业的关键，缺乏核心手艺与技术将会增加创业风险，导致创业失败。即返乡农民工在利用打工积蓄突破创业启动资金限制后，人力资本的多寡对创业成功与否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创业成功对于返乡农民工家庭生计目标的实现和生计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创业失败并不意味着家庭生计不能延续。创业失败后的二次生计选择遵循生存理性的逻辑，即风险最小化。

返乡农民工的生计行为经历了从依据经济理性逻辑的第一次家庭生计方式选择，到依据风险规避理性逻辑的强生计风险约束软化实践，最后再到创业失败后依据生存理性逻辑的第二次家庭生计方式选择的三阶段过程。理性的考量一直贯穿于返乡农民工生计行为的始终，虽然最终结果并不一定总是好的，但其行动是在不同生计情景下的优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