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农业相比，工业化农业在提高农产品的总产量上显然是成功的，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及其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则远远超出当前的农业生产能力，人类正面临着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危机，农产品产量增长的速度放缓，农业生态系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解决这些困境，工业化农业并不是一个优选方案，而是一个困难重重、不太稳定且成本高昂的努力。例如，市场波动意味着农民几乎无法获知这将给农业生产带来怎样的成本，他们也不知道当前的市场条件是否有利于其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农业生产，以及这种难以捉摸的市场波动又会形成怎样的农产品价格。即便连续几年农产品价格高企，农民也会因为农业中介机构寻求暴利而致使他们致富的愿望破灭。很多时候，不论市场价格如何波动，农民都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购买技术和设备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另外，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以及长期影响工业化农业的那些经济政策、环境政策、社会政策等，都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村社区产生重要影响。从中国当前的农业生态环境来看，诸多因素，如土地有机质流失、盐碱化、荒漠化等，都需要认真面对并加以持续解决。这些严重威胁到中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当我们将气候变化、资源配置和工业化农业放在一起加以讨论时，显然就要关心农民决策的核心命题。在工业化农业的复杂网络中，必须考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影响参与其中的农民决策活动；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农民将如何定义他们已经掌握的或将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农业生产决策网络中，与城市及其市民生活相比，农民如何定义自身的价值，并在两种文化的和谐共生中调整农业生产，在工业化农业和可持续农业之间作出恰当选择。基于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逻辑，可以在农业生产复杂的决策网络中找出一个切入点，即作为行动者的农民，他们关系到工业化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诸多方面。因而，农民决策及其文化认同就成为影响工业化农业或可持续农业复杂决策网络中的关键变量，通过这一变量，可以发现农民在农业决策网络中的深入参与会随着他们自身和网络的变化而变化，并进而对工业化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观念、实践和技术进步产生深刻影响。然而，农民的决策似乎总是或多或少地危及到农业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为在工业化农业的发展道路上，农民乐于将重点放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技术应用上，以确保迅速回流资金，维系生存。或许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目标，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中那些短平快的技术创新方案，影响了农民的价值判断和生产决策。

概括地说，对于农民决策的研究，实际上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学者们从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不同视角下去定位农民，将农民决策定位于自主性的个体。实际上，农民在作决策时，并不总是像所宣称的那样是具有自主性的个体。我们可以ANT为分析工具来评估农民作为网络成员的影响。

ANT(actor-network-theory)即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隆、约翰·劳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构起来的。^[1]其主要议题是知识、权力和组织是如何得以开发和维护的，正如ANT经常追问的，“权力的机制”是什么？^[2]。ANT的研究者认为，社会、行动者、机制和组织受到了“异质性”网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思想性和物质性两种影响的结合。一般来说，知识通常被认为是思想、意识和观念的一种抽象，而在ANT的研究者这里，则被认为是关系网络的产物。当网络在满足其目的的方式上起作用时，由异质性的行动者构成的抵抗则是可以被克服的。卡隆为我们界定了克服抵抗的步骤，这也是形成网络的过程。

第一步是议题的问题化，即一个行动者将另一个行动者招募到共同利益中来。招募需要界定一个“强制性节点”或问题解决方案的平衡点，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都必须接受这一节点或平衡点，以达到它们的预期目标。第二步是利益强化，即在招募行动者时，“努力将其他行动者锁定在早已为它们准备好的角色上”^[3]。卡隆指出，利益强化可以通过策略或文本和争论的使用来完成。第三步是录取，即“一组相互关联的角色由接受它们的行动者来加以界定并归因于此”。在这一步中，网络建构者们共同定义了多元行动者及其判断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些角色比其他可用的选项要更好。最后一步是动员，即所有的行动者都要承诺作出努力。卡隆指出，这些步骤并非彼此断裂的，而需要连续地磋商和谈判，并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成功之后又陷入失败。拉图尔也承认，网络即是谈判。他写道：“ANT……试图找出程序，使行动者能够与彼此的世界进行谈判，并建构行动。”^[4]

网络不仅有潜力使农民的决策互动及其结果成为可能，而且还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在ANT中，行动实际上是网络成员之间行为相互影响和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网络成员本身便是以特定方式共同构成行动的。就农民决策及其文化认同而言，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在工业化农业网络中，参与是如何影响农民决策及其文化认同的？工业化农业是一个由农民贡献的、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其中，农民变成了网络的构成部分，他们参与到多重相互关联的网络中。我们将农民作为网络中的行动者和决策者，讨论他们是如何被嵌入到工业化农业网络，并着力探讨他们的决策实践及其文化认同。

工业化农业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它依赖于专业化耕作、规模经济、机械化和管理技术。即便如此，工业化农业也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正如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它会受到区域的气候变化、土壤条件、地形特点以及农产品市场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5]在政策目标上，为了丰富且廉价的农产品，政府官员努力劝告农民“要么变强大，要么退出去”^[6]。政府对提高产量和利润的承诺，强化了农民对农产品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预期。然而，政府努力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政策导向，会导致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政府的政策目标促使农民把更多的土地投入生产，应用更大、更快、更先进的设备，增加农产品供应，改变了农产品的供求结构，反而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农民为了提高农产品产量，往往依靠信贷，用来购买新品种、选用新技术、升级生产设备、租赁更多土地等，这就潜藏了农业风险。与此同时，工业化农业并不主张多样化的农业，因为它不能够形成规模效益，然而，单纯地追求农作物产量或种植一种或两种作物，在竞争和多变的全球市场中，又使工业化农业陷入危机。

中国当前正在踏入“用工业的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李克强总理指出，“我当时听得很奇怪，怎么又是农业又是工业？……他们带我看了一圈后我明白了：从选种、种植、收割、仓储，到加工、营销，完全是用工业的方式发展农业，打通了农业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最终的产品销往全世界！”^[7] 实际上，中国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并不是要完全、彻底地走“工业化农业”，而是要走一条“安全高效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既看到了工业化农业的利好面，同时也发现了它带来的各种问题。用安全、高效、绿色的发展眼光看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最终选择了走可持续农业的道路，这是吸纳了工业化农业的利好面，同时又区别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农业的长效发展道路。李克强总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阐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提高价格和增加补贴两个“天花板”，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两道“紧箍咒”，要持续发展，只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8]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专门考察工业化农业网络中的农民决策，揭示农民决策行为背后的文化认同建构模式，从而为中国在农业发展方式上走可持续农业，在文化上走向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为此，借助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我们看到，工业化农业网络是人类和非人类的构成物的一种异质性组合。今天，转基因种子、化肥、除草剂、农业设备等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然而，就大多数农民的种植和收获能力而言，技术、机构(如农业信贷、农业保险、农技顾问等)与种子、拖拉机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在工业化农业网络中，农民与其他行动者共同协商建构决策行动时，农民的决策实践和文化认同是如何被建构起来。

尽管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是不同的，但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决策实践逐步浸透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文化要素，并因此影响了农民在工业化农业网络中的决策行动。在城市文化的这些影响中，贷款的使用是极为明显的。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贷款的使用。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是以自给自足为前提的，因而它并不存在为了农业生产而出现的借贷行为，自然也就不存在农民的借贷决策。而在城市的工业生产方式中，借贷不仅是经常性的事，而且几乎在生产和消费的整个链条中都主张这种借贷的观念和文化认同。对于农民行动者而言，作为工业化农业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的债权人(如银行、信托机构等)，不仅向农民提供了可以引进农业技术以及其他农业服务和产品供给的机会，而且也影响了农民的决策行为。与工业产品价值实现的链条相似，如果不计算农民非农经营活动的收入，那么，农民只有在他们将农业收成卖出时才能够获利，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每年只能获得一次或两次的农业生产回报。对于这些收入，农民必须用它们来支付土地租金、家庭消费、农业设备购置，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然而，当农作物的销售价格或产量很低时，农民可能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种子、化肥、农药等，以供下一年的农事活动，为此，农民必须作出借贷的决策，才能确保农业生产的继续。为此，在工业化农业网络中，农民也像市民一样在经营和积攒着自己的信用额度。农民不仅认同了这种经营者的角色，而且也接受了城市的商业文化。“农民的商品观念逐步增强，他们觉得虽然采用新技术增加产量，但如果投入太多(包括物质投入和人工投入)，经济效益不好，不如把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发展经济作物或从事其它行业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9]这种“生意”取向是非常明显的，农民往往把自己作为“生意人”。确实，在很多农业生产实践中，农民总是试图从更高的农产品价格中牟利。而在工业化农业网络中，作为一门生意，农业的重要标志是生产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不仅降低了农业活动和农产品的多样性，它还是习惯上用来应对灾难性危机的防护手段，也正是因为如此，农民对专业化有了良好的预期，对这种文化有了强烈的认同，这就加大了农民对与专业化生产相匹配的经营性贷款的高度依赖。

在这种文化认同的影响下，农民打破了过去那种墨守成规、量入为出的生产经营方式，他们接受了贷款以及因此而带来的风险和限制性规则。因而，贷款不仅可以让农民获得现代技术、投入和服务，而且还影响到农民是如何思考未来并作出决策的。为了偿还所背负的债务，农民今天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会对明天产生负面影响。这样的决策网络制造了一些不利条件，它要求信贷保持周转顺畅，因而也就导致农民的决策强调短期的现金流，而不是长期的规划。银行对贷款农户的要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获得贷款，农民不得不接受银行所要求的角色。银行不仅希望贷款农民有农业保险，还希望他们能够增加种植面积，以增加潜在的收入水平和贷款偿还能力。尽管“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农户会因获得规模效益增加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热情”^[10]，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最终，尽管乡村文化中的“好农民”观念更倾向于确保借贷和偿债能力的匹配，然而城市文化中的冒险精神却使他们仍会接受更多的债务以及规范其“生意”的规则和约束。

保险文化是在城市高度复杂性的环境中生成的，如今，这种文化也得到农民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通常是被动的。就目前世界各地农业保险的运作来看，为了平衡因借贷而产生的债务和规避农业生产的内外风险，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保险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而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将保险文化强加给了农民。如果农民想要参加一些政府项目或保障性贷款，那么，他们就需要参加农业保险。对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这种要求所反映的是：债权人想要借此来确认，当农作物歉收时，农民将有能力偿还或至少部分地偿还贷款。与贷款对农民决策的影响一样，农业保险也影响了农业生产实践。例如，农民明知道农作物将要歉收，即便再努力也不会有什么好收成了，然而，保险政策和赔偿条款却依然要求农户继续种植那些农作物，这也就迫使他们无奈地继续耕作，不仅浪费了农业生产资源，还耽误了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可能。尽管农业保险为农户织了一张安全网，然而，它在帮助农户规避风险的同时，却也鼓励农民去尝试种植那些不适合他们土地的农作物，因为这些农作物未来的价格非常有吸引力。保险文化补充了冒险精神留给农民的风险，使农民在承担风险的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规避风险，其实，在工业化农业网络中，农民承担风险和规避风险的决策行动受到了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极大影响，因而，对于农民而言，接受这两种文化意味着他们又必须承担沉重的经济压力。

为此，这种文化认同衍生出农民另一行动策略：经济上的压力会导致农民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收益和利润，而这些却是以消耗土地资源和农业的长期生产能力为代价的。这就是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的，农业保险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它使农民可以通过农业保险将风险的成本转嫁出去，因而决策也就不那么慎重或愿意冒一些风险，以博取更大的收益。当然，对于作为行动者的农民而言，道德风险的问题是与农民在网络中建构起来的独立性相违背的，在道德风险与决策自主性之间，农民表现出了不安和失望，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决策的个人成本和内在矛盾。然而，在工业化农业网络中，通常农民只有参与了农业保险并进行理性的盘算，他们才能与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建立起良好的伙伴关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专业化分工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城市生产、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都存在着这种专业化分工的身影，而专业化的显性结果则是各种专业人员(专家)的涌现。而作为传统文化保留地的乡村社会，也没有逃离这种文化及其观念的影响，在工业化农业网络中，专业化日益渗入农业文化当中来，并无处不在地向农民提供可以为他们解决各类问题的专家。我们看到，农业技术的复杂性和市场变化的步伐，使农民很难有时间去了解或学习了专业知识再去了解农业创新是如何进行的。网络给农民和其他行动者分配角色的过程，也就是“录取”的过程，然而，由他们构成的网络却很难清楚地揭示出农民是如何受“录取”影响的。我们发现，利用日益成熟的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和增加利润的驱动力，鼓励农民转向寻求专家的指导。农技顾问就是这样一类专家。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使用这些专家的建议开展农田灌溉、病虫害侦察、土壤测试以及农田整治等活动。实际上，在工业化农业网络中，农民时常咨询专家有关病虫害防治的相关问题，而专家们通常会告诉他们需要做什么。当然，专家们也会基于可持续农业的要求而提醒农民种子、化肥、农药等的选用注意事项。农技顾问不仅是种子、化肥、农药方面的专家，而且还能够缩小农民个体与广袤自然之间的距离。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很受农民的青睐，通过细致的观察以及与专家交流，农民能够加深对自然的理解和对气候变化的预测。这类专家可以覆盖一定的地理区域，并与其他行动者分享信息。虽然农民重点关注的是土地以及其所生长的作物，然而，农技顾问能够应用从许多领域观察而来的疾病或虫害知识，将生态知识和解决方案传递给他们所服务的农民，这种分工方式消除了农民进入知识领域并自己收集信息的必要性。

与其他因素相比，农技顾问的参与会导致农民以新的方式与环境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并重新定义农民和土地。通常，土壤性质是通过实验室进行土壤测试获得的，并由农技顾问将之“转译”为实践建议。这些新的做法实际上低估了农民个人的经验和专长，而以大量的专业资料取而代之，这些资料消除了农民和专家了解各自领域中生态知识的需要。我们看到，农技顾问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医生很清楚病人的治疗过程，而这些对病人来说则是神秘的，但病人希望，如果忠实地遵循医生的处方，那么，他便能够恢复健康。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他们都需要农技顾问的知识权威和技术专长，而且还需要更多其他类型的外部专家的建议。技术更新要求农民不断重新学习新技能或咨询更广范围的专家来帮助他们使用新技术。为此，跟上农业技术变革的步伐是农业发展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农民必须不断地重新接受教育，否则就无法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同时，新技术的持续发展也意味着农民需要持续改造。在不断地教育和持续地自我改造中，农民接受了这种专家文化，专家的专业知识是农民没有的，即便是在农民的生产实践中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在专业知识面前也变得不再有效。因而，基于这种文化认同，农民作出了放弃实践经验而寻求专家帮助的决策行动，或许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中，经验知识比专业知识更适合于农业生产，然而在工业化农业中，专业知识则比经验知识来得更为有效，正如工业生产方式一样，它们可以帮助农民创造一定的生产条件，打破仅仅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格局。

农业生产网络中其他的要素构成也值得注意，如作为资源的土地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被重新定义为更加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农民只会通过大量购买和有效应用昂贵的技术来“开采”土地的盈利能力，而不在乎它的可持续能力。因而在文化认同的意义上，它反映的是农民之于功利主义和“生意”文化的接受以及对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及其文化的抛弃。在这种功利主义和“生意”文化的影响下，农民接受了精于算计的农民才是一个好农民的观念，并在生产关系上将人与土地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单纯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生态关系。与之相比，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中即便农民没有生态系统的观念，但农民总是将土地视作他们谋生的必需，因而会非常珍惜土地，并努力使土地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在工业化农业中，对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城市文化的接受使之抛弃了这种与土地共生的观念，转而追逐更加功利、更符合生意原理的行动策略。

在城乡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农民应用由自然条件、农业技术和社会安排构成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并进而回应工业化农业网络的一个基本问题——增加收益。在农民看来，他们最大的兴趣在于：尽可能地扩大种植规模，实现收入迅速增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会在意他们参与其中的网络是如何反过来影响他们自己的。虽然工业化农业存在着一些已被言明的问题，但是农民会继续参与这一网络，并在决策行动中阐释那些由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建构或重建的价值观念和实践做法。概括地说，在农民决策中，一方面，农民必须像企业管理者那样作出短期的、更经济的决策，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像环境保护者那样作出长期的、生态友好的决策，这二者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农民决策中是普遍存在的，并表现为几组冲突关系，它们揭示了网络中农民是如何不断地在不同角色之间进行调适的。

农民能够控制自己的活动与这些活动受网络影响的程度之间存在着冲突关系。许多农民把“当自己的老板”和独立意识作为农业的积极方面。诚然，当农民直接管理着自己的日常活动，没有监督者站在一旁指手画脚时，工业化农业网络中的“权力”却增强了金融机构、专家、种子公司、农药公司，以及其他购买和加工农产品的公司对农民决策行动的影响。例如，银行会告知农民，如果他想获得贷款，那么，他就必须租赁一定量的土地或把农场经营到一定规模。保险公司会让农民继续种植已然歉收或收成无望的农作物，即使双方都知道这只是在浪费更多的资源和重新耕作的机会。农技顾问会告诉农民，他们应该在何时灌溉农作物，以何种剂量使用农药化肥，尽管如此，农民依然对是否按照农技顾问的建议行事有最终决定权，所以他们仍然是自己的老板，然而他们已远离了独立，他们的行动也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农产品的购买者也会引导农民作出选择。农民在选择种植什么的时候，受到市场以及市场中的买家的影响。想要继续耕作的农民必须要有一个至少能够将农产品卖出去的市场，所以他需要种植一种可以在短距离、短时间内便可售出去的作物。“从经营环境来看，由于农民经济行为具有很强的趋同性，易导致农产品很快饱和，如果不改变经营项目就难以生存”^[11]。相比较而言，农民在种植高效农业时，最大的担忧便是，即使他们能够成功地种植，他们也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如何将它们市场化。

在决策实践中，农民所体验到的另一组冲突关系是为获得经济利益而扩大经营与为生活质量而维护社区健康运行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关系。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模式导致了农村人口的锐减和农村社区的退化。在对农村社区退化感到惋惜的同时，很多农民也都表示，如果可以或者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他们还是会租赁更多的土地。在每户农民耕作较少的土地，农村人口依然非常充裕的时期，邻里关系和社区生活令人感到非常充实。在农村，较多的人口可以支持起当地的商业和学校，农民还可以经常性地参加村民自治活动。而现在，大量空心村的存在，大量土地没有得到良好的耕作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农村社区挣扎地维持着农村家庭所需要的学校、公共服务以及商业活动等。那些依然留在农村社区的农民深刻地体会到了农村的这类变化。工业化农业的发展意味着农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他们自己的农场上，他们很少有时间来进行互惠、互助的劳动交换以及与邻居们开展日常的社会交往。在过去，互惠、互助的劳动是比较常见的，然而，随着更大、更快、更有效的农业技术的出现，使得更少的人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这同时加剧了农业人口的外流。即使是农民子女，也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农场工作热情的减退与高债务水平，成为了农民生活的常态，农民子女失去了接管农田的动机，也纷纷离开农村社区，到城市里去打拼，或选择从事其他行业。

农业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方向要求城市和农村的两种文化的和谐共生以及因此而产生冲突关系的有效化解。实际上，农民参与到工业化农业网络，改变了他们传统上所重视的那些知识和专长的类型。他们不得不成为其他专家的专业知识的消费者，以实现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目标。农民参与到工业化农业网络不是盲目的，虽然大量农民都生活和工作在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化氛围中，他们见证了农业耕作方式和农村社区因工业化农业网络的力量而发生激烈变化，并对此作出过贡献。人们并不总是接受变化或对变化毫无异议，对文化认同、独立性以及技术应用的讨论，挑战了工业化农业网络分配给农民的那些角色，然而，工业化农业的技术应用和实践做法却巩固了农民对农业激烈变化的贡献。

我们解释了农民对于不可持续做法的责任，这是短期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它存在于农民对未来义务的感知和对城市某类文化的认同当中。农民们积极地利用技术，希望能增加他们的收益或减少体力消耗，但这些技术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生产模式中实现这些目标。由于工业化农业网络经常是由少数几个提供有限选项的行动者所主导的，农民的选择受到了限制。农民对某类城市文化的认同以及随后受到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支配，生发了这样一种情况：农民的土地和劳动所产生的大部分价值被其他行动者所俘获。然而，即使在这个网络的范围内，参与其中的农民已经判断出，他们在网络内的回报要大于他们在网络之外的预期回报。毕竟，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工业化农业技术产生了高收益和高利润。然而，参与网络的好处并非没有代价，特别是日益退化的农业生态环境。那么，农民以及工业化农业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是如何解决短期需求和长期需求之间的冲突的呢？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中国特别是农业相对较为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的未来，并在普遍的意义上影响到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当前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工业化农业的视野下，农民正在探索一些替代性的生产策略，并寻找方法来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和谐共生。这样的变化并不仅仅是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发生的，整个农业的可持续生态系统(网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都展现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对工业化农业的反思，提倡可持续农业，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为理想化的农业耕作方式及其文化形式而争辩。相比较而言，通过ANT这个棱镜，我们看到在网络中出现新声音(有时是不和谐的)的可能性。例如，在缺水地区试验种植棉花、葡萄等特殊农作物来应对水短缺就是这样的声音。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其他农民就可以在这些地区选择种植棉花、葡萄等作物。这些试验和替代声音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它们是成功的或者呼声足够大，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在创造更为经济的替代性农作物和在可持续实践上是成功的，那么，他们可以致力于同网络中的其他农民进行“兴趣强化”，从而能够在相互冲突的观念和文化之间进行较量。在与农业相关的各种争议中，农民都是梦寐以求的盟友，因为他们一直控制着劳动力、土地和水资源。没有他们的支持以及文化认同，可持续农业的理想都无法生根发芽，当然，这里必须有一些可供他们选择的具有可行性的备选方案。

由工业化农业网络建构的农民及其文化认同为我们指出了农民坚持不可持续做法的文化原因。我们不需要接受必然性的心理学解释。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认同解析来了解工业化农业网络是如何影响、改变并支配那些参与其中的农民的。农民的知识和专长因工业化农业过程的“黑箱”而遭到贬低，妨碍了农民改变其在可持续农业方向上的航向。可持续农业鼓励在短期和长期上重建农民与土地、水资源的联系，因而，我们也没有必要限制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注。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个分析工具，基于文化认同解析的视角，可以看到，多样性的、不同种类的行动者是如何创造并重现基于利益充分共享、文化和谐共生的网络的。这里，已经展示了农民是如何接受城市文化并作为更大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总而言之，工业化农业网络正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并维持着一个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通过认识这一网络，可以发现城乡两种文化在调适工业化农业和可持续农业中得以和谐共生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