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面临严峻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①。农村人口结构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变迁，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城市化和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一方面，随着农业比较效益的下降，农村中青年外出务工不断增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呈现老龄化趋势。另一方面，从留守的中老年农民来看，进行农业生产不仅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和养老保障，还是其活动身心、颐养天年的生活方式。此外，对于50岁以上的老龄劳动力而言，其进入非农部门的就业能力逐渐降低；而对已转移至非农部门的农民工而言，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仍会选择返乡务农^[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① 据上海财经大学发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当前54.6％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劳作。黄季焜、靳少泽预测，202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55~56岁左右，未来10年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较明显。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影响便是对农业经营造成不利冲击，但学术界尚未就该问题达成一致结论。大部分研究认同老龄化会引起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导致有效农业劳动投入不足，并阻碍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作业方式的实施，从而对农业经营造成负面影响^{[2, 3, 4]}。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得益于生产技术与组织方式的进步以及社会化服务的支持，农业生产与劳动力年龄等人力资本特征关联不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并不会对农业经营构成负面影响^{[5, 6, 7]}。郭晓鸣、左喆瑜进一步指出，老龄农户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丰富的生产经验与现代农业要素有效整合，形成了与自身禀赋相适应的技术效率比较优势^[8]。可见，在我国农村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需要更为科学的方法和更具代表性的数据来厘清这一问题。

村公共品包括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它既是农村经济社会面貌的体现，也是影响农户收入和福利的重要因素。大量学者对其展开研究，相关文献集中于考察农户对村公共品的需求意愿以及事后的满意度评价，包括农户对农村公共品需求偏好、投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9]，农户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满意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10, 11, 12]}。此类研究发现，农户对修路、排水灌溉等生产型基础设施和其他一些生活性基础设施均具有较高的需求意愿，但多数农户对村公共品满意度较低，认为公共品普遍供给不足，应予以重建或新建。然而，直接探讨村公共品与农户农业经营间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现阶段，老龄化致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弱质化现象严重，老龄劳动力的弱质化及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其农业经营对村公共品的依赖性较强。鉴于理论和现实考量，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村公共品对老龄劳动力的农业经营有着怎样的影响？

综上所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因此，探究如何适应这一变化趋势，以及如何缓解老龄化对农业经营的负向影响显得迫在眉睫。但是，目前关于老龄化影响农业经营的研究还未达成一致结论，对于村庄公共品是否影响农户农业经营的文献较为缺乏，而针对老龄化与村庄公共品的交互作用对农户农业经营影响的研究则更是少见。据此，本文试图做如下改进：(1)将老龄化、村公共品和家庭农业经营置于同一框架下，不仅考察老龄化和村公共品对农业经营的影响，还将分析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农业经营的影响，这种交互效应的分析更具现实意义。(2)从村庄经济层面和社会资本等非经济层面出发，探讨如何加强村公共品对老龄化农业经营的作用。具体包括：通过分样本回归，考察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村庄中，村公共品的作用是否会有差异；引入村公共品作用和社会资本的交叉项，检验村庄社会资本对村公共品作用的影响。(3)采用CFPS2010和2012年的大样本微观数据，以更好地从微观层面刻画老龄化、村公共品对家庭农业经营的影响，提高研究的时效性和针对性^①。

①已有关于老龄化对农业经营影响的研究大多采用2009年前的数据。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将使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13]。其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会造成农业生产效率缺失和发展后劲不足。老龄劳动力的体力状况通常较差，其生理机能的下降会导致农业劳动投入不足、农业经营规模缩小，甚至造成生产方式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倒退^{[2, 4, 14]}。其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构成了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障碍。老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思想保守，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较差^[15]，致使农业技术需求明显萎缩，不利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采用与推广。

通常认为，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可以改善农业经营条件，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从宏观的国家与区域视角看，村公共品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降低收入差距和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Fan等发现，农业科研投入以及通讯、水利、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缓解中国农村的贫困程度^[16]。于水、曲福田提出，农业基础设施发展对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发展的滞后性使得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17]。从中观的村庄视角看，村公共品有助于村庄具备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18]。从微观的农户视角看，通过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环节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支持，村公共品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 20, 21]}。

进一步地，村公共品还能够缓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冲击，该观点已得到了国际经验的广泛支持。劳动力老龄化在美、日以及欧洲等地区表现得较为突出^① ，但老龄化之所以没有威胁到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就在于其拥有较为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公共品。

①美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58岁，日本高达67岁，欧洲近1/3的农民年龄在65岁以上，此外，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均出现了农业老龄化现象^[22]。

村公共品除了包括农田水利、农业科技和设施装备等基础设施外，还包括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首先，从基础设施角度看，良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可以降低农业劳作的劳动强度，有利于其进行农业生产经营。集体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技术改进和小型农机的推广，缓解了农业生产上的体力和人力资本约束，使得劳动力老龄化未造成水稻生产力下降^{[5, 23]}。此外，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还有利于农资和机械投入的增加、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以及生产环节上多种社会化服务的支持，均能有效缓解劳动力老龄化给农业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7]。其次，从公共服务角度看，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等教育项目提高了老龄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增强了其对新技术、新信息的接受能力，进而为技术、信息等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提供了平台^[24]。此外，“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保服务为老龄劳动力提供了基本生活和养老保障，增强其抵御重大疾病风险的能力，解决了老龄农户的实际困难；而村庄的医疗卫生设施则有助于提升老龄劳动力的健康资本，进而提升老龄劳动力的农业经营绩效^[25]。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可供检验的理论假说：

假说1：老龄化对家庭农业经营呈负向影响；

假说2：村公共品对家庭农业经营呈正向影响；

假说3：村公共品可以缓解老龄化对家庭农业经营的负向影响。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样本，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变迁。CFPS调查问卷共有家庭、成人、少儿和社区问卷四个类型，其中，家庭问卷提供了家庭农业经营情况和人口特征等信息，成人问卷包含了户主信息，社区问卷则提供了村公共品及基本的村、省信息，因而涵盖了本研究所需的全部数据。

目前，CFPS共有2010和2012两期数据，但鉴于CFPS2012中并未包含村庄层面的相关变量，故本文实证主要基于CFPS2010的农村样本展开，共包括来自138个区县和411个行政村的9631个农村家庭。同时，为确保结论可靠，我们也使用CFPS2012数据进行了相同的实证^②，回归结果显示稳健。但限于篇幅，文中仅汇报了CFPS2010的回归结果。

②由于村公共品相对家庭来说较为稳定，故村公共品的相关变量取自CFPS2010，而其他主要变量均取自CFPS2012。

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1．家庭农业经营。 ^①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土地“单产”来衡量农业经营收益，这与发展中国家将保障粮食安全作为优先目标有关。结合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的需要，我们拟从产出和投入两方面来衡量农户农业经营收益。其中，产出角度以人均农业纯收入Agri来反映农业经营的收入水平，投入角度则以亩均化肥农药支出Ferti来反映农业经营的投资水平^② 。

①当前，家庭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可以预期在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中占多数的小规模农户仍将持续存在，故本文选取家庭户作为分析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

②农资支出包括机械畜力作业、种子秧苗、化肥、农膜、农药、水电灌溉、燃料动力和固定资产折旧等合计。受数据所限，本文使用亩均化肥农业支出来衡量农户的农业投入水平。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剔除了人均农业纯收入和亩均化肥农药支出小于0的样本，并将其进行对数处理以减轻异方差。

2．老龄化。 关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衡量方式，国内还没有较为统一的标准，我们借鉴已有学者的做法，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里计算年龄大于等于65岁的农业劳动力比例Age65作为老龄化程度的度量指标。类似地，还选取年龄大于等于60岁以及年龄大于等于70岁的农业劳动力比例来衡量老龄化程度，相应变量以Age60和Age70表示。后续实证分析主要基于Age65展开，而Age60和Age70作为替代变量，仅用于考察结论的稳健性。

3．村公共品。 参考已有文献，我们拟从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两个角度来衡量村公共品供给。受数据所限，选取村财政总支出中用于基本生活设施、教育基础设施、农业生产设施这三项支出来衡量公共设施投入水平^①，分别以Pubser、Eduinv、Proinv表示；选取村医疗卫生人员占村庄人口的比例Medinu和村参加“新农合”的村民占村庄人口的比例Medisur来衡量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②。

① “基本生活设施支出”指道路、水、电、煤气、上下水等支出，“教育基础设施支出”指投资学校、培训班等支出，“农业生产设施支出”指农业水利等支出，因此，三者无概念上的重叠。

② 由于老龄劳动力受健康状况影响较大，因此村医疗卫生环境和新农合参与情况是与老龄劳动力最相关的公共品变量。

4．村庄社会资本。 为检验村庄社会资本对村公共品作用的影响，引入“您村占总户数10%或以上的大姓有几户”Surname和“参加投票选民的比例是多少”Voteper两个变量来反映村庄社会资本。其中，由于宗族制度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姓氏占比反映了村庄的社会关联度^[26]； 而选民占比则反映了村庄的民主程度^[27]。

5．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农户农业经营的因素，我们还引入了以下六类变量：(1)人力资本，以户主所获最高学历Educ表示。(2)金融资产，以人均存款余额Save表示。(3)物质资本，以人均住房面积Hous、人均拥有耕地面积Plow和人均固定资产Capi表示^③。(4)家庭特征，以家庭规模Size、户主性别Gender和兼业化程度Occu表示。(5)村庄特征，以村庄地貌Landsca、到集镇时间Dist、村财政人均公共支出Expend以及村庄是否拥有集体企业Firm表示。(6)省份特征，以省份虚拟变量表示。

③ Plow以家庭拥有的水田和旱地面积之和来衡量，Capi以购买拖拉机和摩托车的费用以及上月房屋市值之和来衡量。

我们首先简要探讨老龄化和村公共品对家庭农业经营的影响，然后引入二者的交互项，来重点考察村公共品是否可以缓解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户农业经营的冲击。

为了考察老龄化与家庭农业经营之间的关系，本文设定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LnAgri_icj为省份j村庄c的农户i的人均农业纯收入的自然对数，age65_icj为老龄化程度，X_icj和V_cj分别为家庭及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Prov_j为省份虚拟变量，μ_icj是扰动项。

表 2汇报了估计结果。其中，第(1)至(3)列是使用LnAgri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Age65的系数显著为负，假说1得到验证。这表明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不利于家庭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老龄劳动者体力等人力资本的降低影响了农业收益。第(4)至(6)列是使用LnFerti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Age65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可能因为，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越知道如何适量投入化肥、农药等；另一方面，老龄农户受农业经营收入降低的影响，其加大农业投资的能力受限，从而会降低农资投入。

为进一步确认老龄化对家庭农业经营的影响，我们还采用老龄化的替代指标Age60和Age70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Age65一致，两个指标均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Age65和Age70的负向影响大于Age60，这意味着老龄化对农业经营的负向冲击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这是因为，相比于60岁的劳动力，65岁和70岁的人力资本下降更大，对农业经营的不利冲击更为突出。

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已有文献相一致，表明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客观现实基础。具体来看，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的提高皆有利于农户经营收入增长。物质资本方面，人均住房面积和农业经营无明显的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固定资产对农业经营收入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特征方面，人口规模显著为正，家庭人口数越多，面临的劳动力约束越小；户主性别并无显著影响；兼业化程度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兼业行为对农业经营具有替代效应，农户从非农渠道获得的收入越高，其进行农业生产的激励越弱。村庄特征方面，村庄到达集镇的时间变量影响显著为负，村庄距离集镇越远，农户接收市场信息的便捷性越差；村庄人均公共支出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能因为偏向城市的财政投入政策使得农村公共支出水平较低，导致公共支出未能发挥实际效果；村庄是否有集体企业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能因为村集体企业越多，村庄非农经济越发达，对农业经营造成一定挤出效应。

定量研究村公共品影响家庭农业经营的文章尚为数不多。接下来，我们通过估计方程(2)来探讨村公共品与家庭农业经营的关系。

其中，Pub_cj为省份j村庄c的公共品，具体包括Pubser_cj、Eduinv_cj、Proinv_cj、Medinu_cj和Medisur_cj五个指标，其余各变量定义与方程(1)相同。Pub_cj的系数γ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通过其系数符号来判断村公共品对农户农业经营的影响。

为确保结论稳健，我们仍使用LnAgri和LnFerti两个指标来衡量因变量，使用Age65、Age60和Age70三个指标来表征老龄化。结果发现，无论替换因变量还是核心变量老龄化，实证结果均未出现大幅变化，结果较为稳健。但受篇幅限制，表 3仅汇报了以LnAgri为因变量、Age65为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

注意到，村公共品的系数均为正，假说2得到验证。其中，第(1)至(3)列分别汇报了基本生活设施支出、教育基础设施支出和农业生产设施支出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这三类村公共品对家庭农业经营均呈正向影响，但系数的显著性较低。可能由于，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公共品所能发挥的效用有限，虽然近些年财政支农力度不断提高，但其作用还未显现；另一方面，受个别群众与村干部对惠农政策的掌握理解不透彻、公开公示不到位以及基层腐败等因素影响，部分支农政策难以落实。

此外，由于健康状况是影响老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第(4)至(5)列分别考察村医疗卫生环境和新农合参与情况对农户农业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Medisur的系数十分显著，说明新农合参与度较高的村庄通过改善农民的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户农业经营有着正向影响。

前两节分别讨论了老龄化和村公共品对农户农业经营的影响。老龄化不利于家庭农业经营，而村公共品对家庭农业经营有正向影响。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二者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还是可以交互作用？我们通过估计方程(3)来回答这一问题：

其中，Age65_icj×Pub_cj为老龄化与村公共品的交互项，其余各变量定义同前。我们重点关注交互项的系数λ，如果λ为正，则说明村公共品能够缓解老龄化对农业经营的不利冲击。限于篇幅，与表 3一致，我们只汇报以LnAgri为因变量、Age65为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 4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假说3得到验证，即村公共品能有效缓解老龄化对农户农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第(1)至(3)列的交互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Eduinv、Proinv和老龄化的交互项系数大于Pubser和老龄化的交互项。可能由于，教育基础设施与技能培训等与农户人力资本提升有关，农业生产设施与农业经营联系紧密，而基本生活设施并非主要针对农业经营，因此作用相对较小。第(4)至(5)列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可能因为，老龄劳动力的务农经验等早已得到积累，对他们来说，健康状况是约束其农业收益的主要因素，而较好的医疗环境和新农合参与率通过改善老龄劳动力的健康资本，提升了农户农业经营绩效。

鉴于不同特质的村庄在公共品投入，以及拥有的公共品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村公共品对老龄农户农业经营的缓冲作用可能随村庄特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此，本文将从村庄经济发展程度、农业经营规模和社会资本水平三个角度出发，来分析村公共品的缓冲作用与村庄特质间的联系，同时考察上文结论的稳健性。

我们以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村庄经济发展程度，并根据村人均纯收入的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低收入(Panel A)和高收入(Panel B)两个子样本进行分别回归。结果见表 5。

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4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注意到，交互项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组均呈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系数在经济水平较高的村庄更大。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发展程度高的村庄财政实力通常较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更大；且有能力提供质量更优的信息、财物等配套支持。这表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制约公共品作用的发挥，故提高村公共品对老龄农户农业经营的缓冲作用需积极开展农村扶贫，促进农民增收。

考虑到本文研究对象为农户的农业经营，故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公共品的缓冲作用是否在不同农业经营规模的村庄存在差异。对此，我们以村农业总产值来衡量村庄农业经营规模，并根据该变量的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Panel A和Panel B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

表 6结果显示，村庄农业经营的规模确实影响了村公共品的作用效果。具体而言，村公共品的缓冲作用在农业经营规模较大的村庄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农业产值越大，表明农业经营对农户及村庄的重要性越强，农户对有利于其开展农业经营的公共品的需求意愿更大，要求更高；相应地，村民在建设公共品的集体行动中可能会表现得更积极，使村庄提供的公共品数量更多、质量更优。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村公共品的作用效果实际上是一个组织与治理问题。Putnam等发现，村公共品的治理行为会受到集体社会资本和以农村公共组织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约束^[28]。周生春、汪杰贵提出，积累乡村社会资本是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欠缺的一大途径^[29]。由此，引发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村庄社会资本是否会影响村公共品对老龄农户农业经营的缓冲作用。为此，我们在方程(3)的基础上引入老龄化、村公共品与村庄社会资本三者的交互项Age65×Pub×SC来进行检验。

其中，SC_cj具体包括Surname_cj和Voteper_cj两个指标，其余各变量定义同前。我们重点关注交互项Age65_icj×Pub_cj×SC_cj的系数Φ，如果Φ为正，则说明村公共品对老龄农户农业经营的缓冲作用会随着村社会资本的发展而增强。表 7汇报了方程(4)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村庄社会资本的提高会加强村公共品的缓冲作用。可能因为，第一，从Surname指标来看，村庄姓氏越集中，越容易形成集体行动来黏合和润滑村民间的关系^[26]，越有利于村公共品的供给和作用的发挥；第二，从Voteper看，在相对民主的村庄中，成员间相互熟悉了解，存在信任与互惠的规则，便于整合村庄发展资源、协调利益分享关系等。

本节结论浅显直观：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丰富村庄社会资本，对于促进村公共品作用的发挥，进而提高老龄化背景下农户经营收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老龄化及其与村公共品的交互作用对家庭农业经营的影响。结果显示，老龄化对家庭农业经营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使用不同的代理变量，该结论依然稳健；村公共品对家庭农业经营呈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村公共品的缓冲作用，发现村公共品可以有效缓解老龄化对家庭农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扩展讨论表明，村公共品的缓解效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农业经营规模较大、社会资本较丰富的村庄表现得更为明显，即村公共品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共同助推。

综上所述，一方面，我们应重视老龄化对农业经营的不利影响，继续加大对农村老龄人口的帮扶力度，尤其要增加医疗、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改善老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适应农业经营对于体力和技能的要求。另一方面，结合老龄农户对村公共服务的需求特点，建立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等村公共品供给，并落实好监督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为老龄劳动力的农业经营创造有利条件。此外，还应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构建和谐的村庄社会关系。积极建立各类互助机构、老年团体等村基层组织，增强村庄内部的凝聚力以及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巩固村庄社会资本，以增强村公共品的积极作用。

本文的不足在于：受所获数据限制，我们对村庄公共品的衡量并不全面，因而未能详尽地考察不同类型村公共品对老龄农户农业经营的影响。而各类异质性的公共品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分化，特别地，鉴于部分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老龄化”偏向^{[11, 12]}，考察与老年人口密切相关的村公共品的作用也显得较为重要。这一不足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