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研究表明安全的土地产权通过激励农地生产性投资^{[1, 2]}、提高要素利用效率^[3]、降低农地交易成本^[4]等效应提高了农业生产绩效。Broegaard和Gelder认为农地产权的作用是通过农民对产权的感知发挥作用的，因此，只有将农民产权安全感知作为核心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民的土地行为。^{[5, 6]}目前，部分学者已从实证层面对产权安全感知的影响因素加以检验：以实际产权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土地调整政策、土地证书持有情况、土地登记状况等影响农民感知产权；^{[7, 8, 9]}Yi和Ma等研究表明，收入结构、信贷能力、土地投资状况以及户主的政治地位等显著影响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10, 11]}此外，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民产权经历和村庄产权情景对农民产权安全感知也具有显著影响，且村庄产权情景对不同产权经历的农民的影响不同^[12]。纵观已有文献，它们虽然在农民产权安全感知的作用和影响因素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尚未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与实际产权安全间存在的差异性以及导致认知偏差的内在原因。德姆塞茨认为产权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他人交易时的合理预期^[13]，当这种预期与现实的产权状况发生偏差时，将影响农民的农地行为和农地制度绩效的发挥。因此，比较农民土地产权安全认知与实际产权安全间的偏差，并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的产权制度环境造成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影响机制，有助于补充当前关于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的研究文献，尤其是增加对农民心理认知层面的理解，同时也为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提供针对性的参考意见政策制定者不仅关注造成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知较低的原因，更可能关注农民产权安全认知与实际安全状况间的差异大小以及影响因素，从而制定科学的政策措施来降低农民的产权认知偏差。。

那么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主观偏差形成的内在机理又是什么？卡尼曼等研究表明，在许多情景中，人们是通过能够想到的例证或事件发生的容易性(即便利性启发式)来评估事件发生的概率的。^[14]谢利等则认为历史性的行为经历先验地建构了行为人的事实性认知，且受到主体所处社会情景的影响。^[15]考虑到情景因素的即时性，它对农民的影响通过记忆的近因效应发挥作用^{[16, 17, 18]}。因此，由于农民产权经历和产权情景的便利性启发式效力，它们对农民产权认知偏差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Tversky和Kahnman、Galbraith等研究发现，便利性启发式下的认知偏差是由于例证的可提取性和搜索集的有效性所引起的^{[19, 20]}。对于农民而言，产权认知偏差的形成不仅受到农民的产权经历和村庄产权环境的作用，还可能受到同一地域其他农民产权安全认知情景示范效应的影响。

鉴于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对农民农地行为存在的重要影响，本文从便利性启发式的视角分析了产权环境对不同产权经历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影响，并量化了产权环境对不同产权经历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作用差异，以期为降低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提高农地制度改革绩效提供经验证据。

Bousfiled和Sedgewick认为行为主体对事物的评估受到能回忆起事件的影响，这种基于回忆起的实例数随着时间的长短呈负指数增长。^[21]此外，基于便利性启发式的概率评估还受到事件的提取和情节建构的影响，一旦某个不确定情景以某种特定方式被理解或解释之后，就很难以另一种方式再来看它。^[22]换言之，农民对于产权安全的评估也是基于对产权环境中的实例数进行信息加工后进行呈现的。尽管自1998年以来我国法律上的产权安全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政策的运行除受到正式法律条款的影响外，还受法律间的不一致性、地方财力、社区规范、习俗宗教等方面的限制，差异化的产权环境不仅造成实际的土地产权安全性较低^[11]，也导致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认知出现偏差。

土地产权安全认知偏差是指农民依据产权环境对土地产权安全的评估与实际产权安全间的不一致性。Deininger等和马贤磊的研究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和土地调整是衡量土地产权安全的重要变量^{[8, 23]}，因此本文选取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和土地调整的认知与实际土地证书重要性和土地调整状况间的偏差来衡量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主要原因是农民的土地产权安全认知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为降低农民的评估误差，本文从导致农民土地产权不安全的来源——村庄土地调整和地方政府行政性征收出发，识别了上述两个间接指标以降低农民对产权安全评估的误差。在此基础上，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于土地保护的法律效力，将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的认知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实际法律效力间的差异界定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对于土地调整，一方面，对于第二轮承包以来已停止土地定期调整的村庄，依据法律规定和村庄治理间的一致性，该村庄未来将不会再发生土地调整，本文将这类村庄的土地调整状况界定为不会发生土地调整；而对于目前仍存在经常性土地调整的村庄，其未来也将继续发生土地调整，本文将该类型村庄的土地调整状况界定为仍会发生土地调整。鉴于此，本文将农民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界定为不同村庄的农民土地调整认知与所在村庄的实际调整状况间的差异。

在农村社会，正式和非正式的村庄产权环境特征均对农民土地产权安全认知偏差产生影响。村庄产权环境通过记忆的近因效应直接影响农民产权安全认知评估的例证可获性(关于记忆的分析参见Lynch和Yarnell的研究^[24])，同村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则随着日常的交流通过情景示范效应影响农民产权安全评估的例证可获性和信息提取的准确性，这两者共同导致了农民产权认知偏误的形成。具体来看，正式产权环境特征方面，当农民所处产权环境安全并与实际产权状况一致时，便利性启发式诱致的农民对产权安全信息的提取有助于提高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降低其与实际产权环境间的偏差；非正式产权环境特征方面，本文选取了同村其他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来衡量农民所处村庄非正式的产权环境。对于农民而言，提取产权环境信息来评估土地产权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周边农民的产权认知信息的传递。通过与同村其他农民的持续交流，农民间的信息通过情景示范效应或非正式习俗的形式相互影响，进而对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产生干扰。这是封闭性较强农村社会中一种典型的内部社会化特征，有助于产权信息的传播和发酵。村庄产权环境对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影响如下：

(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土地的实际保护界定为重要，当村庄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时，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水平将由初始水平开始提高，农民产权安全认知水平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实际重要性的偏差缩小；同理，村庄未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将导致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水平由初始水平开始下降，农民产权安全认知水平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实际重要性的偏差扩大。当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升高，强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将通过情景示范效应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也相应缩小；同理，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下降时，村庄内部非正式的产权安全信息互动将导致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的下降，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扩大。

(2)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当农民所处的村庄第二轮承包以来仍进行着土地的定期调整时，村庄土地调整次数越多，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水平将由初始水平开始提高，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与村庄实际土地调整状况的偏差缩小；相反，村庄土地调整次数越少，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水平越低，其与村庄实际土地调整状况的偏差越大。当农民所处的村庄第二轮承包以来已停止了经常性土地调整时，若村庄二轮承包期间仍进行过(非定期的)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水平将由初始水平开始提高，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与村庄实际土地调整状况的偏差扩大。同理，若村庄二轮承包期内未进行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预期将降低，其与村庄实际土地调整状况的偏差缩小。类似地，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存在情景示范效应，当他们整体的土地调整认知发生变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也会以相同的趋势发生变化，即不管何种情形，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扩大都将诱致农民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提高。

课题组于2015年1—2月开展对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农户调研，根据地理位置，选择了江西省地形较为平整的丰城市和地貌以丘陵为主的遂川县，大致可代表江西省的典型特征；为保证样本选择的随机性，在每个县随机选择6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2~3个村，每个村随机挑选20~30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最终得到的实际样本包括12个乡(镇)、33个村的817农户的家庭特征、风险偏好、产权特征等信息。经过剔除不适宜本研究的样本，最后本研究使用的样本为800户农户。

1.产权安全认知偏差。产权安全认知偏差变量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和土地调整认知偏差。调研中让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护土地权益和未来5年土地调整的可能性进行了1～10的打分其中1表示土地承包证书完全不能保护土地权益和未来5年肯定不会发生土地调整，10表示土地承包证书可以有效保护土地权益和未来5年肯定会发生土地调整。下文中土地承包证书的实际作用和未来土地调整发生的实际概率均采用该方法进行衡量。。为得到农民产权安全认知与实际产权安全间的偏差，首先，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法律效力将其对土地权益的实际保护作用界定为10，并用其减去农民的认知值，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其次，第二轮承包以来已停止定期土地调整的村庄的土地调整状况界定为1，而将当前仍在进行定期土地调整的村庄的实际土地调整状况界定为10，最后利用实际土地调整状况赋值减去农民估计值后的绝对值来衡量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

2.产权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土地证书发放不到位会弱化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26]，因此，村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将扩大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对于经历过土地调整并处于定期调整土地村庄中的农民，村庄土地调整次数越多，农民土地调整认知的偏差越小。相反，当农户处于第二轮承包以来已停止土地调整的村庄，若村庄发生过土地调整，农民土地调整认知的偏差将扩大。当同村其他农民的认知偏差较大时，农民的记忆和例证获取会通过环境的便利性特征显化，从而扩大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

3.户主特征。Bugri研究认为男性对产权安全的认知度比女性要强^[27]，因此本文预期户主为男性的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较小，但考虑到土地调整的可能性包括两种，户主性别对农民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影响不确定。户主年龄越大，经验和信息的积累有助于农民识别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重要性，但年龄增加，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度增加，将弱化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的认知。长期的经验积累使农民有效识别本地区土地调整的规律，降低土地调整认知的偏差。户主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农民对土地法和相关政策信息的识别^[7]，有利于降低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户主非农就业经历方面，一方面农民产权安全水平与其外出务工存在正相关^[28]，另一方面非农就业会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保护，弱化了证书效力。而外出务工将加大农民对于因土地调整而失去土地的恐惧感，将提高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

4.家庭特征。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提高了对土地的技术和资本投资，有助于提高农民的产权安全感知^[11]，即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有助于降低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的认知偏差和未经历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对于其他两类农民，外出务工引发的投资效应受农民不安全产权经历的预防性防御机制的干扰，导致其对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影响不确定。考虑到资产专用性引起的产权安全感知下降，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随之增加。对于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民，资产专用性将强化土地调整的可能，那些处于定期调整土地村庄中的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将下降。对于处于无土地调整村庄的农民，农业固定资产专用性可能并不会影响其土地调整认知偏差。

5.土地特征。家庭承包地面积越大，家庭的收益和在本地区的社会地位越高(尤其是在非农就业发展水平不高的江西省农村地区)，有助于提高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水平。但Ma等的研究表明农村社会存在的公平思想和村庄自治对过大土地承包面积存在抑制作用^[26]；Lang等的研究同样表明土地面积过大可能通过需求信号释放效应减少下次土地分配时的面积，降低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水平^[29]。家庭承包地块数也面临该问题，地块数越多，农民的经营成本越高，被调整的可能性越大，但由此释放的土地细碎化和单位经营面积过小的农地需求信号可能会稳定农民的土地产权。

6.其它变量。对于了解土地政策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法律效力可以提高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降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的认知偏差。而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民即使了解土地政策，也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重要性表示无所谓。此外，了解土地政策会弱化农民的土地调整感知，但考虑到经历或未经历土地调整的先验认知，这可能弱化政策了解的实际效力。此外，本文也识别了丰城市虚拟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2汇报了不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状况下产权环境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的影响。对于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民，村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较于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民，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的认知偏差更大；同村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认知偏差的影响方面，无论是持有或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民，同村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越大，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的认知偏差也越大。

表 3汇报了不同土地调整经历下产权环境对农民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影响。对于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民，村庄土地调整次数弱化了农民对土地调整的认知偏差，而对于未经历土地调整的农民，村庄土地调整次数扩大了农民对土地调整的认知偏差。同时，较于未经历土地调整的农民，村庄土地调整次数对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影响更大；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影响方面，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对经历和未经历土地调整的农民的认知偏差均存在放大效应。

本文首先利用两组O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和农民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影响因素；然后利用Oaxaca分解方法分析产权环境对不同产权经历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影响差异。具体的模型如下：

不同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影响因素的Oprobit模型：

式(1)识别了两组模型，第一组模型：Y_i表示第i个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值越大表示农民的认知偏差越大。X_i表示第i个农民所在村庄是否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Z_i表示第i个农民所在村庄其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D_li表示农民的家庭特征、土地特征等变量。a₀为常数项，a₁-a₃表示待估计系数，ε_i表示误差项，并符合正态分布；第二组模型：Y_i表示第i个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值越大表示农民的认知偏差越大。X_i表示第i个农民所在村庄土地调整的次数，Z_i表示第i个农民所在村庄其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其它变量定义与第一组模型中的一致。

不同产权经历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差异分解如下：

式(2)识别了两组模型，第一组模型:和分别表示持有和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的几何平均值，β₂(X₁-X₂)表示特征效应，(β₁-β₂)X₁表示特征回报率效应；第二组模型：和分别表示经历和未经历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几何平均值，特征效应和特征回报率效应与第一组模型中一致。

表 4汇报了产权环境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影响的估计结果，表 5汇报了不同认知偏差点上产权环境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的边际影响。

可以发现，村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无显著影响，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扩大了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这是因为，村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状况虽然通过便利性启发式建构了农民正确的信息识别和例证获取，但态度的形成一方面来自对当前信息的处理，同时也受到历史性事实形成的先验认知的影响^[15]。尤其是当村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与个人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信息存在高度相似性时，预防性防御机制将强化农民产权安全的先验认知，从而弱化了村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对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影响。同村其他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影响方面，一方面持续性的村庄内部信息互动和传播强化了农民便利性启发式诱导的例证搜集，另一方面，其他农民的认知偏差作为一种信息具有强社会化特征，易造成农民信息提取的偏误，扩大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

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与预期基本一致。对于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民，户主非农就业经历扩大了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原因是虽然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建构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重要先验认知，但户主外出务工弱化了对土地的保护，导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效力不足通过接种防御机制强化了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

表 6和表 7分别汇报了产权环境对农民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影响的估计结果和边际影响。可以发现，村庄土地调整次数抑制了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但扩大了未经历土地调整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这是因为，对于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民，其所处的村庄大多仍定期进行土地行政性调整，一方面，这些村庄仍将发生土地调整，另一方面，村庄土地调整次数通过便利性启发式强化了农民对于土地调整发生的佐证信息的收集，实际上有助于降低农民对土地调整的认知偏差。对于未经历土地调整的农民，安全的产权经历虽然建构了农民安全的产权认知，但村庄土地调整通过例证的可获性和信息提取失真，导致农民产权安全认知水平的下降。而这些农民所处的村庄，大部分自二轮承包以来已经停止了定期的土地调整，因此，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将提高；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扩大了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原因是同村农民间的信息通过情景示范相互影响，且这种影响集中在村庄内部，具有较强的社会化倾向。处于土地调整认知偏差较大的环境中，持续的信息导入将诱使农民的例证选择接近外界干扰及信息提取的偏误，导致农民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扩大。

其它控制变量方面，户主年龄对未经历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未经历土地调整的农民所处的村庄基本上二轮承包以来未发生土地调整，无论户主年龄大小，安全的村庄产权环境都会抑制他们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调整认知偏差无显著影响，原因是受教育程度一方面使农民理解国家禁止土地调整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使农民接受到更多土地产权不安全的信息。户主非农就业经历对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影响不显著，原因是虽然外出务工弱化了对农地的保护，但外出务工获得的信息和资金优势也有助于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和提高他们的产权安全认知水平。

表 8给出了不同类型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差异形成的产权环境和其他变量的特征差异和特征回报率差异。可以发现：(1)村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对持有和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3.24%和52.45%，同村其他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的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18.39%和112.17%。这表明持有和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所处村庄的证书发放率无显著差异，但村级土地证书发放状况扩大了持有和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的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扩大了持有和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的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的差异；(2)村庄土地调整次数的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对经历和未经历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36.02%和117.80%，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对经历和未经历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12.48%和78.65%。这表明村庄土地调整次数的系数差异扩大了经历和未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差异，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特征和系数差异均倾向于扩大经历和未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差异。

其他变量方面，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在不同类型农户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但由于特征回报率的差异，户主特征倾向于降低不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持有农民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的系数差异则分别扩大和缩小了不同土地调整经历农民间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差异。

综上所述，产权环境对产权经历安全和不安全依据当前侵害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两大来源——土地行政性调整和地方政府土地征收，本文将农民未经历土地调整和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状况视为土地产权经历安全，反之视为不安全。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差异的影响中系数差异的贡献率大于特征差异的贡献率，说明产权环境对不同产权经历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差异的作用强于由产权环境特征差异造成的影响。这是因为，不同产权经历农民所处村庄的土地调整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状况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而参考仇童伟、马贤磊等关于产权经历与农民产权安全先验认知形成及其对产权环境的影响研究^[12]可知：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民先验形成了不安全的产权安全认知，同村农民土地证书的重要性认知偏差通过同向强化作用降低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感知，且作用效果强于先验产权认知安全的农民。由于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民所处的实际产权并不安全，不安全的产权环境反而弱化了他们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而未经历过调整的农民情况则相反。

本文首先理论分析了便利性启发式下产权环境对农民土地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影响，然后利用2015年江西省800户农民调研数据经验检验了产权环境对不同产权经历农民土地证书重要性和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形成受到便利性启发式的影响，村庄产权环境和同村其他农民认知的情景示范构成了农民识别产权安全的例证可获性和信息提取准确性的产权情景。经验结果表明：村庄土地调整次数分别抑制和扩大了经历和未经历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证书重要性和土地调整认知偏差有助于扩大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产权环境对不同类型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偏差存在差异性影响。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对未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民的证书重要性认知偏差的强化作用较大，村庄土地调整次数和同村其他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对未经历过土地调整农民的土地调整认知偏差的扩大作用更强。

1.落实新一轮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禁止基层政府土地行政性调整。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指出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禁止土地行政性调整，但二轮承包以来江西省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比例较低和土地定期调整等现象，造成了农民所处的村庄产权环境不安全、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较大，严重影响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绩效。为提高农民正确的产权安全认知水平，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生产发展，各地政府应加强新一轮的土地确权登记工作，保证确权到户、颁证到户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全面覆盖。其次，需要进一步约束基层政府的土地调整行为，通过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和问责机制，确保法律相关规定有效落实。

2.加强产权安全宣传，杜绝错误认知蔓延。本文的研究表明，同村其他农民错误的产权安全认知对农民具有示范效应。尤其是在江西等农村发展水平较低、村庄封闭性较强的省份，错误的产权安全认知具有较强的社会化特征，不利于保证土地政策与农民认知的一致性。为杜绝错误的产权认知通过村庄内部的发酵及向外扩散，各地政府除执行中央相关土地政策，还需要通过知识培训、专家讲座等途径将正确的土地产权信息传播给农民。与错误的产权认知类似，安全的产权认知也能够通过村庄内部的信息传递和示范效应弱化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有利于土地政策的执行和制度绩效的显化。

3.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完善土地侵权处理办法。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缩小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农民安全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会缩小农民产权认知与不安全产权环境的差异，降低了农民的产权安全认知水平。后者虽然有利于农民对风险的防范，但不利于土地政策的实施。为此，需要通过法律知识讲座和培训提高农民对土地权益的认识，促使他们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土地权益，从根本上抑制发生在农民身边的土地违法行为。同时，为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还需完善土地侵权行为处理办法，通过制定专门的纠纷和违法处理办法，构建农村基层侵权仲裁和地方政府法制监管机制，有效保障农民的权益，在降低农民产权安全认知偏差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产权安全认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