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社会政策高级顾问Michael M．Cernea首次提出移民安置中的“风险分析与重建模型”，该模型具有诊断分析—解释认识、预测、决策、指导研究等功能，其中，诊断分析—解释认知功能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分析基础上的，也是其它功能的前提。Cernea在总结国际非自愿移民安置工作的基本规律后认为，移民安置过程中存在八大风险：失去土地、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不断增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食物没有保障、失去享有公共的权益以及社会组织结构解体。该模型首次突破成本效益分析的工程技术理性，提出综合成本效益分析的发展性移民安置观，即将移民安置视作一个从地理空间位移到社会经济网络重建的系统动态过程。^[1]Cernea的“风险分析与重建模型”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共鸣，并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典型的研究包括：陈绍军等关于水库移民系统评价的研究；朱文龙等关于水库移民系统及其内部关系的研究；沈菊琴等关于工程移民系统和谐性分析的研究；风笑天关于三峡水库移民社会系统适应性研究；程瑜关于广东三峡移民村落社会适应的人类学研究；施国庆等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水库移民系统有序化研究；严登才等关于水库建设对移民可持续生计影响及重建路径的研究；施国庆等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移民社会系统之影响与重建的研究。从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上看，国内相关研究仍然停留在规范研究范畴，“角色—规范”分析范式审视移民社会系统重建面临的制度性问题和结构性困境，该范式偏重于从社会结构中的层级关系出发，通过移民政策、移民地位、身份等概念确定移民在结构中的位置，并以此限定、推断和评价研究对象在特定政策规定和制度安排中的限制和困境。但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的移民，无论在社会行动及其意义构成上，还是在社会互动及其关系建构上，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多元化和偶然性，移民引发的社会变迁是一种突发式永久性急剧变迁，^[2]因此，移民安置也因行动主体、互动关系及社会情境的剧烈变迁而使正式的制度安排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规制效力。

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范畴，“嵌入”一词最早见于卡尔·波兰尼的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波兰尼用“嵌入”表达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3]而真正将“嵌入”概念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则是马克·格兰诺维特。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在微观个体行为和宏观社会结构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将个人置于社会网结构之中，既研究结构的制约，也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从而分析社会结构与个体之间互相建构的过程。^[4]作为一种跨情境的特殊人口迁徙，笔者采用“嵌入”视角，还原移民从原住地到安置区“生活世界”重构的全过程，从移民家庭社会网络和移民村落社会网络两个角度切入，通过对BJ新村的“深描”，考察移民从“脱嵌”到“嵌入”的全过程，展现移民社会网络重构的实践逻辑及其困境。

本研究以W水利枢纽工程为个案，对FL县JT镇BJ新村(移民安置新村)进行人类学考察，描绘了BJ新村移民从原居住地(SB村BJ村民小组)搬迁至JT镇LX村(移民安置区)的全过程。SB行政村由BJ、CJP、SM、ZM、XM五个自然村落组成，从地理空间角度看，BJ村民小组靠近皖赣线东南处，地理位置优越，但地势较低，在W水利枢纽工程设计水位线之下，山地和林地资源丰富；从生计结构角度而言，SB村村民生计来源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和外出务工，村民人均耕地2.07亩，年人均纯收入6760元，其中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的40%，外出务工收入约占30%，山林收入约占30%。JT镇LX村离镇中心仅仅5公里，BJ新村就坐落在LX村境内。BJ村民小组是SB村的一个自然村落，共35户，155人。2009年10月，JT镇政府决定对其进行整村搬迁，一方面为保护W水库水源，禁止村民利用淹没线以上山地，另一方面，为减少搬迁工作量和安置区规划需要，JT镇将BJ村民小组35户移民统一安排在靠近JT镇中心的LX村，2010年BJ村民小组35户移民全部完成搬迁及安置房新建工作，BJ新村正式落成。

1. 移民生计网络

移民生计网络是指移民维持生计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在强制性搬迁过程中，移民生计网络会遭到破坏，其直接表现就是移民失去其既有生计资源并与生计环境“脱嵌”。

    “搬迁前家主要靠什么维持生活？”(问题为笔者所提，下同)

    “原来住的地方有田有地，家里养点鸡、鸭，有水田可以种，不用买粮食吃，多余的可以拿到镇上去卖,补贴家用。”

    “搬进新村来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最明显就是田和地都没了，也不能补贴家用了，家庭开销都是儿子在外打工来维持，所以给儿子增加了不少负担，日子不如以前自在了。”(20140806BJ新村Z大爷)

Z大爷认为，搬迁前可以通过自己耕种和养殖鸡鸭等方式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到安置区后，以前的生计资源被强制性放弃，没有田地，也不能养殖了。因此，生计网络的破坏是移民“脱嵌”的首要表现。同时，由于生计模式变迁导致的居住空间格局的改变也对移民家庭网络造成了影响，即由于生存空间的转变导致移民与其原居住地发生物理空间发生“脱嵌”，不能再利用其原居住地的自然资源创造财富，一方面，不能再利用原居住地的田地补贴家用为家里创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住宅空间格局的改变意味着家庭成员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和行为方式，由于统一新建移民安置小区，空间“脱嵌”改变了原来的居住模式，打破了传统居住格局，家庭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日子不如以前自在了”。

2. 移民地缘网络

时空急剧变迁导致社会系统“脱域”，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5]因此，空间“脱嵌”不仅使得移民生计模式发生了变化，还导致移民从原居住地的社会性关联中脱离出来，社会关系部分断裂。强制性移民扰乱了现存社会结构，它使社会人际关系分散，使亲戚之间变得疏远，相互帮助的关系网络、相处融洽的小群体、自发组织的服务团等都被拆散。^[6]但笔者认为，Cernea的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适用水库移民的“中国经验”，不同安置模式将导致移民地缘网络发生不同程度的断裂，笔者所谓的地缘网络是指基于村民社会经济活动半径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其地域范围既包括“熟人社会”的自然村落地域，也包括“半熟人社会”的行政村地域。

    现在和其他村民交往有什么变化吗？”

    “以前逢年过节都经常走动，几个村的村民之间家里办大事都互相帮忙，交往也比较多。但是整体搬迁到移民新村之后就很少交往了，交通也不方便，交往自然而然就少了；另外,搬出来之后就不属于SB村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以后也就基本不来往了。”(20140808BJ新村L大爷)

L大爷认为，未搬迁前他与SB村的其他自然村落的村民交往频繁，由于L大爷的部分山地在CJP村，所以虽被CJ河阻隔，也并未隔断两村村民之间社会交往。但搬迁到BJ新村后，L大爷与CJP村村民的交往急剧减少，据他回忆，自从搬迁之后就再没有去过CJP村，Z大爷孙子十岁生日也未去参加，一方面是因为交通不便，另一方面，既然已经不会再回SB村生活，就没有必要再与村民交往了。不同于自愿性迁移行为，非自愿移民在生存空间上的强制性变迁不仅导致其居住的自然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而且还会引起移民社会生活网络的急剧变迁。移民举家搬迁不仅仅意味着居住地点的改变，还意味着整个家庭和每个成员社会生活的完全移植，是将原有生活整体地在新的地区中进行“嫁接”和“重植”。^[7]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基于自然村落的地缘网络并未发生断裂，反而在整村搬迁安置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W水利枢纽工程采用集中后靠安置模式，SB村BJ组35户移民均被集中安置到LX村，在移民安置房重建阶段，他们充分利用地缘网络开展“换工”互助，在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实现了家园重建，一方面，“换工”本身强化了移民地缘认同和村落身份，使得基于自然村落形成的社会网络强度增强；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移民身份认同，“搬到LX村，BJ移民就更应该团结一致”。因此，移民地缘网络变迁过程既表现为“断裂中延续”，既表现为因社会交往半径增加导致基于行政村范围的地缘网络断裂，也在家园重建中通过“换工”互助增强村落认同和身份认同而使基于自然村落的地缘网络延续。

移民村落“脱嵌”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习俗、习惯等维度，而这种“脱嵌”往往发生在跨省外迁安置模式中，而W水利枢纽工程移民仅仅是镇域范围内的整村外迁，因此，不涉及村落文化、习俗、习惯的“脱嵌”。但移民村落属地化管理模式使得BJ村民小组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发生变迁，整村搬迁后不再隶属于SB村，而是被纳入其安置区行政村——LX村进行管理。作为一种群体性存在，BJ村民小组与SB村发生治理网络变迁表现为其行政隶属关系转型，这也对BJ新村的日常生活及村落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在隶属于LX村管理后，对新村的日常管理有影响吗？”

    “因为水库淹没了老村的所有耕地，剩余的林地也不允许再耕种了，新村的生产资料非常少，只有国家政策分配的一点耕地，而且质量都不好，说实话，移民新村在LX村里根本没什么地位，加上移民的特殊身份，LX村村民也觉得没有必要和我们过多交往。”

    “现在移民会遇到办事困难的现象吗？”

    “不能和以前相比了，移民有事基本都是来找我，不直接去找LX村干部，因为他们去了也不认识人，所以我感觉和以前相比，现在的新村就像一个孤独的孩子一样，在LX村里非常孤单。”(20140810BJ新村L村长)

L村长认为，移民安置的属地化管理使得BJ新村脱离其原有行政隶属关系，成为LX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导致基于“熟人社会”形成的村落治理格局转型，一方面，作为外来者的移民村落——BJ新村无法在短期内与LX村实现治理融合，移民社会支持网络也无法通过“有事找村委”的模式获得，因为“不直接去找LX村干部，因为他们去了也不认识人”，移民村村长成为移民联系村委的媒介；另一方面，移民村落在身份和资源上的边缘化也使得其整体处于孤零零的状态，“现在的BJ新村就像一个孤独的孩子一样，在LX村里非常孤单”。

“嵌入”是指移民搬迁到安置区后重新建构起社会网络的过程，该过程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一方面，虽然强制搬迁导致移民发生了“社会性脱臼”，但移民的关系网络并非完全断裂，移民的部分社会支持网络仍然发挥作用，比如血缘关系网、姻缘关系网络等，因此，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移民在重构其社会网络的过程仍然会有选择性地利用上述社会支持网络，在刚搬迁到居住地时，移民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求助的对象仍集中在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以及亲戚朋友身上。^[7]另一方面，随着移民在安置区生活年限的增加，其网络重构的实践逻辑也会随着既有社会网络变化而不同。

文化人类学者认为，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网络有两种功能，表意性功能和工具性功能，表意性功能满足人类情感性需求，而工具性功能则满足人类经济性需求。当然，这两种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并非完全分离，传统中国礼物流动过程中，情感表达与物质支持往往高度重合。^[8]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型关系，亲属网络在移民“嵌入”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新房借钱了吗？”

    “怎么可能不借钱？720元/m²的补偿标准根本不够建新房。移民新村规划得很漂亮，但是每家每户都是负债建房。比如，我们家4口人，分配的宅基地120m²，其实一家人两层楼就足够居住了，但是政府规定必须按照政府统一规划建三层，移民如果不按照要求建设，最后验收不合格的不发放拆迁补偿款。所以，每家每户都是硬着头皮借钱建房。”(20140812 BJ新村Z某某)

一方面，按照W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征收补偿实施办法的规定，农村房屋实施重置价补偿，其中，框架房870元/m²，砖混房720元/m²，砖木房600元/m²，泥木房400元/m²；而附属建筑物也按照不同类型进行补偿，围墙30元/m²，简易门楼1000元/座，水井3660元/口，灶台300元/台。但这种异地重置补偿原则并不被移民认同，因为实践中不能完全支付移民新建安置房的全部费用；另一方面，集中安置点的面积按安置人口平均75平方米(含公共用地)确定，宅基地以抽签的形式分配，宅基地面积按每户2人(含2人)以下70平米，3人90平米，4人120平米，5人(含5人)以上140平米的标准确定；同时，安置点确定后由安置地乡镇负责实施“三通一平”等基层设施建设，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分户建房。由于无力承担政府设计的三层楼房的建设费用，BJ新村的所有移民在新建房时和亲戚朋友借钱，而且他们之间还形成了一个准互助组，互相之间免费提供劳动力，节约新房建设成本。在国家视角下，BJ新村是一个现代城市社区的典范，被规划得整齐划一，但在移民日常生活视角下，BJ新村缺乏生活气息，并不能满足移民需求的多样性。因此，作为一种“国家在场”的移民安置区，BJ新村的移民时刻与国家发生着互动，一方面，由于无法自主选择安置房楼层，移民积极发挥亲属网络的作用，选择借钱的方式满足国家的要求，以获得国家补偿款；另一方面，虽然建起了三层楼房，但很多移民根据自身的居住需求，选择性地装修了一层或两层满足实际居住需求。

职业网络是指在职业活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社会网络。移民生存空间转换后导致生计模式转变，一方面，“脱嵌”于原居住地的移民需要积极利用既有亲属网络实现“空间再嵌入”；另一方面，发生社会性脱臼的移民也面临着社会网络的“缝补”，实现“网络再嵌入”。 Cernea认为，移民社会系统的各要素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要素相互依存，密切联系。在所有子系统中，移民经济系统是核心，对其他子系统(社会、人口、资源、生态)的变化起着支配作用。^[9]诚然，移民系统各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移民经济系统恢复有利于其他子系统有序运行，但Cernea并未指出，移民经济系统恢复需要建立在移民社会系统基础上，即移民经济系统的恢复是移民主动重构其社会网络的结果；同时，移民经济系统的恢复也会反作用于其社会网络的重构，移民职业网络拓展对其经济系统恢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搬到移民新村后交往群体发生变化了吗？”

    “变化肯定会有的。刚搬进来的时候经常觉得很孤独，新村的移民原来都一个村的，但是自从搬进安置小区之后关系也和以前在村里不一样了，以前都会经常串门，现在大家都不太愿意出门了，新村里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现在孤独感没刚开始那么强烈了，我有好多同事都住在JT镇上，平时不上班就会骑摩托车到JT镇上去打麻将，互相了解镇里工厂的招工信息，我现在工作的水泥制造厂就是在一次打麻将的时候偶尔听说招工信息，后来应聘上了。”(20140818 BJ新村L某某)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和《江西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的规定，W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为600元/(人/年)，扶持年限为20年。一方面，后期扶持以增加移民收入为中心，加快移民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种养业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移民自身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提高移民基本素质，大力开展移民就业技能培训和移民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就业培训，增强移民进城和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能力。但由于政府提供的后期扶持往往与市场需求相脱节而流于形式，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善水库移民在市场环境中的就业竞争力，培训计划制定的行政化和培训内容的非市场化导致移民培训层次和培训目标均缺乏针对性，因此，行政机制主导下的移民培训无法实现其应有效益。^[10]笔者在调研中发现，BJ新村的移民似乎并不对政府承诺的后期扶持抱有很高期待，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非农就业。强制性搬迁导致移民社会网络的破损直接影响到了移民正常生产生活，而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的移民也会积极“缝补”破损的社会网络，削减“社会性脱臼”的不利影响，实现“网络再嵌入”。L某某的经历表明，移民通过打麻将的形式建构起了职业网络，一方面缓解了移民在安置区的孤独感，满足其情感交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职业网络和求职信息的重要来源，因为社会网络在求职者获取多元化求职信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1]

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移民“脱嵌”于原有生产生活网络后会积极重构其社会网络，试图最大程度地“嵌入”，但毕竟不同于自愿性移民，这种外力强制作用下的非自愿性移民，发生“社会性脱臼”后往往面临重新“嵌入”困境。

身份指的是在某一群体或社会中某一确定的社会位置，包括自致身份和先赋身份，身份或地位在人类日常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先赋身份，移民身份对移民日常社会交往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JT镇把BJ新村安置在LX村有和你们商量过吗？你们和LX村村民之间的关系如何？

    “没有商量，是镇领导决定的。无所谓关系怎么样，本来就是搬迁到人家的地方上过日子，他们肯定嫌弃移民搬过来后占用了他们的资源，虽然暂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20140820BJ新村移民座谈会纪要)

按照W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实施办法的规定，移民村组与接受区安置点对接应遵循如下原则：第一，安置点对接受人数根据规划成果进行调整，不能超过该安置点的环境容量分析时确定的可接受最大人口数量；第二，以便于邻里、干群关系的相对稳定，考虑移民社会关系调整等因素，外迁移民原则上以村小组为单位成建制搬迁，一个移民村尽量在一个乡镇安置，一个村小组不能拆分；第三，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迁出地、迁入地进行排序，按“相对条件基本对等”原则进行对接；第四，对接方案应充分听取当地政府及移民的意见，移民村与迁入乡的对接方案以乡镇人民政府意见为准。JT镇政府基于上述四条原则选择LX村作为W水库移民安置点，对BJ村民小组进行整村搬迁，希望能最大限度保存移民社会关系，帮助其实现安置地“嵌入”。但从BJ新村移民的描述中发现，移民身份对其地缘关系网络重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个自然村落的BJ新村本属于SB行政村，搬迁至LX村这个行政村后则处于一种“陌生人社会”状态，除了BJ村民小组的35户移民之外，LX村的人都不认识，加之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地缘属性，使得作为“陌生人”的BJ新村移民很难与LX村村民建立社会关系。

其次，就LX村而言，SB新村的移民强制性侵占其公共资源，最直接的体现是移民占用其土地资源，作为一种理性主体，对于无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移民，LX村村民将其视为资源侵占者。“本来就是搬迁到人家的地方上过日子，他们肯定嫌弃移民搬过来后占用了他们的资源”，显然，作为一种资源侵占者，移民地缘关系的重构面临困境。

最后，作为一种先赋性存在，移民身份本身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贫穷、自私、没文化、好事”等标签的存在使得移民日常社会交往面临困境，移民常常会被当地“污名化”，产生“污名化”的原因既是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两种不同民间文化差异的结果，又是当地居民对移民群体文化排斥的外在表现。^[12]因此，作为一种标签，移民身份本身也成为制约其地缘关系网络重构的重要因素。

1. 移民群体话语权缺失

权力话语分配是中国农村基层生活的重要维度，影响着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外群体的移民在发生了社会性脱臼后显然缺乏“权力的文化网络”，即一种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的网络，它包括宗族、市场等方面的等级组织，如强制性的庙会和自愿性的水会、商会等，还包括非正规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权威产生的源泉。^[13]

    “划到LX村后参加过村集体换届选举吗？”

    “搬过来两年多了，2012年新村的移民参加过LX村的换届选举，35户移民每户一张选票，当时候选人里没有移民新村的人，因此移民们的积极性都不是很高，因为彼此不熟悉嘛！”

    “为什么候选人里没有移民新村的移民呢？”

    “BJ新村总共35户移民，我是村长，另外选出了3位村民代表，总共4人代表整个移民新村参加LX村民代表大会，而LX村有5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都有差不多50户人，村民代表都在5人左右，因此，推举村两委候选人时，移民新村作为移民村在人数上就不占上风，选出来的肯定都是LX村的人。再说，新村是移民村，本来就是外来户，人生地不熟的，人家怎么可能让外人掌握村政大权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20140811BJ新村L村长)

L村长是原来BJ村民小组的生产队长，搬迁到LX村两年多了，一直担任BJ新村的村长，也是移民与LX村联络的中间人，从他的叙述中可以发现，BJ新村的35户移民作为LX村的第六个自然村落，在移民权力网络建构上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传统中国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血缘、地缘、宗族等非正式关系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作为一种陌生的外群体，BJ新村移民权力网络缺乏这些非正式关系，“人生地不熟的，人家怎么可能让外人掌握村政大权呢”；另一方面，属地化管理的社区治理模式使得正村外迁的移民行政上隶属于安置区所在的行政村，因此，作为LX村的第六个自然村落，BJ新村的35户移民在当前村庄权力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BJ新村作为移民村在人数上就不占上风，选出来的肯定都是LX村的人”。

2. 移民群体生产边缘化

移民的经济生产是移民生计恢复的重要方面，也是移民成功“嵌入”安置区的前提，但移民村权力网络建构的失败直接导致其在土地资源分配、公用基础设施利用等方面缺乏话语权，移民村生产被边缘化。

    “答应分给你们的土地都拿到了吗？质量满意吗？”

    “镇里原先答应分给移民人均8分地，但是LX村的村民不同意，调不出这么多地来，后来经过多次协调，答应分给我们人均6分地，其他多余的资源一点也没有了，LX村里还有好多山地和鱼塘，移民是享受不到这些资源的。村民们虽然得到了承包地补偿款，但是又不能用来买地，分给我们的都是一些边角下料，实际都是一些村民不愿意耕种的地才愿意调出来给我们种。”(20140813BJ新村L村长)

根据W水库淹没涉及的乡(镇)2012～2014年农业生产统计年报资料，受影响县国土局，项目办及移民协商讨论，计算出库区耕地近三年各类作物的平均亩产量，按现行各类农作物单价计算耕地的综合亩产值为1524.75元/亩，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第471号令)的有关规定，耕地的补偿及安置补助费总倍数为16倍，因此，征用水田的补偿标准为26120元/亩，征用旱地的补偿标准为17500元/亩。但移民得到这些补偿款后无法实现土地资源的异地“重置”，“村民们虽然得到了承包地补偿款，但是又不能用来买地”；同时，W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计划显示，依据安置区土地承载力及环境容量两项指标计算，后靠安置调剂耕地数不少于人均0.8亩，土地对于移民而言至关重要，也是移民生计恢复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农民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居住地，因为那里不仅有他们的亲戚、邻居和朋友，有他们熟悉的山和水，更重要的是有他们生存的依托——土地。^[14]显然，土地对于中国农民而言不仅是一种经济保障，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再生产的载体。L村长认为，BJ新村作为外来的移民村落在土地资源分配方面缺乏话语权，一方面，新村移民分到的土地都是LX村村不愿耕种的“边角料”，而且鱼塘、林地等优质生产资源并不愿分配给移民；另一方面，土地资源分配的不均等还体现在数量上，新村移民从原先镇政府答应的人均8分地削减到人均6分地，明显低于LX村村人均耕地拥有量，“毕竟在人家的土地上谋生活嘛，我们也就这样认命了”。

3. 移民群体日常生活的“社会隔离”

社会群体隔离，是指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社群隔离氛围为区位性隔离、自愿性隔离、非自愿性隔离三种类型。^[15]作为一种非自愿性“嵌入”，移民群体与安置区村民之间在日常生活维度发生了“社群隔离”。

    “你们和LX村村民交往吗？”

    “基本不怎么交往，搬过来两年多了，也不主动去和他们交往，平时新村的移民之间互相串门、聊天，再说，新村离LX村还有一段距离，步行过去还要二十分钟呢，懒得串门”。(20140822BJ新村Z某某)

    “LX村开展过一些针对移民的特殊活动吗？”

    “2009年年底BJ新村落成的时候，LX村两委和很多村民代表都参加了落成典礼。2010年元旦时，村里又组织过一次元旦联谊会，但是村移民的积极性并不高，那天来的人不多，那次之后我们也就没有再组织过什么活动。”(20140822LX村长Q某某)

作为一种非自愿性隔离，BJ新村移民社区隔离，首先是由区位性隔离导致的，即由于居住空间和生产生活空间的相分离导致社会交往频率和强度的下降，“BJ新村离LX村还有一段距离，步行过去还要二十分钟呢，懒得串门”。其次，作为一种非自愿性“嵌入”，BJ新村移民的社区隔离具有明显的非自愿性特征，一方面由于迁移的非自愿性使得缺乏社区归属感成为非自愿移民社会心态的重要方面，这就直接导致其主观上不愿与非移民群体发生社会交往；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移民产生了一定的相对剥夺感，这也是BJ新村移民不愿主动与LX村村民交往的重要因素。

笔者从移民家庭社会网络和移民村落社会网络两个角度切入，通过对BJ新村的“深描”，考察移民从“脱嵌”到“嵌入”的全过程，试图展现移民社会网络重构的实践逻辑及其困境。正因为非自愿移民的社会网络具有“初级关系”的基础，不同于他们必须面对和发生关系的既有的安置区生活世界，所以在两个生活世界之间存在张力的意义上看到了“脱嵌”到“嵌入”的全过程，一方面，安置区生活用制度化的手段对移民的生活世界进行规制；另一方面，移民却只能以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去建构自己的生活世界，而这一过程本身又会反作用于其生活世界的建构，呈现出一个互相建构的动态过程。

首先，从BJ到BJ新村的“社会性脱臼”发生在两个层面，从移民家庭社会网络角度而言，这种“社会性脱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强制性空间“脱嵌”导致的生计网络断裂，即移民家庭生计模式转变；第二，先赋性地缘网络发生断裂，即非自愿搬迁导致移民家庭“脱嵌”于原居住地区后导致的社交网络断裂。从移民村落网络角度而言，移民社区属地化管理模式导致移民村落原有治理格局变迁，使其在安置区处于孤立状态，从而影响安置区社区治理模式转型。

其次，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移民在“脱嵌”到“嵌入”的全过程中也积极利用其既有网络，试图最大程度地实现“嵌入”，这不仅体现在移民积极利用未断裂的亲属网络，在“国家在场”的安置区实现空间的“嵌入”——新建安置房，也体现为其主动拓展职业网络，既能满足生计模式转变的需要，也体现移民在“嵌入”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展现其社会网络重构的实践逻辑，一方面，利用既有亲属网络新建安置房，既能满足国家在场的需要，即国家视角下的安置区规划需要，以获得国家全额补偿款，又可以根据居住的实际需求，有选择性地利用居住空间；另一方面，利用职业网络，积极拓展就职空间，获取多元化职业信息，实现其生计模式转换。

最后，移民家庭“嵌入”困境主要体现在地缘网络建构的困境，即由于传统中国农村地缘关系导向的社会网络结构，加之移民身份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使其在短时期内无法实现地缘网络重构；就移民村落“嵌入”困境而言，一方面，移民村落话语权的缺失导致其在生产资源分配过程中边缘化；另一方面，移民群体日常生活的“社会隔离”导致其进一步边缘化。因此，鉴于上述“嵌入”困境，笔者从以下四个角度探讨非自愿移民“嵌入”困境应对策略：首先，移民安置规划阶段，应强化移民社会系统意识，将移民从独立的家庭和个体转化为社会网络中的能动主体，并在安置设计层面统筹规划移民“嵌入”的一系列问题，如制定详细可行的移民行动计划，并提供帮助移民“嵌入”的必要经费；其次，在移民搬迁后，应鼓励社会工作者、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介入，在安置区开展“嵌入”帮扶工作，如创造移民与当地居民社会融合机制，创新一套系统的移民社区管理机制和治理模式，强化后期扶持的市场导向，建立健全移民职业扶持机制；最后，就移民家庭而言，应具有“嵌入”意识，尤其应抛弃移民身份，积极发挥既有社会网络的支持作用，突破移民能力再造困境的同时实现“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