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聚焦“三农”，2015年两会更是集中于如何激活农村资金等“沉睡资本”，用市场化手段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世界各国农村金融的历史发展状况显示，合作金融占据了农村金融的主体并得到长足发展，为推动本国农业经济发展、改善低收入人群融资困境和促进农民增收起到重要作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近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创新实践，以农户和小企业为服务主体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更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王玮、何广文^[1]，2008；谢永模、姜柏林^[2]，2009)，能够更大程度上满足农户和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更符合我国分散的农村小额贷款市场现状。由于此类组织设立初衷是为本社成员服务，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因此如何在各类金融机构推广发展小额贷款的背景下保证本组织可持续发展是个极具挑战的现实问题。鉴于目前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发展状况，从金融许可“质”的角度和依托组织“量”的角度来剖析该组织运行效率，能够为其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提供依据，也可为未来提升组织竞争能力和行业水平提供理论根据。据此本文拟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运行效率测度入手，寻求金融许可和依托组织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运行效率的影响程度，提出提高不同组建模式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运行效率的相关建议，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提供新思路，也为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基于此，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将影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效率的因素进行概括，第三部分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效率进行测度和归纳，第四部分针对金融许可与依托组织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效率影响进行分析，最后为结论和建议。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就其性质而言类似国外初期发展的信用合作社，属合作金融范畴。国外的信用合作社自19世纪中叶开始发展已经超过150年，目前研究重点在合作金融规模、经营绩效以及效率等方面。M.W. Luke Chan^[3](1986)与John A. Goddard^[4](2002)等人对信用合作社的规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分歧。Chan认为信用合作社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收益幅度大主要是由于组织规模大，而John则认为社龄对信用合作社的规模增长有限制作用。关于合作金融组织效率的研究大致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关于效率下降的原因，研究结果认为是劳动成本和技术改变等导致组织效率低下。如D. G. McKillop^[5](2002)认为合作社对股息支付过多而劳动成本的支出过少造成了信用合作社绩效低下，David C. Wheelock^[6](2013)则认为小规模信用合作社效率下降幅度更大的原因是由于其面临技术转变成本更高。其二是对促进组织效率提升的因素分析，结论认为人员配置、受教育程度都是重要原因(Fried，1996；John Goddard，2008；Jia-ChingJuo，2015等)。如H.O. Fried^[7](1996)认为社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信用合作社拥有比其他组织更高的组织管理和运行效率，John Goddard^[8](2008)的研究发现人员配置、内部治理和资产组合等因素决定了一个信用合作社的运营，而这些因素归根结底又取决于社员和管理人员的素质，Jia-ChingJuo^[9](2015)也认同信用合作社效率的提高主要是技术因素。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不论针对效率下降还是上升的研究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了技术因素。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外合作金融目前的研究更为细化且应用性极强，能够为组织提高业务和管理水平起到参考辅助作用，也为监管机构的管理提供科学根据。

国内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研究对象的农村合作金融研究起步于2007年，研究主要从组织类型、运作机制、治理机制以及外部组织环境的监管、立法和政策角度入手，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并针对目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王玮、何广文^[1]，2008；姜柏林^[10],2010；曹军新^[11]，2013)。基于不同的组建模式和注册单位，目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民资金互助社和贫困村资金互助四类(张德元、张亚军^[12]，2008；何广文^[13]，2009)。由于贫困村资金互助主要依靠国家制度性安排和资助，与自主性设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组建逻辑不同，故不在本研究范围。

目前主要针对效率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存在差异。邵传林^[14](2010)通过案例比较理论推导出政府对于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过度监管增加了运营成本，因此非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效率相对更高，而林乐芬等^[15](2012)的研究表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资金规模在3000万~5000万元较为合理，并测算出无紧密生产合作关系的组织运行效率相对较高。绩效研究方面，王刚贞^[16](2012)的研究表明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其经营绩效优于非正规组织，但社会绩效不及非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影响绩效因素研究方面，刘凯利^[17](2010)和陈东平等^[18](2012)的结果各有偏颇。前者认为补贴、贷款利率、贷款回收率是影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后者更侧重政府管制的促进作用。

目前已有的使用DEA方法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效率的研究，其样本仅源自于江苏省，对于组织规模测算的数据更适用于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相较之下，虽数量极小但拥有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代表了正规金融机构，与其他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相比正牌合法的身份却似乎只起到了示范效应，其运行效率与非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否有差异需要进行研究，实际的优劣还需要数据进行说明。而有无依托组织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效率是否有影响、影响程度如何等问题，针对目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大趋势下，需要有更多的样本运行结果才更具有普遍性和说服力。此外，使用DEA方法对合作金融组织的研究仅限于对其财务数据的运行和运营能力的判断，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互助效用和社会扶助功能是无法仅用财务数据说明和阐释的。

基于此，本研究以实地调研的组织为研究样本，采用DEA方法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运行效率进行测度，设计指标说明其社会扶助效用，并进一步分析影响运行效率的重要因素——金融许可和依托组织。这有利于构建科学高效的指标评价体系、提升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运行效率，并且为监管机构提供科学的风险管理依据，为促进建设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本文选择了山东、河北、江苏、河南、安徽、陕西、四川、甘肃、青海，由东向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的地区作为样本区域，抽取组建模式不同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作为研究样本，并使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来保证样本横向地理分布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由于中东部农业经济相较西部更为发达，自主发展设立的非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数量更多，因此相应样本数量多于西部；而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落后，以国家计划设立的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主，因此该类组织样本数量更多集中于西部。

本文在预调研的基础上对调研表内容进行了调整，自2014年3月至9月，对较为有代表性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进行了调研。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并达到效率研究的要求，样本选择了成立时间至少为半年以上的资金互助组织为研究对象，并使用截至2013年底的统一自然年度数据。问卷主要针对互助社的财务数据收集和负责人相关状况进行调查，根据结果剔除了数据严重缺失、失真以及目前尚未开始盈利的5个样本，实际应用于研究的共31个样本数据。

31个样本中，最早设立于2007年3月，最晚设立于2013年6月，其中，5家持有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平均龄长4.1年，而无金融许可证的组织平均龄长1.99年。注册资本的差异较大，百万元以下的约占一半，注册资本的规模逐年扩大，平均注册资本额已达到272.86万元，远超《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10万元~30万元的要求。其分布状况见表 1。

本文选择采用DEA方法计算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效率值来代表运行效率，其相对值分布在^{[0, 1]}。文章选用了以投入法为主的BCC模型来衡量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效率，即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衡量要素投入减少的比例。依据投入产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效率可分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综合技术效率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当综合技术效率为1，表示该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是由于技术和规模同时有效，其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相对更好；当纯技术效率为1，表示在目前的管理和技术条件下，其投资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规模效率为1表明该决策单元的资源投入规模有效。

DEA方法中投入与产出项的选择对效率评估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投入和产出的变量选取非常重要。目前国内学者林乐芬等(2012)通过DEA方法对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进行效率测算，但其在指标选取时未完全考虑此种组织支农性的社会扶助效用，因而缺乏一定的说服力。鉴于该类组织拥有其他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所不能企及的信息成本优势和扶持组织内部成员的功能，因此本文在DEA研究方法中引入社员人均贷款发生率来反映该组织成员能够从组织获取贷款的比率，以此衡量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社会扶助效用和支农作用。

本文在借鉴以往学者郑录军和曹廷求^[19](2005)、黄庆安^[20](2011)、张珩等^[21](2013)衡量效率的指标经验基础之上，针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特点、组建模式和支农作用，采用中介法并引入资产法。选取的投入指标为：资本额、营业成本、员工人数和社员总数等，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衡量组织的投入因素。选取的产出指标为：资金规模、贷款规模、利润额与社员人均贷款发生率等，这些指标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资金存量、融资能力等不同角度衡量组织的产出。其中社员人均贷款发生率＝年度内贷款发生总笔数／社员总数，能够充分反映出社员融资的可获得性。

本文使用了DEAP2.1软件对样本进行计算和测度，结果分别为综合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结果见表 3。

结果显示如下：

(1)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平均效率都小于现有金融组织的效率(郑录军和曹廷求，2005；王灵华，薛晶^[22]，2008；张珩等，2013)，这种效率较低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村合作金融不论从技术角度还是规模层面都落后于正规金融机构，因此效率值相对较低。从资金规模来看综合技术效率的增长趋势是纯技术效率和资金规模叠加的效果。其增长是随着纯技术效率的变化而递增的，规模效率也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增长。这说明经营货币有规模化的内在要求，规模较大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有更审慎的管理机制和水平来应对资金规模的增长。

(2)按照有无金融许可证的组建模式分类看，有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其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大于无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由此可以看出，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制度框架内获取银监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管方式并拥有隐形的国家信用担保，内部的经营管理技术相对更优，组织的公信度更高，能够获取更多农民的认可。

(3)按照有无依托组织的组建模式分类来看，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组织在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为0.550、0.675和0.756，无依托组织的效率为0.662、0.781、0.816，各项均高于有依托组织背景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拥有生产合作基础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虽然在理论上前期的资金积累会占有优势，但实际则反映出该类组织运行效率欠佳，且从平均资金规模上看，无依托组织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规模为前者的1.87倍，资金规模更大。

以上可看出，是否有金融许可与依托组织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效率存在重要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这些因素对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式，则需要依赖于计量模型的分析。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其中y_i为被解释变量；depen为是否依托组织，depen=0，表示不依托组织，depen=1，表示依托组织；certi为是否拥有金融许可证，certi= 0，表示不具有金融许可，certi=1，表示拥有金融许可。x_i表示控制变量，主要有贷款余额、利润水平等变量；u_i为随机干扰项，代表其他影响因素。

根据样本数据的特征可知，金融许可与依托组织在样本中并不存在交互项，即具有金融许可证的组织都没有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背景，而有依托组织背景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目前都未能获取金融许可证。造成目前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审批农村资金互助社时依据计划准入而非市场准入^[23]，在2012年银监会暂停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审批后，国家开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加之可收集到的拥有金融许可证的样本非常有限，因此出现了目前这种没有交互项的状况。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具体对应的模型如下：

其中crste_i为综合技术效率，该指标主要反映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对各资源使用的效率，是一个综合衡量和评价标准；vrste_i为纯技术效率，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内部经营管理、人力资源和技术应用等因素的影响效果；scale_i为规模效率，表明该组织在规模因素影响下的效率值。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数据均来自于上节计算的结果。

运用Eviews 7软件进行分析，综合效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 4。

(1)金融许可(Cer.)对综合效率的影响。在控制贷款(Deb.)、规模(Vol.)、利润(Pro.)、成本(Cos.)、人口密度(Pop.)和存贷款比(Rat.)等因素后，金融许可对综合效率的作用达到0.261，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模型一)。进一步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控制贷款、利润、成本、存贷款比等因素后，许可证对综合效率的作用分别达到0.316及0.279，分别在5%的水平上显著(模型二和模型三)。这说明拥有金融许可证对综合效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2)依托组织(Dep.)对综合效率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控制贷款、规模、利润、成本、人口密度和存贷款比等因素后，依托组织对综合效率的影响作用达到－0.151，但不显著(模型四)。进一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后，模型五和模型六分别达到－0.190和－0.184，且后两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总体上说明依托组织对综合效率存在抑制作用。

上述分析了金融许可与依托组织对综合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许可证与依托组织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5。

金融许可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其中模型一为控制贷款、规模等变量后，金融许可对技术效率的作用系数达到0.180，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金融许可对纯技术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模型二和模型三为删除不显著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存在金融许可对技术效率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242及0.245，且显著，与模型一是类似的结果。

研究依托组织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控制贷款、规模等变量得到的结果见模型四、五、六，依托组织对技术效率的作用分别达到－0.132，－0.123及－0.162，且都显著，说明依托组织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技术效率有负效用。

以上分别研究金融许可与依托组织对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再考察金融许可与依托组织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得到的结果见表 6。

考察金融许可对规模效率的影响。模型一为控制贷款、规模等变量后，金融许可对规模效率的作用达到0.189，但不显著。进一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得到模型二和模型三，许可证对规模效率的作用分别达到0.189及0.215，且都显著。

另一方面考察依托组织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估计结果分别为模型四、五、六，可以看出，依托组织对规模效率的作用分别达到－0.080、－0.102及－0.104，但都不显著。说明依托组织对规模效率产生负作用，但不显著，具体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总体而言，金融许可证对综合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这种正向促进作用来自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方面。金融许可证对效率产生正向作用与王刚贞(2012)研究的经营绩效结果一致。其正向促进作用可能是由于金融许可证的持有令农村资金互助社获得政府的认可，其合法的地位和严格的监管有助于该组织树立外部信誉和控制内部风险，并且由于普遍社龄更长，社员和本地居民已逐渐接纳，因此不论从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都会比新近设立的非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更具优势。这与此前邵传林(2010)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研究结果不一致：金融许可证制度下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硬件要求过高必然导致成本增加，审慎的监管要求使得组织的经营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而不能像非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那样具有灵活的经营方式和低廉的经营成本。导致这种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持有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社龄更长，初期固定资产等大额成本已逐年分摊，与无金融许可证的组织还处于发展初期相比显示出相对优势。但从长远看，无金融许可证的组织其运营成本将逐年下降，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也有待提高。

另一方面，依托组织对综合效率产生反向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更多来源于依托组织对纯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而依托组织对规模效率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产生这种抑制作用与王建英(2011)等人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即技术层面因素更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的运营。导致目前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人员素质偏低、机构内部经营管理水平低下造成的。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起来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优势在于前期的资金积累、社员数量和管理经验等，但人员素质、管理等技术层面的因素并没有因为有专业合作的基础而获得延伸。这主要是因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经营对象是资金，因而需要有更为专业的人员和管理经验从技术层面支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运行效率。此外，有专业合作背景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与母组织的产权、服务边界不清晰，产业同质性造成资金需求的冲突等也会影响资金互助组织的运行效率。因此，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起来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一方面要引进专业人才和提高内部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需要理顺与依托组织之间的产权关系，明晰产权和资金边界，成为独立核算单位。

本文基于9省31家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实际调研数据，利用DEA方法对组织运行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同时使用虚拟变量回归方法对是否持有金融许可证和拥有依托组织对组织运行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样本的整体运行效率随资金规模的增加而增加，持有金融许可证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由于组建初期的大额开支已逐年摊销，加之人员资质、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因此技术效率更高。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许可证的公信力不仅使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还有国家隐形的信用担保，因此农户的认可度高于非正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而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实际的运行中并没有显现出比无依托组织背景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更为优越的技术效率。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以工商登记注册制代替银监会审批制。研究表明金融许可证的取得有助于农村资金互助社整体效率的提高，这是金融许可证公示功能的体现，社会公众对该机构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度增强。但银监部门不可能应对实际需求数量庞大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因此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能够满足旺盛的机构需求，但需地方政府推行鼓励政策进行宣传，使广大农户认识、认可和支持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创新，正确引导民间资本流向。第二，以独立核算单位明晰产权及资金。研究结果显示有依托组织背景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其运行效率并未因资金积累、社员数量和管理经验的优势而高效，这主要是由于人员素质和管理技术不能满足经营对象为资金、专业性更强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需求，加之两个组织一套班子的“合署办公”现象普遍，产权关系以及资金使用混乱致使该类组织的技术效率低下。因此要提高此类组织的运行效率，需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脱离母组织成为独立核算单位，明确产权关系并划定资金边界。第三，以行业自律为主、地方金融办监管为辅代替银监会直接监管。该类组织自身资金规模小，主要以农村社会规范约束行为，因此应以内部管理和行业自律为主，而对于规模较大的机构应由地方金融办进行监管以加强风险管理，针对不同规模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分层管理。此外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合作金融法律体系，确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合法地位，令其经营行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正确引导和疏通民间资本投入农村金融市场，为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普惠农村金融体系提供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