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glitz等^[1]指出，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信贷约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孔荣等^[2]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往往将大多数农户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户通常缺少有效的抵押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信贷资金需求，农户一般只能通过亲戚、邻居和私人关系等来解决，且大多数为信用借贷。据此可知，就结果而言，农户究竟是从农村正规借贷渠道还是非正规借贷渠道满足融资需求，并非农户完全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具有一定的被动选择特征。以农村正规借贷渠道为例，如果农户获得贷款，则表明农户通过了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筛选，其通过概率实际上反映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综合分析已有文献的基本结论和我们的农户调查数据后发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是部分农户解决资金短缺时的首要考虑对象，但由于最终无法获得贷款而只好转向非正规借贷渠道；更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农户根据自身以往经历或周边人群的农村正规借贷结果，认为即使申请也不可能获得贷款，由此直接放弃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3]。因此，作为典型的经济理性决策人，农户对农村正规借贷渠道和非正规借贷渠道的偏好，本质上是综合考虑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和农村金融市场等外部环境因素后的最优决策，从而选择是否进行借贷以及如何借贷。

有关农户借贷渠道偏好问题，赵学军^[4]证实，1930—2010年我国农户融资主渠道几乎没有变化，向私人借钱是农户借债的主要来源；只有农村信用合作化高潮时，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一度成为农户借钱主渠道。赵建梅等^[5]认为，供给型和需求型信贷约束都显著促进农户选择非正规金融，需求型信贷约束中，风险约束较大程度地促进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丁志国等^[6]的结果表明，家庭基本特征、信贷环境、社会资本以及信贷需求特征变量均显著影响民间融资渠道选择。张三峰等^[7]指出，其他条件不变时，信用评级对农户急需资金时最愿意选择的融资渠道和创业时最愿意选择的融资渠道有不同影响，信用评级后的农户更愿意从农村信用社融资。刘西川等^[8]发现，正规信贷部门与非正规信贷部门存在互补关系，且这种关系在贷款对象为富裕群体时更加明显。徐璋勇等^[9]发现，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都倾向于向具有良好社会资本的农户提供信贷，但社会资本的不同层次对农户信贷行为影响不同。周先波等^[10]发现，替代关系在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且非正式借贷对正式借贷的替代性要大于正式借贷对非正式借贷的替代性。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以交易成本为研究视角，以Straub^[11]的思路为基础，借助理论模型分析信贷约束下的农户借贷渠道偏好，并进一步从社会资本和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两个方面量化农户借贷交易成本，前者反映如何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后者反映农户接触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方便程度和可获得性，由此采用Probit模型对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制定有助于优化农户借贷渠道偏好的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促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对接，使更多有借贷需求的农户可以获得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交易成本与农户借贷渠道偏好的关系，首先需要考虑借贷用途是生活性支出还是生产性支出。具体来讲，如果农户将借贷资金用于生活性支出，那么这有助于改善农户的当期消费，由此提高农户家庭效用水平。进一步地，为偿还该笔生活性借贷资金，农户将在下期和多期努力提高收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活性借贷活动事实上充当了消费性投资的角色。不过，在现实中农村正规借贷市场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只有一部分有资金需求的农户能够获得贷款，而那些无法通过农村正规借贷渠道进行融资的农户只有转向非正规借贷渠道，这其中的一部分农户很可能被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排除，借贷需求无法满足，从而不得不放弃这笔生活性借贷，最终失去改善家庭效用水平的机会。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动态视角来看，农户的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具有同等效果。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为了文字描述的简明扼要和公式表述的方便，我们将重点以生产性借贷为例来讨论交易成本如何影响农户借贷渠道偏好。

具体而言，假设农户现在拥有一个农业生产投资项目机会，需要资本投入为I，而农户自有资金为A^①，且A＜I，农户必须从外部融资(I-A)才能完成项目投资。如果项目投资成功的收益率为R，则农户总收益为RI取决于农户努力程度，农户努力时成功率为P_H，此时项目收益净现值为正，即(P_HR-1)＞0；农户偷懒时成功率为P_L(对应的农户收益率为B，获得闲暇正效用)，且P_H＞P_L，此时项目净现值为负值，即(P_LR+B-1)＜0。项目成功后的总收益将在农户与放贷者之间进行分配，农户分成比例为α，且0＜α＜1，于是农户收益为αRI，放贷者收益为(1-α)RI，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将决定分成比例α。据此可知，农户努力时的收益不小于偷懒时的收益可以表示为：P_H×αRI≥P_L×αRI+BI；放贷者的放贷收益不小于不放贷收益可以表示为^①：P_H×(1-α)RI≥I-A。

^①这里的A可以作为衡量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及财富的综合指标。

^①为简化推导过程，此处假定放贷者放贷机会成本极小甚至为零。事实上，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放贷者投资机会有限，且银行存款利率偏低，对放贷者吸引力很小，因而该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比较一致。

当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充分时，农户和放贷者将获得平均利润。为简便起见，仅考虑上述两个约束条件取等号的情形，可以得到：I=A+P_H×(1-α)RI=A+[1-B/(P_H-P_L)R]×RI。进一步地，令k=1/[1+P_HB/(P_H-P_L)-P_HR]，则有：I=A/[1＋P_HB／(P_H－P_L)－P_HR]＝ｋA。于是，满足一次线性关系的农户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A)=(P_HR-1)I=(P_HR-1)kA。一般情况下，农户从正规借贷渠道借款时的主要成本包括两部分：利息和交易成本C，其中C=c₁+c₂,c₁表示外生交易成本，c₂表示内生交易成本，包括了解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流程的交通及时间成本、准备贷款申请资料的费用、向熟人或信贷员请客送礼费用等。考虑到以上成本在获得贷款之前已经发生，事实上降低了农户初始资金拥有水平，此时A下降为(A-C)，而I=k(A-C)。相应地，农户效用函数可以改写为：U_F(A)=(P_HR-1)k(A-C)=(P_HR-1)k(A-c₁-c₂)。

和农村正规借贷渠道不同，当农户从农村非正规借贷渠道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时，借贷双方通常较为熟悉，社区内部信任程度高，信息传递机制运行流畅，对抵押品要求很低且形式较为灵活，借贷过程持续时间短。关于这一点，赵泉民等^[12]也指出，在特定的农村社区内部，长期以来形成的社区关系和社会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借贷契约的有效执行。如果农户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违约行为，由此形成财富损失K，而放贷者能获得的补偿金额为γK。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将面临如下约束条件：P_H×αRI-(1-P_H)K≥P_L×αRI-(1-P_L)K+BI。为提高农户向放贷者提供真实偿还贷款能力信息的激励，约束条件可以修改为：P_H×αRI-(1-P_H)K≥P_HRI-K，于是得到：αRI≥RI-K。因为0＜α＜1，所以RI＞αRI＞BI/(P_H-P_L)，直接取等号后得到：αRI=RI-K。同理，可以得到放贷者的约束条件：P_H×(1-α)RI+(1-P_H)γK≥I-A，基于农村非正规借贷市场竞争程度充分的假设，此时取等号可得到：I=A+[P_H+γ(1-P_H)]K，令Φ=P_H+γ(1-P_H)，且0＜Φ＜1，则有I=A+ΦK。相应地，农户效用函数U₁(A)=P_H×αRI-(1-P_H)K-A，即：U₁=(P_H-1)A+(P_HRΦ-1)K。有必要注意的是，(P_HRΦ-1)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这取决于Φ，而Φ则取决于γ。如果γ较小，而0＜Φ＜1，且0＜P_H＜1，则P_HRΦ有可能小于1，即(P_HRΦ-1)＜0，由此(P_HRΦ-1)K＜0，此时农户将放弃借贷，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投资，得到剩余(P_HR-1)A。但就实际情形而言，绝大多数农户在特定农村地区范围内都十分重视个人信誉，不会轻易违约；如果遇到借款到期无法偿还的情况，他们通常要么与放贷者协商延长还款期限，要么从其他途径甚至是高利贷再次借贷，以偿还此前的借款，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确实存在此类案例。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现实中γ往往比较大，由此可以得到(P_HRΦ-1)K＞0。

综合以上分析，农户借贷渠道偏好将主要取决于U_F(A)与U_I(A)的大小关系。一种比较典型的情形是U_F(A)=U_I(A)，则可以得到：A^*=k(c₁+c₂)/(k-1)+[(P_HRΦ-1)K]/[(k-1)×(P_HR-1)]，此时农户对正规借贷渠道和非正规借贷渠道的偏好无差异。考虑到近年来农户之间的分化特征日益突出，导致家庭资产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由此影响农户借贷渠道偏好，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1)如果农户自有资产小于正规渠道借贷交易成本(A＜c₁+c₂)，由于U_F(A)=(P_HR-1)k(A-c₁-c₂)，这样可以得到：U_F(A)＜0和U_I(A)＞0。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从正规渠道借贷所获得的效用要低于非正规渠道，所以农户将选择非正规渠道。

(2)如果农户自有资产与交易成本的关系满足条件：c₁+c₂＜A＜A^*，由于U_F和U_I都是A的单调递增函数，且有一个交点[A^*，U(A^*)]，在A=C时，U_I＞U_F=0，当C＜A＜A^*时，可以得到：U_I(A)＞U_F(A)。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从正规渠道借贷获得的效用仍然低于非正规借贷渠道，这表明，虽然农户能够支付正规渠道借款所需的交易成本C，但却导致总效用下降，所以农户选择非正规渠道借款更为合理。

(3)如果农户自有资产与交易成本满足条件：A＞A^*，根据上文情况分析可以得到：U_I(A)＜U_F(A)。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从正规渠道借贷获得的效用将大于非正规渠道，此时农户选择正规渠道是更优的决策。

以上分析都基于以下两个假设：一是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较为充分；二是自有资产偏低的农户通常很难支付正规渠道借贷所需的交易成本，或者因为拥有过低的直接和间接社会关系，难以以更为低廉的成本获得正规渠道借款，但该情形并不完全与现实相符，为了与现实尽可能保持一致，可以考虑适当放松上述假设条件。据此可以认为，农户正规借贷渠道的交易成本如果能够有实质性下降，那么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程度将显著缓解，从而提高农户进入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的机会，由此促进家庭资源配置的优化，为增进农户福利创造有利条件。

从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农户从不同借贷渠道获得资金的交易成本不同，这说明交易成本是影响农户借贷渠道偏好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为了进行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方案设计如下：在交易成本的测度上，我们主要通过农户社会资本和农村金融服务供给量衡量，由此考察哪些维度的农户社会资本和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为探索降低农户进入正规借贷渠道准入门槛的可行路径提供依据。接下来我们将首先简要分析社会资本和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如何降低交易成本，然后讨论具体的变量选择和模型设置。

社会资本是降低农户交易成本的重要载体。童馨乐等^[13]和杨向阳等^[14]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发挥良好的信号传递功能，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沟通，有利于形成自下而上的资金供求平衡实现机制。具体到农村借贷市场，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非正规渠道的资金供给方可以便捷地获取农户信息，很容易做出借贷决策；而在正规借贷渠道中，农户信息搜寻成本非常高昂，也不利于风险控制，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贷款的积极性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我国农村地区的现实特征，充分挖掘和发挥农户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按照自下而上的逻辑思路，不断完善分散农户和农村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积极探索可行的信贷风险控制手段，可以有效降低农户正规借贷渠道的准入障碍。事实上，这里重视农户社会资本积极作用的核心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正规借贷渠道和非正规借贷渠道并存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形态，但这两种渠道相对孤立，彼此之间缺少内在联系，具有二元结构特征，借助农户社会资本有助于在两种渠道之间寻找到促进两种渠道融合的突破点。其次，社会资本不仅是农户拥有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维持我国农村地区民间借贷市场运行的关键机制，以此为切入点，有利于探索农村非正规渠道向正规渠道转化的思路和模式，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培植符合当地农村特点的本土化农村金融力量。最后，深入考察农户社会资本在农村地区民间借贷市场的运行机制，能够为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以及开发新的信贷技术提供有益借鉴，增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贷款的意愿。

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是农户借贷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影响其借贷渠道偏好。具体来讲，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近年来有明显改善，但考虑到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其基本属性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特点将持续存在。政策的制定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需要充分围绕上述特点来进行。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户借贷需求的满足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发达程度和农村金融市场活跃程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高和农村金融市场活跃的地区，农户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但即使如此，各个地区的分散小农户在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方面仍然处于明显劣势，这是阻碍他们申请信贷资金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因素。此外，农村地区的交通和信息等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面对数量庞大、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成本明显偏高，从而加大了信贷风险。在这种形势下，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往往会选择惜贷甚至是不贷。正因为如此，如果能够有效增加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供给能力，提高服务水平，那么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将趋于下降。

表 1具体报告了上述各个变量的定义和取值情况。

(1)交易成本变量

①农户社会资本。在实证分析的变量设计方面，我们把农户社会资本分为个人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两个层次。其中，个人社会资本包括：a.政治关系，主要指农户由于所拥有的政治身份而形成的特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其资源配置能力，用农户是否为乡村干部来衡量；b.借贷信誉，用农户在以往借贷行为中是否存在延期归还借贷资金来衡量；c.亲戚关系，主要指农户因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资本，用农户经常来往的亲戚数量和信任程度来反映。社区社会资本包括：a.邻里关系，主要指农户因地缘关系与当地特定区域的农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资本，用农户与邻里间的和睦程度和信任程度来测度；b.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关系，主要指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之间较为明确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联系，用农户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用的评价来替代。

②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从满足农户这一微观主体的需求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a.金融机构网点数，主要反映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基础条件，用各个样本县具有贷款功能的全部金融机构网点数来替代；b.农户贷款余额，主要反映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农户的总体水平，用各个样本县全部农村金融机构年末农户贷款余额来衡量；c.获得贷款农户数，主要反映金融机构服务农户的实际表现，用各个样本县全部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贷款的户数来替代；d.金融机构服务人员，主要反映金融机构服务的人员配备情况，用“县及县以下万人拥有服务人员数”衡量；e.金融机构覆盖度，主要反映金融机构服务的覆盖范围情况，用“县及县以下万人机构覆盖度”测度；f.金融机构距离，主要反映农户接触或使用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空间距离及便捷程度，用各个样本农户离最近的任一农村金融机构距离来衡量。

(2)控制变量

①农户特征变量。在讨论借贷行为时，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等反映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的变量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15]。我们借鉴上述分析思路，主要考虑以下变量：农户户主年龄、文化、土地、资产。

②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一是地区经济水平变量，这既是农户所处的基本外部经济环境，也与农户所面临的农村金融环境有直接关系，有可能影响农户借贷渠道偏好；二是地区虚拟变量，用来测度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等对农户借贷渠道偏好的可能影响；三是农村借贷难度，这是一个具有主观性的观测变量，通过农户调查获得，与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相对应，是需求视角下的农户自我评价；四是农户对正规借贷的了解程度，这主要反映农户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实际经历，或者是村正规金融机构宣传、电视广告等各种形式，对正规借贷业务的基本条件、流程、手续要求等方面的了解和认知情况；五是农户认为正规借贷的难易程度，这主要反映农户主观上对于从正规金融机构申请借贷资金的难易程度。

2.模型选择

在具体实证模型形式上，根据因变量取值特征，我们选择Probit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φ(·)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为了应用于实证分析，可以将(1)式进一步改写为：

这里的x_i(i=1,2,…,n)为自变量，β₀为常数项，β_i(i=1,2,…,n)表示自变量系数。根据表 1的变量说明可以将方程(2)改写为：

其中，β₀表示回归截距项，β_i(i=1，2，…，23)表示待估系数；考虑到因变量取值为0-1变量，模型估计采用基于二项分布的Probit模型，相应的估计方法为极大似然估计。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1年7—8月全国六个省份的农户实地调查，各省实地调查样本县的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安徽省东至县、阜南县、濉溪县、太湖县，河南省渑池县，湖北省随县、云梦县，江西省乐平市，山东省滕州市、沂水县，江苏省东台市、高淳县、如东县、射阳县、沭阳县、盐都区、宜兴市、宿豫县。农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成员及基本情况、农业生产情况、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贷款意愿、农户正规和非正规贷款情况、农户借贷行为、涉农保险对信贷的支持作用等六个方面。为尽可能保证问卷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本次调查总共发放问卷1800份，实际回收有效样本1722份，有效回收率为95.67%；有借贷需求的农户为1156户，占有效样本的比例为67.13%；获得借贷的农户为936户，占有借贷需求农户的比例为80.97%。此外，为了与农户调查数据相匹配，样本县经济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样本县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借助农户调查数据来估计模型(3)；同时，为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还进一步做了稳健性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2。

(1)个人社会资本

乡村干部变量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是担任村干部有效借贷的机会要多于一般农户，因而在正规借贷渠道和非正规借贷渠道没有显著差异。从农村地区实际情况来看，农户能够担任乡村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在当地农村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因此，与一般农户相比，担任乡村干部的农户明显拥有更多的有效借贷机会，在融资过程中处在更为有利的地位。

借贷信誉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借贷信誉好的农户更容易从正规借贷渠道获得贷款。借贷信誉是农村金融市场交易的必要条件，与非正规借贷渠道不同，正规借贷渠道由于对农户信息缺乏足够了解，因而更加重视农户是否按期偿还以往的借贷资金。

亲戚数量变量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虽然亲戚数量越多，农户越偏好非正规借贷渠道。但亲戚有远近亲疏之分，当关系较紧密的亲戚偏少时，农户实际上也难以从亲戚那里获得有效贷款。血浓于水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亲戚在农户借贷渠道中的地位，尤其是关系紧密时，以亲戚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扩大农户借贷选择机会。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的改革的长期性，中低收入农户融资难问题短时间内也难以得到根本改观，亲戚关系将继续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

亲戚信任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亲戚间信任程度越高，农户越偏好正规借贷渠道。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种信任提高了农户可配置社会网络资源，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向外扩展，并形成有利于农户的外部信任环境和信息扩散。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借贷门槛通常较高，亲戚是农户的重要借贷对象，但这种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收入总体上在增长，并出现了明显分化，一部分农户收入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很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特别是借贷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时，市场交易往往成为首选。同时，多年来农村劳动力流动日趋频繁，非农就业日益活跃，也加速了农村分化，农户早期高度依赖血缘关系的单一格局被打破，使得亲戚关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2)社区社会资本

邻居和睦变量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邻居关系越和睦，农户越偏好非正规借贷渠道。邻里关系越和睦，农户越容易形成共同愿景，区域社会氛围更容易进入良性循环，特别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和睦关系有助于促进农户联合，形成具有提供类似抵押品的集体组织，通过农户联保贷款等方式，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支持。

邻居信任变量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邻居信任程度越高，农户越偏好非正规借贷渠道。长期形成的农村地缘关系是农户生活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生活上，农户邻里间信任程度越高，则农户生活环境越便利，也有助于开展生产活动；在生产上，农户邻里间信任程度越高，无论是生产经营活动本身，还是与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融资活动，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进一步地，邻居和睦变量和邻居信任变量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当前农村地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社交范围不断扩大，早期所表现出的经济活动本地化特征趋于弱化；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依靠在城市打工等就业方式获取收入，并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由此共同导致农户降低了对邻居借贷的依赖程度。

加入农合组织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更偏好正规借贷渠道。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后，由于具有组织依托关系，在实施监督与提高借贷资金偿还率方面，都将为资金供给方，特别是正规金融机构提供更为有效的控制途径，因而更容易获得借贷支持。

农合组织作用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能起作用，那么农户将倾向于偏好正规借贷渠道，其基本前提是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是真正地把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共同面对大市场，切实增强抗风险能力和生产谈判地位，稳定并增加农户生产经营收入水平，由此提高农户被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认可的概率。

金融机构网点数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具有贷款功能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优势，并没有改变农户对非正规借贷渠道的偏好，这可能与样本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贷款的力度和范围偏小有关。同时，这种状况也表明，虽然政府部门和农村金融机构有意识地扩大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但能够真正得到借贷资金的农户比例并没有因此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的扩张是否依然是吸收储蓄并为城市提供资金支持，而非为农村地区服务，值得关注和反思。

农户贷款余额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反映出当地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的贷款支持力度，在这样的地区，农户所处的金融市场环境较好，获得正规借贷渠道的贷款机会往往比较多。

获得贷款农户数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在目前支农资金有限的条件下，一个地区获得贷款农户数量的增多，会降低其他农户特别是中低收入农户的借贷机会，被迫转向非正规借贷渠道。从宏观层面来看，与农村地区农户的实际借贷需求相比，农村金融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

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增加金融机构服务人员时，有利于提高农户贷款申请受理机会，缩短贷款审批时间，提高交易效率，更容易为农户接受，特别是对于时间要求比较紧迫的借贷需求，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

金融机构覆盖度变量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这主要因为农村金融机构提高覆盖率确实有助于增强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性，但商业化经营目标决定了一般农户难以成为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客户，甚至会强化农户被正规借贷渠道排斥的现象。

金融机构距离变量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交通通讯发展较为滞后，客观上导致了农户获取正规借贷渠道支持的交易成本偏高；但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农村地区的交通和通讯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出行和信息获取的便捷性。

一方面，农户年龄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年龄大的农户更偏好非正规借贷渠道；文化程度变量的负向影响不显著，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更加偏好正规借贷渠道；土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承包经营土地多的农户比较偏好非正规借贷渠道；固定资产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资产越多的农户越偏好正规借贷渠道。另一方面，地区经济水平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发达地区农户仍然非常偏好非正规借贷渠道；地区虚拟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表明东部省份农户相对偏好非正规借贷渠道；农村借贷难度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借贷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农户优先考虑的是从非正规借贷渠道来寻求资金支持；正规借贷了解程度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如果农户对正规借贷的基本条件、流程、手续等比较清楚的话，有助于提高农户申请正规借贷的概率；正规借贷难易程度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如果农户认为申请正规借贷渠道贷款比较容易的话，会明显增加对正规借贷渠道的偏好。

在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信贷约束的背景下，农户实际借贷渠道偏好不是自身的主动选择，而是由各种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主体对农户进行不同程度筛选以后的结果，实际上属于一种典型的被动选择。为此，本文尝试采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农户借贷渠道偏好问题，在数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农户社会资本与农村金融服务来量化交易成本，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引入交易成本可以为解释信贷约束下的农户借贷渠道偏好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如果正规借贷渠道的交易成本偏高，农户将转向较低交易成本的非正规借贷渠道。导致我国农户借贷难的两个关键因素是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必要的抵押品，这大大增加了借贷资金供求双方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起到信号甄别的作用，进而降低农户与借贷资金供给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营造竞争程度更加充分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有助于提高农户获得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方便程度和可获得性，降低农户进入正规借贷渠道的交易成本。

第二，作为量化交易成本的一个方面，农户个人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均对借贷渠道偏好有重要影响，但不同类型个人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借助社会资本，农村地区金融资金供给方，特别是信息劣势较为明显的各类正规金融机构，能够更加有效地对农户进行信息甄别，从中筛选出真正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进而提高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放贷意愿。这一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应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和发挥农户社会资本的信号传递作用，根据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特点和作用机制，特别是社区社会资本，设计和构建农户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信息传输渠道，逐步形成稳定有序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实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以较低成本获取农户信息，并进行有效甄别和风险控制，这将有助于扩大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户信贷空间，使其在更高水平上寻求自身收益最大化与支农目标的平衡。

第三，作为量化交易成本的另一个方面，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显著影响农户借贷渠道偏好，且这种影响明显大于农户社会资本，但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变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只有当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总量增加时，农户才有机会更多地受益于正规借贷渠道，否则，在市场机制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共同影响下，金融机构将提高对农户的放贷要求，相当一部分农户很容易被排斥在农村正规借贷渠道之外。

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首先，在宏观管理体制上进一步梳理和明确不同类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大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力度，提高农户贷款总额和农户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的比例；其次，在稳定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服务网点规模的基础上，优化空间布局，结合当地农村实际情况，积极开发和推出“互联网+金融”新产品，全面提升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再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强宣传，构建与农户有效信息沟通的多元化模式，及时快捷地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信息，提高农户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认知度和对贷款业务的了解程度，降低农户进入正规借贷渠道的交易成本；最后，监管部门应主动研究和制定市场化的配套支持政策，探索和试点以支农结果和支农效果为导向的政策支持模式，逐步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机构支农的长效机制，提高包括财政补贴在内的公共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