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当代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农村生活方式已经由千百年来形成的乡村自然生活，发展到因工业化建构而形成的城镇化生活。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群体也从一个由熟人构成的社会，过渡变成一个因现代工业推动的由陌生人组成的社区之中。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的精神风貌也随之有了新的形态。

这种新形态的文化观念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施以复杂多变的影响。从精神方面而言，随着自然乡村结构的解体，传统的乡村道德“时序”也发生了断裂，从而也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新社会群体中的“乡情流失”，并因之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乡情背反”。显然，化解流动群体中业已出现的乡情背反，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断裂的道德时序，是当代农村发展中必须加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传统上，中国乡村生活的道德时序是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这种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及其人际关系也决定了乡村生活中道德交往的方式和内容。早在七十年多前，费孝通先生即对这种通过“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而形成“差序格局”的农村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1]事实上，在这种“差序格局”中，道德的群体基础是一种生活于乡村社会结构中的“熟人”。所谓熟人，即是指存在于乡村社会中的具有一种结构固化性、位置认同性和角色传承性的社会成员。正是这种社会成员的道德生活及其构成的道德语境，造就了传统乡村生活的道德时序。

所谓时序(Sequence)，本是电子工程中的一个术语，其所描述的是对象之间在发送消息过程中的时间顺序和动态协作。本文借之以指称在乡村生活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共生、互动及其道德影响与反馈。所谓“时”，即是成员的历史和属性的传承性；所谓“序”即是个体角色和关系网络的稳定性。“时”“序”交织所构成的时空结构，标志着传统乡村道德结构的历史维度和文化形态。

作为一种基于乡情之上的道德，在传统上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的这种道德时序，大都具有区域性、稳固性和延续性的特点。

所谓道德时序的区域性，意指群体成员间关系的主体及其关系的主要内容，往往都是局限在具有一定文化共同性的区域或地区，其群体间“生活的道德”也具有区域的特色，进行道德评价的“舆论场”也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质。道德时序的稳定性，主要指作为表现道德观念的人际关系，有着一定的位置及角色的相对认同性，在一定区域中，其道德主体大都是相对固定的，几乎没有流动和变动。道德时序的延续性，主要是指个体在群体中的角色和资源，在代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一维性。正是通过这种代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纵向与横向的叠加，形成了中国典型的“熟人社会”及其道德生活特色。这一点在传统乡村生活中更为明显。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制约，熟人社会中社群关系的活动内容简单、交往对象稳定、影响范围狭窄、相关因素透明。

当代，随着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镇或被快速地卷入城市化生活浪潮之中，社会结构及其成员个体角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截至2014年末，中国大陆的城镇人口数已达到74916万人，而农村人口数则为61866万人，相对减少1095万人，城镇化的水平达到54.77%。^[2]在如此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传统的农村群体关系经过了持续不断的洗礼，人们的精神、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因之受到了影响，并形成了崭新的社会关系。休谟曾言：“德性不外乎是遵奉理性，道德被看作是趣味和情感派生出其实存。”^[3]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群体生活环境的巨大变迁，也标志着传统乡村道德时序已经正面遭遇到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强力解构。传统的道德时序有了新的变化，甚至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时序断裂——或谓是一种“时”断与“序”裂共存的文化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一者，社会正在进行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快速变动。二者，社会成员也正在经历着从一种静态生存向动态生存转变的压力。这种动态生存主要表现在其角色属性的重建、文化及活动区域的变动。三者，社会结构经历着震荡与调整，成员之间形成并表现出新的道德关系模式。四者，乡情生活中的历史血缘关系因远而疏，个体的社会角色和关系的认同模式因利而变。五者，“生活的道德”和“道德的生活”有了新内涵，道德的舆论场也注入了新的物质性解构性力量。

显然，这种道德时序的断裂和再生，存在于当代社会变革之中，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关系。它区别于与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应的区域、血缘及乡情的社会关系。或者说，“在行为和行为的后果之间有一个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巨大鸿沟，我们不能用我们所固有的、普遍的知觉能力对此进行测量。”^[4]不论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地普通乡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发生在新型群体中的道德关系都是以现代工业生产为纽带，因城市拆迁、发展，或因新农村建设及行政区划调整等为动力而形成的，是以多区域和跨区域的“陌生人”之大量、快速、多样聚集为标志的。其背后的物质力量，即是传统农村向现代城镇转变、乡村人口向城镇居民的转变、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转变、乡村经济向现代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转变。

“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5]。当新旧对立的道德体系之间的准则发生冲突，以及同一道德体系中的新旧道德观念和准则相悖时，道德生活的时序就会出现混乱，传统道德框架再也不能诠释新的社会生活，道德话语也因其内涵和形式的变动而失去其规范性和至上性。曾经植根于熟人社会中的浓浓乡情，也因之发生了内涵的变化，传统的乡情也因之出现了流失，并在社会群体生活中展示出其强大的张力。

乡情，即是对存在于一定区域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及其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在情感上的互相认同，其基础即是群体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和群体生活道德的一致性。今天，在道德时序断裂与再生的文化时空中，心与物出现了背反，变动与适应出现了异步，个体的精神生活中形成了对乡情的情感困惑，并因之造成了乡情的背反。

所谓乡情背反，意指在社会结构的重组过程之中，每一位成员都渴望并需要一种真诚的乡情，但是在家乡的迁徙、群体的重组和新型社会建构过程中，在道德舆论场边界的不断调整中，人们却又在心灵中感到更加远离这种记忆深处的乡情。简单地说，乡情背反即是社会生活个体，在新的群体生活中对区域文化认同表现出的欲拒还迎、欲回不愿的心理困顿。这种乡情的背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激动与惶恐：新社会成员的变动性，决定了乡情内涵的不确定性。

在全新的社会结构中，农村众多社会成员告别了熟悉的家园环境，离开了曾经拥有的区域文化和精神遗产，甚至丢弃了父辈们创造的社会资源，而汇集到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环境之中。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传统乡村在城镇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中被纳入经过规划的，以行政和经济力量推动的群体迁徙与聚集过程；二是因生活就业等原因而主要出现在农村人口中的大量个体异地迁徙。

在新的群体关系中，由于每个人都面临着全新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和异样的行为习惯，那种历史传承的乡村共同风尚认同已经消失，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往往会充满着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据统计，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规模一直在持续扩大。2002年该数字为9400万人，而到了2014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人口总量已达到27395万。^[6]随着群体的快速流动，街坊、邻居、宗族等传统社群文化中的基本元素已经空化或弱化，熟人、朋友、血亲等关系已经疏远或疏离。在这种新的环境中，道德的时序失去了曾经的物质基础，传统的乡情几乎消失，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所研究过的“差序社会”面临解体。也许可以说，如此庞大的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某种道德的时序断裂，并造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乡情背反。

正是由于新社群关系中人际关系的流动性、变动性和暂时性特点，传统的熟人社会日益变成陌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成员都生活在其他的陌生人中间，每个人同时又都是别人的陌生人；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陌生人而生存，其生产生活、恋爱家庭等社会活动，大都是在由不断变幻的陌生人社会中进行的。这种道德生活虽然有着一种突破曾经羁绊的激动，但也有着面临新生活选择的惶恐，于是婚姻、家庭、情感等都经过了冲击与震荡。那些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必须在这个新道德舞台上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这种新社会结构中的乡情，其基础不再是被群体广为习惯的、具有稳定性的乡村居民，而是一种变动不息的陌生人群。

第二，约束与突破：群体关系中经济纽带的主导性，强化了乡情内涵的功利性。

道德往往都是在熟人社会中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因为只有稳定的人际网络才是道德产生力量的物质和价值基础。在传统“差序社会”网络中，“每一个结都附着一个道德要素”^[1]30。在乡情的主导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都可以通过依赖一种简单的“善恶”原则进行处理。中国传统的乡情内涵即是一种对德性传统的维护，对习惯角色的服从与认同。其道德的力量更多地是处理熟人间的关系，一切问题也都是基于熟人社会中的道德而加以解决。

但是，在一个崭新的群体之中，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仅仅依靠一种传统善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在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图景之下，我们所需要的道德形象，往往愈加突出了其中乡情内涵的功利色彩。经济的发展以及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是当代社会群体关系变化的重要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推动力加速了群体成员的变动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成员对乡情的疏远和迷茫，造成了陌生环境下成员关系的功利性。因此，一种曾经深刻丰富、充满温馨的乡情，便被简化成了一种经济关系，最终使乡情交往蜕变成一种功利主义的交往。

当然，这种功利的内涵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有经济追求的冲动，也有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人功利性的无限放大必然影响到群体的社会生活，这也反映在新群体的权利诉求和利益主张上。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失去了“熟人”道德监督的个体潜意识中的暴戾、反抗、报复等有害冲动的一面，也越来越表现出其易发性、多发性特点，甚至表现出了常说的群体无意识现象，表现出对既有秩序和规则的无视、挑战或破坏冲动，表现为某种突发性、非预警性的群体性事件。

由此可见，当旧时序正在断裂、新时序正在形成的时刻，农村群体的新乡情建设越来越多地有着权利意识和功利意识，传统的道德平衡功能和乡情制约力量迅速逝去。而能够弥补和承担乡情作用的社会力量和新群体的心理认同并没有迅速得到建设，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没有完全担负起乡情曾经起到过的作用。比如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所造成政治参与供应的不足，直接冲击着乡情的群体性基础。^①

① 据研究，在有的地方，仅有16.7%的村民表示参加过一次以上的村庄事务决策，有69.6%的村民表示从没有参与过村庄事务的决策。见杨珉等著《江苏农村政治文明发展报告(2013)》，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第三，断裂与重建：新社群交往对象的陌生性，使交往行为失去了亲情和乡情的制约。

新群体中的个体，由于离开了熟悉的人际环境，加之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物质力量，使其结成了一种具有明显功利化特色的关系。随着熟人社会逐步瓦解，道德自律及其道德监督力量往往会相对弱化，熟人社会中的道德监督作用、责任意识都已发生改变。

当代新群体关系往往都是建立在陌生人群之中，以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为其基本特征，它们具有强烈的陌生性、变动性、多样性。正像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确立和强化，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界限和分化日益明显，而且，前者的不断扩张与后者的不断萎缩几乎是同时发生、不断加剧的。这一点已经被视为现代社会及其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7]显然，这种社会中新的道德关系已经不再是传统上那种代际之间长期形成的区域继承关系。由于群体的非组织性流动，个体的交往对象大都是陌生人，更多的排他性行为、利益互斥分配和排他性权利都发生在陌生人中间，个体与陌生人之间的道义和责任关系也变得复杂不定。

建立在简单的善恶关系上的道德以及具有心理情感趋同性的乡情，难以调节在现代工业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和利益格局。在传统亲情和乡情社会向现代新型社群关系的转变中，人际关系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情感断裂，新的乡情意识和情感认同还没有相应形成。那些曾经起到维护社会秩序重要作用的乡情文化和传统认同，越来越失去其有效的约束性和现实的规范性。由于个体在新社会群体中的无序行为日渐成为社会易发和多发现象，所以这种无序的行为对社会的破坏性和危险性也就越来越大，从而使当代社会秩序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超越乡情背反，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玄学命题，而是为了建设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促进新的道德时序建设。这种对乡情背反的超越，就是要在新的社会结构调整中、在道德时序的建构中，建设一种植根于新的群体利益关系——既能继承区域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又不囿于区域人际交往的简单继承性和排他性的现代新乡情。

第一，强化新群体建构的物质基础，建设新型利益共同体。

超越乡情背反，不仅不能脱离群体的社会生活，而且必须强化其共同的经济活动作为超越乡情背反的物质基础。只有以共同利益诉求为基础的群体，才能成为和谐的群体。所以，在新的群体观念培育中，必须剥离传统乡情功利诉求的封闭性特色，通过强化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形成开放的群体利益观念，并以此种观念来调节新型群体的利益诉求。

“秩序是一种旨在追求社会生活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方式。”^[8]群体秩序是维护群体利益的重要保证。乡情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于通过其道德秩序建构以维护群体的共同利益。在农业社会中，由于群体空间结构的相对稳固和文化情感的代际传承，其中的乡情往往成为维护群体秩序、协调利益关系的主要力量之一——“乡里乡亲”一词，说的即是此意。乡情事实上也成为化解或抑止乡村生活失序的重要道德武器。

在以陌生人为主体的新型群体关系中，其传统的乡情已经愈加淡化，人际关系的物质性基础也已经失去曾经具有的力量。失去了道德时序的支撑，群体往往会出现生活的混乱与道德的困惑。失去传统乡情的群体关系准则，其秩序调节作用也已经大大减弱，在局部地区和部分时间甚至失去其曾经有过的作用。当代，社会中大量无序事件往往都发生在陌生人群体之中。无序或失序，俨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灾难，甚至是头号灾难之一。麦金太尔在其《追寻美德》中曾举例说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社会预设，社会大众仿佛是船只失事后被抛到荒岛上，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不认识的陌生人在一起，彼此都不认识，这时只有通过制定的规则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人。^[9]

对规则的重视与遵守，是现代社会群体的重要特征，必须把道德属性的乡情，转化并建立在对“群体规则”的确立及遵守基础之上。当前在新的陌生人群体中的道德调适和角色重新安排，对规则秩序有着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对新群体规则意识的强化来重建道德时序，才能建立和维护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获得群体的最大利益。显然，加强社会群体的规则建设，以规则意识代替简单的乡情意识，不仅是超越乡情背反的心理基础，更是对群体利益的最大保护。

简言之，要在陌生人社会中，创建新的道德时序，就必须加强社会群体规则意识的培育。这种规则培育重在体现那种超越了血缘亲情和区域传统的公共利益认同，明确并贯彻“乡情—秩序—利益”间的正相关联的意识及其精神力量。

第二，充实乡情中的道德内涵，丰富新乡情的时代精神。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群体道德往往被凝练成一种亲情和乡情的东西。乡情不仅是以道德为内涵，乡情也是群体生活的道德载体。群体中的利益冲突等一些排他性的选择或行为，都可以通过亲情和乡情的润滑而得到处理、抑制或化解。尽管这种处理结果未必是公正的，但却是大家能够接受的。

当代，由于社会成员的快速流动，群体构成的稳定性与传承性在不断弱化，群体中的个体关系表现出复杂、多变和流动的特点，道德时序的断裂，已经影响到乡情的道德调节功能，这造成三个主要问题：一者，熟人社会中曾经存在的道德之善，更容易转化成为一种乡愿之善；二者，由于道德建设是在熟人社会中进行的，所以在陌生人群体中，道德建设则被认为失去了其必然性和紧迫性；三者，由于道德作用往往都是通过乡情才能真正起到作用，而传统群体的物理性解体，也在部分群体中造成乡情与道德的分离。^①

① 如近年反复出现的社会问题：要不要扶起倒在马路上的陌生人？这不仅是对社会大众的一种道德拷问，事实上，还反映了陌生人群体中的道德恐惧。因为，这些问题一般不会发生在熟人社会之中。

和谐稳定的道德时序的重新建构，是在陌生人社会中建设新乡情的基础。这或许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善，“它是当一个人自爱并与神圣的东西相关时所拥有的良好的生活状态以及在良好的生活中的良好的行为状态。” ^[10]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现代道德精神支撑，缺少道德内涵的乡情更容易转化成一种恶，乡情有时反而成为一种功利的手段，损害了社会公共道德的建设。

马克思在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通过对劳动产品、劳动者自己的生命活动等多重性规定，展开对异化问题的论述，这可为今天的乡情背反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11]其中，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即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显然，这种生命活动的内外冲突、精神和物质的多重困惑，正是乡情背反的重要表现。同时，由于道德时序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旧的“生活的道德”，因而更有利于促进新的“道德的生活”的形成。

乡情的道德内涵提升与建构，需要一个能够凝聚群体的精神力量，以开拓新的道德生活空间，并将新乡情的道德内涵融化于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显而易见，充实乡情中的道德内涵，是新乡情建设的重要内容。因为社会及其子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和变量越来越具有多维性、联动性，所以在新群体的重构和共同家园的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在乡情建设中融入现代生活的精神，并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为最终目标，将乡情建立在对公共利益的捍卫上，建立在对公德、规则与法度的遵守上。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体才能将自己的全部人格因素、生活经验和人生境界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从而完成其乡情的升华。

第三，强化共同家园的文化认同，培育新的乡情意识。

乡情的文化作用在于其能够维护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但是，这种传统乡情所形成的区域性因素也造成了乡情具有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往往就会形成群体的排他性心理甚至将之付诸于外在的行为。因此，超越乡情背反的群体文化基础，就是要在新社会群体构成中加强乡情的开放性和区域文化的包容性建设。加强语言(方言)、风俗等的文化认同，做到区域和群体的互相接受，进而寻找群体生活的最大文化共性。以内容丰富、特色多样的文化来建设新的乡情，使区域地理中的外来者，不会成为精神上的异乡者。

培育新乡情，正是超越乡情背反的重要手段。阿尔蒙德曾经把政治文化理解为一个“由经验信念、表达符号和价值系统组成，它赋予道德的运作以秩序和意义，限定了道德行为所发生的情势，为道德提供了主观导向” ^[12]。其实，我们也可对乡情作如此的理解。在本质上，乡情是对一种道德生活和群体关系的情感体认与心理趋同，其基本内容包括外在的血缘、区域文化和共同生活方式，但本质上是群体之间的一种文化认同和对一种价值观的遵守。个体成员物理空间和生存边界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乡情的泯灭，反而是新乡情形成的重要文化力量。

培育群体间感情的相互接受是新乡情形成的重要保证。弗洛姆曾经说过：“通向认知具有生机灵性的人的路只有一条：经由和谐相融而非理智所能提供的任何知识，我捧出自身，我融入他人，由此我找到自己，发现自己。” ^[13]只有彻底消弥群体的心灵距离，强化共同家园的心理认同，才能真正地培育新的乡情，从而完成对乡情背反的完整超越。

超越乡情背反重在提升乡情的内涵。建设新乡情，并不仅仅是对其作一种功利的理解与利用，而是对此所形成的道德生活方式的情感体认。它需要将过往对乡情的依恋转变成对现代乡情的建设和心理接受，从而形成群体相互间的价值认同和感情接受。不论是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道德是一种合乎逻辑地方式行动，还是如责任伦理学所倡导的道德是行为与永恒价值的匹配，在新的“道德的生活”中，道德的内涵都是由一系列富于现代意识的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构成的。它充满着一种现代的道德理性和情感。这种理性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现在乡情文化的共同体之中。

加强乡情的培育，是一种对传统场域文化进行改造的过程。罗素曾就道德的情感维度这样说过:“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情感各不相同但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14]今天，乡情已不再是对红砖青瓦、绿柳白杨、小院矮墙和大豆高粱的回忆和固执，因为城镇化和现代化已经逐渐磨去了这些曾经的具有血缘、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内涵记忆。加强新的家园情感培育，就是在不割舍自己传统的同时，而于新型社会关系中，更多地加强对共同家园的理解与培育，丰富乡情内涵，以超越简单的亲情。

新的个体正在重构着群体，同时重构后的群体又以其强大的乡情文化力量重塑着处于乡情困顿中的个体，所以超越乡情背反，就是要化解基于陌生人情结的乡情困顿。超越乡情的背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社会群体中形成新的情感认同和道德认同，培育新的群体认同、建设新的乡情。这就需要重视群体对共同家园的热爱，并通过加强群体制度建设、提高群体生活的道德水平，化解文化矛盾，消弭情感距离来完成与实现。

陌生人社会的形成既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意味着一种发展阶段，并由此形成新的群体关系。道德时序的断裂及其对新乡情的建构，是农村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波峰之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必将对农村社会生活、道德风尚有着多重影响。正是通过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人们建立起新的情感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乡情。这种乡情是在新家园建设、新道德建构的过程中形成的。超越乡情背反，即是要提升新的道德内涵，丰富乡情的时代特色，消除在新社会群体形成中出现的时序断裂、道德困惑和精神异乡。显然，在此语境中，农村的道德建设不仅正在经历着一种有力的现代性转向，同时也使这种转向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