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2011年起，教育部在中西部和东部的山东、辽宁、福建开展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简称“薄改计划”)。截至2013年底，单是在校舍上的投资已近400亿元。此后，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教基一[2013]10号)。作为“薄改”的全面升级，这一文件也被称作“全面改薄”，其“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可谓力度空前。“全面改薄”覆盖了贫困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并明确要求保证村小和教学点的正常运转。2014年，三部委办公厅又下发文件(教基一厅[2014]5号)，提出确保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底线要求”。

那么，在国家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增强的背景下，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小学(以下简称“农村薄弱小学”)运转的现状究竟如何，还面临哪些深层次的困难，是否单纯的财政投入就可以扭转这些薄弱学校的“鸡肋”处境？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农村薄弱小学所处的社会条件入手，分析其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并探索其正常运转的保障机制。

当前学界关于农村小学办学条件的分析多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公共财政投入的视角。政府是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体，农村小学带有公共物品性质和广泛的外部效应。其中，农村小学地区差异程度大，需要高层政府加大投入以提供充分的财政保障。^[1]二是政府间关系的视角。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到乡镇各级政府的不同职能，在确保“四个增长”“两个增长”的过程中，不同层级的政府既要通力合作，又要有所侧重。^[2]比如，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身份就发生了改变，但它仍承担维护农村小学安全，确保土地供应等方面的责任。三是乡土文明的视角。有学者认为农村小学的衰弱、撤并，使“乡村文化的传承通道受阻”“消解着乡村少年的精神支柱”，国家有必要健全补偿机制，促使农村小学纳入乡村文化的内生机制。^{[3, 4]}四是城镇化的视角。农村小学的困境是土地城镇化、劳动力城市化、家庭城市化大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农村教育也必然城镇化。由“人在乡下心在城的乡村教师”来守护乡村小学和“乡村生活价值理念”，是“力不从心、强人所难”^[5]。不过，在城镇化思路指导下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也带来诸多问题。如“地方政府盲目执行，缺乏科学合理规划”，部分村民的不理解，以及教育经费短缺和新的辍学问题。^{[6, 7, 8]}

简言之，在城镇化加速发展，农村社区“空心化”的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小学的去留、调整、提升，就不仅仅是“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县政府或者教育部门、财政部门的问题，它涉及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与乡村社会的变迁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关系，本文将结合对桂北S县的调查，引入“社会损蚀”的概念，分析农村薄弱小学的生存困境及其出路。

S县地处贵州北部石漠化山区，交通不便，村庄和学校分散，教育的发展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作为国家级贫困县，S县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财政依赖转移支付的比重较高，单靠本级财政，对农村小学的投入将面临不小的瓶颈。同时，S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县，有苗、瑶、侗、壮、汉、水等21个民族，全县人口约为50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37.66万，占全县人口的74.4%。^①

总体上看，S县农村小学涵盖了乡镇中心校、完全小学、不完全小学、教学点四种类型，其中乡镇中心校20所，村完全小学58所，村不完全小学113所，教学点122个(含13个复式教学班)。村完全小学均为217人，不完全小学和教学点分别为50人和20人。如果将代课教师计算在内，中心校的生师比为17.11，村完全小学为27.87，不完全小学和教学点分别为16.97和22.32。如果不含代课教师，乡镇中心校的生师比为17.8，村完全小学为36.33，不完全小学和教学点分别为19.94和36.64。也就是说，单从生师比看，村完全小学和教学点的生师比均高于36，师资更为紧张。

①文中若无特殊标注，案例中的数据、访谈均来自2014年在桂北S县的调查。

2014年7月，我们对S县义务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对全县乡村小学教师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并对HS乡和BY乡的教学点和不完全小学的教师进行了个案访谈和小组访谈。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S县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小学发展的现状也得以呈现。下面将分别从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公用经费等方面加以分析。

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S县教学点、不完全小学逐步向较大的村完全小学和中心校集中，^②但是中心校、村完全小学的硬件设施并没有同步提升，宿舍、教学楼、食堂等教学用房和生活用房都十分拥挤。从全县范围看，72.6%的小学没有图书馆，教学点100%没有微机室。由于缺乏教室，一些公益组织捐赠的计算机也无处安放。即便安置了一两台计算机，但连接互联网非常不便，成本高，网速慢，以至于全县仍有84.2%的小学没有互联网。在小学实验室方面，乡村小学除了中心校外，均无小学科学实验室。^③

②例如，FM村小学为完小，教学条件相对完善。学校于2005年9月建校，学生来自附近的5个行政村，辐射范围为13平方公里，现有6个年级，6个班级，在校生260多人，其中住校生202人。学校占地面积36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00平方米。其中教室300平方米，为2005年建造；学生宿舍250平方米，为2012年建造；食堂120平方米，2011年建造；厕所30平方米，2005年建造。学校有体育场地，配备篮球、乒乓球、跳绳、羽毛球等体育器材。自建校之后，该校招生人数逐渐增加，2010年为165人，2011、2012、2013、2014年分别为188、205、262、265人，五年间增加了100人。FM村完全小学的招生人数逐渐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教学条件比较完善，2012年又改为寄宿制学校，容纳能力迅速提升。

③基本建设以及教学设施方面的数据，根据2014年S县薄改数据整理而成。

教学用房不足，生活用房建设则更为滞后。学生集中后，不得不建设一些简易的生活用房。不过，由于前期投入不足，这些简易用房很容易在短期内变成危房，影响使用功能。以食堂为例，表面上看，全县小学的食堂配备率高达97.5%，但是厨房建筑质量较差，比如有的村完全小学修建了临时食堂。不过，临时食堂不能遮风避雨，每到雨天，孩子们就拥挤在教学楼的走廊内用餐。另外，厨房的基本用具，如饭桌、炊具、消毒设备严重不足。

食堂、宿舍、教室、围墙、厕所、操场等涉及土建的项目，不仅教学点自己不能解决，就是中心校也无力负担，乡镇财力也不足以支持，所以需要向县教育局报计划，众多乡村学校的申请就纷纷涌向了教育局。

每个学年都申请，毕竟中心校也没有财力，没有办法解决，要解决这方面还是教育局，政府层面，一动就是几十万，一个乡里怎么有这个财力，中心校有时候也是跟我们一样，等国家、教育局拨款，也是按生均拨款。(访谈资料RB20140718FM-某教学点负责人YXZ)

S县作为国家贫困县，本级财力捉襟见肘，对偏远、分散的村小和教学点的支持能力有限。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有限的资金也优先保证一些有招生潜力的学校的发展。尤其是在耗资巨大的土建方面，村小和教学点得到财政支持的机率偏低，结果一些学校缺乏教学及辅助用房、生活用房，以及围墙、校门等附属建筑。

农村小学缺少必要的教学装备，且相关配套设施和维修经费不足。这需要将多部门、多项目的资金集中在一起，由学校主导资金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专项资金的用途，但这又存在违犯财政纪律的风险。以计算机的配备为例，一方面教学点缺少最新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另一方面，缺乏网络、投影、微机室等相关配套，导致现有设备无法充分利用，甚至闲置，而计算机和微机室往往属于不同项目。信息产品属于更新换代较快的教学装备，若无法及时使之服务教学，很容易在更新换代中被淘汰，从而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其他教学装备也面临着数量匮乏、质量不高的情况。

比如，图书册数少，所谓图书也多是一些辅导用书，而不是拓展学生视野，引导学生对自然、社会发生兴趣的课外书。

特岗教师是年轻教师的重要来源，然而，调查中我们发现，S县将农村小学特岗教师基本上分配到中心校，下面的村完全小学、不完全小学中特岗教师数量极少，教学点则没有特岗教师。由于师资匮乏，教学点和村小教师的教学任务往往就非常重。这首先表现在课时量大，正式教师平均每周授课23.3节，代课教师也达到20.7节。除了课时量大外，在师资缺乏的情况下，教师不可能做到专业化教学，一位老师往往是身兼数科，跨越若干年级。例如，同样一位老师，他既教一年级的语文，又要教五年级的数学和不同年级的音体美课程。除了教学任务外，教师还要兼做学生的生活老师、厨师、保安等，呈现兼职化、保姆化的趋势。以营养午餐为例，在偏远的教学点，教师需要在课间，甚至利用上课时间，为学生准备午餐。条件好一些的会请工人，政府给予400元左右的补助，但在请不到工人的情况下，只能由任课教师担任学生的厨师。甚至原料的采购、运输，燃料的购买，都要由任课教师负责。待学生用餐后，教师还要帮学生清洗餐具。

安全是教学工作的红线。学校提供午餐后，很多学生中午就不再返家，但是学校又缺乏必要的生活用房，孩子们中午没有休息的地方。山区地形复杂，悬崖河谷众多，一些孩子贪玩，中午会溜到山间玩耍，由此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住宿生增多，很多学校又缺乏专门的生活辅导员，学校不得不安排任课教师轮流承担这项工作，督促学生午休，照顾学生就寝，守夜巡逻校园。

特别是随着留守儿童的增多，学校或者教学点不仅是一个教学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孩子生活的地方。无论是住宿生，还是非住宿生，学校的教师如同“保姆”一般照顾他们。在缺乏师资、后勤人员的情况下，加上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如缺少围墙、校门、宿舍、厨房)，诸多琐事杂务都只能由专职教师来分担。

对农村薄弱小学的生存发展来说，重要的是要有充分的财力投入。在各种财政资金中，公用经费承担着保运转的重要作用，公用经费采取逐级下拨的办法。在由村完全小学往教学点下拨的时候，则有多种方案，按照人头拨是一种；也有的在完小和教学点之间进行统筹。不过，不管哪种做法，薄弱学校处在教育经费支付的边缘，而它对经费的拨付标准是没有发言权的，基本上上面发多少，它们用多少。

为了更好地理解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小学的困境，我们需要将视线放得长远一些，对现代教育与乡村的关系做必要的辨析。

从乡村变迁的历史看，自兴办新式学堂以来，现代教育似乎与传统农村并不具备天然的亲和性，二者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乡下人也不想向学校学习，他们送自己的子弟入学，是因为“上了学就能提高社会地位”^[9]。身处乡村的新式小学，也只是这个“新科举”进阶中最基础的一环，有幸能够“放洋”，成为“洋进士”，那更是光宗耀祖的幸事。新式小学在教年轻的农家子弟读书的同时，也汲取了乡村的财富来办学，毁庙兴学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由此带来的观念碰撞，更搅扰了乡村的宁静。以致乡村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思考“借用乡村庙宇作为校舍如引起乡民反感，应采用何方法与之联络”^[10]。所以，如果“乡土性的基层”不发生变化，连“文字下乡”都成为难题。^[11]

不过，教育并不与乡土性的改变步调一致，现代教育体系通过末端的农村小学，将乡村的人、财不断地吸入城市。一个个农家子弟成了既不能在城市谋生，也无法返回乡村的“逃亡者”，农民子弟同土地的“象征性亲缘关系”也日益松弛，甚至断裂。这样的变革就是“社会损蚀”^[9][155-167]。农民的生活越来越不依靠土地，“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使“文字上移”成为乡村教育的趋势。^[12]“农村儿童乡土文化和情感的疏离还可能使新农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失去宝贵的人力资源”^[13]。

综上，根据费孝通先生对“社会损蚀”的界定，我们发现，其至少包含以下几种含义：(一)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张力。乡土文明自有其生长规律，现代文明及其载体——新式教育，是相对外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内忧外患的紧张环境下，自上而下的构建。但现代文明一旦深入到乡村，二者就不是一种单纯地改造与被改造、灌输与接受的关系，乡村也会对其有所变通。然而，“社会损蚀”却从“根处”侵害了乡村的肌体和精神，限制其自我调适能力。(二)乡村的社会结构出现坍塌。传统的士人在风教和社会治理上都逐渐丧失权威，而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员及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又难以承担农村领袖的职能，农村出现权力的外移和教化的空洞。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从情感上弃绝了乡村，同时也被乡村所遗弃，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三)新式教育，无论是大学、中学，乃至扎根于基础的农村小学，无法实现人、财的循环、回流。教育与乡村社会不是互惠的关系，一方是单向的抽离，一方是纯粹的供给。(四)社会损蚀的过程不是骤然的崩溃，不会带来乡村社会和文明的休克、猝死，而是缓慢的、日益沉沦式的侵害，而这种损伤是危及根本，伤及元气，甚至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社会损蚀”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融合了文化变迁、人口流动、土地经济、教育制度、社会结构等条件性因素，也刻画了诸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嵌入关系，具备机制分析的能力。农村薄弱小学被纳入“社会损蚀”的过程中，成为总体性乡土社会变迁的构成性和动力性因素，同时也被总体性所裹挟而无力解脱，这正是其深陷困境的根源。下面将从人、财两方面加以分析。

从人的流动看，包括教师和农村居民。农村薄弱学校除了新鲜血液难以补充外，小学内部高学历的年轻教师也多有被借调的情况。借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学校之间的借调，主要是县城、乡镇中心校向下级学校借调，以及初中、高中向小学借调。当然，作为年轻教师，他们也乐意向条件更好、更高一级的学校流动。二是政府机关向学校要人。乡镇一级政府部门也缺少年轻有文化的办事人员，但公务员的编制也有限，于是有的部门便借调青年教师。当然，教师的编制还属于学校，但是不在教学岗位。因此，目前乡村薄弱学校这辆“破车”依赖于乡村教师这些“老牛”们在拖着，一旦这些“老牛”们“服役”结束，其所在的薄弱小学也就“自然”撤并了。

与之相应的是，村里有文化的人都往外跑，也反过来影响了乡村教育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问：书记，平时村里面的工作哪个方面搞起来最困难？某村书记答(下同)：比较困难的是我不能把人才保留在这里，人才流失是我压力最大的，有些文化的人，有些人才，都跑到外面了。问：是不是那些青壮年大部分都去外面了？答：对，越来越多，剩下的都是空巢老人，但是我们这里管理的治安这方面肯定是没问题，就是发展这里有点问题了。如果能让我们这里有一些高水平的人才留在这里，我们会发展的快一点。问：青壮年留在村里的占比是多少？答：10%，因为他们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收入的，18(岁)到59(岁)这样子的很少的，他们来来回回，来了再去，去了再来，就是这样子，不稳定的。(访谈资料RB20140718FM-桂北某村书记CWSJ)

家长外出打工开阔了眼界，也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对教育的理解来自打工过程中实实在在的经验和教训。一位家长对我们讲，工资的多少他们都不会计算，老板给多少就拿多少。发了工资之后，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寄到家里，不会使用银行卡，也不懂填写汇款单。类似的生活经验还有很多，所以家长认识到，子女不能再像自己这辈人一样局限在山里，而教育是改变子女命运的唯一途径，至少他们学会算术和写字后，外出打工也能挣口饭吃。

不过，摆在家长面前的是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他们非常清楚只有让子女进入乡镇的中心校，或者县城的小学，他们的孩子才有较大的机会升入县里最好的初中——民族中学，然后继续读高中、考大学。村里有多少大学生，他们读的是哪所大学，村民们也会比较，进而希望子女也能出类拔萃。当家长对教育抱有极大的希望时，对农村薄弱小学的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农村薄弱小学的教师人数太少，专业课教师基本为零，村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学习音乐、美术、体育和英语，但薄弱学校根本没有这样的师资。当他们通过电视看到城里的孩子在乐器的伴奏下唱歌，在塑胶操场上奔跑的时候，回头看到的是自己的孩子只能在村口的马路上“撒野”，在所谓的体育课上挥着早已没有球网的羽毛球拍。如此的反差，村民也是心急如焚。

其次，家长对农村薄弱小学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所担忧。虽然薄弱学校的老师通过函授或者脱产学习，获得了更高的文凭。不过，在一些家长看来，他们还是刚参加工作时的初中或者高中学历。

现在的公办老师和代课老师也是初中文凭的，根本没有那么好。现在的课程我问过，这道题怎么做。我看过也不知道，老师也不会，也有这个问题。(访谈资料RH20140718LSZD-村民JZ)

从财政的角度看，国家在贫困农村地区实行的“两免一补”政策以及“营养午餐”计划等，客观上大大减轻了农村、农民的负担，提高了义务教育入学率和完成率。不过，就其本质而言，这仍然无法扭转“社会损蚀”的过程。因为，教学点和村小还是被看作一种“低效益”的办学模式，它们不值得过多的投入，因而终究无法达到乡镇中心校或者城镇小学的办学条件。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它们只是坚守的孤舟，其存在更多的是为了保障边远地区儿童的入学问题，防止儿童辍学率反弹。国家财政确实达到了反哺的效果，不过，与之相对的，农民外出打工，或者将子女带入城镇小学读书，或者将来把他们送入城镇的中学、大学，资金向城镇流动的链条仍会强化。

尽管在“社会损蚀”过程中，人、财向城镇的聚集是大趋势，而且在现代文明面前，农村也处于一定的弱势，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农村没有内生力量来改变这一困境。在调查中，基于乡村社区而发展起来的草根基金会，就是一种在变局中突围的有生力量。

为支持本屯家庭困难子弟读书，我们所调查的GH屯自发成立了“GH屯教育人才发展基金会”。该基金会理事会吸纳了本村文化精英、村委会以及外出务工代表，不仅加强了学校、乡村社区、外出务工人员、外出上学的大学生之间的联系，而且链接了更多的外部资源以发展乡村的公共事业。这个“屯级”基金会在当今乡村破败的荒漠景象中，就如同一片绿洲，令人耳目一新，而基金会的具体负责人即是本屯教学点的老师，基金会日常的办公地点也就设在了学校教师办公室里面。

基金会的成立得益于本村最早的大学生之一XZJ，他大学毕业后回乡担任了公职，并积极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基金会起源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有个学生考取了广西经济贸易学校，他去那里读书花了很多钱，一直读了3年才毕业，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我们县以前一个公司那里做些工作。后来那公司前景不好，他就下岗了，下岗后就流入社会去打工2年，过后他又回到S县电力公司，到BY供电所那里当所长，现在调到AS乡供电所那里当所长。他有那个艰苦的经历，由他来组织，我们发展了这个基金会。他叫XZJ，他有那个经历，他说我们村的人才太少了，没有人才，就没有发展潜力。(访谈资料RB20140720GH-GH屯教师XLS)

基金会虽然主要有X老师家族发起和组织，但是他们还引入了专业的法律顾问，并请村委会和屯长监督，实行了比较清晰的财务制度，这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小型基金会的雏形。这样的组织架构，也是向村民表明其运行的合法化和公开性。

主席1名：XLF(X老师的堂哥，完小教师)。

副主席2名：XZJ(发起人，现在供电所任职，X老师的堂弟)；XGY(县律师事务所任职)。

秘书长1名：X老师。

副秘书长2名：Y老师(完小教师)，XJ(X老师的儿子，在乡医院工作)。

财务2名:会计由Y老师兼任，保管存折；出纳由XJ兼任，保管密码。

监督3名：村主任、2名屯长。(访谈资料RB20140720GH-GH屯教师XLS)

基金会有自己的章程，并将办公地点设在了小学之内，理事会也在春季和秋季分别举行一次会议。此时，正值春节或者秋收，打工者纷纷返乡。理事会邀请他们参加会议，并募集资金。募集的资金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基金会都要发榜公布。村委会、家长委员会也起到监督的作用。

问：村委会参与这些活动吗？GH屯教师答(下同)：也参加的，村委会主任啊，村长啊，屯长啊，家长委员会也参加的，要监督我们的钱。我们要召集基金会的成员开会(然后确认资助对象)。问：村委会对基金会有没有其他的支持？答：有啊，主要是通过人力，我们要做什么通过他们组织。(访谈资料RB20140720GH-GH屯教师XLS)

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基金会的运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问：每年组织什么样的筹款活动呢？GH屯教师答(下同)：活动就是，每年到春节时候，外出打工的人回来过年了，通过我们组织这个彩堂会啊，赶歌会啊，通过这个渠道组织社会集资，自愿的有多少捐多少。像我们当老师的，在外面打工的，100啊，50啊，有的200啊，300啊。问：去年捐款有多少？统计多少人捐款了吗？答：5000多，这是第一年；具体多少人，我没有记，记不清楚，大概100来个。钱我们要张榜公布啊，要公布出去，在村委会那里，哪个捐多少钱，公开栏那里公开出去。要是我们支出，资助哪个同学都要公示。问：基金会资助了多少学生？答：刚刚成立，还没有多少，从去年开始已经资助了3名学生。除了资助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基金会对于本屯教学点的帮助也是很大的。比如，我们学校有什么困难，想做点什么，他们(基金会)都会支持我们。比如，六一儿童节，我们搞活动，资金什么的他们会支持我们的，儿童过节的时候我们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们会)资助我们一点钱啊。(访谈资料RB20140720GH-GH屯教师XLS)

总之，GH屯教育人才发展基金会作为一个草根组织或者民间自组织，也许在法律手续上还有所欠缺，但是它的成立和运作表明，社区对教育的发展仍然可以贡献自己的财力和人力，并将外流的人、财回笼到农村，而教育仍然可以与社区发生一定的关联，并嵌入在乡村内部。这种乡村的自组织或中介机制向我们提示了诸多可能性：羸弱的乡村学校或许可借此注入新的活力，破败的乡村社区或许可因此焕发出新的生机，而“社会损蚀”过程或许可以得到抑制。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小学的困境与乡村社会的转型密不可分，而“社会损蚀”的过程既加深了薄弱学校的不利局面，同时后者也反过来推动“社会损蚀”向乡村社区内部深入，并与城镇、大城市连为一体，进一步造成城乡关系的紧张。尽管我们无法提供一种总体性思路或者社会建设模式来破解这一难题，但类似GH屯基金会这样的乡村自组织，扎根社区，利用宗族关系，又吸收与村庄有情感、血缘联系的外出精英，并尝试以学校为中心，与村庄行政权力相配合，建立一套与现代资金运作模式相协调的管理制度，表明乡村社会仍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做出创生性的努力，生生不息。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上，农村薄弱小学与中心校及保留下来的村完全小学之间的差距都在持续扩大，其在义务教育体系中正日益被边缘化。这已经危及到农村最为弱势的“后20%”的儿童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要保障这部分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需要改变农村薄弱小学的从属地位，加大对其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并在政策、制度安排上给予倾斜。

在人力方面，地方政府要增加农村薄弱小学的编制，改革考核指标体系和职称晋升机制。继续推行全科教师计划，并为全科教师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晋升的平台。吸引和挽留更多的特岗教师，使他们愿意来，并留得住，教得好。代课老师的待遇也应提升，并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使之安心从教。

在物力上，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农村薄弱小学在教学及辅助用房、生活用房、教学辅助设施、教学设备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欠缺。这需要摸清每所薄弱学校的家底。此前，国家在推行危房改造的时候，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校舍监管系统，可以进一步发挥该系统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其中的信息进行及时更新。当然，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还要进一步与学校的布局调整结合起来，确保资金投入到那些地方政府真正想要保留和支持的薄弱学校。在政策安排上，应该给予农村薄弱小学明确的支持，并且要保证这些支持能够落实。比如，对于不足100人的薄弱学校，按照100人支付公用经费，就不能由县级财政来做，需要省级的统筹和国家的支持。

致谢：本研究受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资助。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亓昕教授、闻翔博士都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