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高岚, 徐冬梅
- Gao Lan, Xu Dongmei
- 个体禀赋与认知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意愿与行为一致视角分析
-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Endowment and Cognition on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in Forestland Circulation: Based on the View of Intention-Behavior Consistency
- 林业科学, 2018, 54(7): 137-145.
- Scientia Silvae Sinicae, 2018, 54(7): 137-145.
- DOI: 10.11707/j.1001-7488.2018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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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7-07-14
- 修回日期:201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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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关文章
2.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石河子 832000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0
近年来,随着土地制度改革与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的变迁,土地流转成为热点问题。产权制度变革赋予了农户家庭经营承包权力,提升了农户林地产权处置的自主决策能力,强化了农户经营林地资源的产权强度和禀赋效应,进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林地的市场供给。同时,在行为能力有限与林地资源细碎、分散的现实经营困境下,农户经营林地存在收益获得性约束,催生了与他人建立契约关系获得合作生产剩余、保障林地收益稳定的意愿。在现代化发展与土地资本化日趋扩散的背景下,农户林地流转契约行为的差序格局在土地市场上普遍存在,以“分散”和“集中”的逻辑路径(李怡等,2014),通过“主动”和“被动”的契约形式实现了林地资源的有效集中,进而农户林地流转意愿与实际契约行为呈现出意愿与行为一致和不一致的情景。
为探究农村土地流转(交易)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一方面从意愿能够有效解释和预测行为的理论观点出发,通过分析农户意愿来了解农户土地(尤指林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Rahman,2010;Pouta et al., 2012;钱文荣, 2002, 李彧挥等,2012;陈珂等,2009;乐章,2010;柯水发等,2011;谢屹等,2014);另一方面直接整合已发生土地流转契约的行为数据,探究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强度的因素(Teklu et al., 2004;Pouta et al., 2012;王成军等,2012;田少静等,2009;徐秀英等,2010;林丽梅等,2016)。综合来看,学者们的研究观点多样,纷繁复杂,表现在农户所在村庄的社会经济环境、土地市场发育与服务环境、土地资源规模、质量与区域制度环境以及农户行为能力、个体认知与家庭禀赋等因素均可能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行为及其强度。随着学者们研究结果的差异,指标选取由最初的综合性指标逐渐转向为1个方面或者单个指标进行深入研究,如针对收入结构差异(孔凡斌等,2011)、非农就业(钱忠好,2008;孙小龙等,2015)、家庭禀赋(林丽梅等,2016)、农户认知(钟晓兰等,2013)以及农户分化(苏群等,2016)等方面细化研究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在农村林地市场上,农户参与林地流转的行为过程中,意愿与行为不一致表现明显,且意愿与行为之间存在差距已被心理行为学的多个代表人物所证实(Ajzen,2011;Wegner,2002;Sheeran et al., 2016)。因此,探究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意愿调查分析与实际差距较大,并且由于“响应误差”存在,主观访谈人员所得意愿数据对于行为的事实反映更加不可靠。但直接运用行为事件数据分析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早期行为与现时调查在时限性与感知性数据上存在时间偏差;二是行为主体受到外界干扰或控制而“被动”行为不符合理论假说前提(理性行为人的意愿转化行为);三是即使契约行为是在自发的意愿引导下实现的,但由于计量分析中不排除“有意愿无行为”(其与实际已契约的样本具有相似性,是意愿还未转化或在转化过程中)的样本则会干扰研究结果。
的确,已有学者通过统计现有文献证实当前研究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这一事实(徐林青等,2015)。从决策角度来讲,行为主体手中2种因素影响其决策,即资源禀赋和个人资本(罗必良,2005),个人资本也可被认为是行为主体的资本禀赋。有学者将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2方面,其中,内部因素主要指家庭人口特征、资源禀赋与收入结构等(裴厦等,2011),这些因素基本属于农户个体禀赋范畴。同时,近年来较多学者关注了另一个影响行为的内部因素,即认知,认知行为学的兴起使得大量研究从认知角度解析农户行为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农户认知是一个中间变量,通过决策意愿影响着农户决策行为(汤谨铭等,2013)。为此,为更加严谨、科学地了解影响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因素,本研究从意愿与行为一致视角出发,筛选并处理已发生契约行为的样本数据,集中考察农户个体禀赋与认知对林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深入厘清影响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因素,为林区建设与林地规模化经营的后续政策制定与完善以及发展现代林业产业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
1 模型、数据与变量选择 1.1 模型选择与分析说明林地流转是产权经济行为,仅是农户为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林地产权进行处置的一种市场配置决策(农户可以选择单户、联户或其他等经营形式林地达到最大收益),是农户在林地流转认知基础上对林地流转预期效用进行比较后产生利益动机与自我意识所形成的抉择和行为。农户转入或转出行为决策是一个二元定性的分类选择,可以用二元离散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
$ \ln \left({\frac{{P\left({Y = 1} \right)}}{{1 - P\left({Y = 1} \right)}}} \right) = \alpha + {\beta _i}{X_i} + \varepsilon 。$ |
式中:P表示有林地转入或转出的概率时取值为1,没有参与林地转入或转出的概率时取值为0;解释变量Xi涵盖上述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因素等;α为常数项;βi为估计参数;ε为扰动项。
以意愿与行为一致视角选择“有意愿有行为”(即自发或自愿契约)样本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时,需区分农户意愿状态,以避免有意愿的农户处于正在谈判或由于其他原因还未实现契约行为而干扰统计结果。农户“有无行为”作为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构建时,需要厘清农户是有意愿的行为(主动)还是无意愿的行为(被动),同时需明确“有意愿”与“有行为”2组样本的相似性和差异性。2组样本对照统计的结果无明显差异,说明外界环境良好,农户的意愿能够有效反映未来的行为决策并能够转化;若存在较多显著差异的因素,则表明2组样本之间有较大差异,说明外部环境不完善,意愿转化行为效率较低,或者实际行为受到控制和干扰。为此,本研究建立4个模型分别讨论:1)以“无意愿无行为”为参照样本组分析影响农户林地转入/转出的影响因素,即“模型1和2”;2)以“有意愿无行为”为参照样本组探究农户转入/转出林地的意愿转化行为约束因素,即“模型3和4”。上述模型的结果分析说明如下(以转入行为模型为例)。
首先,模型1和3分别表示2个转入行为,若模型1中存在某个因子显著,但在模型3中不显著,且估计参数的符号与模型1中一致,表明其对转入行为有显著影响。而由于其在“有意愿无行为”与“有意愿有行为”2组样本中无差异,说明该因子不是影响意愿转化行为的关键因素。
其次,若该因子在模型1中不显著,但在模型3中显著,表明其不是影响转入行为的关键因素。而在“有意愿无行为”和“有意愿有行为”2组样本中表现出差异,说明实际的契约行为受到外部干扰或控制,并非完全来自农户个体的意愿和理性选择。
第三,若该因子在模型1和3中均显著,且估计参数符号一致,说明该因素本身影响行为,且在意愿转化行为过程中,农户由该因子上所体现出的特征导致其意愿转化效率较低。如在模型1中,林地面积表现出对转入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在模型3中,林地面积在2个样本中同样有显著差异,说明当前有意愿流转的农户林地面积相对较小,实际已发生契约行为的农户家庭林地面积相对较大,即林地面积可能是约束农户意愿转化为行为的主要因素。
第四,若模型3中显著的因子较多(表达有意愿与实际有行为的农户特征差异巨大),且其与模型1中显著的因子差异较大,说明当前农户并非处于意愿转化行为效率较高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中,农户行为受到外部干扰或其他控制性因子的主导和牵引。
1.2 数据处理与说明数据根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与林权流转追踪调查”项目组于2013—2016年连续4年在广东、浙江、江西和安徽等省份进行调研获得累计1 010份农户样本整理所得(样本选择以林权流转活跃村落和林地资源丰富区域为原则,由访谈小组成员到农户家中进行一对一问答式调研),有效问卷984份,有效率为97.43%。删除2010年以前发生林地流转(104份)、“无意愿有行为”(77份)、“既转入也转出”(2份)和“仅转出林木所有权”(19份)等干扰研究结果的样本后,选取样本755份,“无意愿无行为”309份,转入“有意愿有行为”55份、“有意愿无行为”214份,转出“有意愿有行为”84份、“有意愿无行为”219份。转出林地“有意愿有行为”的数据包含自发组织和集中流转中自愿参与2类样本。为避免初始禀赋差异存在的研究结论失真,对参与流转的林地面积进行初始化,即转入户去除转入面积,转出户增加转出面积。
1.3 变量选择林地获得性效用预期与农户个体禀赋密切相关。个体禀赋主要包含资本禀赋和资源禀赋,户主的相关禀赋特征以及家庭禀赋特征均属于个体禀赋范畴。从户主的禀赋特征来讲,文化程度体现了智力、通识与辨别新事物的能力,年龄与劳作经验、技术累积密切相关,从事职业与获得的经验、技术相关;从农户家庭特征来讲,劳动力是生产要素,年均收入及其结构反映经济资本特征,体现生产投资和风险承载能力;从资源特征来讲,林地是生产要素,其规模、细碎化程度、地质特征以及与选择气候等自然环境相适应的初始经营树种特征等反映了林地资源的禀赋特征。基于上述分析,个体禀赋的指标包含户主特征(年龄、文化程度、从事职业)、家庭特征(劳动力人数、人均年收入、林业收入、非农收入占比)、资源特征(林地规模、细碎化程度、地质特征、经营林种植)等。
农户个体感知属于一种隐形的心理认知,会影响其行为(如户主对林地经营感知、风险感知和林地流转感知等情况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户对于林地资源的投入方式及产权处置方式)。然而,认知变量存在内生性,主观性较强,认知与态度调查可能会影响行为意愿和态度,不能用于分析已经发生的行为。调查中问题设置“林改以后您经营林地的积极性变化”和“近5年您觉得林地经营风险变化如何(主要指自然与病虫害风险)”分别反映农户林地经营积极性感知和林地经营风险感知的趋势性,而“您认为林地是否可以流转”直接关系到农户对于林地流转行为的认可度。在此,农户的林地经营积极性感知、风险感知和林地流转认知3个变量均可以作为反映农户个体心理认知的指标应用于本研究。
针对变量中存在的统计分类定义模糊问题,本研究做了以下界定:第一,从事职业以脱离务农程度细分为纯务农、务农兼业(脱离务农工作程度较轻,指短期外出务工、务农兼工副业等群体)和有非农工作(脱离务农工作程度较重,指长期外出务工、在单位上班、从事其他非农职业或担任基层干部已退休享有退休金等群体)3类;第二,调查中,林区农户普遍经营1或2种树种,多个地块,但林区天然气候与区位优势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某一片区主要经营毛竹、杉木或者经果林等[在1 010个样本中,农户家庭经营2类林种(经济林与用材林)仅占比9.1%],农户有主营的树种以及主要收益的地块,本研究将主要收益的地块(尤指承包地或利用效率最高的林地)及其经营树种进行统计,农户的林地经营存在“以工养林、以林养林和以农养林”等多种形式,主要受益的林地地块对农户家庭的贡献程度影响农户林地流转态度和行为。其中,林地地质特征由主要受益的地块离农户居住地距离、坡度和区位3个指标进行综合评定,如林地离家距离较近、坡度较小且位于山脚下则视为林地地质特征较好,反之则较差;林种主要以经营面积最多来统计。
综上,本研究总计选择13个变量,其变量赋值、设置、统计描述和预期方向见表 1。
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以“进入法”和“向前条件法”选择拟合较好的最优模型,农户林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见表 2。
模型中,拟合优度检验的显著水平均大于0.05(一般大于0.05表示通过拟合优度检验),且模型综合显著水平均为0.000,伪R2的2个检验值Cox & Snell R2和Nagelkerke R2(接近于1效果越好)普遍偏小(在Logistic模型中该值对结果影响不大),分类表的预测百分比均较高,由此说明模型均有效。
2.1 结果分析如模型1和2所示,在1%显著水平下,家庭人均收入、主营林种、林地经营积极性感知和林地流转认知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有显著影响。表明:1)家庭经济资本高,农户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林地投资,但同时反映农户依赖林地资源的保障功能相对较弱,更愿意转出林地;2)经营用材林相比经济林对林地规模要求更高,且由于用材林存在采伐指标申请和经营周期较长等特征,经济林以适度的小规模经营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面对同样林地租金信息和市场环境,主营用材林的农户更容易实现资源产权的交易行为;3)转入林地的农户以扩大规模投资林地经营,积极性较高符合理性行为前提,林地经营积极性与转出行为正相关的原因是林地产权转出的农户大多是以提升林地生产力和经营效率为主,单个农户家庭不足以发挥小规模细碎化的资源投入优势,往往采取入股或租赁形式转让部分产权,以分期支付和收益分成的形式获得林地产权转移收益;4)大量“无意愿无行为”农户对林地流转的认可度不高。
如模型1和3所示:1)在1%显著水平下,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和主营林种3个因素均显著,反映出农户由于家庭资本不足或缺乏林地资源供给而导致意愿不能有效转化;2)年龄、主营职业、劳动力、林地细碎化、林地地质特征、林地经营积极性感知和林地流转认知在模型3中均不显著,侧面反映出转入林地的农户经营积极性高,流转认可度高,其经济资本是关键因素,雇工、换工和外包等形式逐步取代单个家庭自主管理大规模林地资源的趋势,资本对劳动力和技术替代较强;3)在5%显著水平下,文化程度、林地面积和经营风险感知在模型3中显著,但在模型1中不显著,该数据与以往研究结果(即文化程度越高,家庭林地面积越多,林地经营风险感知越弱,转入林地的可能性较高)具有高度一致性,表明转入林地“有意愿无行为”的农户文化程度相对不高,林地面积相对不多且林地经营风险感知相对较强,反映了林地资本化趋势明显,林地投资管理的技术扩散、农村大量林地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管理成本(管护和时间)相对农民(存在外出务工限制)投资其他农业类行业较小,吸引了大量农户转入林地以扩大规模获得投资收益,而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林地供给不足使得大量农户未能转入林地,也可能是农户的政治资源和行为能力受限而不能实现转入行为(在统计调查过“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或家庭成员在基层任职”的数据中,转入的农户家庭拥有这一政治资源的占比为62.03%)。
如模型2和4所示:1)林地面积、林地细碎化程度、林地经营积极性感知和林地经营风险感知在2个模型中均显著,且林地经营积极性感知与林地经营风险感知在2个模型中影响趋势相反,表明林地面积越大越体现出规模优势,林地细碎化程度越严重、林地经营积极性越弱及林地经营风险感知越严重,农户转出林地意愿越强烈,契约比例越高。原因可能是:第一,家庭拥有的林地面积越大,能够达到转入方的需求,而林地面积过小,转出成本过高无法发挥规模优势;第二,林地资本化程度较高区域恰是林地资源密集区域,由于林地资源分布存在巨大差异,在“公平分配”经营制度下细碎、规模小的区域,即使有意愿转出林地但由于规模优势不明显,流转行为租值耗散较大使得林地集中行为难以实现,此外,林地细碎化对于仅转出部分林地资源的农户来讲,不存在由于细碎化导致交易困难的问题;第三,农户认为风险下降的比例为64.73%,风险无变化为31.04%,风险严重仅为3.96%,且农户对于风险感知差异受到区域主营林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影响,技术扩散与林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使得林地经营风险普遍下降,因此,该结果极大可能受到数据干扰;第四,大量林地转出“有意愿无行为”的农户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没有转化为行为。2)文化程度、主营职业、劳动力、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占比、林地地质特征、主营林种以及林地流转认知等因素在模型4中不显著,表明大量林地转出“有意愿无行为”的农户在上述特征上无差异,与以往研究结论(文化程度较高、脱离务农程度越强、劳动力越少以及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转出林地意愿越高)存在部分差异。原因可能是:第一,存在行政介入自愿参与的大量数据干扰;第二,林地经营中雇工、换工和外包行为普遍,相对于劳动力影响来说,资本更具有显著优势;第三,林区农户由于林业经营特性,兼业程度较高,非农收入已然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3)年龄在模型4中显著,而在模型2中不显著,表明已经转出林地比有意愿但未转出林地的农户来讲倾向老龄化,与以往研究认为年龄与农户参与林地流转负相关的结论存在差异,表明有意愿转出林地的农户呈现出年轻化状态,但由于外部环境或其他因素使得意愿未转化为行为。
综上,模型1和2分别考察了影响农户转入/转出的因素,模型3和4分别考察了农户转入/转出意愿与实际契约行为之间的差异,模型3和4中均存在与模型1和2中相同的显著因素,说明当前的林地流转环境还不够完善,林地市场还未实现均衡,较多有意愿的农户由于外部环境因素制约其意愿的转化;同时,还存在较多因素在模型3和4中显著但并非是影响农户转入或转出的关键因素,说明实际发生林地流转行为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即:转入农户需要资本、政治资源、社会关系以及能力等;转出农户需要外界引导与宣传,如政府介入或引导将细碎、分散的林地资源集中,以解决林地市场自由配置的低效率。同时,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有意愿”与“有行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有意愿未转入(36.55%)相比实际契约的(15.04%)比例明显较多,有意愿未转出(30.60%)相比实际自发或自愿契约(10.57%)的比例明显较多,同时样本中“集中型”林地转出契约行为达到75%以上。
3 结论与启示基于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即家庭资本是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2)农户转入林地行为与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收入、非农收入占比、主营林种以及户主林地经营积极性感知和林地流转认知均有显著关系,农户转出林地行为与家庭收入、非农收入占比、林地面积、主营林种以及户主林地经营积极性感知、林地经营风险感知以及林地流转感知有显著关系;3)有意愿参与林地流转的农户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而没有实现契约行为,其中,转入契约比转出契约更为明显;4)农户的政治资源、家庭资本以及行为能力对转入契约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农户的资源禀赋(规模、林种等)、家庭资本以及认知态度对转出契约行为有显著影响;5)当前的制度、市场环境以及林地资源本身的经营特殊性和价值属性对于林地市场的有效运行有较大影响,并阻碍了林地流转的有序化和规范化,导致林地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较低,而行政介入林地资源流转较为普遍。
现代化林业发展,规模经营是必然路径。单个家庭独立经营的思想使得林地资源通过联户合作而集中的可能性较低,而以林地流转建立流转主体间契约关系使得林地产权制度下的林地经营体制更加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当前的林地转出行为大部分以集体形式存在,且自愿转出林地的农户并非完全由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不足以及为解决家庭经济困境而急于流转“变现”所致,农户惜地意识普遍较强。转入和转出林地的意愿相比农耕地普遍较高,但实际市场配置效率较低,导致大量资源没有实现优化配置。如何有效、规范、合法以及可持续地集中林地是未来林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后续工作首先应逐步加强林地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充分调动和发挥民间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林地流转效率;其次,行政介入与引导能够促进大量的林地集中行为,如何使得行政介入基于“民意”,即“自愿、合法、合理补偿”的原则需要完善林地流转监管制度、资源评估、申报、登记和档案管理等制度服务,提高农户自主参与权、知情权和收益权,合理把握行政介入的边界和范围,实现以市场配置为主、行政介入为辅的林地资源大规模集中行为;第三,林地资源作为家庭的一项不动资产,充分利用发挥林地经济价值、提升林地生产力获得投资收益必须要满足一定的经营周期,无论转入还是转出均存在对家庭经济资本依赖较强的特征。因此,加强和完善农户家庭经济的社会保障以及鼓励并提供技术支持构建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家庭收入结构多元化,能够有效保障林地流转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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