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没有留下多少文字的记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的。夏、商与西周三代(约公元前2070年—前771年)，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重要历史时期，历时约1 3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2000)。从总体上说，夏、商与西周时期，我国的森林资源较丰富，是人口少，生产力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当时森林保护利用情况为：一方面，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焚烧山林开辟农田，砍伐林木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因此利用与破坏森林和生态资源的程度越来越强(张钧成，1992；1995)。另一方面，为了节制森林和生态资源的破坏，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森林资源，产生了一些关于森林利用和生态保护的意识和思想(樊宝敏等，2002)，如对森林动植物的图腾崇拜，五行学说对“木”的认识，阴阳说与生态安全，森林与生态资源持续利用等。在这些思想意识支配和指导下，相对加强了对森林和生态资源的保护和管理。2 7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恐怕居世界领先地位。虽然它已难以与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的生态理念相提并论，然而今天回顾并分析上古时代的森林和生态意识，不仅可以显示出古代中华民族伟大的生态智慧，同时对于构建新时期的生态思想仍有不少借鉴和启示意义。

1 对森林动植物的图腾崇拜

远古时代，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相对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比较有限。面对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对自然现象和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征服自然的幻想，认为万物皆有神灵主宰。所以，一切自然现象都被奉为神灵，原始自然宗教十分盛行。森林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作为森林资源的动植物也被奉为神灵，于是产生了对森林动植物的图腾崇拜(张钧成，1995)。

这种原始自然宗教意识的产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2)这种自然宗教意识发展为原始自然宗教。近年中国考古学者于辽西东山嘴和牛河梁发掘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等，是距今5 000年前祭祀天地鬼神之所，其女神庙遗址有泥塑残块，证明除主神外，尚有多种神灵，这反映了此时期的原始自然宗教活动。据《尚书·吕刑》记载，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是由于“苗民弗用灵”。这是一场以维护统一自然宗教为名的战争。

在商朝，以上帝为至上神的一元神宗教代替了祖先和自然崇拜的多元神宗教，反映了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过去被崇奉的多种神灵被改为天，或帝、上帝。上帝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万事万物，包括：日月、星辰、林泽、风雨、雷电，以及战争胜负、年成好坏、人事吉凶等。例如，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帝令其风”。随着奴隶制的产生，出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大奴隶主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称“下帝”或“天子”，也只有奴隶主生前可以“步于上帝”(《尚书大传》)。自然宗教活动所崇拜的对象除火、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外，还有土地、山川、森林。先民为了生存和延续，除了进行有限的斗争，更多的是对自然的依赖、祈求和幻想。

图腾崇拜是对自然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原始宗教，其主要特征为崇拜本族祖先或与本族有特殊关系的保护神，并以此为本族标记，同时禁止猎杀和禁食被尊奉为本族图腾的动植物。中国也有图腾崇拜的传统。除对火、云、水的崇拜外，更多的是对森林动物和森林植物的崇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有黄帝与炎帝作战时，曾驱熊、罴、貔、貅、豹、虎等与炎帝战于阪泉。这实际上是说黄帝调动以上述6种动物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协同作战。《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昭公与郯子的对话：“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昇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昇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昇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其中郯子所说的“纪”与“名”均为图腾标志。据考证，伏羲、黄帝、共工、祝融、匈奴等部落均以龙为图腾。至今，中华民族尚以龙的传人自居。这些都是远古对森林动物崇拜的痕迹。对森林动植物的图腾崇拜，还表现于中国人的姓氏多与动植物有关，如牛、羊、马、龙、熊、林、梅、花、叶、李等，多来源于远古各部落的动植物图腾。桑树是我国先民图腾崇拜的树木之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相传黄帝之妻嫘祖是蚕桑文化的创始人。人们长期将桑与蚕并奉为神明。同时，将桑林视为兴云致雨、解除旱灾的神明之所。在商代，因天大旱，有商汤王“桑林祷雨”的故事。《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此后形成了影响深广的桑蚕文化。

此时期，存在着一种将动植物现象比附政治、人事的得失、吉凶、祸福的唯心主义思想。如在商代“桑穀共生”被认为政事有误。据《史记·殷本纪》载：“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修其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趋利避害、趋福避祸，需要乞求神灵，进行各种祭祀，部落首领或帝王大力推行“封禅”活动。祀天曰封，报天之功；祭地曰禅，报地之功。是帝王或部落首领受命于天、与天相通的标志。封禅泰山的宗教活动，可溯源原始人群对自然山川的崇拜。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记管仲论封禅的话：“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管子能找到：无怀氏、応(即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氏、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大都是古代比较强大部落的首领，是传说中的人物。《尚书·舜典》记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所谓“巡守”指游牧民的巡行狩猎，“柴”为烧柴火，“望”是一种祭祀形式。在祭祀的活动中，视草木为神灵，秦代儒生建议上山封禅要用蒲草裹车轮，“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史记·封禅书》)当秦始皇东登泰山时，见山中草木稀少，乃下令“无伐草木”。这种封禅活动在历史上持续很久。从秦始皇到宋真宗，许多帝王都曾举行封禅泰山的仪式。元明以后改为祭祀。清圣祖、清高宗等帝王都曾到泰山登封告祭。北京现存天坛、地坛、社稷坛等也是这一活动的产物。

在远古时代，森林生态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人们从感恩戴德、敬畏慎惧发展到对“天”、“帝”、大自然的崇拜，难免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另一方面，人们模糊地认识到自然与人类之间有一种统一的关系，应该慎重地对待森林生态资源，防范资源的滥用，这种观念通过宗教形式曲折地反映出来，表现出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进步，从意识上开始与自然界相分离，又将自然界比附上大量人文色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罗桂环等，1995)。自然崇拜在客观上起到生态保护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生态伦理原则。

2 五行学说对“木”的认识

从夏代开始，人们已萌生“五行”观念。最先提出“五行”的是禹之子启。《尚书·甘誓》：“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是夏启夺取王位后，有扈氏反抗，启与有扈氏在甘地决战时的誓辞，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违背了天命，理应受到天的惩罚。

周初，五行思想有所发展。周武王克商后，得胜班师，于周武王十三年访殷纣王的叔父箕子，箕子提到正确处理五行问题，其中包括正确对待林木。《尚书·洪范》记述了这次对话：“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保护)下民，相协厥居(和睦共处)，我不知其彝伦攸叙(常理制订)。’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堵塞)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授予)‘洪范’九畴(九章大法)，彝伦攸伝(正常的秩序受到了破坏)。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錦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洪范九畴”的制定反映出奴隶制度的成熟，包含了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奋斗目标。其中将“五行”列为九章大法之首，可见对自然资源的重视。《尚书·洪范》对五行的解释：“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话对五行的名称、性质和作用作了说明。可见五行是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五种自然物质。周初的“五行”思想并未停留在合理利用五种物质上，还包括科学思想的萌芽，较之夏代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包含对木材特性的认识，所说的“木曰曲直”，意味着我国从原始的木材利用，进入自觉的木材利用阶段，认识到木材不仅能“钻木取火”、“楼木为巢”、“刳木为舟”，而且可弯可直，有更广泛的用途，这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

到西周末年，五行说在实际运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幽王的史官史伯对郑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是运用五行说来说明事物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张岂之，1993)，也可以说是五行说的发展。这种理论与今天的生态系统理论有很多相近之处。五行(水、火、木、金、土)，是生态系统结构中的五种组成要素，或者五大生态因子，这些要素只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生态系统才能够具有一定的化育功能(生、继)，不断地演进(丰长而物归之)，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生态系统将遭受破坏。“木”是五行之一，五行不能缺木，木在五行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史伯“和实生物”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与今天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天然林保护、发展混交林的林业经营理念是十分契合的。

可见，“五行”说是从整体上说明世界上不同的物质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后来战国时期的五行思想，不仅把“木”作为五行之一，而且将“木”列为五行之首。认为木主生，代表生命，与四时、五方联系起来时，木属东方，属春季。由于日出东方，故把东方作为五行之首，如同东岳属于五岳之首一样。因此，木在五行之中居于首要的地位。成熟的五行说，实际上是以木为核心的和谐宇宙生态系统(徐文明，2001)。这就更加强调了森林生态资源的重要性。尽管用这种理论来说明整个世界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总的说来，在当时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是有积极作用的。

3 阴阳说与生态安全意识

阴阳的概念产生较早。阴(--)、阳(—), 相传是伏羲画八卦时的基本符号。甲骨卜辞中已有“阴”、“阳”二字(《殷墟书契前编·五·二四·五》)，说明商殷已有阴阳概念，当时主要用来表示自然界的明暗现象。到西周初年，阴阳观念发展成包括辩证因素的“阴阳说”，成为一种关于宇宙万物发生和发展的系统理论，用来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将天灾、人祸等归咎于阴阳不调。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易》书中。此书相传为周文王在“八卦说”的基础上推演而成。《史记·日者列传》有“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的记载。由阴、阳两种符号组成两仪构成四象、八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八卦，即坤、艮、坎、巽、震、离、兑、乾，分别代表八种自然物：地、山、水、风、雷、火、泽、天。八卦两两组合，形成六十四卦，包括三百八十四爻，代表众多事物。《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天下》：“易以道阴阳”。《周易·序卦》：“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用阴阳两种对立因素来说明世界的万千事物。

阴阳学说包含着许多辩证因素。它在我国哲学史上较早地提出事物矛盾、对立统一的观念。这种矛盾对立的观念运用于自然、社会与人的诸多方面，用来形容天地、日月、昼夜、春夏秋冬、君臣、男女、山川等。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认为宇宙由阳气与阴气所组成，天属阳气，其性上升，地属阴气，其性下沉，阴阳二气的上升与下沉形成天地、生成万物，如阴阳二气不调，则发生灾害。《国语·周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幽王大夫伯阳父的一段话：“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瑄，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指因水土流失，造成山上的土石在河床中淤积)，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这是运用阴阳学说来解释“地震”等自然现象，并将自然现象与人事联系起来，很耐人寻味。“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所以如此，是因为由于地震而造成河道堵塞，下游干涸，进而造成“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故“民乱之”、“周将亡”，很有一定的道理。伯阳父阐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提醒当权者要努力维护“阴阳之序”，使“水土永演”，方能达于“民用丰足”、社会安定。这里已经涉及到了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平衡和互动关系，提倡天人关系的有“序”，或者说协调与和谐。伯阳父“水土演财用”、“国必依山川”的思想涉及到山川治理与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阴阳说”实际上包含了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

然而，阴阳概念在森林保护利用中的应用并不都是合理的。《周礼·地官·山虞》称：“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把春夏所生之木(指落叶树)和山南水北所生之木(阳性树)称阳木，将秋冬不落叶之木(指常绿树)和山北水南之木(阴性树)称阴木。在今天看来，冬季砍伐落叶树或阳性树，夏季砍伐常绿树或阴性树，没有什么科学道理(熊大桐，1995)。

4 森林与生态资源持续利用的思想

传说从黄帝开始植树造林。《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帝颛顼则“养材以任地”。现在陕西省黄陵县还保存着传说黄帝亲手栽植的“轩辕柏”。

商汤在立国之前，鉴于夏桀之滥用森林资源，即反其道而行，重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有“网开三面”之说。《史记·殷本纪》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我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这是我国最早爱护野生动物的典故，广为称颂。汤在建立商代之初即宣布重视农林生产。《尚书·汤诰》：“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与商汤王不同，亡国之君的殷纣王则滥用森林资源。郑樵的《通志·卷三上》载：“纣尝六月猎于西土，发民逐兽，谏者曰：‘长育之时，不可逆天道、绝地德，君践一日之苗，民失百日之食。’纣杀之。纣杀之数月，大风飘牛马、发屋拔木，飞扬数十里。”可见，当时人们普遍将滥用森林资源视为“逆天道、绝地德”的不道德行为。

鉴于殷末滥用森林资源的严重弊端，周文王等人举起了“保护森林资源”这样一面动员民众、灭殷兴周的鲜明旗帜。这反映在《逸周书》中。《逸周书》系西晋太康年间盗发汲郡魏安厘王冢所得竹简，故又称《汲冢周书》。其中有不少关于周文王强调保护自然生态和森林资源的论述。《逸周书·卷三·文传解》载：“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乎！我身老矣。我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吾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人君之行，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括柱茅茨，为民爱费。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燮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牛，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土可犯，材可蓄。润湿不谷，树之竹苇莞蒲，砾石不可谷，树之葛木，以为𥖨祐，以为材用。……故凡土地之间者，圣人裁之，并为民利。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山林以遂其材，工匠以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贾以通其货。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是谓和德。……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学而尊其名，圣人制之。故诸横生尽以养从生，从生尽以养一丈夫。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无堕四时。”周文王所说的“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思想，就是一种保护自然生态以利于森林资源持续利用的思想。标志着“以时禁发”森林保护利用思想的初步形成。他所强调的“润湿不谷，树之竹苇莞蒲，砾石不可谷，树之葛木，以为𥖨祐，以为材用。”就是一种植树造林以保护森林的思想。此外，他主张“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即是主张因时因地制宜，以保证山林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农、工、商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些观点对其后历代的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发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逸周书·卷四·大聚解》还记载了周公(姬旦)关于森林保护利用的思想：“周公曰：‘……陂沟道路，柾苴丘坟，不可树谷者，树以材木。春发枯槁，夏发叶荣。秋发实蔬，冬发薪瑄。以匡穷困。……因其土宜，以为民资，则生无乏用，死无传尸。此谓仁德。……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夫然，则有生而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以成万财。万财既成，放此为人。此谓正德。……泉深而鱼鳖归之；草木茂而鸟兽归之；称贤使能，官有材而士归之；关市平，商贾归之；分地薄敛，农民归之。水性归下，民性归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设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此谓归德。’”周公的观点与周文王是基本一致的。强调“不可树谷者，树以材木”，不宜发展农业的地方应发展森林。当然，书中所载周公有“分地薄敛”之语，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后人“法先王”的一种依托之言。但周初重视保护森林资源应属客观事实。另见《通志·卷三·三王纪下》，周文王在伐崇国时，曾下令：“无杀人，无坏室，无塞井，无伐木，无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这也是我国较早反对战争毁林的军令。这与黄帝时期和夏代的大规模毁林相比无疑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外，《逸周书·卷六》有“周月”、“时训”、“月令”等篇(其中“月令”篇阙佚，今有补)，这些篇包括国家规定的一年四季中需进行的农林生产活动，反映出“顺天而为”、“以时禁发”的森林保护利用思想。

5 小结

综上所述，在长达1 300年的夏商周时期，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地积累和总结经验教训，森林观和生态思想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从文明的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生态思想。集中表现在夏启的“威侮五行，天剿其命”；商汤王的“网开三面”；周文王的“山林非时不升斤斧”；箕子的“洪范九畴，五行居首”；周公的“不可树谷者，树以材木”；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伯阳父的“天地有序，水土演财，国依山川”等思想之中。当时森林生态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管子曾论述黄帝、虞舜和夏禹的毁林情况：“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并分析其原因为：“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管子·国准》)同样，殷纣王也有因“逆天道、绝地德”，在森林资源“长育之时”滥猎滥伐以致亡国的残痛教训。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他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提出了加强生态保护、保证资源持续利用的思想，对当时保护与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

诚然，2 700多年前的思想很难与今天的生态思想相比拟。中国的生态思想传统产生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弱小的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质上具有被动地适应自然规律的性质，其实践方面的道德规范也是对生存经验的归纳和概括，缺乏科学技术上的深入研究作为其依据。所以必须对中国生态思想传统进行理性重建，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佘正荣，2001)。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上半叶中国林业发展的总体战略思想的核心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2003)。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新时期的生态建设必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