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曹础基，2000)：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这是庄子给我们讲的一个小故事，却似一语道破了去忧除患的天机。同时，它引发了作者对西部开发中的生物保护对策的一些思考。

1 生物资源保护的目的

古人赞蜜蜂：“咀嚼华滋，酿以为蜜。自然灵化，莫识其术……百药须之以谐和，扁鹊得之而术良，灵娥御之以艳颜”。但如果有朝一日，蜜蜂变得和大熊猫一样珍惜而濒临灭绝，那么我们还有多少机会去考究其灵化，更何谈御之以艳颜!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食物、药材、原料，以及尚未为人类所知的价值”(Lawton，1991)。可是，今天自然界生物的灭绝速度不断加剧，人类的持久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西部大开发应在着眼于开发的同时也关注如何藉合理有效的开发来保护生物、环境资源，并以之促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文明水准。

2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过去人们总将开发与生物、环境资源保护的被破坏相对立，其实这是以往的长期非合理开发给人们造成的一种错觉。开发和发展的结果必定是这样吗?作者的答案是：不是。

数十年来，我国北方地区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对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得沙尘暴的发生频率和面积骤增，以至于连韩国、日本等近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正如同当年日本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时造成的酸雨给本国和亚洲其它大陆国家带来的危害一样，都是发展过程中急功近利所酿成的恶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这种急功近利只是造成破坏的一类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我们的开发中部分人的发展能力弱，又得不到充分的支持和引导，迫于生计或受了利欲的驱动，对资源实行了破坏性的开发。如果政府和科技部门能及时引导、启发他们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帮助、组织他们另寻有效的开发途径，并在适当时期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生产资料、帮助其提高生产力，那么，原有的“山林”必将成为“无用之木”而得以保留，新生的开发亦将成为“能鸣之雁”而生机盎然。例如，今天对“退耕还林”政策的大力推行就是将“开发”与“保护”有机结合的有效举措。只是在某些地方的实施环节当中产生了不应有的扭曲而有待进一步完善。

诚然，发展初期必然要以一定程度的破坏为代价，否则发展将很难被拉动，这已为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明。但是，如果不在发展和保护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未能在最小限度地破坏大自然稳定性的同时合理有效地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那么其损失必定会远远高于应有的估计值，有的甚至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在目前和今后的开发中加以强调和关注。西部开发建设的项目选择和规模定位必须与西部的环境及自然资源特征相对应，要强调合理、适度发展的原则，一定要考虑到该地域的“环境承载力”，避免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3 生物资源保护面临的两个最严峻的现实 3.1 生物资源保护与经济开发的矛盾仍在加剧

现在，各国都注目于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百分点，似乎它可以指示出一个国家、民族全部的生活内容和水准；但却忽略了既得利益及其后继的发展所掩藏的对自己今后生活及后代的严重透支，所以才会有卡洛林·麦茜特在其名著《自然之死》中的断言：“生病的地球，惟有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对经济优先进行革命，才有可能最后恢复健康。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必须再次倒逆”(鲁枢元，2000)。这句话仍值得我们深思。

据前人研究统计，由自然变化引起的生物资源和某些物种的灭绝，其过程相对而言极其缓慢，大致平均每100~1000 a才消失一个物种，同时还往往伴随有新物种的产生，因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动态平衡基本是稳定的(Reid，1992)；但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其对全球自然资源及生物资源的长期掠夺式开发利用、对生境的毁灭性破坏，使得大量的生物资源日益锐减、生物的多样性急剧下降。因此，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亦日益加剧，甚至在有些国家或地区，这些报复简直如同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人类的头顶。

3.2 社会价值取向对保护观念及意识的影响

中国在过去100多年来饱经内忧外患，建国后国家决策又一度出现重大失误，而中国历史上人口的数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多，人均拥有的资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少，经济活动的规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大，科学技术——人类改造自然的双刃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锋利，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强烈。这势必会导致许多非理性思考和短视行为的出现，使我们今后面临更多的“天灾人祸”。

人类在近20万年的时间里，用自己的大脑和双手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创造了种种的文明和奇迹，极大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但即使是在地球已进入了后进化的今天(罗尔斯顿，2000)，人类作为唯一的“道德”物种，她也不能改变“自然是生命永恒的承载”这一真理。如果我们继续信守现行的价值观念，那么，自然界的完整必将于这个世纪被摧毁；到时候，人类也将知道自己要何去何从!因此，现行的价值观念值得我们深省。

4 现阶段应着重强调的几条生物资源保护策略

笔者认为，生物资源保护策略的最基本原则应是：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使各种互不冲突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即最大限度地造就“能鸣之雁”和“无用之木”，并使它们真正各得其所。那么，除了政府部门通过政令使得保护工作得到强制性实施以外，又有哪些其它方法能真正有助于上述原则得到切实有效地实现呢?作者认为在今后的西部开发乃至全国的进一步发展中，以下几点应予以特别强调。

4.1 有效地保护和开发生物资源的遗产价值和人文价值

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其总价值包括它的可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可以用通行的支付意愿作为衡量指标。可利用价值是指对自然资源的实际利用，表达了人们利用这种价值的支付意愿，它可以被进一步分成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和可选择价值，即可能的利用价值(郭中伟等，1998)。可利用价值已基本为众人所知。

非利用价值的主体是存在价值(郭中伟等，1998)。由于非利用价值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而在定义和价值估计上还有一些歧义和不确定性。一些学者认为，非利用价值可以被分成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Pearce等，1994)，其中存在价值也被称作“消极”利用价值。

郭中伟等(1998)曾引述，遗产价值度量了某些随着人类的知识而增长的利益，这些知识提高了人们未来从资源获取利益的认识。然而，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拥有遗产价值的东西越多，它就越好。物种毁灭就如同一页一页地撕毁一本尚未阅读的书——这本书是用人们很难读懂的语言写成的，它记载的是人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历史(罗尔斯顿，2000)。因此，作者认为，以存在价值作为非利用价值的主体固然合理，但在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不断遭受毁灭性开发利用的今天，对具有遗产价值的生物资源的拯救、保护和研究刻不容缓，生物多样性遗产价值的重要性应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对于那些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孑遗活化石物种、已灭绝或濒临灭绝的物种实体、标本或化石，以及其它具有特殊遗产价值的生物资源或相关的自然资源(如特殊地质构造、生境类型)等，我们现在一定要予以有效地保护，使其免于在各种不合理的资源开发中遭受破坏(这样的损失已为数不少)，并通过对其遗产价值的研究和宣扬来引发政府、其他社会机构及民众的瞩目，使之在受到保护的同时能得到更深层次的认识、开发，从而能造福社会大众和后代子孙。

郭中伟等(1998)认为，非利用价值的主要部分——存在价值，是处于经济学家(注重研究经济价值)和生态学家(注重研究生态价值)所关注的两种价值之间的一种过渡性价值，它为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观，是现代保护自然运动的源泉；他们还在文中罗列了非利用价值的种种类别。但作者认为，以往的分类在未能改变非利用价值难以表述清楚的模糊性的同时，亦显得有些烦琐，且其中许多类别都存在着非利用价值与利用价值的过多交叉(主要是可选择价值部分)。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提出一个新概念，即生物多样性存在价值的另一部分——“人文价值”的概念，以便将某些介于可选择价值与非利用价值之间的一部分价值明确出来，并使之仍旧归属于非利用价值的范畴。该概念试表述如下：生物多样性所具有的能引起人的各种审美感受和愿意为他人(包括后代)、其它生物及广义的各种“生命”着想的支付意愿(WTP)，统称为生物多样性的人文价值。该价值与其它存在价值及遗产价值共同构成了生物多样性的非利用价值。值得指出的是，人文价值里包含了相当一部分与人类消遣和娱乐有关的价值，而人类自己有时似乎更看中消遣所激发的创造——这些创造往往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价值。目前，生物多样性的人文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梳理和总结。

人为万物灵长——他能劳动，更有思想、智慧和感情!人与非人类存在物的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区别是，动物和植物只关心(维护)自己的生命、后代及其同类，而人却能以更宽广的胸怀关注(维护)所有的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罗尔斯顿，2000)。因此，人类有能力、也应该尽快让生物多样性的遗产价值和人文价值这只“不鸣之雁”引吭高歌，以促进生物资源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其它价值的进一步开发。

4.2 应大力应用生物防治技术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物防治是指利用寄主专一性强的天敌将有害的病、虫、杂草控制在经济、生态或美学可容许水平之下的防治手段。其所利用的天敌主要包括捕食性和寄生性的节肢动物、病原线虫、病原真菌、细菌、病毒等，它们广泛存在于多样化的自然界和各种生态系统中。利用生物防治控制有害生物往往具有经济合算、效果持久、高效、对非目标物种危害小和对环境安全等特点。该手段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相当密切：多样化的自然界生物群落为生物防治提供了必须的天敌来源；生物防治的实施结果又保护了自然界的物种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丁建清等，1996)。因此，生物防治是一种受到了各国普遍重视和应用的有害物种控制手段，已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益，是保护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措施。我国物种资源丰富，天敌种类繁多，而广袤的西部相对而言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生态系统及生物群落的组成也相对简单，因此对于费用大、危害面广的化学保护等传统方法的承载力较低，所以在西部大力开发和推广生物防治技术非常迫切且潜力巨大。值得指出的是，生物防治必须做到合理地引进天敌：既要考虑其是否能在引进地发挥有效作用，还要考虑它们会不会由于食性或寄主及其专一性的改变而变益为害——成为当地新的农、林业害虫，或严重影响非目标本地物种的生存。这在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较弱的西部地区尤为重要。

4.3 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进行生物资源保护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人类的生产力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得到了空前提高。但另一方面，这些科技和文明也加速了我们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正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被毁灭的可能性一天超过一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界复杂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我们应当更善于运用这把双刃剑，使之更多地造福人类，使人类文明的火种更加炽热、光明、充满希望。

今天，西部要在开发的同时有效地保护生物资源，必须依赖科技进步，努力提高保护措施的科技含量。

4.3.1 依靠科技的发展减缓和解决环境恶化问题

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的重要因素乏一就是人类经济活动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王葆青，1995)。只有逐步依靠科技进步减少人类生产、生活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大力开发新能源并提高废旧资源的回收和利用率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对生物保护构成的重大威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应该运用这一真理性的论断，深刻总结以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用它来弥补、挽救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造成严重破坏这一重大过错，解决发展和保护两者之间的矛盾。

4.3.2 “能鸣之雁”和“无用之木”的造就需要科技保驾护航

找到各种能够永续利用生物资源的途径是人类的普遍愿望。然而缘木求鱼之举不知凡几，结果不必赘言。非仔细、深透的研究，其结果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效用低下或不能持久。例如，在我国的沙漠化治理中，宁夏沙坡头无疑是一个典范：研究人员通过调查研究，在该地发现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这种耐早、耐盐碱且在沙漠环境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后，大力种植用以防沙固水，初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引起世界瞩目；然而该物种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旺盛生长后，今天却出现了大面积的枯死现象，原有的生态防护效益急剧消减。究其原因，原来，其发达的根系已伸入沙层的深处，将沙层多年积聚的水分全部消耗怠尽，不但自身枯死，也使生境其它植物全部相继死亡。就这样，一个曾集“能鸣之雁”和“无用之木”两种性质于一身的物种，不久便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而为自然环境所淘汰。但是，如果我们曾对该物种做了深透的研究，摸清了它的生长习性和代谢规律，能及时在其长势衰减之前进行间伐更新，并依靠最新科技手段进行可能的生境水分补充，或选育新的抗旱耐盐碱树种、适时调整群落结构，那么上述的结果或许就可以避免。因此，“能鸣之雁”和“无用之木”必须由科技验明正身、保驾护航。

4.4 利用社会人文伦理、价值取向教育进行生物资源保护

人类的文明进程至少已有6000余年历史，中华文明同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仑文明、古印度文明及古希腊文明等一起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唯有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从3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其社会人文伦理思想一向发达，和国外的有关人文伦理思想成果一起，都是现代生物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宝库。我们应当进一步对其进行开发利用，使它对生物资源保护产生更多的推动作用。

然而，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近数十年来，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思想根源。近代的自然观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而形成的，它建立在机械论的思维模式之上，割裂了主体与客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人类与自然产生了疏离和对立。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了一定数量所谓能够捉住老鼠的好猫，然而其捉鼠途径则有许多未被予以深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念扭曲。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深刻反思。

4.4.1 利用优良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取向、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进行生物资源保护

文化的价值取向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中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以及它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也已越来越多地被生物多样性科学的研究者所认识和接受(龙春林等，1999)。中国民族众多，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等时刻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影响着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二是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由于价值取向、传统风俗、宗教信仰、民族习惯或动植物图腾崇拜等缘故，他们对某一种、一类生物或影响生态系统的某些重要因子特别看重，例如有些民族崇拜蛇，有些民族崇拜鹰，有些民族崇拜山茶花……举不胜数；又如彝族崇拜水，其表现形式是保护森林，每一个村寨都对涵养水分的水源林、祭祀龙神的龙树林或“密枝林”予以特别保护，决不允许其遭受破坏(龙春林等，1999)；再如宗教信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我国，宗教信仰类别众多，与之相关的民间行为、活动也相当繁杂(如膳食禁忌、行为戒律、阴阳说、风水说等)，它们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积极作用之一就是提倡对动、植物资源的保护，这无疑对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起到了极为有效的保护作用。我们应在这方面多加引导，使其发扬光大。

4.4.2 从根本上升华全体国民的价值取向、教育提升公众的保护思想和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价值取向的论述相当丰富，例如“塞得物欲之路，才堪辟道义之门”、“淡泊明智，宁静致远”、“富润屋，德润身”、“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达于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戚戚于贫贱，不岌岌于富贵”、“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等等，都体现了古人的高洁价值取向。然而今天，从高级知识阶层到普通大众，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欲望空前高涨：精英群体人文精神整体颓丧，普通公众道德水准亟待提高。这些无不直接影响着人类对社会财富、自然资源所持有的态度，影响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享受物质财富固然是每个人的权利，然而如果人类从自身的功利角度去强求物为我用，则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的体现。长此以往，必将“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因此，在国民素质整体上尚未能达到自觉地热爱和保护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况下，目前必须在我国大力强调全民素质、道德水准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正确价值观的培养教育更应得到加强，必须从根本上升华全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准，同时积极开展公众的自然和生物资源保护意识教育、道德伦理教育，在公众中树立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科学观念、道德准则和正确的伦理观，使转变了的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因素，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动力，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进” (张坤民，1997；周晓峰，2001)。

5 以合理地开发促进大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

罗尔斯顿曾在他的《环境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生存于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学会诗意地栖息于地球。”这本身即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倡导。要想诗意地栖息于地球，人类的成员就得先拥有诗意的观念和向往——观念决定行为。历史上具有前瞻性的观念更新，往往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声。“诗意的生存”对于人类来说，无疑将是一种“低物质能量高层次运转”的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可行、最优越，也是最“环保”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人与大自然”这个共同体中，现在是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生态位”、将自己从“个人自我”扩展到“社会自我”，再扩展到“生态自我”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容易地认知并改变自己对自然的无知轻视态度，并用自己的合理行为去开发和保护自然及自然资源，使人类与自然真正趋于和谐地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