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国学者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已成为新时代的标志[1]。为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除预测、评价风险,并对风险作出响应外,公众感知因素也逐渐地被纳入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中[2]。风险感知是用来描述人们对客观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最早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Sowby认为风险偏好与风险沟通有关,而Starr发现风险接受度不仅与风险和收益的技术评估有关,还与主观层面的“自愿性”有关[3]。风险带来的不良后果包括财产损失、环境破坏、信誉损失、健康威胁等。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时,健康风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为了识别该领域研究特点、热点,探究未来趋向,本文通过对健康风险感知研究的综述,试图为促进健康风险感知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2 文献来源与检索方法在Web of science的所有数据库中以主题=“health risk perception”为检索条件,检索从2000—2018年的所有文献,通过选择“国家/地区”、“研究方向”等字段来分析检索结果,把握研究地域概况,确定所要分析的研究领域。根据检索记录,逐条筛查相关文献,归纳各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再利用百度学术、谷歌学术平台对主要内容进行同关键词检索,获取对外开放的文章共300余篇加以分析。
3 分析与讨论 3.1 研究方法发展历程1978年,由Fischhoff等[4]首次提出心理测量范式,它是用问卷直接调查人们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以及对不同风险收益权衡的偏好。1987年,Slovic指出具有普遍解释性的风险特征,即“自愿性”、“灾难性”、“新奇性”、“可控制性”、“恐慌性”[5]。由此,在将风险特征应用于风险感知研究的过程中,心理测量范式成为目前风险评估中最常用的方法。具体是通过利用李克特量表对风险项目进行评估和排序,得到特定风险特征维度上特定风险项目的感知水平[6]。但现行的心理测量研究也存在基本假设和分析上的缺陷。这是因为公众的风险感知不仅依赖于风险特征,还受文化、社会制度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研究中难以全面衡量,需要其他理论与心理测量范式加以融合[7]。此外,当用问卷来调查与健康有关的风险感知时,由于担心个人的环境问题,人们可能会报告比实际情况更不利的健康结果,从而使得风险感知评估产生误差[8]。大部分研究由于测量的局限性而难以对风险特征中涉及“情绪”的属性加以分析,而情感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9]。随着科技的进步,神经影像学方法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可以测量快速的情感过程,进而有助于检测风险感知中涉及的“直观”感受[10]。
3.2 各领域研究内容分析 3.2.1 疾病健康风险感知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死亡率第一的人类疾病,3/4以上的心血管疾病死亡事件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26]。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处于高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民众都低估该风险对健康的威胁[27-28]。与之相反,对于乳腺癌疾病,女性普遍存在风险高估现象[29-30]。艾滋病是全球面临的最主要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风险感知是与艾滋病传播有关的高风险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如表 1,艾滋病健康风险研究地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研究对象主要是风险高发人群如青少年、医护人员等,这是因为影响艾滋病健康风险感知的因素因人群不同,只有较强的人群针对性才能让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摄入越来越丰富,肥胖成为一种新型流行病。在所调研的文献中,发现父母错误评估孩子体重状态的比例普遍高于青少年错误自我评估的比例。然而父母对孩子体重的健康风险感知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31-32],父母正确的行为管理将是控制儿童肥胖的重要途径之一。
| 文献 | 研究地区 | 研究对象 | 影响因素 |
| Woldeyohannes等,2017[11] | 埃塞俄比亚 | 大学生 | 专业(是否是健康相关专业) |
| Clifton等,2016[12] | 英国 | 居民 | 危险性性行为、HIV测试 |
| DE等,2016[13] | 南佛罗里达 | 变性妇女 | 年龄、教育程度、住处、婚姻状况、HIV检测结果、工作状态 |
| Tafazolim等,2016[14] | 伊朗 | 女犯人 | 知识、酒精消费、成瘾史、避孕频率 |
| Buzi等,2015[15] | 美国西南部 | 非裔美国年轻女性 | 强迫性行为 |
| Fan等,2014[16] | 中国,北京 | 男同性恋 | 少数民族、性传播疾病史、自上次HIV检测以来的时间、工作性质(是否全职)、使用非法药物 |
| Stevens等,2013[17] | 美国 | 居民 | HIV检测结果 |
| Essien等,2008[18] | 美国,里奥格兰德谷 | 墨西哥裔美国人 | 性别、收入、毒品使用 |
| Adedimeji等,2007[19] | 尼日利亚,伊巴丹 | 年轻贫民窟居民 | 婚姻状况、收入 |
| Essien等,2007[20] | 尼日利亚 | 军人 | 教育程度、酒精和大麻使用情况 |
| Kabbash等,2007[21] | 尼日利亚 | 医护人员 | 工作培训 |
| Jovicvranes等,2006[22] | 塞尔维亚 | 医护人员 | 职业 |
| Helleringer和kohler,2005[23] | 马拉维 | 居民 | 社交 |
| Sarker等,2005[24] | 布基纳法索 | 农村年轻女性 | 艾滋病感染无症状知识的了解程度 |
| Macintyre等,2004[25] | 南非 | 青少年 | 与家长和社区男女性的联系、男性中避孕效能感、是否与有慢性病的女性一起生活 |
3.2.2 科技健康风险感知
如表 2,转基因技术、移动基站的健康风险感知是该领域的研究主流。转基因食品作为一种生物技术产品而极富争议性,民众对其的理解程度通常与接收到的信息密切相关,即使是专业性较强的人群,对其安全性的认识也存在偏差。转基因食品所涉及的风险范围较广,除健康风险,还包括功能风险、生态风险、社会经济风险等,其中健康风险是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因素[34]。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最新评估结果未发现接触手机或基站的辐射频场会造成任何不利的健康后果[45],但仍有很多民众将不良身体健康状况归因于移动基站或认为移动基站、手机有较高的健康风险。核电技术的开发很大程度上优化了能源结构,但因该技术使用放射性物质,且世界上曾发生过多起核泄漏事故,其风险也不容忽视。Zakaria等探究瑞典年轻人对核电的风险感知,发现相比男性,女性对核的健康风险感知水平较高[39];同样,日本民众关于辐射的健康风险感知水平也存在性别差异,这种差异源于社会文化[38];还有研究表明,媒体对群众的健康风险感知造成很大的影响:越正面的评论、越长时间信息的覆盖以及民众对所提供的信息越满意,则他们对核电辐射健康风险感知越低[37]。虽然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是)已经成熟,但民众认为该技术存在泄漏的风险,泄露的气体因为扩散作用毒害机体,甚至改变机体的基因结构[44]。CCS有利于缓解全球气候变暖,为了让利益相关者更好接受该技术,在CCS健康风险感知研究的基础上展开风险交流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 文献 | 科技项目 | 与健康有关的主要结论 |
| Zeng等, 2016[33] | 转基因食品 | 转基因食品带来的风险包括健康风险、功能风险、社会心理风险、经济风险以及时间风险。其中健康风险和经济投入风险是民众考虑最多的因素。 |
| Dong等, 2014[34] | 转基因食品 |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潜在风险感知主要是身体风险,社会经济风险,生态环境风险和功能风险,其中前三种风险显着影响购买意愿。 |
| Savas等, 2013[35] | 转基因食品 | 医生对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风险感知度很高,而知识水平却很低。 |
| Zhou等, 2012[36] | 转基因食品 | 大多数消费者对GMF健康风险感知处于中等水平;教育程度、是否从事生物技术工作、对GMF的理解、信息来源、关注食品标签和GMF信任度对健康风险感知有显着影响。 |
| Vyncke等, 2015[37] | 核电站 | 媒体是核事故健康风险感知的重要预测因子。对核电态度越乐观,越长时间信息的覆盖,对提供的信息满意度越高,风险感知越低。 |
| Morioka, 2014[38] | 核电站 | 由于父亲将辐射风险视为一种经济稳定和男性社会地位的威胁,因此,母亲的健康关心被反驳,并阻止她们采取预防措施。 |
| Zakaria等, 2014[39] | 核电站 | 所有受访者认为核电是某种风险的来源,但他们的风险感知程度有所不同。女性认为核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很高。 |
| Kowall等, 2012[40] | 移动基站 | 焦虑、抑郁、压力大的个体对移动基站的关注度更高,也更抵抗移动基站的健康风险。 |
| 1. Beckhoff等, 2009[41] | 移动基站 | 将不利的健康影响归因于手机基站的人有更多的睡眠障碍和健康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头痛或者更差的身心健康状态。 |
| 2. Blettner等, 2009[42] | 移动基站 | 18.7%的参与者担心手机基站对健康带来不良影响,另有10.3%的参与者将其个人不良健康影响归因于手机基站。 |
| Siegrist等, 2005[43] | 手机、移动 基站 |
60%的参与者同意儿童和青少年应限制使用手机因为可能存在健康风险。66%的参与者赞成需要监测靠近基地的人的健康状况。36%的受访者认为手机基站发射的电磁场导致癌症。 |
| Wallquist等, 2010[44] | CO2捕获和 封存技术 |
大部分非专业人士认为CCS有不良影响,会毒害有机体,改变有机体的基因结构。 |
3.2.3 生活习惯健康风险感知
不良生活习惯包括不良饮食习惯、行为习惯以及作息习惯。在大量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发现许多学者对吸烟这种不良行为习惯的健康风险感知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吸烟者不能准确把握吸烟带来不良健康结果的概率,因此,尽管吸烟者知道吸烟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他们也难以戒掉这个习惯[46-47]。Krosnick等运用广义相加模型来分析美国烟民对肺癌有关的“绝对风险”、“相对风险”以及“归属风险”的感知,发现仅有“相对风险”感知与开始吸烟和戒烟行为有关[48]。因此,若烟民对“相对风险”的感知越准确,越能增强他们戒烟的信心。健康警语会提高人们对酒精风险的恐惧和觉醒,增加对饮酒健康风险的认识,促进人们减少饮酒甚至戒酒[49-51]。但关于酗酒健康风险感知的研究只停留在影响因素探索的层面上,更多学者关注的是酗酒风险感知与风险行为的关系。为了应对人口膨胀带来的粮食紧缺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启了城市-郊区农业和供应链模式,但该模式存在广泛的食品健康风险。据调查,民众对农产品的长期健康风险源如重金属、农药的感知高于食品带来的急性疾病风险感知如腹泻、胃痛、恶心等[52]。快餐和零食这类营养差、能量密集的食品增加了一些特征群体患慢性病的风险,成为饮食习惯健康风险感知中的新增内容[53-54]。熬夜会增加患脂肪肝、乳腺癌和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睡懒觉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理解能力以及记忆力衰退,这也是年轻人群体中常见的不良作息习惯[55-57],但目前尚缺乏对其健康风险感知的探讨(表 3),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关注。
| 不良生活习惯 | 研究内容 | 文献数量/篇 |
| 行为习惯 | 吸烟、酗酒 | 81 |
| 饮食习惯 | 零食、快餐、食品质量 | 45 |
| 作息习惯 | - | 0 |
| 注:“-”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内容 | ||
3.2.4 环境健康风险感知
在环境健康风险感知领域中,人们关注水环境、大气环境(或室内空气)、极端天气以及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对自身健康的影响。根据表 4文献归纳结果,发现相比室外空气,室内空气的健康风险感知研究较少。水的一些异常属性以及个体的教育水平和卫生习惯驱使人们评估其安全性,但由于水污染疾病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控制、人们对水的健康风险感知比其他环境健康风险感知低[58],因此近年来学者将研究目标聚焦在其他热点课题如“极端天气”上。Chan等[59]在2009年首次探究中国城市居民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健康行为反应,发现关注热浪预警的民众中大部分人对热浪带来的潜在健康威胁了解甚少,不到一半的人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班婕等[60]利用两部回归分析法分析出“暴露”、“脆弱性”、“适应性”是三个主要的形成人们对极端天气风险感知的因子。年龄是极端天气健康风险感知富有争议性的影响因素之一,许多学者还针对老年人群展开健康风险感知研究。此外,工作环境或社区环境的特殊性会让特定人群处于化学物质暴露状态之中而产生不良健康效应。加强这类特定人群的环境健康风险感知研究可以为确定职业环境安全限值、厂址选择过程中的风险交流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 分类 | 具体项目 | 研究年份 | |
| 气 | 室内空气 | 2002 | |
| 室外空气 | 2003—2017 | ||
| 水 | 饮用水 | 2000—2014 | |
| 沐浴用水 | 2000 | ||
| 泳池水 | 2004—2005 | ||
| 气候 | 极端天气 | 2009—2017 | |
| 化学物质 | 工作性质诱导 | 农药 | 2009—2016 |
| 有毒气体 | 2002—2014 | ||
| 垃圾焚烧厂 | 2009 | ||
| 社区环境诱导 | 采矿场 | 2011, 2016 | |
| 其他 | 2016 |
4 结论和展望
综合来看,传统的心理测量范式法在健康风险感知研究中应用较广。研究内容上,国内外学者主要立足于疾病、科技、生活习惯和环境这四大领域开展研究。这些研究重点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交流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科学支持。
但分析过程中还发现健康风险感知研究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
4.1 研究方法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研究对象自我评估的结果来分析其风险感知水平,但这种经典方式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近几年,有学者开始应用神经影像学方法开展实验,检测风险感知中涉及的“直观”感受。随着该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可应用于大规模人群中,测得的健康风险感知水平将更具有科学说服力。
4.2 研究地区从全球范围上看,健康风险感知的主要研究地区集中在北美及欧洲。相比之下,亚洲地区的研究尚不足。许多研究表明健康风险感知存在显著的种族差异,因此特定地区的研究结果并不能有效地应用于其他国家管理的决策过程中。此外,面对气候变化这种全球性健康风险问题,更需要跨国家、地区的研究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风险感知差异,进而为缓解全球健康风险管理过程中的矛盾提供理论基础。
4.3 研究领域本文所讨论的四大领域中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内容。如针对儿童肥胖,应更关注父母对儿童肥胖健康风险感知的研究,作息习惯健康风险感知也还未有清晰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会有更多风险引入,需要针对现实存在的迫切问题展开健康风险感知研究。
4.4 “健康”的定义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目前健康风险感知研究中定义的“健康”主要局限于生理功能方面,很少涉及到心理健康。未来可以从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力、道德的角度考察人们的风险感知水平,在全面理解现代社会中“健康”涵义的基础上强化健康风险交流。
4.5 时间尺度充分利用目前已有的研究数据,在同一地区开展同一风险条目的研究,或制定一个较大时间跨度的队列研究计划,将不同政策背景下的健康风险感知变化作为分析重点,进而辅助政策效应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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