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相关产品安全所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一种常见的孕妇妊娠期并发症,常伴随着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在妊娠期对孕妇和胎儿的发育均有严重影响。患者的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和难产患病率高,增加了孕妇和胎儿远期患有糖尿病的风险,是一种需要重点控制的妊娠危险因素。GDM是糖尿病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定义为:确定妊娠后,若发现有各种程度的糖耐量减低或明显的糖尿病指征,不论是否需用胰岛素或仅使用饮食治疗,也不论分娩后这一情况是否持续,均可诊断为妊娠糖尿病。为预防GDM对妊娠的不良影响,提倡孕妇在孕期内做葡萄糖测试进行筛查,以便及早采取干预措施,降低GDM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危害,如将来发展为2型糖尿病的概率。
1 妊娠期糖尿病(GDM)的诊断标准目前临床常用的GDM诊断标准主要有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1999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ADA,2001年)和美国国家糖尿病数据组(National Diabetes Data Group,NDDG)等标准(表 1)。诊断方法有两种:一步法为孕24 ~ 28周直接口服75 g或100 g无水葡萄糖,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两步法为孕24 ~ 28周先进行50 g葡萄糖负荷试验(Glucose Challenge Test,GCT,随机进行,不必空腹)筛查,l h血糖>7.8 mmol/L时,再采用OGTT方法检查以确诊是否患有GDM[1-2]。
ADA 100 g OGTT | ADA 75 g OGTT | WHO75 g OGTT | NDDG100 g OGTT | |
空腹 | 5.3(95) | 5.3(95) | 7.0(126) | 5.8 |
1 h | 10.0(180) | 10.0(180) | / | 10.6 |
2 h | 8.6(155) | 8.6(155) | 7.8(140) | 9.2 |
3 h | 7.8(140) | / | / | 8.1 |
注:1括号内数据单位为mg/dl。2按照ADA标准,100 g OGTT及75 g OGTT方法,患者各点血糖值有两项或两项以上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即可诊断GDM;75 g OGTT方法,患者两点血糖中有一项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即可诊断为GDM。ADA 75 g OGTT与100 g OGTT的诊断标准值相同。 |
具有GDM高危因素的孕妇(如糖尿病家族史、高龄、肥胖及曾有GDM史等)应在妊娠初期就进行筛查,对其中筛查结果阴性者还需在24 ~ 28周重新进行检查。目前除欧州部分国家采取一步法外,多数地区均采用两步法来诊断GDM。
2 妊娠期糖尿病GDM的流行状况因地域、种族、国别、饮食、观察人群与调查方法的不同,各国所报导的GDM患病率有所不同。文献数据显示GDM全球患病率约占妊娠妇女的5.1% ~ 20.6%,陆美娟[3]报导2006-2010年间,澳门孕妇的GDM患病率为6.2% ~ 8.7%。魏玉梅等[4]报告2008年我国的患病率为5.1%,而Agarwal等[5]报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07年的患病率为20.6%。亚洲、阿拉伯地中海和非洲妇女的GDM患病率明显高于欧洲妇女(表 2)。
国家/地区 | 作者 | 时间(年) | 样本量(份) | 诊断依据 | 患病率(%) |
中国 | 魏玉梅等 | 2006 | 16 286 | 1 h 50 g 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100 g随访3 h; | 5.1 |
澳门 | 陆美娟 | 2010 | 3 328 | 1 h 50 g 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100 g随访3 h; | 7.4 |
沙特阿拉伯 | Ardawi et al | 2000 | 1 056 | 1 h 50 g GCT,切点为130 mg/dL,每日200 g碳水化合物连续三日后测空腹及OGTT100 g随访3 h; | 12.5 |
巴林 | Al Mahroos et al | 2001-2002 | 10 495 | 1 h 50 g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75 g随访3 h; | 13.5 |
马来西亚 | Tan et al | 2006 | 1 600 | 1 h 50 g 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75 g随访3 h; | 11.4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Agarwal et al | 2007 | 1 172 | 空腹及OGTT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 | 20.6 |
印度 | Seshiah et al | 2008 | 4 151 | 空腹及OGTT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 | 17.8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Lawrence et al | 2005 | 199 298 | 1 h 50 g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100 g随访3 h; | 7.6 |
澳洲 | Moses et al | 2010 | 1 275 | 1 h 50 gGCT,禁食一夜后OGTT 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采用ADIPS准则 | 9.5 |
加拿大 | Ryan | 2010 | 4 150 | 随机血糖筛选及2 h OGTT75 g测试 | 17.8 |
法国 | Schneider et al | 2006 | 11 545 | 空腹及OGTT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 | 12.1 |
卡塔尔 | Abdulbar Bener et al | 2010-2011 | 1 608 | 空腹及OGTT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 | 16.3 |
缩写:ADIPs澳大利亚妊娠糖尿病协会;CHO碳水化合物;GCT葡萄糖负荷试验;OGTT口服糖耐量试验。 |
2008年第2届全国GDM会议[4]公布了我国18个城市25所医院16 286例孕妇的筛查结果。按照ADA的标准,18城市孕妇GDM患病率为5.1%,而同一人群孕妇中糖代谢异常的患病率则为10.3%。18个城市中患病率最高的地区为西南地区(成都市),GDM和妊娠期糖耐量异常(Gestational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GIGT)的患病率分别为4.06%和5.08%,相对较低的为西北地区(乌鲁木齐市和西安市),分别为1.07%和2.96%。邱先桃等[6]报导广东地区2005年1月-2007年12月1.2万例孕妇GDM患病率为2.6%。时春艳等[7]报导1995年1月-2001年3月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8 665例单胎妊娠孕妇GDM的患病率为3.7%。徐先明等[8]报导1997年1月-12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巿第一人民医院887例孕妇GDM的患病率为3.6%。上述两家医院均为GDM转诊医院,来院生产的孕妇GDM的患病率往往要偏高。2008年魏玉梅等[4]报道全国GDM患病率比往年文献报道的GDM患病率有所升高,提示我国GDM的患病率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3 GDM的发病机理、主要临床表现和对妊娠的影响现代研究认为,GDM与妊娠期间孕妇胰岛素敏感性和胰岛细胞功能降低,同时胎盘生乳素升高,升糖激素升高等因素相关,进而导致血糖异常[9]。患者常有饥饿感、口渴、皮肤瘙痒、易疲乏、尿频、头晕等不适感。但常因症状不典型被忽略,如果不进行早期筛查,GDM病例大部分发现于妊娠中晚期[10]。
GDM系高危妊娠病例,孕妇的血糖升高,孕早期合并血管病变易引起孕妇并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病人抵抗力下降容易合并感染,进而导致胎盘早剥、流产、早产、羊水过多、过少及酮症酸中毒等,严重危害母子的健康,产生不良妊娠结局。GDM还是巨大儿的直接影响因素。GDM患者生产时常伴随宫缩乏力等产程异常指征,同时,巨大儿阴道分娩时肩难产的产伤风险等因素会进一步增加剖官产率。
GDM对胎儿、婴儿的影响也极为明显。患者的胎儿因糖代谢增加的同时机体耗氧量增加,易发生胎儿宫内慢性缺氧,可导致新生儿红细胞增多症的发生,同时高胰岛素血症具有拮抗糖皮质激素,孕期促进胎儿肺Ⅱ型细胞表面活性物合成及诱导释放的作用,使胎儿促肺泡表面活性物质产生、分泌减少,引起胎儿肺成熟延迟。新生儿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风险增加,这也是新生儿常见死因之一[11]。
GDM患者产后血糖多可自然恢复正常,但增加了患者患糖尿病的风险,故GDM患者产后应定期监测血糖。GDM患者子代患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4 妊娠期糖尿病高危因素现代调查研究结果认为,GDM与孕妇年龄、种族、肥胖程度、糖尿病家族史、不良生育史、高血压、多囊卵巢综合征、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α地中海贫血基因等因素有关。
4.1 妊娠年龄Jane等[12]报告了一个对孕妇第一和第二孕期患GDM风险评估的前瞻性调查(The First and Second Trimester Evaluation of Risk,FASTER)结果,研究对象为从1999年10月1日-2002年12月31日未经选择的36 056名单胎妊娠妇女,所有孕妇分为3个年龄组,其中<35岁人群占79%,35 ~ 39岁人群占17%,40岁及以上人群占4%。结果发现,以<35岁人群为基线,35 ~ 39岁组和≥40岁组的孕妇患GDM的调整OR值分别为1.8和2.4,显示出孕妇年龄的增加患GDM的风险也在增加。
杨慧霞等[13]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的方法,对2004年2月-8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门诊行产前检查诊断的糖代谢异常孕妇[其中GDM 85例(GDM组)、GIGT 63例(GIGT组)]和125例糖代谢正常孕妇(对照组)的临床数据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各因素对GDM和GIGT发病的影响。结果显示GDM组及GIGT组孕妇发病平均年龄明显高于正常组,尤其是≥35岁者,两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时春艳等[7]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对1995年1月—2001年3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进行50 g葡萄糖负荷试验(GCT)的8 665例孕妇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将孕妇按年龄分成<25岁、25 ~ 29岁、30 ~ 34岁、≥35岁等4个年龄段,各年龄段间GCT异常率和GDM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极显著性(P<0.001)。35岁以上孕妇糖代谢异常率高达13.3%。任香梅等[14]报导孕妇年龄≥25岁组GDM患病率9.6%(构成比76.3%),<25岁组GDM患病率4.0%(构成比23.7%),二组人群间GDM患病率存在显著差异(P<0.05)。上述数据表明,妊娠年龄≥35岁时,患GDM的风险明显增加。
4.2 肥胖、孕期体重增重和两次怀孕间期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的增加 4.2.1 超重和肥胖Chu等[9]搜索1980年1月-2006年1月已发表的20篇肥胖与产妇结局综述文章数据和另一大型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用Bayesian模型进行meta分析和回归分析,观察体重与GDM发病的关系。结果显示,人群总GDM的患病率为1.31%~ 9.9%。同时尽管因人群和地区不同,体重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但正常体重的孕妇与超重、肥胖和极度肥胖的孕妇的GDM患病率相比出现增加趋势,GDM患病率的风险显著加大,其OR值分别为2.14,3.56和8.56。在另一项队列研究中,Shin等[15]报道了孕前体重指数(BMI)和GDM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队列人群GDM的患病率为4%。按体重指数(BMI)将人群分成低体重、正常体重、超重、肥胖和重度肥胖5组人群后,其各自GDM的患病率分别为0.7%、2.3%、4.8%、5.5%和11.5%。以正常体重妇女的GDM患病率为对照,随孕妇BMI增加,人群患GDM的相对危险度也相应地增加,超重妇女、肥胖妇女和重度肥胖妇女三组人群的调整RR值分别为2.17、2.51和5.03(表 3)。
体重 | 低体重 | 正常体重 | 超重 | 肥胖 | 重度肥胖 |
发展成GDM的优势比(OR) | / | / | 2.14 | 3.56 | 8.56 |
GDM的患病率 | 0.7% | 2.3% | 4.8% | 5.5% | 11.5% |
杨慧霞等[13]报导 GDM组及GIGT组孕妇妊娠前体重指数BMI分别为22.8±3.7及22.5±3.5,均高于对照组的20.7±2.4;差异有显著性(P<0.05)。赖丽萍等[16]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表明孕妇的孕前体重,与孕期患GDM的风险密切相关,肥胖是GDM的发病危险因素之一。
4.2.2 孕期体重增重速率Monique等[17]1996年-1998年在美国北加州的Kaiser Permanente进行了GDM筛选研究,孕妇于孕24 ~ 28周接受妊娠糖尿病的筛选检查,结果显示每周增加体重速率≥0.41 kg的孕妇与<0.27 kg的孕妇比较,患GDM风险的OR值为1.74。Kelly等[18]报告的病例对照队列研究中发现,2006年-2009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Metro Health医学中心接受产前检查的妇女中,正常孕妇体重的增加值为5.1 kg,患GDM的孕妇于孕24周体重的增加值为6.7 kg (P<0.01);患GDM采取饮食控制的孕妇体重的增加值为6.9 kg;需要胰岛素治疗的GDM患者体重的增加值为6.6 kg。
杨慧霞等[13]报导GDM组及GIGT组孕妇确诊前平均每周体重增加(0.50 ± 0.20) kg,均高于对照组的(0.40 ± 0.10) kg,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赖丽萍等[16]报导的结果一致。
上述的调查结果表明,孕期体重增速过多将增加孕妇GDM发生的风险。
4.2.3 两次怀孕间期BMI的增加对GDM的风险Samantha等[19]报告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调查了1996年-2006年共2 235名妇女,依据首次怀孕和第二次怀孕之间体重的增加和降低划分不同的等级,结果显示,以平均身高为163 cm,一个BMI单位为2.7 kg的人群为对照,第二次怀孕时患GDM的风险随两次怀孕期间BMI的增加量而增加,孕妇体重增加1 ~ 1.9 BMI单位,OR值为1.71;2 ~ 2.9 BMI单位,OR值为2.46,≥ 3 BMI单位,OR值为3.4(表 4)。而两次怀孕期间体重下降≥ 2 BMI单位的妇女,其患GDM的风险降低,OR值为0.26。该研究还发现,经年龄调整后有GDM病史的妇女第二次怀孕的发病危险性为38.19%,而无GDM病史妇女的发病危险性为3.52%。
两次怀孕期间BMI的增加数值 | 1 ~ 1.9 BMI单位 | 2 ~ 2.9 BMI单位 | ≥ 3 BMI单位 |
GDM风险的OR值 | 1.71 | 2.46 | 3.4 |
4.3 家族史
母亲有GDM病史的孕妇患GDM风险增加。Grace等[20]利用挪威强制性医学出生登记获得的数据,研究从1967-1984年出生及在1988-1998年之间分娩的妇女,共141 107名,排除了2 393名非单胎妊娠,共138 714名妇女纳入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有GDM病史的孕妇患GDM风险加大,OR值为9.3 (95% CI:4.1 ~ 21.1)。
杨慧霞等[13]报导具有糖尿病家族遗传史的人群其GDM及GIGT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人群。而患GDM组人群与GIGT组比较,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比较一级亲属、二级亲属的糖尿病家族遗传史对妊娠期糖代谢异常的影响发现,一级亲属患有糖尿病的孕妇是GDM的高发人群,随着亲属中患有糖尿病人数的增加,孕妇发生糖代谢异常的几率增加,糖代谢异常程度也更重。袁丽芳[21]报导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Ⅱ型糖尿病患者的家族史对GDM的发生有显著性影响(P<0.05)。
此类GDM家族史的研究结果同时也印证了糖尿病家族史研究结果。
4.4 种族大量移民流行病学资料证实GDM的发生存在种族差异,亚裔女性GDM的患病率显着高于白种人。在英国伦敦生活的东南亚妇女及印度妇女GDM的风险分别为当地妇女的7.6和11.3倍。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亚洲人GDM的患病率亦显著高于当地人群,来自印度、越南、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女性患病率分别为15%、7.3%、13.9%和10.9%。来自于中国、越南和印度的妇女患GDM风险高于澳大利亚悉尼本土人群,其OR值分别为5.6、3.6和6.4。在美国的华裔妇女GDM的患病率为7.3%,显着高于其它人种[22]。
Grace等[23]报道的挪威医学出生登记数据中138 714名妇女GDM的患病率在年龄25 ~ 34岁的白种人中从2.2%增加到4.2%,在25岁以下的黑种人中从0.6%增加到2.1%,这组数据表现出明显种族间GDM发生的差异。
4.5 GDM的疑是危险因素 4.5.1 铁储备Chen等[24]1996年10月-2003年6月在肯顿和新泽西州进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对1 456名健康孕妇进行了血清铁蛋白和人体BMI测定,筛选出172名孕妇纳入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监测孕妇的血清C-反应蛋白(CRP)浓度。结果显示,经调整数个已知危险因素后,血清铁蛋白浓度的妇女发生GDM的风险大,OR值为2.02(95% CI:1.04 ~ 3.92),但经调整孕前BMI后,人群间的GDM患病率没有显着性差异。倾向认为孕早期铁蛋白水平和GDM发病呈正相关。
4.5.2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与月经不调Roos等[25]报告一项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研究,数据源于1995-2007年在瑞典医学出生登记注册的单胞胎,该系统涵盖98%在瑞典的出生资料,包括怀孕、生产和新生儿阶段的数据,数据从孕妇的第一次产前检查开始,对3 787名有PCOS的产妇和1 191 336名无PCOS产妇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PCOS可增加患GDM风险,其调整后的OR值为2.32(95% CI 1.88~2.88),PCOS和GDM发病呈正相关。
杨慧霞等[13]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以妊娠前1 a内月经不能每月来潮,月经周期>40 d定义为月经不调时,GDM、GIGT患者妊娠前月经不调和PCOS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4.5.3 血压高血压和GDM发病呈正相关。Hedderson等[26]在美国北加州的Kaiser Permanente从1996-1998年进行了GDM筛选研究,通过孕24 ~ 28周作妊娠糖尿病的筛查数据,组成病例组(381例)和对照组(942例),来分析血压对GDM发病的影响。血压定义为,正常:血压<120/80 mmHg,高血压前期:血压120 ~ 139/80 ~ 89 mmHg,高血压:收缩压≥140 mmHg或舒张压≥90 mm Hg或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的妇女。以血压正常人群为对照,观察孕前血压与GDM的关系,结果发现,高血压前期组人群的OR值为1.44(95% CI 0.95 ~ 2.19),高血压病人的OR值为2.01(95% CI 1.01 ~ 3.99)。而早期妊娠高血压人群与GDM人群的OR值分别是高血压前期病人为1.56(95% CI 1.16 ~ 2.1) 和高血压病人为2.04(95% CI 1.14 ~ 3.65),显示高血压和GDM发病呈正相关。
4.5.4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α地中海贫血基因等刘晓云等[27]报道,孕妇本人出生时体重小于2 500 g,孕前饮食中红肉和加工肉食的摄入、吸烟、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α地中海贫血基因、遗传因素如糖尿病家族史和易感基因、先前产科异常情况如曾有先天畸形儿、不明原因死胎、巨大儿病史者、环境因素如孕早期杀虫剂的暴露、胰岛素受体丝氨酸/苏氨酸磷酸化和浆细胞膜糖蛋白增加、社会因素如分居、寡居、离婚、社会经济地位低等因素的人群皆有较高的GDM患病率。
Qiu等[28]把1996-2000年参加在Omega研究的首1 000人纳入研究,804名妇女的队列研究显示于孕13周的高C-肽水平、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和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1(IGFBP-1) 水平皆增加GDM的风险。
上述诸多因素皆因其在患GDM的孕妇中明显存在而被列为疑是影响因素,但更确切的关联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证实。同时这也是GDM发病因素研究中的需要关注的内容。
4.6 与增加GDM风险无关的因素除一些GDM的疑是发病危险因素外,以下一些因素目前被认为与GDM发病无关。
双胎妊娠、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17-alpha hydroxyprogesterone caproate)和血清铬水平皆与增加GDM风险无关。
Buhling等[29]报告从1994年9月-1997年10月30日间在其德国诊所求诊的89例双胎妊娠与1 416例中的178例单胎妊娠以1 :2的比例和年龄、BMI、产次、胎龄和种族匹配,结果显示GDM的患病率皆为3.4%。
Gyamfi[30] 2009年报告的一份研究显示,从2004年4月-2006年2月,在美国的14个地点进行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预防双胎妊娠早产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的浓度不会增加GDM的风险。
Waters等[31]报告另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有完整产妇孕前体重、身高、年龄和50 g糖1 h筛查结果数据,所有以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每周治疗的妇女都有早产的病史。排除多胎妊娠与没有检查50 g糖1 h筛查的孕妇,结果显示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的浓度会增加GDM的风险,但因未排除有GDM病史的孕妇,故与增加GDM的风险无关。
Woods等[32]报告一项进行了2.5 a的前瞻性妊娠队列研究,队列包括2004年2月-2006年7月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Good Samaritan医院妇产科门诊新近诊断怀孕的孕妇作常规产前检查(非高危)。排除已诊断的GDM患者、Ⅰ型糖尿病、Ⅱ型糖尿病和在第一妊娠期没有做首次产前检查的孕妇,结果显示血清铬水平与增加GDM的风险无关。
5 GDM高危因素研究存在的不足GDM最早研究在西方国家,但西方国家的乙型肝炎病例较少,故对这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在我国地中海贫血病例都集中在广东和广西,北方研究地中海贫血的比较少。既往在研究GDM的高危因素方面都集中在孕前肥胖、巨大胎儿方面,最新的研究发现,低出生体重儿的女性将来患GDM的机率会增加。这些都将是今后GDM发病危险因素研究中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6 GDM的预防与干预由于病因不明,目前对GDM的预防和干预措施与糖尿病相似,孕期经过心理干预、合理饮食和适当运动及药物治疗,可显著减少母婴并发症的发生。应该加强糖筛查的宣传,及早对GDM进行干预,以保证母婴健康[33]。减少GDM妇女产后发生Ⅱ型糖尿病的风险,关键在于采取有效的综合预防措施,产后长期随访和血糖的定期筛查,健康生活方式指导,鼓励母乳喂养和必要时行药物干预都是有效的干预预防手段。同时产后管理需要多个学科配合,如内分泌科、产科和儿科等医务人员及患者的共同努力[34]。
综上所述,GDM的发生发展与很多因素有关。高血压,多囊卵巢综合征,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α地中海贫血基因等也是GDM的相关因素,但孕妇年龄、孕妇体重、糖尿病家族史等也仍然是最重要的高危因素。因此,根据循证医学的原则,需要不断对GDM进行疾病监测和研究,适时提出合适的GDM筛查诊断和管理方案,有利于改善GDM妇女近期及远期的妊娠结局,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有必要长期开展GDM与其高危因素间的关联性研究,建立疾病筛查、诊断、监测与立足于社区的一体化管理服务模式,强化健康干预方法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探索GDM的社区预防控制新机制和实效手段,降低GDM对孕产妇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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