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糖尿病高危因素研究进展
周羡梅1,2, 尚琪2     
1. 澳门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相关产品安全所
摘要: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是指确定妊娠后, 发现有各种程度的糖耐量减低或明显糖尿病症状的临床病例。妊娠期糖尿病影响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的健康, 增加孕产妇患成人糖尿病的风险。最新研究表明年龄、种族、肥胖、糖尿病家族史、不良生育史、高血压、多囊卵巢综合征、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和α地中海贫血基因, 都有可能是引发妊娠期糖尿病的高危因素。目前全球GDM流行状况正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故全面了解妊娠糖尿病的高危因素, 及早进行预防性筛查; 对确诊GDM孕妇采取饮食控制、药物治疗等干预措施, 将有助于降低GDM孕妇及其子代不良健康风险, 如GDM妇女产后及其子代罹患Ⅱ型糖尿病的概率等。
关键词: 妊娠糖尿病     发病危险因素     流行状况    
Progress o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its Risk Factors
Zhou Xianmei1,2, Shang Qi2     
Abstract: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is clinically defined as cases with various degrees of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or diabetes symptoms after pregnancy. GDM affects maternal and neonatal health. It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adult diabetes in a long run. The updated researches show that age, race, obesity, family history of diabetes, adverse reproductive history, hypertensio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carriers of the hepatitis B virus (HBV) and α-thalassemia gene carriers are likely high risk factors of GDM. The global GDM epidemic ocurrenc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t i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k factors for GDM and preventive screening for diagnosis as soon as possible. Diet, medication and other interventions will reduce the adverse health risks of GDM and their offsprings such as the probability of developing type 2 diabetes in GDM postpartum women and their offsprings.
Key words: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Risk factors     Epidemiology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一种常见的孕妇妊娠期并发症,常伴随着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在妊娠期对孕妇和胎儿的发育均有严重影响。患者的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和难产患病率高,增加了孕妇和胎儿远期患有糖尿病的风险,是一种需要重点控制的妊娠危险因素。GDM是糖尿病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定义为:确定妊娠后,若发现有各种程度的糖耐量减低或明显的糖尿病指征,不论是否需用胰岛素或仅使用饮食治疗,也不论分娩后这一情况是否持续,均可诊断为妊娠糖尿病。为预防GDM对妊娠的不良影响,提倡孕妇在孕期内做葡萄糖测试进行筛查,以便及早采取干预措施,降低GDM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危害,如将来发展为2型糖尿病的概率。

1 妊娠期糖尿病(GDM)的诊断标准

目前临床常用的GDM诊断标准主要有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1999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ADA,2001年)和美国国家糖尿病数据组(National Diabetes Data Group,NDDG)等标准(表 1)。诊断方法有两种:一步法为孕24 ~ 28周直接口服75 g或100 g无水葡萄糖,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OGTT)。两步法为孕24 ~ 28周先进行50 g葡萄糖负荷试验(Glucose Challenge Test,GCT,随机进行,不必空腹)筛查,l h血糖>7.8 mmol/L时,再采用OGTT方法检查以确诊是否患有GDM[1-2]

表 1 ADA、WHO和NDDG的诊断标准(mmol/L)
ADA 100 g OGTT ADA 75 g OGTT WHO75 g OGTT NDDG100 g OGTT
空腹 5.3(95) 5.3(95) 7.0(126) 5.8
1 h 10.0(180) 10.0(180) / 10.6
2 h 8.6(155) 8.6(155) 7.8(140) 9.2
3 h 7.8(140) / / 8.1
注:1括号内数据单位为mg/dl。2按照ADA标准,100 g OGTT及75 g OGTT方法,患者各点血糖值有两项或两项以上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即可诊断GDM;75 g OGTT方法,患者两点血糖中有一项达到或超过上述标准即可诊断为GDM。ADA 75 g OGTT与100 g OGTT的诊断标准值相同。

具有GDM高危因素的孕妇(如糖尿病家族史、高龄、肥胖及曾有GDM史等)应在妊娠初期就进行筛查,对其中筛查结果阴性者还需在24 ~ 28周重新进行检查。目前除欧州部分国家采取一步法外,多数地区均采用两步法来诊断GDM。

2 妊娠期糖尿病GDM的流行状况

因地域、种族、国别、饮食、观察人群与调查方法的不同,各国所报导的GDM患病率有所不同。文献数据显示GDM全球患病率约占妊娠妇女的5.1% ~ 20.6%,陆美娟[3]报导2006-2010年间,澳门孕妇的GDM患病率为6.2% ~ 8.7%。魏玉梅等[4]报告2008年我国的患病率为5.1%,而Agarwal等[5]报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07年的患病率为20.6%。亚洲、阿拉伯地中海和非洲妇女的GDM患病率明显高于欧洲妇女(表 2)。

表 2 全球不同国家孕妇GDM患病率(%)
国家/地区 作者 时间(年) 样本量(份) 诊断依据 患病率(%)
中国 魏玉梅等 2006 16 286 1 h 50 g 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100 g随访3 h; 5.1
澳门 陆美娟 2010 3 328 1 h 50 g 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100 g随访3 h; 7.4
沙特阿拉伯 Ardawi et al 2000 1 056 1 h 50 g GCT,切点为130 mg/dL,每日200 g碳水化合物连续三日后测空腹及OGTT100 g随访3 h; 12.5
巴林 Al Mahroos et al 2001-2002 10 495 1 h 50 g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75 g随访3 h; 13.5
马来西亚 Tan et al 2006 1 600 1 h 50 g 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75 g随访3 h; 11.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garwal et al 2007 1 172 空腹及OGTT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 20.6
印度 Seshiah et al 2008 4 151 空腹及OGTT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 17.8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Lawrence et al 2005 199 298 1 h 50 gGCT,切点为140 mg/dL,测空腹及OGTT100 g随访3 h; 7.6
澳洲 Moses et al 2010 1 275 1 h 50 gGCT,禁食一夜后OGTT 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采用ADIPS准则 9.5
加拿大 Ryan 2010 4 150 随机血糖筛选及2 h OGTT75 g测试 17.8
法国 Schneider et al 2006 11 545 空腹及OGTT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 12.1
卡塔尔 Abdulbar Bener et al 2010-2011 1 608 空腹及OGTT75 g 2 h测试,切点为140 mg/dL; 16.3
缩写:ADIPs澳大利亚妊娠糖尿病协会;CHO碳水化合物;GCT葡萄糖负荷试验;OGTT口服糖耐量试验。

2008年第2届全国GDM会议[4]公布了我国18个城市25所医院16 286例孕妇的筛查结果。按照ADA的标准,18城市孕妇GDM患病率为5.1%,而同一人群孕妇中糖代谢异常的患病率则为10.3%。18个城市中患病率最高的地区为西南地区(成都市),GDM和妊娠期糖耐量异常(Gestational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GIGT)的患病率分别为4.06%和5.08%,相对较低的为西北地区(乌鲁木齐市和西安市),分别为1.07%和2.96%。邱先桃等[6]报导广东地区2005年1月-2007年12月1.2万例孕妇GDM患病率为2.6%。时春艳等[7]报导1995年1月-2001年3月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8 665例单胎妊娠孕妇GDM的患病率为3.7%。徐先明等[8]报导1997年1月-12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巿第一人民医院887例孕妇GDM的患病率为3.6%。上述两家医院均为GDM转诊医院,来院生产的孕妇GDM的患病率往往要偏高。2008年魏玉梅等[4]报道全国GDM患病率比往年文献报道的GDM患病率有所升高,提示我国GDM的患病率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3 GDM的发病机理、主要临床表现和对妊娠的影响

现代研究认为,GDM与妊娠期间孕妇胰岛素敏感性和胰岛细胞功能降低,同时胎盘生乳素升高,升糖激素升高等因素相关,进而导致血糖异常[9]。患者常有饥饿感、口渴、皮肤瘙痒、易疲乏、尿频、头晕等不适感。但常因症状不典型被忽略,如果不进行早期筛查,GDM病例大部分发现于妊娠中晚期[10]

GDM系高危妊娠病例,孕妇的血糖升高,孕早期合并血管病变易引起孕妇并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病人抵抗力下降容易合并感染,进而导致胎盘早剥、流产、早产、羊水过多、过少及酮症酸中毒等,严重危害母子的健康,产生不良妊娠结局。GDM还是巨大儿的直接影响因素。GDM患者生产时常伴随宫缩乏力等产程异常指征,同时,巨大儿阴道分娩时肩难产的产伤风险等因素会进一步增加剖官产率。

GDM对胎儿、婴儿的影响也极为明显。患者的胎儿因糖代谢增加的同时机体耗氧量增加,易发生胎儿宫内慢性缺氧,可导致新生儿红细胞增多症的发生,同时高胰岛素血症具有拮抗糖皮质激素,孕期促进胎儿肺Ⅱ型细胞表面活性物合成及诱导释放的作用,使胎儿促肺泡表面活性物质产生、分泌减少,引起胎儿肺成熟延迟。新生儿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风险增加,这也是新生儿常见死因之一[11]

GDM患者产后血糖多可自然恢复正常,但增加了患者患糖尿病的风险,故GDM患者产后应定期监测血糖。GDM患者子代患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4 妊娠期糖尿病高危因素

现代调查研究结果认为,GDM与孕妇年龄、种族、肥胖程度、糖尿病家族史、不良生育史、高血压、多囊卵巢综合征、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α地中海贫血基因等因素有关。

4.1 妊娠年龄

Jane等[12]报告了一个对孕妇第一和第二孕期患GDM风险评估的前瞻性调查(The First and Second Trimester Evaluation of Risk,FASTER)结果,研究对象为从1999年10月1日-2002年12月31日未经选择的36 056名单胎妊娠妇女,所有孕妇分为3个年龄组,其中<35岁人群占79%,35 ~ 39岁人群占17%,40岁及以上人群占4%。结果发现,以<35岁人群为基线,35 ~ 39岁组和≥40岁组的孕妇患GDM的调整OR值分别为1.8和2.4,显示出孕妇年龄的增加患GDM的风险也在增加。

杨慧霞等[13]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的方法,对2004年2月-8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门诊行产前检查诊断的糖代谢异常孕妇[其中GDM 85例(GDM组)、GIGT 63例(GIGT组)]和125例糖代谢正常孕妇(对照组)的临床数据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各因素对GDM和GIGT发病的影响。结果显示GDM组及GIGT组孕妇发病平均年龄明显高于正常组,尤其是≥35岁者,两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时春艳等[7]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对1995年1月—2001年3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进行50 g葡萄糖负荷试验(GCT)的8 665例孕妇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将孕妇按年龄分成<25岁、25 ~ 29岁、30 ~ 34岁、≥35岁等4个年龄段,各年龄段间GCT异常率和GDM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极显著性(P<0.001)。35岁以上孕妇糖代谢异常率高达13.3%。任香梅等[14]报导孕妇年龄≥25岁组GDM患病率9.6%(构成比76.3%),<25岁组GDM患病率4.0%(构成比23.7%),二组人群间GDM患病率存在显著差异(P<0.05)。上述数据表明,妊娠年龄≥35岁时,患GDM的风险明显增加。

4.2 肥胖、孕期体重增重和两次怀孕间期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的增加

4.2.1 超重和肥胖

Chu等[9]搜索1980年1月-2006年1月已发表的20篇肥胖与产妇结局综述文章数据和另一大型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用Bayesian模型进行meta分析和回归分析,观察体重与GDM发病的关系。结果显示,人群总GDM的患病率为1.31%~ 9.9%。同时尽管因人群和地区不同,体重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但正常体重的孕妇与超重、肥胖和极度肥胖的孕妇的GDM患病率相比出现增加趋势,GDM患病率的风险显著加大,其OR值分别为2.14,3.56和8.56。在另一项队列研究中,Shin等[15]报道了孕前体重指数(BMI)和GDM之间的关联性,结果显示队列人群GDM的患病率为4%。按体重指数(BMI)将人群分成低体重、正常体重、超重、肥胖和重度肥胖5组人群后,其各自GDM的患病率分别为0.7%、2.3%、4.8%、5.5%和11.5%。以正常体重妇女的GDM患病率为对照,随孕妇BMI增加,人群患GDM的相对危险度也相应地增加,超重妇女、肥胖妇女和重度肥胖妇女三组人群的调整RR值分别为2.17、2.51和5.03(表 3)。

表 3 体重程度分级的妇女与发展成GDM的优势比和患病率
体重 低体重 正常体重 超重 肥胖 重度肥胖
发展成GDM的优势比(OR) / / 2.14 3.56 8.56
GDM的患病率 0.7% 2.3% 4.8% 5.5% 11.5%

杨慧霞等[13]报导 GDM组及GIGT组孕妇妊娠前体重指数BMI分别为22.8±3.7及22.5±3.5,均高于对照组的20.7±2.4;差异有显著性(P<0.05)。赖丽萍等[16]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表明孕妇的孕前体重,与孕期患GDM的风险密切相关,肥胖是GDM的发病危险因素之一。

4.2.2 孕期体重增重速率

Monique等[17]1996年-1998年在美国北加州的Kaiser Permanente进行了GDM筛选研究,孕妇于孕24 ~ 28周接受妊娠糖尿病的筛选检查,结果显示每周增加体重速率≥0.41 kg的孕妇与<0.27 kg的孕妇比较,患GDM风险的OR值为1.74。Kelly等[18]报告的病例对照队列研究中发现,2006年-2009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Metro Health医学中心接受产前检查的妇女中,正常孕妇体重的增加值为5.1 kg,患GDM的孕妇于孕24周体重的增加值为6.7 kg (P<0.01);患GDM采取饮食控制的孕妇体重的增加值为6.9 kg;需要胰岛素治疗的GDM患者体重的增加值为6.6 kg。

杨慧霞等[13]报导GDM组及GIGT组孕妇确诊前平均每周体重增加(0.50 ± 0.20) kg,均高于对照组的(0.40 ± 0.10) kg,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赖丽萍等[16]报导的结果一致。

上述的调查结果表明,孕期体重增速过多将增加孕妇GDM发生的风险。

4.2.3 两次怀孕间期BMI的增加对GDM的风险

Samantha等[19]报告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调查了1996年-2006年共2 235名妇女,依据首次怀孕和第二次怀孕之间体重的增加和降低划分不同的等级,结果显示,以平均身高为163 cm,一个BMI单位为2.7 kg的人群为对照,第二次怀孕时患GDM的风险随两次怀孕期间BMI的增加量而增加,孕妇体重增加1 ~ 1.9 BMI单位,OR值为1.71;2 ~ 2.9 BMI单位,OR值为2.46,≥ 3 BMI单位,OR值为3.4(表 4)。而两次怀孕期间体重下降≥ 2 BMI单位的妇女,其患GDM的风险降低,OR值为0.26。该研究还发现,经年龄调整后有GDM病史的妇女第二次怀孕的发病危险性为38.19%,而无GDM病史妇女的发病危险性为3.52%。

表 4 两次怀孕期间BMI的增加数值与GDM风险的OR值
两次怀孕期间BMI的增加数值 1 ~ 1.9 BMI单位 2 ~ 2.9 BMI单位 ≥ 3 BMI单位
GDM风险的OR值 1.71 2.46 3.4

4.3 家族史

母亲有GDM病史的孕妇患GDM风险增加。Grace等[20]利用挪威强制性医学出生登记获得的数据,研究从1967-1984年出生及在1988-1998年之间分娩的妇女,共141 107名,排除了2 393名非单胎妊娠,共138 714名妇女纳入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有GDM病史的孕妇患GDM风险加大,OR值为9.3 (95% CI:4.1 ~ 21.1)。

杨慧霞等[13]报导具有糖尿病家族遗传史的人群其GDM及GIGT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人群。而患GDM组人群与GIGT组比较,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比较一级亲属、二级亲属的糖尿病家族遗传史对妊娠期糖代谢异常的影响发现,一级亲属患有糖尿病的孕妇是GDM的高发人群,随着亲属中患有糖尿病人数的增加,孕妇发生糖代谢异常的几率增加,糖代谢异常程度也更重。袁丽芳[21]报导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Ⅱ型糖尿病患者的家族史对GDM的发生有显著性影响(P<0.05)。

此类GDM家族史的研究结果同时也印证了糖尿病家族史研究结果。

4.4 种族

大量移民流行病学资料证实GDM的发生存在种族差异,亚裔女性GDM的患病率显着高于白种人。在英国伦敦生活的东南亚妇女及印度妇女GDM的风险分别为当地妇女的7.6和11.3倍。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亚洲人GDM的患病率亦显著高于当地人群,来自印度、越南、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女性患病率分别为15%、7.3%、13.9%和10.9%。来自于中国、越南和印度的妇女患GDM风险高于澳大利亚悉尼本土人群,其OR值分别为5.6、3.6和6.4。在美国的华裔妇女GDM的患病率为7.3%,显着高于其它人种[22]

Grace等[23]报道的挪威医学出生登记数据中138 714名妇女GDM的患病率在年龄25 ~ 34岁的白种人中从2.2%增加到4.2%,在25岁以下的黑种人中从0.6%增加到2.1%,这组数据表现出明显种族间GDM发生的差异。

4.5 GDM的疑是危险因素

4.5.1 铁储备

Chen等[24]1996年10月-2003年6月在肯顿和新泽西州进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对1 456名健康孕妇进行了血清铁蛋白和人体BMI测定,筛选出172名孕妇纳入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监测孕妇的血清C-反应蛋白(CRP)浓度。结果显示,经调整数个已知危险因素后,血清铁蛋白浓度的妇女发生GDM的风险大,OR值为2.02(95% CI:1.04 ~ 3.92),但经调整孕前BMI后,人群间的GDM患病率没有显着性差异。倾向认为孕早期铁蛋白水平和GDM发病呈正相关。

4.5.2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与月经不调

Roos等[25]报告一项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研究,数据源于1995-2007年在瑞典医学出生登记注册的单胞胎,该系统涵盖98%在瑞典的出生资料,包括怀孕、生产和新生儿阶段的数据,数据从孕妇的第一次产前检查开始,对3 787名有PCOS的产妇和1 191 336名无PCOS产妇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PCOS可增加患GDM风险,其调整后的OR值为2.32(95% CI 1.88~2.88),PCOS和GDM发病呈正相关。

杨慧霞等[13]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以妊娠前1 a内月经不能每月来潮,月经周期>40 d定义为月经不调时,GDM、GIGT患者妊娠前月经不调和PCOS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4.5.3 血压

高血压和GDM发病呈正相关。Hedderson等[26]在美国北加州的Kaiser Permanente从1996-1998年进行了GDM筛选研究,通过孕24 ~ 28周作妊娠糖尿病的筛查数据,组成病例组(381例)和对照组(942例),来分析血压对GDM发病的影响。血压定义为,正常:血压<120/80 mmHg,高血压前期:血压120 ~ 139/80 ~ 89 mmHg,高血压:收缩压≥140 mmHg或舒张压≥90 mm Hg或正在服用抗高血压药物的妇女。以血压正常人群为对照,观察孕前血压与GDM的关系,结果发现,高血压前期组人群的OR值为1.44(95% CI 0.95 ~ 2.19),高血压病人的OR值为2.01(95% CI 1.01 ~ 3.99)。而早期妊娠高血压人群与GDM人群的OR值分别是高血压前期病人为1.56(95% CI 1.16 ~ 2.1) 和高血压病人为2.04(95% CI 1.14 ~ 3.65),显示高血压和GDM发病呈正相关。

4.5.4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α地中海贫血基因等

刘晓云等[27]报道,孕妇本人出生时体重小于2 500 g,孕前饮食中红肉和加工肉食的摄入、吸烟、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α地中海贫血基因、遗传因素如糖尿病家族史和易感基因、先前产科异常情况如曾有先天畸形儿、不明原因死胎、巨大儿病史者、环境因素如孕早期杀虫剂的暴露、胰岛素受体丝氨酸/苏氨酸磷酸化和浆细胞膜糖蛋白增加、社会因素如分居、寡居、离婚、社会经济地位低等因素的人群皆有较高的GDM患病率。

Qiu等[28]把1996-2000年参加在Omega研究的首1 000人纳入研究,804名妇女的队列研究显示于孕13周的高C-肽水平、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和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1(IGFBP-1) 水平皆增加GDM的风险。

上述诸多因素皆因其在患GDM的孕妇中明显存在而被列为疑是影响因素,但更确切的关联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证实。同时这也是GDM发病因素研究中的需要关注的内容。

4.6 与增加GDM风险无关的因素

除一些GDM的疑是发病危险因素外,以下一些因素目前被认为与GDM发病无关。

双胎妊娠、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17-alpha hydroxyprogesterone caproate)和血清铬水平皆与增加GDM风险无关。

Buhling等[29]报告从1994年9月-1997年10月30日间在其德国诊所求诊的89例双胎妊娠与1 416例中的178例单胎妊娠以1 :2的比例和年龄、BMI、产次、胎龄和种族匹配,结果显示GDM的患病率皆为3.4%。

Gyamfi[30] 2009年报告的一份研究显示,从2004年4月-2006年2月,在美国的14个地点进行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预防双胎妊娠早产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的浓度不会增加GDM的风险。

Waters等[31]报告另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有完整产妇孕前体重、身高、年龄和50 g糖1 h筛查结果数据,所有以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每周治疗的妇女都有早产的病史。排除多胎妊娠与没有检查50 g糖1 h筛查的孕妇,结果显示17-α羟基黄体酮己酸酯的浓度会增加GDM的风险,但因未排除有GDM病史的孕妇,故与增加GDM的风险无关。

Woods等[32]报告一项进行了2.5 a的前瞻性妊娠队列研究,队列包括2004年2月-2006年7月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Good Samaritan医院妇产科门诊新近诊断怀孕的孕妇作常规产前检查(非高危)。排除已诊断的GDM患者、Ⅰ型糖尿病、Ⅱ型糖尿病和在第一妊娠期没有做首次产前检查的孕妇,结果显示血清铬水平与增加GDM的风险无关。

5 GDM高危因素研究存在的不足

GDM最早研究在西方国家,但西方国家的乙型肝炎病例较少,故对这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在我国地中海贫血病例都集中在广东和广西,北方研究地中海贫血的比较少。既往在研究GDM的高危因素方面都集中在孕前肥胖、巨大胎儿方面,最新的研究发现,低出生体重儿的女性将来患GDM的机率会增加。这些都将是今后GDM发病危险因素研究中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6 GDM的预防与干预

由于病因不明,目前对GDM的预防和干预措施与糖尿病相似,孕期经过心理干预、合理饮食和适当运动及药物治疗,可显著减少母婴并发症的发生。应该加强糖筛查的宣传,及早对GDM进行干预,以保证母婴健康[33]。减少GDM妇女产后发生Ⅱ型糖尿病的风险,关键在于采取有效的综合预防措施,产后长期随访和血糖的定期筛查,健康生活方式指导,鼓励母乳喂养和必要时行药物干预都是有效的干预预防手段。同时产后管理需要多个学科配合,如内分泌科、产科和儿科等医务人员及患者的共同努力[34]

综上所述,GDM的发生发展与很多因素有关。高血压,多囊卵巢综合征,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α地中海贫血基因等也是GDM的相关因素,但孕妇年龄、孕妇体重、糖尿病家族史等也仍然是最重要的高危因素。因此,根据循证医学的原则,需要不断对GDM进行疾病监测和研究,适时提出合适的GDM筛查诊断和管理方案,有利于改善GDM妇女近期及远期的妊娠结局,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有必要长期开展GDM与其高危因素间的关联性研究,建立疾病筛查、诊断、监测与立足于社区的一体化管理服务模式,强化健康干预方法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探索GDM的社区预防控制新机制和实效手段,降低GDM对孕产妇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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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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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羡梅, 尚琪
Zhou Xianmei, Shang Qi
妊娠糖尿病高危因素研究进展
Progress o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its Risk Factors
环境卫生学杂志, 2013, 3(2): 160-166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ygiene, 2013, 3(2): 16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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