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是中国东部中生代爆发式成矿的重要地区,发育有西华山、大吉山、瑶岗仙、柿竹园、香花岭、芙蓉等一大批超大型-大型钨锡多金属矿床,据2007年的统计,南岭地区钨、锡保有储量分别占全国的83%和63%(王登红等,2007)。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该区钨锡矿床及相关的花岗岩开展了大量的研究(Hsu,1943;黄汲清和陈廷愚,1986;裴荣富等,2009),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尤其是改造型花岗岩与钨锡成矿的关系(Xu et al., 1982)、石英脉型钨锡矿的“五层楼”式找矿模式(广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932队,1966;(柳志青等,1980),以及大规模钨锡成矿作用与岩石圈多阶段的伸展关系(毛景文等, 2004a, 2004b, 2007, 2008)等研究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钨锡成矿理论,同时推动了找矿勘查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华仁民等(2005, 2010)、毛景文等(2007)、彭建堂等(2008)、陈骏等(2008)及胡瑞忠等(2010)就南岭地区钨锡成岩成矿作用时限、钨锡大规模成矿作用的差异、成矿花岗岩的划分及成岩成矿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总结。近年来,随着地质找矿工作的不断推进,南岭地区钨锡多金属矿的勘查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成岩成矿作用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认识。本文结合最新的找矿勘查进展和研究新认识,对南岭地区中生代钨锡多金属矿床的时、空分布格局、成矿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标识,以及矿床模型的构建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该区深部找矿方向,以期深化南岭地区钨锡成矿作用的研究,推动区域找矿勘查取得突破。
1 钨锡多金属矿床的时空分布格局南岭地区位于华南腹地,横跨湘、桂、粤、赣、闽5省区,主体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5大花岗岩体组成(舒良树等,2006)。目前,不同学者对南岭成矿带的边界划分有一定的差别,本文讨论的南岭钨锡成矿带的范围仅限定于苗儿山-越城岭以东,武夷山以西地区,经纬度限定为东经110°~116°、北纬24°~27°,区内发育有西华山、大吉山、淘锡坑、柿竹园、香花岭、芙蓉、红旗岭及栗木等一系列超大型、大型钨、锡多金属矿床,这些矿床在时、空及成因上通常与出露面积较小的花岗岩株密切相关(图 1);由于围岩性质的差异,在南岭东段湘赣粤加里东隆起区以发育石英脉型钨多金属矿床为主要特征,而在南岭西段湘桂粤海西-印支凹陷区则以矽卡岩型钨锡多金属矿床为主,而蚀变花岗岩型、云英岩型及伟晶岩型矿化在全区范围内均有产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锆石SHRIMP和LA-(MC)-ICP-MS U-Pb,辉钼矿Re-Os、云母Ar-Ar及锡石U-Pb等高精度同位素年代学数据的积累,南岭地区钨锡多金属矿床的时空分布格局逐渐明晰,除牛塘界钨矿白钨矿Sm-Nd年龄(421±24) Ma指示其形成于加里东期之外(杨振等,2014),绝大多数钨锡矿床形成于中生代,并具有多期次、爆发式成矿的特点(华仁民和毛景文,1999;毛景文等,2007;彭建堂等,2008; Yuan et al., 2015),毛景文等(2008)和Mao等(2013)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发表的高精度同位素年代学数据,将南岭地区钨锡多金属成矿作用主要划分为3期成矿事件,分别为:晚三叠世(230~210 Ma)、中晚侏罗世(160~150 Ma)和白垩纪(120~80 Ma)。最近,笔者等对南岭成矿带东南缘的粤北大顶大型锡铁矿床的花岗岩进行的锆石SIMS U-Pb及辉钼矿Re-Os测年结果显示,其成岩成矿主要集中于189~186 Ma(袁顺达等未发表数据),指示南岭地区存在早侏罗世的锡成矿事件。
印支造山运动完成了华南与华北地块的拼合,形成了统一的中国大陆。南岭地区尽管处于华南腹地,但受多块体碰撞作用远程效应的影响(毛景文等,2012),依次发育有一系列早-中三叠世同碰撞花岗岩和晚三叠世后碰撞花岗岩(Zhou et al., 2006)。梁新权等(2005)对广西十万大山沉积盆地的分析结果显示,晚三叠世陆相及海陆交互相碎屑沉积呈角度不整合覆盖于中三叠世过铝质花岗岩之上,指示印支运动碰撞挤压的结束及后造山伸展的开始。在这种伸展体制下,南岭地区晚三叠世发育了一系列后碰撞花岗岩,并伴随有钨锡多金属成矿作用,并由此拉开了该区中生代多期次、大规模钨锡成矿作用的序幕。蔡明海等(2006)较早获得湘南荷花坪矿区辉钼矿Re-Os年龄为(224.0±1.9) Ma,与王仙岭岩体电气石花岗岩的LA-MC-ICP-MS锆石U-Pb年龄(~224 Ma,Zhang et al., 2015)相一致,指示南岭地区存在印支期稀有金属成矿作用。在南岭成矿带西段,杨锋等(2009)获得栗木大型锡铌钽矿云英岩化花岗岩的白云母Ar-Ar年龄为(214±1.9) Ma,康志强等(2012)和马丽艳等(2013)获得成矿花岗岩的SHRIMP锆石U-Pb年龄为218~214 Ma;邹先武等(2009)获得都庞岭地区李贵福钨锡矿辉钼矿Re-Os年龄为(211.9±6.4) Ma;在赣南地区,刘善宝等(2008)获得了崇余犹矿集区仙鹅塘钨锡矿的白云母Ar-Ar年龄为(231.4±2.4) Ma;在南岭成矿带东边界附近的闽西地区,赵蕾等(2006)获得了具有钨锡成矿潜力的红山花岗岩的锆石LA-ICP-MS U-Pb年龄为(226.2±2.4) Ma;最近,在南岭西段的苗儿山-越城岭加里东期大花岗岩基的周缘也陆续发现了云头界、界牌、油麻岭及高岭等一系列印支期的钨多金属矿床(点)(伍静等,2012;李晓峰等,2012;杨振等,2013;张迪等,2015);而湘南王仙岭岩体周缘亦发现了水源山和野鸡窝等印支期的大、中型钨矿(Zhang et al., 2015)。最近,笔者在考察印支期的塔山岩体周缘的田木冲钨锡矿时也发现,区内细粒电气石花岗岩发生强烈的云英岩化,并伴有含电气石的石英脉型钨多金属矿化,可能指示区内钨锡矿床亦形成于晚三叠世,但需要高精度成矿年代学数据的进一步支持。总体上,这些晚三叠世钨锡矿床成岩成矿时代的精确厘定,显示南岭地区存在晚三叠世重要的钨锡成矿事件。
尽管蔡明海等(2006)较早获得荷花坪矿区辉钼矿的Re-Os年龄为(224.0±1.9) Ma,但最近Zhang等(2015)对王仙岭岩体周缘钨锡矿中的锡石U-Pb、辉钼矿Re-Os及白云母Ar-Ar的测年结果显示,辉钼矿Re-Os及云母Ar-Ar年龄集中于224~214 Ma,代表了该区钨矿化时限,而锡石U-Pb年龄约为156 Ma,指示荷花坪锡矿形成于晚侏罗世。另外,锡田锡矿尽管产出于锡田印支期花岗岩基周缘,但高精度的年代学数据显示其锡成矿作用亦发生于晚侏罗世(郭春丽等,2014)。这些资料显示,尽管南岭地区晚三叠世整体上呈现钨锡并重的势态,但规模较大的锡矿仅有栗木,而钨矿床除了最大的湘南水源山钨矿外,还有其他较多矿床。因此,从矿床(点)数量来看,本区晚三叠世以钨为主的矿床(点)明显居多,进一步找矿的潜力也较大。从空间分布来看,尽管南岭晚三叠世钨锡矿呈面型分布于全区,但西段的成矿强度明显强于东段,通常围绕单个岩体周缘发育多个矿床及矿化点,如苗儿山-越城岭、海洋山、塔山及王仙岭岩体等,矿化类型包含矽卡岩型(如云头界)、云英岩型(如水源山)、石英脉型(如仙鹅塘)、伟晶岩型(栗木)及蚀变花岗岩型(栗木)等。结合南岭地区构造演化历史,Mao等(2013)认为包括南岭地区在内的整个华南地区晚三叠世钨锡成矿作用发生于印支期华南地块与其周缘多块体碰撞的后造山伸展环境。
1.2 早侏罗世钨锡成矿作用早中生代时期,华南地区经历了从东西向特提斯构造域向北东向太平洋构造域转换的重大调整,而早侏罗世被认为是重要的调整期,也是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的宁静期(205~180 Ma,Zhou et al., 2006)。然而,过去十几年积累的高精度同位素年代学数据显示,南岭地区零星分布有一系列早侏罗世的A型花岗岩、正长岩及辉长岩(陈培荣等, 1998, 2002; 丁兴等,2005; Yu et al., 2009, 2010; Zhu et al., 2010;贾小辉等,2014),指示南岭地区早侏罗世处于地壳拉张、岩石圈伸展的构造背景之下,而针对该时期的钨锡成矿作用则很少有人涉及。
大顶大型锡铁矿床位于南岭成矿带东缘晚古生代永安-梅州凹陷带内,是南岭地区代表性的镁质矽卡岩型大型锡铁矿床,在构造上位于北东向展布的河源-广丰深大断裂带附近。以往研究认为,大顶锡铁矿矿床为同生沉积成矿或火山喷气成矿,并经历了花岗质岩浆热液叠加成矿(陈婉君和杨智荣,2008;郑昌平等,2009)。笔者最近对大顶锡铁矿床成矿花岗岩和矿石分别开展了锆石SIMS U-Pb和辉钼矿Re-Os测年,获得锆石SIMS U-Pb年龄为(189.0±1.5) Ma,辉钼矿Re-Os年龄为(186.7±1.2) Ma(袁顺达等,未发表数据),指示其成岩成矿作用均发生于早侏罗世。由于目前南岭地区可以确定的早侏罗世钨锡矿床仅此一例,因而其时、空分布格局还不明晰。但从其构造背景来看,南岭地区早侏罗世指示岩石圈伸展背景的岩石在桂北(贾小辉等,2014)、湘南(刘勇等,2010)、粤北(Yu et al., 2009)及赣南地区(Li and Li, 2007; Yu et al., 2010)均有分布,指示早侏罗世整个南岭地区均处于岩石圈伸展背景之下,因而区内早侏罗世的锡矿成岩成矿作用可能是区域岩石圈伸展的背景下构造-岩浆活动的产物。
1.3 中晚侏罗世钨锡成矿作用中-晚侏罗世是南岭巨量钨锡多金属富集成矿的重要时期,到目前已获得的年龄来看,除了湘南白云仙将军寨钨矿辉钼矿Re-Os年龄为(169.6±2.7) Ma(王永磊等,2009)外,西华山、大吉山、瑶岗仙、柿竹园、香花岭及芙蓉等主要的超大型、大型矿床的辉钼矿Re-Os、锡石U-Pb及云母Ar-Ar年龄均主要集中于160~150 Ma(毛景文等, 2004a, 2007, 2008; Li et al., 2004; Peng et al., 2006; Yuan et al., 2007, 2008a, 2011; 袁顺达等, 2012a, 2012b; 刘晓菲等,2012;Hu et al., 2012a, 2012b; Hu and Zhou, 2012; Mao et al., 2013; 原垭斌等,2014;Chen et al., 2014; 王志强等,2014)。空间上,这期成矿作用存在东西分区、北东呈带的分布格局;南岭东段的赣南、粤北及湘赣交界区域以钨成矿作用为主,矿化类型主要为石英脉型黑钨矿;而西段的湘南及桂东地区则是钨锡成矿并重,矿化以矽卡岩型为主。这期成矿作用在分布范围、强度和规模上均占据南岭钨锡成矿作用的主导地位,巨量钨锡多金属的富集成矿与该区构造体制转换、岩石圈伸展背景下,强烈壳幔相互作用密切相关(Li et al., 2007; Wu et al., 2011; Hu et al., 2012b),东北向与东西向断裂交汇部位往往是大规模成岩成矿作用的有利部位(毛景文等,2007),但也有部分中晚侏罗世花岗岩沿着先存花岗岩侵位通道侵入到晚侏罗世之前的花岗岩中成矿,如大吉山钨矿、邓阜仙钨矿、张家垄钨矿、锡田锡矿及荷花坪锡矿等,王登红等(2012, 2014)将这类成矿作用称为“体中体”,笔者将在后面钨锡矿床与多期次花岗岩空间格架及成因关系部分重点述及这类矿床及其找矿方向。
1.4 白垩纪钨锡成矿作用白垩纪的钨锡矿床在南岭地区分布较少,在赣东南会昌火山盆地,发育有岩背、淘锡坝、凤凰岽、苦竹岽、矿背及上湾等大中型锡多金属矿床(点),邱检生等(2006)获得与成矿有关的密坑山岩体锆石LA-ICP-MS U-Pb年龄为(136.0±1.7) Ma,而高精度成矿年龄数据较为缺乏,仅有的两个辉钼矿Re-Os模式年龄分别为(120.2±5.3) Ma和(114.0±1.6) Ma,全岩及石英Rb-Sr年龄为128~125 Ma(梅玉萍等,2007);区域上,许建祥等(2007)获得了寻乌铜坑嶂Mo-Sn-W-Cu-Ag矿6件辉钼矿Re-Os加权平均年龄为(133.77±0.65) Ma,与成矿岩体锆石LA-ICP-MS U-Pb年龄(138±1) Ma(苏慧敏等,2010)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考虑到不同测年方法的差异,铜坑嶂钼矿、岩背锡矿及区内其他钨锡矿床的成岩成矿作用可能主要发生于早白垩世,与相邻的武夷成矿带钼铅锌成矿时代接近(邱骏挺等,2011)。在南岭西段,余勇等(2014)获得花山-姑婆山岩体的南缘盐田岭岩体锆石LA-ICP-MS U-Pb年龄为(106±13) Ma,与之相关的珊瑚钨锡矿热液绢云母的Ar-Ar年龄为(103.6±1.2) Ma,长营岭钨锡矿白云母Ar-Ar年龄为102~100 Ma(肖荣等,2011),指示珊瑚钨锡矿田成岩成矿作用发生于早白垩世晚期;在湘南地区,Yuan等(2015)获得了界牌岭大型Sn-Be-F矿床成矿斑岩锆石U-Pb年龄为(90.5±0.9) Ma,云英岩型矿石白云母Ar-Ar年龄为(92.1±0.7) Ma,指示成岩成矿作用发生于晚白垩世,同时该矿床也是南岭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晚白垩世锡矿床。相对而言,南岭地区白垩纪钨锡成矿作用的强度和规模明显弱于侏罗纪,从时间分布上,尽管这些矿床均形成于白垩纪,但成岩成矿年龄不连续,且跨度范围较大(138~90 Ma);在空间上,寻乌、会昌地区正好位于南岭成矿带东缘与武夷成矿带西缘的交汇部位,锡多金属矿床主要产出于火山盆地内,这与整个武夷成矿带内以发育火山岩带及相关成矿作用相似,而与南岭主体地区以发育大规模中生代花岗质侵入岩明显不同;而南岭西段的白垩纪钨锡成矿作用则主要集中于早白垩世晚期至晚白垩世早期,与桂北地区的大厂锡矿(96~91 Ma,王登红等,2004;王新宇等,2015)及粤西银岩锡矿Ma,Zheng et al., 2016],及锡山钨锡矿床Ma,梅玉萍等,2013]在时间上更为接近。因而,南岭地区白垩纪钨锡成矿作用或许分别是武夷成矿带和右江成矿带白垩纪成矿延伸的结果。
1.5 钨锡成矿作用的空间分区南岭钨锡成矿作用不仅在时间上表现为多期次,而且不同区段矿种组合存在明显差异,以钦杭构造带为界,东段以广泛发育大型石英脉型钨矿,独立的或以锡为主的锡矿床很少(华仁民等,2008),而在钦杭带及其以西发育有一系列大型锡多金属矿床。另外,由于部分研究基于华南褶皱带涉及范围将南岭范围扩大到桂北至滇东南地区(华仁民等,2008;李建康等,2013),因而“南岭”钨锡矿的空间分布规律可以总结为“东钨西锡”(华仁民等,2010)。事实上,传统上定义的南岭地区最突出的特点为东段以发育石英脉型黑钨矿,而西段则形成一系列超大型矽卡岩型钨锡多金属矿,从金属储量对比来看,南岭东段的赣南地区钨储量为150万t(许建祥等,2008),而南岭西段仅在湘南地区除了锡的保有储量达115.46万t之外,钨的保有储量也达166.69万t(车勤建等,2005)。近年来,又在王仙岭地区发现水源山大型钨矿,在铜山岭地区发现超大型魏家钨矿(赵盼捞等,2016;Zhao et al., 2016),在南岭西界苗儿山-越城岭地区亦发育云头界等一系列钨多金属矿床(点),因而南岭西段也是钨成矿的有利地带。最近在赣西北发现了大湖塘和朱溪两大世界级钨多金属矿床,因而王登红等(2012)根据最新的资源分布格局进一步总结整个华南地区钨锡资源分布格局为“东钨西扩,南钨北扩”,对区域成矿作用研究及找矿勘查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总体来讲,南岭地区的锡多金属矿床多集中于南岭西段尤其是钦杭构造带及西侧,一些学者认为南岭西段花岗岩浆沿着钦杭深断裂带侵位的过程中,强烈的壳幔相互作用是大规模锡成矿的重要原因(赵振华等,2000;华仁民等,2010),而He-Ar同位素的示踪结果显示,无论是南岭东段的钨矿还是西段的钨锡矿,成岩成矿过程中均有地幔物质的参与(Li et al., 2007; Wu et al., 2011; Hu et al., 2012b; Wei et al., 2012);而从花岗岩的物质来源方面,Guo等(2015)认为即使是钦杭构造带内的千里山花岗岩的形成仍以古老地壳物质的部分熔融为主,幔源物质的参与较少。但南岭西段的成矿花岗岩主要沿着郴州-临武深大断裂带分布,大多具有A型花岗岩的特征(朱金初等,2008;蒋少涌等,2008;Chen et al., 2014, 2016),这与南岭东段成矿花岗岩明显不同。因而,南岭钨锡成矿花岗岩物源主体为壳源,大规模成岩成矿作用与不同程度的壳幔相互作用密切相关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但不同区段壳幔相互作用的强度差异及其对南岭西段巨量锡富集成矿作用的制约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1.6 钨锡矿床与多期次花岗岩的空间格架及成因关系从钨锡矿床与花岗岩的空间关系来看,尽管南岭地区绝大多数钨锡多金属矿床与出露面积较小的花岗岩株或岩枝密切相关,但随着骑田岭大花岗岩基南部芙蓉超大型锡矿的发现,大花岗岩基成矿受到广泛关注。南岭之名来自于地理上的五大花岗岩山岭,尽管大花岗岩基的绝对数量较少,但总出露面积大,因而围绕这些大花岗岩基开展找矿工作是该区找矿勘查工作的重要内容。最近在彭公庙加里东期大花岗岩基南缘发现了张家垄、杨梅坑及圳口等大中型钨矿,在桂东加里东期大花岗岩基内部发育有流源锡矿和竹园里钨矿,在苗儿山-越城岭、都庞岭、海洋山、锡田及邓阜仙花岗岩基周缘也发育有一系列钨锡矿床,指示了南岭地区大花岗岩基及其周缘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然而,南岭地区的大花岗岩基为由多期次花岗岩组成的复式岩体,因而明确大岩基周围钨锡矿床与区内不同期次花岗岩的时间及成因关系对于区域找矿勘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在开展成岩成矿年代学研究时,需要考虑不同测年方法的适用性及影响同位素年龄的因素,如南岭地区成钨锡花岗岩中的锆石多为高U锆石,高U含量容易破坏锆石晶格导致Pb的丢失而导致年龄数据较为混乱;而钾长石K-Ar封闭温度很低( < 150℃),容易导致放射成因Ar丢失,不适合侵入岩的测年(高晶晶和刘玉琳,2006);同样地,Rb-Sr同位素体系也容易发生放射成因Sr丢失而导致Rb-Sr年龄偏低(Walraven et al., 1990; 彭建堂等,2007);更为重要的是,在采用流体包裹体Rb-Sr测年方法定年时,如何排除多期次流体包裹体形成混合年龄更为关键。因而,采用可靠的同位素测年方法获取成岩成矿年龄是合理解释成矿年代学数据的前提。目前,辉钼矿Re-Os测年已成为直接测定南岭地区钨锡成矿年龄的有效手段之一(李红艳等,1996;Peng et al., 2006;姚军明等,2007;李光来等,2011;袁顺达等,2012a;刘晓菲等,2012),但由于Mo在流体中迁移的地球化学行为与W较为相似,而与Sn明显不同(华仁民等,2008),导致辉钼矿多与黑钨矿或白钨矿共生,而较少与锡石共生,因而辉钼矿的Re-Os年龄通常可以代表区内钨成矿年龄,但并不一定指示锡成矿年龄。但最近新开发的锡石U-Pb测年法则可以直接、精确测定锡成矿年龄(刘玉平等,2007;袁顺达,2007;Yuan et al., 2008a, 2011;袁顺达等,2010)。将辉钼矿Re-Os、锡石U-Pb、云母Ar-Ar、白钨矿Sm-Nd、黑钨矿U-Pb及锆石U-Pb等测年手段相结合,可以精确厘定成岩成矿时限,对理解南岭地区复式花岗岩基周缘多期次钨锡成矿作用及指导区域找矿勘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如蔡明海等(2006)根据荷花坪矿区辉钼矿Re-Os年龄(224.0±1.9) Ma,认为荷花坪锡矿形成于晚三叠世;而Zhang等(2015)通过系统的辉钼矿Re-Os、锡石U-Pb、云母Ar-Ar及锆石U-Pb测年,明确了荷花坪矿区存在晚三叠世和晚侏罗世两期成岩成矿事件,晚三叠世以钨钼成矿作用为主,与王仙岭印支期花岗岩存在密切的成因联系,而晚侏罗世发育荷花坪大型锡矿,与区内隐伏的晚侏罗世荷花坪黑云母花岗岩有关。
芙蓉锡矿以往被认为是大花岗岩基成矿的典型代表,学界对其成因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王登红等,2003;毛景文等,2004a;Zhao et al., 2005; 彭建堂等,2007;李鸿莉等,2007;蒋少涌等,2008;Yuan et al., 2008b;2011)。以往的研究将骑田岭大花岗岩基的主体划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以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为主,主要分布在岩体东部、北部和西部;第2阶段则发育黑云母花岗岩,主要分布于岩体的中部和南部。也有研究认为,骑田岭岩体主体由早期的菜岭单元和晚期的芙蓉单元构成(朱金初等,2009),二者岩石特征相似,均含有角闪石(Zhao et al., 2005)和榍石(谢磊等,2008)。笔者最近对芙蓉锡矿的野外考察发现,骑田岭岩体南部芙蓉锡矿的露天采场揭露的花岗岩与碳酸盐岩和矽卡岩的空间接触关系显示,骑田岭岩体南部也发育有中粗粒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在粗粒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与碳酸盐岩接触带广泛发育大理岩而缺失矽卡岩;而细粒的黑云母花岗岩侵入到中粗粒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内部和碳酸盐岩围岩中,并在细粒花岗岩与围岩接触带发育矽卡岩型矿化,形成了芙蓉矿田规模最大的19号矽卡岩型矿体,镜下观察可见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不含角闪石和榍石,局部发育内矽卡岩,指示芙蓉锡矿与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存在密切的成因联系,这为芙蓉锡矿的岩浆热液成因提供了直接的地质证据。另外,骑田岭岩体北缘的新田岭大型钨钼矿床的成矿花岗岩也并非骑田岭岩体早阶段出露面积最大的中粗粒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而是细粒白云母花岗岩(陈骏等,2008;王汝成等,2008)。
近年新发现的张家垄大型钨矿位于彭公庙加里东期花岗岩基的南缘,被认为是加里东期成矿的代表。而笔者最近获得加里东期岩体内部云英岩型钨矿化的花岗岩锆石SIMS U-Pb年龄为(441.3±2.4) Ma,辉钼矿Re-Os年龄为(160.4±2.2) Ma(袁顺达等,未发表数据),表明该区钨钼成矿作用发生于晚侏罗世,进而指示成矿可能与区内隐伏的晚侏罗世花岗岩有关,而彭公庙加里东期花岗岩仅仅作为成矿的围岩。同样地,在南岭西段的海洋山、苗儿山-越城岭、都庞岭等加里东期大花岗岩基周缘发现的钨锡矿床多被证实为印支期成岩成矿事件的产物,即使牛塘界矿床白钨矿Sm-Nd年龄指示其形成于加里东期,但在成因上亦与加里东期豆乍山花岗岩株有关(杨振等,2014),而非大面积出露的加里东期岩基。产出于湘东南邓阜仙和锡田花岗岩基周缘的邓阜仙钨矿和锡田锡矿也均被证实形成于晚侏罗世(蔡杨等,2012;郭春丽等,2014)。尽管Liu等(2016)获得锡田矿区辉钼矿Re-Os年龄为(225.5±3.6) Ma,指示区内有印支期的成矿作用,但从矿石的矿物共生组合来看,这一年龄数据更可能代表印支期钨、钼的成矿年龄而非锡成矿年龄。在赣南大吉山钨矿区,大面积出露的为印支期的五里亭花岗岩基(出露面积约100 km2,张文兰等,2004),而钨矿成岩成矿作用则集中于中晚侏罗世(张思明等,2011),与成矿有关的花岗岩为隐伏的高分异花岗岩枝(华仁民等,2003;陈骏等,2008;张思明等,2011)。
综合上述,南岭地区大面积出露的花岗岩基基本上不能直接形成钨锡矿床,而岩体内部发育的同期或晚期的高演化、富挥发分的小岩株(枝)才可能与其周缘钨锡矿床有密切的成因联系,这与徐克勤等(1963)基于华南加里东期大花岗岩基的研究,提出的华南加里东旋回的花岗岩浆活动与钨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无关的认识相一致,因而在南岭大花岗岩基周缘找矿勘查过程中应注重这类花岗岩及其与围岩接触带部位的勘查工作。
2 钨锡成矿花岗岩的矿物学、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找矿指示南岭中生代与钨锡成矿有关的花岗岩的成因一直是区内成岩成矿作用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对花岗岩的成因还存在几种不同认识:①徐克勤等(1982)较早将南岭与钨锡成矿有关的花岗岩称为“改造型”花岗岩,由于这类花岗岩通常具有高的ISr和低的εNd,以及较古老的Nd模式年龄(袁忠信和张宗清,1992;陈江峰等,1999;Shen et al., 2000),主要成岩物质来源于该区中元古代基底岩石(凌洪飞等,1992;王德滋和沈渭洲,2003),因而又称为壳源花岗岩或S型花岗岩(华仁民等, 2003, 2007;王德滋,2004);②由于南岭西段成钨锡花岗岩通常具有高的TFeO/(TFeO+MgO)值,高总碱,高Ga/Al(10000 Ga/Al>2.6)值,高Zr+Nb+Y+Ce含量(>350×10-6)及高Y/Nb值(>1.2)等地球化学特征,总体上沿北东郴州-临武深大断裂带分布,许多学者又将其视为一条北东向的A型花岗岩带(蒋少涌等,2008;毕献武等,2008;朱金初等,2008;Chen et al., 2016);③根据南岭成钨锡花岗岩P2O5与SiO2含量通常呈弱的负相关性,这类花岗岩又被称为高分异Ⅰ型花岗岩(李献华等,2007;Guo et al., 2015)。此外,也有研究者将这类花岗岩称为高分异Ⅰ-S过渡型花岗岩(Guo et al., 2012)。综上,南岭地区钨锡多金属成矿作用可与S型或A型、Ⅰ型花岗岩建立成因联系,甚至同一岩体既有学者视为A型花岗岩,也有学者视为分异的Ⅰ型花岗岩,如骑田岭岩体(李献华等,2007;朱金初等,2008;毕献武等,2008;蒋少涌等,2008),因而仅仅从花岗岩的成因类型上,很难将成矿花岗岩与不成矿花岗岩区分开来。
有效识别成矿钨锡花岗岩的矿物学及地球化学特征,对区域找矿勘查工作部署很重要,对矿床成因的理解亦具有重要意义。如Zhao等(2005)认为骑田岭岩体菜岭单元与芙蓉单元均为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具有较高的氧逸度,而李鸿莉等(2007)则认为骑田岭岩体主要由早阶段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和晚阶段黑云母花岗岩组成,前者具有较高的氧逸度,后者则具有相对较低的氧逸度,将二者分别视为成矿岩体,可以对芙蓉锡矿的成因产生不同认识(Zhao et al., 2005, 2012; 李鸿莉等,2007;彭建堂等,2006;Yuan et al., 2008b, 2011)。
2.1 钨锡成矿花岗岩的矿物学标志王汝成等(2008)指出,从矿物学角度来建立含矿花岗岩的判别标志,既方便又经济,尤其是矿物微区分析技术(电子探针、LA-ICP-MS、微区X射线衍射仪、FT-IR及拉曼光谱)等的快速发展,为精细研究矿物学特征提供了有力保障。王汝成等(2008, 2011)的研究表明,无论是造岩矿物,还是副矿物,都可以作为花岗岩钨锡成矿能力的判别标志,指出云母、榍石、金红石、锡石是含锡花岗岩的重要含锡矿物,而白钨矿、黑钨矿、钨铁铌矿(铌黑钨矿)及金红石是含钨花岗岩的特征性含钨矿物。王汝成等(2011)通过对比研究含锡花岗岩和不含锡花岗岩榍石锡含量发现,含锡花岗岩榍石具有明显较高的锡含量。这些矿物学研究,为有效识别钨锡成矿花岗岩提供了重要的矿物学信息(Xie et al., 2010; Wang et al., 2013)。
然而,Sn在岩浆体系中主要以Sn4+替代Ti4+和Fe3+进入黑云母和榍石等含锡矿物相中,因而只有在相对氧化的岩浆体系中,才有利于Sn进入岩浆造岩矿物或副矿物中;Wones(1989)也指出,榍石和磁铁矿的存在指示花岗岩具有相对高的氧逸度。另外,原生锡石也是岩浆高氧化条件的重要矿物学标志(Pichavant et al., 1996)。而传统认识是还原型花岗岩有利于锡成矿,在还原条件下,Sn主要以Sn2+形式在岩浆结晶分异过程中进入残余熔/流体相(Blevin and Chappell, 1992)。因而,深入研究岩浆体系内含锡矿物晶体相和与之平衡的熔体相及之后熔/流体相间成矿元素的分配行为,可为成锡花岗岩矿物学标志的建立及深入理解矿床的成因提供重要依据。
另外,尽管锡石、白钨矿及黑钨矿等可以作为成矿花岗岩的矿物学标志,但在花岗岩中往往也可以发育大量热液成因的锡石、白钨矿及黑钨矿;尽管王汝成等(2008, 2011)从矿物共生组合及这些矿物与造岩矿物的接触关系方面给出了重要的判别依据,但有时同一接触关系或共生矿物组合可能具有多解性,这给找矿勘查工作带来了困难。对伟晶岩矿床已有的研究表明,锂辉石和绿柱石等矿物中均可以发育丰富的熔融包裹体,在钨锡成矿花岗岩中,锡石和白钨矿均为透明矿物,黑钨矿也可以在红外显微镜下开展包裹体岩相学研究,而熔融包裹体的存在,可能为这些矿物的岩浆成因提供重要依据,因而今后在开展钨锡成矿花岗岩矿物学研究工作中,这类矿物熔融包裹体的研究可能对建立成矿花岗岩的矿物学标志具有重要意义。
2.2 钨锡成矿花岗岩的地球化学标志花岗岩的成矿能力不仅体现在矿物学特征上,其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特征亦可以为判断花岗岩成矿能力提供重要信息(Tischendorf,1977)。研究表明,尽管南岭成钨锡花岗岩可以有多种成因类型,但这些花岗岩无疑具有很多一致的地球化学特征,在主量元素组成上,成钨锡花岗岩通常具有高硅、富碱、富铝,贫钙、镁,较低的Fe2O3/FeO+Fe2O3值,富集F、B等挥发分等特征(毛景文等, 1995, 王联魁等,2000);在微量元素组成上则以富集Rb、Th、U、Zr、Hf和Ga,强烈亏损Ba、Nb、Sr、P、Eu、Ti,高的Rb/Sr、低Zr/Hf和Nb/Ta值为特征,稀土配分特征呈强烈Eu负异常,具有明显的四分组效应(Masuda and Akagi, 1989; Maruéjol et al., 1990; Liu et al., 1999; Zhao et al., 2002),指示花岗岩浆经历过高度分异演化过程(Webster et al., 1997; 华仁民等,2003),也有人将这类花岗岩称为“稀有金属花岗岩”(甘晓春等,1992)。因而成矿花岗岩和不成矿花岗岩通常可以在Rb/Sr-K/Rb和Nb/Ta-Zr/Hf图解中被明显区分开来(Ballouard et al., 2016; Yuan et al., 2017, Under review)。显然,上述从矿物学、主、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等方面对成矿信息的提取,与划分花岗岩的成因类型对研究稀有金属成矿作用及找矿勘查部署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近,陈骏等(2008)依据花岗岩的岩石学、地球化学及其矿化特征,将南岭地区稀有金属花岗岩进一步划分为含钨花岗岩、含钨锡花岗岩和含铌钽花岗岩。从岩石类型上,成锡花岗岩主要为黑云母花岗岩,成钨或钨锡花岗岩以二云母花岗岩为主,而成Nb-Ta或Sn-W-Nb-Ta花岗岩主要为钠长花岗岩(陈骏等,2008);在地球化学特征上,陈骏等(2008)认为,含钨花岗岩多呈铝过饱和、低的Ba+Sr和TiO2、低的LREE/HREE、富Y和Rb及高的Rb/Sr值、强烈负Eu异常及高度分异的特征;而含锡钨花岗岩通常呈准铝-弱过铝质、具有高的TiO2、高LREE/HREE和CaO/(K2O+Na2O)、富集高场强元素、高的Ba+Sr和Rb,相对低的Rb/Sr值和较低的分异演化程度;含铌钽花岗岩则表现为强过铝质,高的Al2O3/TiO2、Rb/Sr值,低的TiO2和CaO/(K2O+Na2O)、贫Ba+Sr、REE及高场强元素,明显富集Rb和Nb及高度分异演化的特征。这些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特征的认识,对研究该区稀有金属成矿作用及找矿勘查具有重要意义。但成钨锡花岗岩往往是多期次、多阶段侵位的复式花岗岩或花岗质杂岩体中的某一岩相,因而在开展对比研究时一定要选择时、空及成因上与成矿具有密切关系的岩相,如骑田岭大岩基中早期具有较高氧逸度的准铝质的含榍石的中粗粒角闪石黑云母花岗岩以往被视为成锡钨花岗岩,而对芙蓉锡矿屋场坪露天采场揭露的接触关系研究显示,芙蓉锡矿与晚期缺乏角闪石和榍石的低氧逸度过铝质细粒黑云母花岗岩(李鸿莉等,2007;毕献武等,2008)密切相关;另外,荷花坪锡矿在空间上,产于王仙岭岩体的东南缘,因而王仙岭岩体亦被视为成锡钨花岗岩。然而,最近Zhang等(2016)的研究显示,王仙岭电气石花岗岩与水源山等印支期钨矿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而荷花坪锡矿则形成于晚侏罗世,与隐伏的黑云母花岗岩有关。因而,针对钨锡稀有金属成矿花岗岩的矿物学及地球化学特征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尤其需要从岩浆源区性质、演化过程及其对钨锡稀有金属成矿差异的制约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从机理上将矿物学、岩石地球化学特征与成岩成矿过程联系起来,将有助于建立成矿花岗岩的矿物学及地球化学识别标志,进而有效推动区域找矿勘查工作部署。
3 钨锡多金属矿床组合模型及深部找矿方向初探与花岗岩类侵入有关的热液流体在运移和演化过程中,伴随着流体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往往会形成有规律的蚀变矿化分带,基于这种分带构建的矿床蚀变分带模型及矿床组合模型在过去几十年的找矿勘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斑岩型矿床模型、斑岩-矽卡岩或斑岩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组合模型。近年来,中国在沙坪沟、岔路口等超大型斑岩钼矿勘查过程中,浅部或外围铅锌矿床(点)均提供了重要找矿线索,是矿床组合模型指导找矿的典范。
中国作为钨锡资源大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基于南岭东段石英脉型黑钨矿床的空间分带特征总结出了“五层楼”模式(广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932队,1966),并在找矿勘查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基于危机矿山最新的找矿勘查成果,曾载淋和田幽军(2006)、许建祥等(2008)将“五层楼”模式拓展为“五层楼+地下室”模式,华仁民等(201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南岭钨矿“上脉下体”成矿模式,这些矿床模型的完善和发展,又在南岭东段找矿实践中发挥了作用,相继指导发现了八仙脑、金银庵及南坑山等多处大中型钨矿床(陈国栋,2006)。南岭西段则以发育大规模的矽卡岩型钨锡多金属矿床为特征,其蚀变矿化分带与Meinert等(2003, 2005)和Meinert(1987, 1992, 1997)总结出的经典矽卡岩蚀变矿化分带类似,这对区域找矿勘查也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柿竹园超大型W-Sn-Mo-Bi 4个矿带的划分(陈毓川等,1989)与典型矽卡岩蚀变矿化分带模式相一致,而且柿竹园超大型W-Sn-Mo-Bi矿床的发现过程中,出露地表的大理岩中的网脉状矿化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种网脉状矿化与经典矽卡岩矿床模型中远接触带发育的流体逃逸构造相类似(Meinert et al., 2005),因而柿竹园矿床也可以算是矿床模型指导找矿的重要范例。最近,毛景文等(2009)基于柿竹园矽卡岩型W-Sn-Mo-Bi矿床与外围Pb-Zn-Ag矿的成因联系,构建了矽卡岩型钨锡多金属矿的矿床组合模型,并指出矽卡岩型W-Sn多金属矿与外围Pb-Zn-Ag矿可以互为找矿指示,为区域找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然而,在应用这些模型指导找矿勘查的过程中,需要结合不同地段特定的地质条件进行评价,如洪都拉斯EI Mochito地区,由于岩体侵位较深(> 4 km,0.13 GPa),在伸展背景下,岩浆热液流体沿着高角度正断层向上运移可以形成远端矽卡岩型铅锌矿(Samson et al., 2008; William-Jones et al., 2010);Palinkaš等(2013)对科索沃Trepča远端矽卡岩型铅锌银矿流体包裹体、稳定同位素及地质温度计计算亦显示,成矿深度可达3.3 km(110 MPa),因而与之相关的岩浆岩的侵位深度极有可能大于4 km。这些矿床实例说明,岩体侵位深度对矽卡岩型矿床的空间分布范围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此外,大量的研究显示,远端矽卡岩型铅锌矿往往以发育富Mn矽卡岩矿物为特征(Einaudi et al., 1981; Meinert et al., 2005; Palinkaš et al., 2013),这对于研究远端矽卡岩成因及其对铅锌找矿勘查的指示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富F岩浆体系相关的矽卡岩矿床中,由于F的富集可以将花岗岩的固相线温度降低至525℃(Webster,1987),导致出溶的初始流体具有相对较低的温度,此时Pb-Zn-Ag等低温元素可以与Cu等高温元素一起在离岩体较近的近端矽卡岩中沉淀成矿(Chang and Meinert, 2004,2008),并且可以形成大规模的内矽卡岩矿体,当这类花岗质岩浆浅侵位时,可能指示深部具有高F斑岩型钼矿找矿潜力(Chang and Meinert, 2008)。
南岭钨锡成矿带成矿花岗岩多为富F体系,尽管带内钨锡矿与外围铅锌矿及高F花岗岩均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但相邻的钨锡矿与铅锌矿是否源于同一热演化中心,这对找矿勘查具有重要意义。如湘南千里山岩体附近发育有以柿竹园钨锡钼铋矿为代表的数十个钨、锡、铅锌矿床,像玛瑙山、蛇形坪等铅锌矿与邻近的钨锡矿床相距可在3~4 km以上,针对这类矿床之间的热演化关系,系统研究岩浆侵位深度、矿区构造条件及不同类型矿床之间的矿化蚀变分带关系,对于理解其热演化过程及判断热液流体演化中心具有重要意义。最近在千里山岩体周缘的玛瑙山、妹子垄及牛角垄等铅锌矿床深部发现了一系列大中型钨锡矿体,亦指示该区可能存在多个热演化中心;类似地,在香花岭锡矿外围鸡脚山铅锌矿深部也发现有达大中型规模的矽卡岩型锡多金属矿体。因而,南岭地区远离钨锡矿的铅锌矿床的深部应是勘查近花岗岩体钨锡矿的有利部位。
另外,由于南岭钨锡成矿花岗岩多为富F体系,出溶的成矿流体亦多为富F流体,这得到许多矿床发育大量萤石、黄玉等富F矿物的证实。这类富F流体易于与硅酸盐发生反应,不仅能形成内矽卡岩型矿化(Chang and Meinert, 2008),而且当岩体侵位深度较大时可以在岩体顶部半封闭空间内发育蚀变花岗岩型或云英岩型钨锡多金属矿化。事实上,近年来针对石英脉型钨矿提出的“五层楼+地下室”模式中的“地下室”及“上脉下体”模式中的“下体”多为岩体内部蚀变花岗岩型矿体,类似的矿化也可在南岭西段矽卡岩型矿床深部出现,如在湘南许多钨锡矿床深部成矿岩体顶部也广泛发育云英岩型钨锡矿化,如千里山岩体周缘的柿竹园面状云英岩型矿带、大吉岭云英岩型钨矿及玛瑙山矿区深部云英岩型钨锡矿、香花岭矿区及芙蓉矿区均有云英岩型或蚀变花岗岩型矿体的产出。最近,王登红等(2010)将“五层楼+地下室”模式进一步推广应用于其他类型矿床,对深部找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笔者认为,矿床组合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应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成因联系,如湘南芙蓉锡矿和荷花坪锡矿这类晚期岩体侵位于早期花岗岩体内部形成的矿床,仅仅是在偶然的地质条件下不同期次花岗岩浆沿着同一构造通道侵位成矿的结果,因而很难基于浅部或外围含矿信息指导深部找矿工作,不宜作为“五层楼+地下室”模型中典型的“地下室”案例。
4 认识与展望(1) 南岭成矿带中生代钨锡成矿作用可以划分为4期:晚三叠世(230~210 Ma)、早侏罗世(190~180 Ma)、中-晚侏罗世(160~150 Ma)及白垩纪(140~90 Ma)。其中,晚三叠世钨锡矿尽管遍及全区,但西段明显强于东段,矿种组合表现为钨锡并重,但钨矿分布范围更广,矿床(点)占据绝对优势,多以单个岩体为中心成群成带分布。早侏罗世锡矿目前仅有粤北大顶锡铁矿床,因而其空间分布格局还不明晰,但可以确定其成岩成矿作用主要形成于区域岩石圈伸展背景之下。中晚侏罗世大规模钨锡成矿作用与区域岩石圈伸展背景下强烈的壳幔相互作用密切相关,但不同区段壳幔相互作用强度及其对东段以钨为主而西段钨锡并重的资源分布格局的制约机制仍需持续深入研究。而白垩纪的钨锡成矿作用时间跨度较大,早白垩世早期钨锡矿床主要集中分布于南岭成矿带与武夷成矿带的结合部位,而早白垩世晚期-晚白垩世早期的钨锡矿床则分布于南岭西段与右江锡矿带结合部位,但矿种组合均以锡为主,二者源区物质组成及成岩成矿的深部地球动力学过程有待深化研究。
(2) 花岗岩的矿物学、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可以作为重要的找矿标志,但仍需从机理上将花岗岩的矿物学及岩石地球化学特征与成岩成矿过程相联系。笔者通过对比研究,认为南岭地区的大花岗岩基不能直接成矿,而与之相关或后期高分异的花岗岩株(枝)可能是大岩基内部及周缘钨锡矿床的成矿岩体。直接利用辉钼矿(Re-Os)、锡石和黑钨矿(U-Pb)及白钨矿(Sm-Nd)等矿石矿物开展高精度测年,可以有效识别该区多期次钨锡成矿作用,对指导区域找矿勘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 矿床组合模型可以对深部找矿提供重要指导,在远离钨锡矿及花岗岩体的铅锌矿深部具有寻找钨锡矿的潜力,而高F钨锡成矿体系的深部有利于寻找蚀变花岗岩型或云英岩型钨锡矿。
(4) 南岭钨锡矿床的时空分布格局、成矿花岗岩成因及成岩成矿背景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对成岩成矿过程的定量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Nb-Ta-W-Sn多金属在岩浆热液演化过程中富集过程及分带成矿机制等仍需要深化研究。近年来,随着LA-ICP-MS矿物微区和单个包裹体微量物质组分分析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成岩成矿过程的定量研究将有望成为研究南岭地区钨锡成矿作用的重要方向。
致谢: 成文过程中,华仁民教授、毛景文研究员、彭建堂研究员、张怡军高级工程师及王旭东博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审稿人提出了诸多有益建议,在此一并表示由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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