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铸教授(1895—1979)是中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又是中国老一辈的地质教育家。他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留校任教，1937—1952年任地质学系主任，对中国地质人才的培养、对北大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孙云铸，字铁仙，1895年出生于江苏高邮，1914年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6月毕业，是北大地质学系第二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在地质调查所兼职(直至1933年)。

1920年，美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A.W.Grabau)应聘来北大任教，孙先生是葛利普教授来华后的第一位助手。葛利普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高等古生物学、高等地层学等课程，从二年级到四年级都有他的课，孙先生给他做助教；葛利普教授多次给学生讲演，孙先生常做翻译。其文章《化石及其生成》1921年及1923年先后刊登在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的《会刊》上，也是孙先生翻译的。1923年，孙先生也给学生讲过“古生物学在近代科学上之地位″，尔后发表在《科学》杂志第8卷第4期(1923年)上。

在葛利普教授的指导下，作为年轻教师，孙先生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23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孙先生提交了2篇论文：《Upper Cambrian of Kaiping Basin》及《Upper Cambrian fossils from Fengtien》，刊登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2卷第1-2期上。1924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时，孙先生又提交了2篇论文摘要：《Relationship of the Ordovician Strata of the Kaiping Basin》及《Cambrian Fossils from Linchen，Chili》，刊登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3卷第l期上。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孙先生1924年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卷第4册上的《Contributions to the Cambrian Fauna of North China》，是中国学者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葛利普教授非常高兴，著文祝贺，并特意在寓所举行集会庆祝。1925年孙先生在《Pan—America Geologists》第43卷上，还发表了一篇《Late Cambrian Faunas of Kaiping Coal Basin. China》。5年中发表了这么多研究成果实在不容易。

1926年5月24日至31日，第14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孙先生作为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的代表参加会议，并向大会提交论文《Cambrian，Ordovician and Silurian of China》，该文被编入会议论文集。孙先生还被选为这次大会的副主席兼地层组(第三组)主席。

经葛利普教授推荐，孙先生于1926年赴德国哈勒(Halle)大学，师从华尔特(J.Walther)教授学习，1927年通过了有关三叠纪菊石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旅欧期间，还在德、法、比、英、捷、瑞典等国进行野外地质考察，并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地质研究。这些都为孙先生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大地质学系的化石标本，原多从国外购进，外国商人往往取巧贩卖，从中牟利。孙先生痛感祖国科学落后受人欺凌，他在欧洲留学时在各地注意采集标本，所获甚丰，且多上品，回国后，他将这些标本赠送给北大地质学系。

孙先生回国后，1929年被聘为地质学系教授。这时，他的课程很多，例如1928～1929学年第二学期，他与葛利普教授共同讲授地史学，并上实习课；葛利普教授讲高等地层学，孙教授上实习课；孙教授另开授“中国标准化石”及“世界地质”两门课。“中国标准化石”后来改为“标准化石”，是在中国大学地质系中第一次开设的一门课程。孙教授经常开设的课程有：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高等古生物学、高等地层学、标准化石、世界地质等。往往一学期同时上3～4门课，还有2～3次课外辅导答疑，工作量是很大的。孙教授经常带学生野外实习，每次实习除学生学有收获外，在地质上往往都有所发现。

上世纪30年代，孙先生被聘为研究教授。在《北京大学周刊》(1935年3月30日)所载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报告”中报道了l934学年度上学期各研究教授研究工作的情况，孙教授的研究成果：(一)出版者：①《中国南部奥陶纪之三叶虫化石》(载《中国古生物志》乙种7号第l册)；②《中国奥陶纪及志留纪之笔石化石》(载《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4号第1册)；(二)待出版者：①《中国北部晚寒武世地层及化石》，约115页，图版10，6月间可出版；②《冶里灰岩之下奥陶统笔石》，56页，图版4，将出版；③《西山寒武纪地层及化石》，4页，图版2，将出版；④《中国泥盆纪珊瑚化石》，已制成薄片650片，正在研究中，明年可望出版。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孙教授的研究工作可谓成果丰硕。

1934年，孙教授代表北大参加秦岭考察团。1935—1936年趁北大安排科学休假之机，孙教授再度出国考察，主要在波罗的海沿岸、芬兰、瑞典、挪威北部，研究地层和构造，并赴美国科迪勒拉山和落基山研究地质，结识了许多学者。

上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设校务会议，孙教授于1931～1936年间(除1935年出国外)，每年都被选为理学院代表之一参加校务会议。他还多次担任《自然科学季刊》、《北京大学月刊》的编委，并发表文章，如“中国研究古生物之历史”^{① 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第l卷第l期，1929年。}、“河北石门寨下古生代之研究”(与胡伯素合著)^{②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第3卷第1期，1931年。}等。

二

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5月迁昆明，称西南联合大学。这段时间孙教授担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并先后兼任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主任、学校建筑设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期间，条件非常艰苦，但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孙教授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对野外实习和实践环节是很重视的。系里规定，野外实习合格方可作论文。各种课程都在星期五以前安排，星期六及星期日多在附近作野外实习。规定地质测量为必修课，四年级用充分的时间作毕业论文，尤注意地质图之绘制、地层之确定及矿产之分布。1941年12月出版的《地质论评》曾报道：“现设备虽无北平时代之完善，但云南各种地层皆甚发达，可谓一理想之天然实验室，是以补室内仪器之缺乏。故目前虽经费拮据，而系中对野外实习仍极重视，各班于上学期中均曾多次举行。”“如二年级同学除在昆明市郊作地质初步观察多次外，最近由孙云铸先生亲自率领往二村实习，并发现寒武纪之古杯化石。”

当时的研究工作是结合西南特别是云南的建设和矿产工作进行的。1938年，当局成立西南经济调查合作委员会，学校请了7位教授代表学校参加，孙云铸教授即为其中之一。1942年，系里与云南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矿产调查委员会，孙教授兼任主任委员。1943～1944年，他担任云南大理等5县地质调查队队长，1944～1945年任横断山脉(保山地区)地质调查队队长。那时，学校与矿业部门、建设部门合作开展了许多地质工作，例如，易门铁矿、一平浪煤矿、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滇中铁矿、富源锑矿、叙昆铁矿及滇缅铁路沿线地质调查等。师生们对云南的地层及构造作过大量调查和研究，对云南矿产的调查，如煤、铁、铜、锡、铅、汞、磷等资源，都有新的发现。教授们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孙教授发表的论文有：《云南西部之奥陶纪海林檎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滇缅古地槽》等。

193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40周年，在纪念论文集中，刊载了孙教授2篇文章：《On the Occurence of Fengshanian(the Late Upper Cambrian)Trilobite Faunas in Western Yunnan》及《The Uppermost Permian Ammonides from Kwangsi and Their Stratigraphical Signifi—Cance》。

1946年5月北京大学回到北平。孙云铸教授仍任地质学系主任，主持系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复员后一方面延聘教员，一方面恢复实验室。教学工作方面，学生仍分为地质古生物组和岩石矿物组2组，除按原来计划培养学生外，还增设了一些新课，如X光结晶学、古植物学、人类古生物学和中国地质等。科学研究工作仍很活跃，附设在系的地质研究所分为3组，即地质组、矿物组、新生代组，对云南的地层古生物材料、云南地质、云南禄丰龙、华南更新世洞穴堆积中的动物群、华南一部分花岗岩、华北大型构造等进行研究。孙教授的重要论文《关于中国寒武纪地层界线问题》于1948年发表在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8号上。

194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出版了纪念论文集，孙先生负责地质学卷的编辑工作，他的论文《Problems of the Palaeozoic Stratigraphy of Yunnan》也收入该论文集。

1948年8月25日至9月7日，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在伦敦召开，孙云铸和马杏垣代表北大参加，各提交了一篇论文《The Pacific—A Main Centre of Dispersal of Early Palaeozoic Life》。孙云铸还代表北大和中国古生物学会参加同时举行的国际古生物学协会会议，并当选为国际古生物学协会副主席(任期1948～1952年)。会后，孙教授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各地访问和地质考察3个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孙云铸教授继续担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他与全系教职员一起，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进行教学改革，使教学工作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以培养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地质专门人才。系里还加强了教学研究工作，1950年10月，成立了古生物地史教学研究指导组，孙云铸教授兼任主任，其他教研组也相继成立。

孙教授是北京大学博物馆委员会的主委。1949年4月14日，为扩充馆址，迁到东厂胡同2号，先后开辟了4个陈列室，11月间又扩充为6个陈列室。地质矿产陈列室中有：①地球的构造和地壳；②从猿到人；③中国矿产；④地质图及说明。还有2座模型，一是华北资源模型；一是云南大理区(横断山脉之一部)地质模型。1949年12月又迁回沙滩校本部。孙教授为此操劳很多。

1952年院系调整后，孙先生任中央地质部教育司司长，1960年任地质科学院副院长。1952年以后，孙教授虽然离开了北大，但对北大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仍很关心，不时提出指导性意见。1955年北大地质学专业恢复招生，孙先生为此也尽了力。60年代，孙先生已是高龄，还到校给古生物地层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三叶虫专题课，并举荐学者到系兼课。

三

孙云铸先生在长期任教过程中，始终将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1920年开始从事古生物学及地层学研究，著作宏丰，出版了专著6册(三叶虫3册，笔石2册，珊瑚l册)，发表论文近百篇，在无脊椎古生物(三叶虫、笔石、菊石、珊瑚、海林檎等门类)、古生代和中生代海相地层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地层划分方面，从三叶虫化石的研究，将寒武系划分为三个统，上统进行了阶和带的建立，并确定寒武系下界和上界；从三叶虫到头足类化石的研究，修正了前人对华北奥陶系的划分，奠定了中国北部奥陶系划分的基础；从滇东和三峡两个标准地点古生物群和沉积相的综合研究，奠定了中国南部志留系划分的基础；从滇黔湘鄂泥盆系的综合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南部泥盆纪地层系统和统组的划分，确定了中国南部石炭系下界；根据菊石的研究，确定广东海相侏罗纪的下界；从菊石的研究，初步确定西藏侏罗系和白垩系的分界等。

在古地理和古生态方面，确定中国古生代各纪生物区主要属太平洋区；从德国中三叠统齿菊石的住室和口壳的研究，明确了齿菊石的古生态等。

在大地构造和地壳运动方面，确定了中国古生代的一些上升运动(如云贵运动、冶里运动、金鸡运动等)及其地层意义；提出“滇缅古地槽”的概念等。

在区域地质方面，对云南省大理地区6个县和保山地区的地质作了较系统的研究。

孙云铸教授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元老之一，是老一辈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他在古生物学等门类化石的研究及寒武纪地层的划分和对比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奠定了广泛的基础。他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宝贵财富。

孙云铸教授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了36年。从事教育工作达40年，其中在北大任教32年。从1937年至1952年，担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达15年之久，是北大地质学系任职最长的一位系主任。孙教授数十年如一，治学严谨，诲人不倦，辛勤培育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凡亲受教诲的学生无不念念不忘。他教学的特点是善于启发学生的思路，吸引学生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热爱。他不囿于一家之说，常常开出许多参考书让学生阅读，以获得较广阔的知识。他对学生的培养，不拘成绩好坏都一视同仁，热心帮助。他对学生既宽厚爱护，又严格要求。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还关心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其中有44位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可谓桃李满华夏。孙云铸教授是北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也是北京大学的优秀教师，对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对中国地质人才的培养、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