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教授(1889～1971)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和先驱者之一，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他长期担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他曾两度在北京大学执教，1920年至1928年任地质学系教授，1931年至1936年任研究教授，并任地质学系系主任，对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北京大学也贡献良多。

一

李四光教授毕生贡献于我国的地质事业，他首先从事的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工作，为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培养人才。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历届毕业生中20多届学生都直接受业于先生。

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他“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极大地提高了北大的师资水平。创设于1909年的地质学门曾一度停办，在蔡先生出任校长的1917年恢复了招生，1919年改称地质学系，师资力量亟需充实。1919年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先生赴欧考察，当时李先生已获英国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也在欧洲大陆进行地质考察。丁先生特地找到李先生，说明培养地质人才是当务之急，希望他回国教书。丁先生回国后向蔡校长作了推荐。李先生接到蔡校长电邀后，曾自德国给刚从北大到英国的傅斯年先生写信，询问北大的情形。傅先生在致蔡校长的信中说：“我不消说是竭力劝他去的。”“李君与丁君(丁燮林先生，1920年也应聘为北大物理系教授)乃英学界之‘两科学家’，不仅学问大家佩服，即学问以外的事，也是留英的精粹。他们所学的科学，真能脱离机械的心境，而入于艺术的心境。”“李君生平，不仅学者，更是义侠之人，此间的留学界很多称道。李君不甚愿应北大之招(愿就西南)，我看先生还是竭力聘去好，定于北大有多少益处。”^①李先生还是应了蔡校长之邀，任北大地质学系教授。1920年9月本已排定他的课程，因他尚未到校，所任一年级矿物学及实习，由章鸿钊先生代课，二年级岩石学及实习，由王烈先生代课，三年级高等岩石学由翁文灏先生代课。^②1921年1月李先生才到校上课。^③

李先生开设过许多课程，除1921年讲过矿物学外，主要开设：岩石学及实习(二年级)、地质测量及构造地质学(二年级)、高等岩石学及实习(三年级)、高等岩石实验(四年级)4门课程。这4门课是同时开设的，每周讲5小时，实习14小时。因实习是分组进行的，最多时高等岩石学实习分为6组，教学时数每周远超过19小时，教学任务非常繁重。

李先生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对青年既热情爱护，又严格要求。讲授矿物学时，在没有木质或玻璃质晶体模型的情况下，他自己在黑板上画各晶系矿物的晶体形态；在分析等轴晶系八面体转变为四面体时，哪个晶面发育，哪个晶面不发育，讲得清楚明白，给学生印象很深刻。^④李先生对岩石学研究精深，他授课时，与当时一般的讲法不同，除了在课堂上讲授理论知识外，常常带学生到陈列室看各种岩石标本，到实验室用显微镜观察，并且常常带学生到野外实地考察各种岩石。^⑤岩石课实习时，他不是发给学生几块岩石薄片，让学生看看就行了。下课前，他要逐一检查每个学生看的是什么岩石，还要在显微镜下亲自看一下，看是不是那种岩石。^⑥他讲课的内容十分丰富，启发性很强，要求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例如，讲火成岩分类时，要求每个学生各自考虑提出一个分类标准。^⑦他教育学生在岩石学方面，要特别注意基础知识和基本功，同时要注意微末细节，从岩石磨片、肉眼鉴定、显微镜鉴定到岩石的化学全分析等，都要求学生加强训练。在构造地质学方面，除了室内模拟试验分析外，还特别强调野外的实地观测。^⑧他采用的考试方法也和当时一般的老师不同，除了出几个问题，要求学生回答以外，还发给每个学生六七块编有号码的岩石标本，要求学生写出每块石头的名称、矿物成分、形成条件、与矿产的关系等等。^⑨考试的要求很严格，虽然有的学生得分很低，但对老师没有意见，总觉得老师严格要求是应该的。学生们都愿意听他的课，据1920年入学的俞建章先生说，当时在地质系讲课的，如葛利普和其他老师，没有哪一个能赶上李先生那样认真的。^⑩

李先生经常带学生到野外实习，那时交通条件差，经常步行，沿路线观察时，他总是走在前面，边走边看边讲，讲地层、化石、岩石、构造，非常仔细认真，直到日落西山才赶回住地。1921年11月他带学生在京西三家店实习，赶火车回到城里时已是万家灯火了。李先生写了一首《咏铁椎》发表在《北京大学旧刊》^⑪上，其中的一段写道：

山巍巍，

水洄洄，

好一个玲珑世界，

再过百万年，

可只剩得几堆尘土，

几点余灰。

这是谜。

破谜还赖我铁椎。

工作复工作，

莫道吃亏，

我们今天定要做出一块纪念碑。

还要待谁？

这年l2月李先生带1919级学生去昌平南口一带实习，田奇隽先生在《南口地质旅行报告》中特别提到“李先生一种热心指导，不惮劳苦之精神，实同人等不能不特别表示谢意”^⑫。

李先生对教学的严肃态度还可举出一例。1921年10月7日北大教务处发出关于编定课程大纲的通告，并要求列出教科书。10月8日李先生即与丁燮林等5位教授联合致函教务长，提出“我等以为编定课程之详细纲要，意在厘定本校各项科目教授及试验标准，确是本校切要之图。欲达到此项目的，自不能仅以指定教科书为代替，因不论何种教科书，其内容的范围、次序及程度，总难与本校各项科目的内容恰恰一致，就令一致，亦宜将教科书内容写出，俾本校各项科目有具体的科目作标准。”教务会议致函答复，明确“不得仅举教科书以代纲目，必须将该教科书内容举出”。李先生等在信中还提出：“各项科目，经由教授编定后，应分由各系教授会审定，此项审定的主要目的，在免除本系各项课程有互相掩映之弊。”^⑬ 这些意见至今还有指导意义。

如何读书？是学生必须学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李先生除日常给学生指导外，还写了一篇《读书与读自然书》，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他指出：“书是死的，自然是活的。读书的方法大半在记忆与思考。读自然书种种机能非同时并用不可，而精确的观察就尤为重要。”“读书是间接的求学，读自然书是直接的求学。读书不过为引人求学的头一段工夫，到了能读自然书方能算成是真正的读书。只知道书不知道自然书的人名曰书呆子。”“世界是一个整的，各部彼此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硬把他分做若干部，是权宜的办法。”“今日科学家往往把他们的问题缩小到一定的范围，或把天然连贯的事物硬划成几部，以为在那个范围里的事物弄清楚了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也未免在自然书中断章取义，这一类科学家的态度，我们不敢苟同。”^⑭

李先生的教学工作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但到1927年冬，应前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邀，李先生去上海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春担任所长，此后教学工作难以兼顾了。北大领导仍一再请李先生来京。1929年3月李先生函复陈大齐校长和王烈总务长谓：“此间研究院职务暂时实难摆脱，不辞而去，亦觉失情之常，刻正与蔡先生商酌，俟得人接替，当即奉命北来。”1931年1月19日，北大地质学会等5个北大学会联席会议请学校电请几位教授回校，其中就有李四光先生。李先生于1931年秋季起返校任教，并担任系主任，讲授二年级的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三年级的高等岩石学、四年级的地壳构造等课程，并先后带领学生到北京西山、江西庐山、长江三峡等地实习。李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学生的真切关怀和循循善诱，始终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钦佩。

二

李四光教授在地质科学的许多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成就和贡献，其中有好些都是他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作出的科研成果。

前面已经提到，李先生的教学任务是非常重的，但他从不放松一分一秒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无论是20年代，还是30年代，当时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注意到，他每天到校很早，离校很晚，每天授课之后，别的老师都回家了，只有他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大家知道，他正在刻苦地进行研究工作。正因为如此，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例如，他以科化石的创造性研究，奠定了海相石炭、二叠纪地层分界、分层和对比的基础。1923年发表《蜗鉴定法》，1924年发表《描述蜗的新名词》(节要)、《山西东北部平定盆地之蜓蜗》(节要)、《葛氏蜗及其在蜗族进化程序上之位置》，1927年发表《中国北部之蜓科》，1931年发表《中国海中纺缍状有孔虫之种类及分布》，1933年发表《科分类标准及二叠纪七个新属》等著作。

又如，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1922年发表《华北挽近冰川作用遗迹》，1933年发表《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1934年发表《关于研究长江下游冰川问题的材料》，1936年发表《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等著作。

再如，从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创立地质力学。地质力学这一名词，虽然1941年才被正式提出，但这一方面的工作李先生早就开始了。1923年发表《中国地势变迁小史》，1926年发表《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1928年发表《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1930年发表《扭转天平之理论》，1931年发表《中国东南部古生代后期之造山运动》，1932年发表《再论构造型式与地壳运动》，1935年发表《中国之构造格架》、《中国之构造轮廓及其动力解释》，以及1935年在英国8所大学讲演，1939年出版《中国地质学》等著作。

上述3方面都是李先生学术成就的3个重要领域，这些研究工作往往是在带领学生野外实习过程中结合进行的，这是又一个特点。一面教学，一面研究，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是李先生的经验，也是后辈应该学习的。

上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设研究教授一职，李先生是地质学系5位研究教授之一。他在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例如1931学年的研究工作，《北京大学周刊》有这样的报道：李四光教授在本校任教甚久，自二十年度(注：按民国计)复回校担任地质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近年来，李教授专注意于中国东南部地质之勘测，二十年度在本校之研究工作，就地域而言，亦皆着重于此，而尤注意于南京附近山脉之构成。就学术上之分类而言，可归纳为两部分，其一，属于地层古生物，其又一属地质构造学。(一)属于地层古生物学者，着重古生代地层，及其中所含之生物群，而于科化石尤特别注意。关于此族化石已制成显微镜薄片800余枚，据此比较研究之结果，可将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分为9个科化石层。其意义有广狭之别：广者可适用于北美、中亚及东欧。其狭者，亦可适用于东亚。关于分类之讨论及重要结果，已成专文发表，见《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0卷，题名为“Distribution of the Dominant Types of the Fusulinoid Foraminifera in the Chinese Seas”。其他关于东南部奥陶纪、志留纪、早石炭世、乌拉系、二叠纪地层之层次，亦得有相当结果。(二)属于地质构造学范围者，为两次猛烈造山运动之发见。一在古生代末期，其中最剧烈之一幕，发生于龙潭煤系造成以前，即欧洲地质学家所谓“海西造山运动”。一在三叠纪末与侏罗纪之末或白垩纪之末，即普遍所谓燕山运动者是也。关于古生代末期造山运动之证据，曾有专文讨论，见《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1卷，题名为“Variskian or Hercynian Movement in S.E.China”。关于前项研究结果之详细报告，拟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出版。1932年度之计划仍继续上年度之工作，对于东南部地质，拟作一有系统之研究。同时关于中国南部之科，拟再加以搜集，予以详细之鉴定。^⑮

李先生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以及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学会等工作之外，为了培养人才，还经常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包括指定参考书、指导查阅文献的方法等，还不时给学生作学术报告。如，应北大地质学会之邀，1922年2月5日作“中国地势之沿革”的讲演，1923年3月28日作“风水之另一解释”的讲演；1921年应北京美术学校之邀，作了“地球的年龄”的讲演，《北京大学日刊》于9月23日至10月13日分l5次连载。在讲演中，李先生在阐述学术问题的同时，还给学生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启示。例如，他在“中国地势之沿革”的讲演中说：“现在我们在讨论中国地势的沿革以前，似乎也应当把我们的方法说出来，并同时把我们的根据摘要的拟出来，即使我们的推论结案不对，我们所举的事实还是事实。那些事实总是有用的。”他还说：“我现在不过举一、二最显著之点，以求见信于非地质学家而抱怀疑态度的人，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都取一种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压倒。”^⑯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不为已成学说压倒”的科学巨匠，并以这种精神，鼓舞着北大地质学系的许多学子从事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李先生在教师中也积极倡导科学研究，活跃学术空气，在他主持地质学系工作期间，学术工作有声有色。教师的研究成果，除在杂志上发表外，系里还出版《研究录》，至院系调整前的1951年共出版了33号。为继承这一做法，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大地质学系不定期地出版了《地质研究论文集》。

三

李四光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除对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外，还参与了许多全校性的工作。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之后，学校设评议会决定学校重大事项，还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分管一部分行政事务。兹简要列举李先生担任过的主要工作。1921年9、10月先后任预科、仪器等3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地质学系仪器主任。1922年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l2月起担任了大约一年的第二院庶务主任，并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3年11月任财务、仪器、庶务3个委员会的委员。1924年10月再次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并仪器委员会委员长及庶务委员会委员。1925年10月当选为校评议会候补成员，9月，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庆祝大会。1931年学校改消了原来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由校长、院长、系主任及从教授、副教授中推选出的若干代表组成，李先生从1931～1936年任地质学系主任，为校务会议当然成员，并兼任图书及仪器2个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过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委员。1934年12月李先生赴英国讲学，1936年5月回国，不久不再担任系主任，但1936年10月仍被选为出席校务会议的理学院教授代表。

地质学系1917年恢复招生以后，实验室不敷应用，仪器标本等也不足。由于学校经费拮据，学生野外实习也受到限制。李先生到校后，几次找蔡校长请求解决。1921年11月11日蔡校长召集评议会，邀请李先生列席，讨论地质旅行费的津贴问题，通过了“津贴地质旅行案”。当年学生在地质旅行报告中说，今年学校“于车费小有补助，真是我们地质学生实事求是的一好机会也″。作为地质学系仪器主任，李先生1922年5月24日又给蔡校长写了一份关于实验室建设的意见书，提出地质学系必不可少的设备及所需房屋。5月26日，蔡校长即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及何杰(地质系主任)、李四光先生参加会议，讨论地质系实验室事务，使实验室用房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1923年是北大建校25周年，李先生是校庆筹委会委员，并负责地质部分的展览工作(理科仅地质学系有展览)。从l2月16日起，一连3天校内外人员踊跃参观。1924年1月6日晚，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年会的中外会员参观北大地质学系，前任会长丁文江先生演说后，由李先生引导参观，“来宾称道本校，不绝于耳”。“座中有一法国地质学者Teilherd先生，谓本校地质系实验仪器标本之完备，实胜过法国巴黎大学而有余。李先生谓此系实话，我真见英国各大学，不及本校者亦甚多云云。”^⑰这同几年前缺少实验室，“教授无定所，勉强对付，窗前廊下，学生三五聚立”的情况相比，已大大改观了。此实李先生与全系师生共同努力之功。

当年理学院(即第二院)在马神庙，因久未清理，院内杂草丛生，李先生任第二院主任后，带着学生，丈量面积，绘图设计，一齐动手，建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大讲堂前的院子进行科学而艺术的改造。在院子中心建起一座高约1.5米的圆形小石台，上面安放一架日晷，石台的四面各有一句话，正面是“仰以观于天文”，背面是“俯以察于地理”，左侧是“近取诸身”，右侧是“远取诸物″。从石台中心还有几条放射状的小路，分别通向大门、教室、大讲堂等处，全用碎石铺砌，两旁栽了冬青和刺柏。座椅之间还布置有“沧海桑田”、“格物致知”等成语。这些改造不仅美化了环境，而且还富有教育意义。乐森璕教授(曾任地质学系主任)1982年曾对我说过：“这使得当时初入大学之门的人，科学思想大为开阔，不能不称颂李先生宣传之功也。”

此外，北京大学地质学馆，是李四光先生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期间建设起来的，由梁思成先生免费设计，从1931年开始筹建到1934年，在沙滩松公府夹道落成一座四层楼的地质学馆。

1937年以后，李先生虽然不在北大任教了，但仍关心着北大的工作。在他的关怀下，北大地质学专业1955年恢复招生等。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他晚年，对北大及地质学系的关心和指导仍然非常具体。1970年3月11日，他与地质地理系、数学力学系部分教师座谈，11月6日又与北京、长春、成都3所地质学院及北大地质地理系部分教师座谈。在这两次座谈中，李先生的谈话涉及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海洋地质学、地热学、地质力学、地应力等广泛的问题。他说：“北京大学是个综合性大学，多偏重些探索性、打基础的工作，使学生在理论方面对全面的、探索性的东西多了解一些，使他们对地球作为一个运动的整体，有较多的了解。”“能不能来个地学系，把地球物理、地质、地理……地字号的都包括进去。″“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应适当的给学生一些数学基础。”12月10日又约请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北大、清华等有关人员座谈新编数学教材问题。根据李老的建议，北大开展了地热方面的工作，l2月29日向李老汇报在河北怀来后郝窑热水勘探工作后，李老指出：“把后郝窑作为地热工作的试点，是一个理想的地方。”1971年3月12日再次向他汇报后，李老指出：“在覆盖的地方应注意对构造的分析，这样勘探工作会减少盲目性。”^⑱ 这时，李老已经82岁高龄了，一个多月以后，即1971年4月29日李老与世长辞。

李四光教授1920年到北大任教，到1971年仍关心北大的工作，整整50个春秋，对北大作出诸多贡献，北大人将永远铭记他。

注释：

①②③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3日，9月28日，1921年1月21日。

④⑥⑩ 俞建章《回忆李四光老先生》，《李四光纪念文集》，地质出版社1981年版。

⑤⑨ 许杰《回忆我的老师李四光同志和他的科学活动》，同上书。

⑦ 孙殿卿《怀念李四光老师》，同上书。

⑧ 张文佑《我所了解的李四光老师》，同上书。

⑪ ⑫ ⑬ ⑭ ⑯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9日，l2月8日，10月15日，11月2日，1922年2月10日。

⑮ 《北京大学周刊》1933年11月4日及1934年1月20日。

⑰ 斯行健《地质学会全体会员参观本校地质学系记》，《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9日。

⑱ 李四光同志遗留资料整理小组编《李四光同志关于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些意见》(内部资料)，1973年5月。

□ 作者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原北京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