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论宋朝清官文化的兴起》^[1]一文中，探讨了宋朝清官文化兴起的表现和原因。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廉政应该从孔子的《论语》谈起。我认为，虽然先秦也要求官员廉政，并有相应的廉政制度，但是不能作为一种清官文化，廉政制度从先秦到明清一直在发展和完善，但作为清官文化，则是在宋朝才兴起。这个问题在此不再赘述。本文拟对清官文化在宋朝兴起的历史原因再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清官考辨

“清官”一词，从魏晋以降，就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地位显贵而政事不繁杂的官。如《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说，虞耸：“在吴历清官，入晋，除河间相，王素闻耸名，厚敬礼之。”^[2]1327北魏温子升《为御史中丞元匡奏劾于忠》：“前领军将军臣忠，不能砥砺名行，自求多福，方因矫制，擅相除假，清官显职，岁月隆崇。”^[3]《晋书·刘颂传》：“约己洁素者，蒙俭德之报，列于清官之上。”唐柳宗元《四门助教厅毕记》：“旧制以拾遗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实者居于其位。”^[4]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为宰相。急于铨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资以假非其人。”^[5]北宋余应求《上钦宗条画利害》：“西清官及三等职名，所以赏老用贤。”^[6]可见“清官”一词在一开始并不是指清廉之官。

“清官”还指公正廉洁的官吏。不过这是在宋朝以后才出现的。如刘克庄《送赵阜主簿》载，“罢税无兼局，萧然古廨寒。士称为善类，民说是清官。力薄难推毂，身轻易起单。竹林逢大阮，试为问平安。”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关汉卿《哭存孝》【小末尼云】：“父亲当日你无儿，我与你做儿来，你如今有了田产物业，庄宅农具，你就不要我了。明有清官，我和你去告来。”明李贽《因记往事》载：“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儒林外史》第三一回云：“我那伯父是个清官，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些田地。”由此可见，“清官”作为公正廉明之官，在宋朝以后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唐朝以前，清廉之官，一般用清吏一词，而不用清官。《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许允，“帝前取事视之，乃释遣出。望其衣败，曰：‘清吏也。’赐之”^[2]303。萧子显《南齐书·卷53·刘怀慰传》：“明帝即位，谓仆射徐寿嗣曰：‘刘怀慰若在，朝廷不忧无清吏也。’”魏征等《隋书·卷55·侯莫陈颖传》：“时朝廷以岭南刺史、县令多贪鄙，蛮夷怨叛，妙简清吏以镇抚之，于是征颖入朝。”《新唐书·郑善果传》：“善果所至有续，号清吏。”与清吏相似的词有清臣，有时用“清臣”指代志行廉洁的人。如刘禹锡《和窦中丞晚入容江作》：“人伦选清臣，天外颁诏条。”有时“清”作为“官”的谓语，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李商隐此诗作于开成二年，他认为官吏的贤否，是国家治乱的根本。

据王曾瑜考辨，到南宋和金元之际，从官方到民间，人们抛弃了第一种含义，均指公正清廉之官^[7]。这种说法不准确。清官作为第一种含义，人们一直在使用，比如南宋叶适《国子祭酒赠宝谟阁待制李公墓志铭》载：“赵丞相用材甚锐，清官重职，往往世所标指谓道学者。”^[8]南宋赵彦卫《云麓漫抄》第五卷载：“天宝七年九月，敕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蓄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时，式覃中外。……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9]郭沫若在《中国史稿》第三编第八章第一节中指出：“当时的官职有清浊之分，清官只能由士族担任，寒人则只能做浊官。”这些语句中的“清官”就是地位显贵而清闲的含义，不过，“清官”作为清廉之官的含义，广为人知。尤其在通俗文学中，清官就是指公正清明之官。“清官”两种词义的消长反映了大众对公正廉明的强烈诉求。

清官文化兴起于宋朝, 不仅表现在“清官”词义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通俗文艺中对清官的诉求。通俗文艺、尤其是讲唱文学在宋朝得到蓬勃发展，讲唱文学中的公案、爱情婚姻等题材，出现了对清官的描写与歌颂，这种对清官的企盼是宋朝大多数民众的愿望。而唐前缺少清官题材的文学作品。唐朝的俗讲与变文虽然比较盛行，但是内容主要与宗教、讲史和民间传说相关，直面民众生活的很少。在唐朝文言公案小说中，主要表现判官的精警，而不是官员的清廉。唐朝一些文人在关注民生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了轻傜薄赋的思想，没有明确的清官意识。清官文化在宋朝兴起的明显标志，还表现在宋朝的清官廉吏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宋朝的清官廉吏在任何时代都有，即使在北宋晚期吏治较差的时代，也有许多士大夫，“为官三十年，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10]。至于政治清明的北宋前期和中期，洁身自好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两宋的名臣数以百计，而在宋以前的正史中的《良吏传》和《循吏传》中的董宣、第五伦、李怀远等，虽可用清官来形容，但历史学家却不以清官称之，可见清官意识不强，而且这类人的数量总和不到一百人，与宋朝相差很大。由此可见宋朝清官文化的兴盛。

二、历史的呼吁与文人的自守

要求整肃吏治，是五代十国的乱政给宋朝提出的要求。清官文化在宋朝兴起, 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一) 五代君臣的贪婪无耻

五代十国是历史上社会最黑暗，政治最腐朽的时期。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是贪官污吏横行于世的时刻，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县官、小吏，无不寡廉鲜耻、中饱私囊。奢侈、贪婪是五代皇帝的本性。无论是昏庸之主，还是有为之君，都追求奢欲，概莫能外。据《新五代史》卷64《后世蜀家》载，后蜀孟昶“幸晋、汉之际，中国多故，而险据一方，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为之”^[11]806。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更表现了奢侈淫糜的本性。进洛阳后，庄宗李存勖夫妇幸临当时首富张全义家，刘后拜张全义为父，竟不知廉耻地说：“妾幼失父母，见老者辙思之，请父事全义。”^[12]8928张全义也识趣，认了这位义女，并献出大批财货做见面礼。得到钱财，“命翰林学士赵凤草书谢全义，凤密奏：‘自古无天下之母拜人臣为父者。’帝嘉其意，然卒行之”^[12]8928。帝后如此贪财，自然有臣僚求媚于上。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18《明宗诛诸凶》云：“孔谦者，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兵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13]1946他明目张胆搜刮民财，“上祀南郊，大赦。孔谦欲聚敛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谦复征之。自是每有诏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12]8913。更荒唐的是：“庄宗皇帝为雪唐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寝陵，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13]1947由此可见，为了钱财，一点廉耻都不要了，人心尽失。

更有甚者，还有亘古未有的以“拔丁钱”“鼠雀耗”“省陌”“牛皮钱”“过桥税”等名目的贪污勒索。“在礼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罢去，宋人喜而相谓曰：‘眼中拔钉，岂不乐哉！’既而复受诏居职，乃籍管内，口率钱一千，自号‘拔钉钱’”^[11]504。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掠夺。

五代乱世，官吏贪财，自然引起将帅劫财，兵匪杀人越货。《旧五代史》卷94《秘琼传》载，后唐镇州节度使董温琪，“在任贪暴，积镪百万”，腹心部将秘琼仰羡不已，“及温琪陷蕃，琼乃害温琪之家”，悉夺其资财。天雄节度使范延光，“闻琼过其境，密使精骑杀琼于夏津，以灭其口，一行金宝侍妓，皆为延光所有”。《旧五代史》卷109《李守贞传》载，范延光又为杨光远所杀，李守贞又杀杨光远，李守贞遂得“光远财宝、名姬、善马”等物，置于帐下。最后李守贞据河中叛乱，兵败“城陷，举家蹈火而死”。历时不及十年，因贪财五家尽杀。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14]474将帅成了杀人越货的盗贼，岂止是没有廉耻，更没有人性。

(二) 宋朝的整肃吏治

北宋初建，太祖、太宗为除五代贪官恣横的积弊，重绳贪官污吏，对于受赇枉法者，严惩不贷。宋太祖时，大名府主簿郭顗、殿直成德均、中允郭思齐、观察判官崔徇、录事参军马德林等坐赃弃市。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侍御士赵承嗣因为贪污弃市。对此，清代赵翼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又诏诸职官以赃论罪，虽遇赦不得叙，永为定制……汴河主粮吏夺漕军粮，断其腕，徇河干三日，斩之。是太宗法令犹未驰。”^[14]525北宋前期整肃吏治颇见成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开宝四年十一月壬戌》载，太祖说，治国要以法律严格约束“无厌之求”者，否则“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宋朝除对贪赃严刑峻法外，其他较平允。

宋朝在官吏管理制度中，廉政措施得力，对于州县官吏这一类亲民之官的考核最为重视。《宋史》第一百一十六卷《职官志三》记载：“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格勤匪懈为四善；狱讼无冤、催科不忧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抚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通善、最分为三等：五事为上，二事为中，余为下。”^[15]3839这些措施有益于廉明政治的建设。

宋王朝对犯赃官吏施以重典，同时，一些廉洁之士先后得到奖赏。加上儒学思想中重义轻利等伦理思想的长期薰陶，部分官吏的廉洁素质因此有所提高。《宋史·包拯传》载，包拯在《家训》中明确地指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15]10318包拯不仅以身作则，对于后人还如此严格要求。《宋史》卷437《真德秀传》载，真德秀以“廉政公勤”四字励僚属。宋朝的一些官吏往往自重，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他们不但严以律己，对于贪污现象也深恶痛绝。两宋大量朝野官员上书中，就有弹劾贪官、惩治贪污、防范贪污的内容。据王春瑜主编的《中国反贪史》载：现存宋人官吏的文集中，存有大量给皇帝上呈的奏折，或给皇帝、宰相等大臣的上书，涉及反贪内容，这是宋代反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这些文集中，有代表性的是《小畜集》《范文正公集》 《包孝肃公奏议》《欧阳文忠集》《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栾城集》。其中尤以包拯上书最为典型。包公的文集187篇，有55篇直言举报贪官污吏之文，被指名道姓受抨击的有64人之多。包拯曾先后七次上书弹劾王逵、六次上奏怒责“国丈”张尧佐。包拯的《乞不用赃吏》，更是一篇严惩贪污的名文。

(三) 宋朝的“右文”政策与士大夫的廉政爱民

宋朝的文人往往讲大节，这与宋朝统治者厚待文人有关。宋朝从开国时期，就推行“右文”政策。宋朝重视文治、优待文士是历代王朝中最为突出的。宋朝的“右文”措施有二：一是兴教办学，二是大开科举。宋朝太学鼎盛时期在校生达四千人。北宋曾经多次推动办学校，“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15]3604。除此而外，宋朝还有著名的书院等，由此可见宋朝的教育普及程度很高，学校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

宋王朝重视科举，革除唐朝的“温卷”“公荐”等弊病，实行弥封、誊录、殿试等制度，保证“取士不问家世”得以实行，且取士名额大于唐朝。唐朝每次录取二三十人，宋朝则每榜多至400人。唐人中进士后，还得参加吏部考试，考试合格才授以低级官员。大文学家韩愈三试吏部被黜落，后来好不容易取得一官，但是地位太低，韩愈感叹：“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宋人中进士后，便可释褐为官，仕途升迁也很顺利。太平兴国二年（977）状元吕蒙正，七年后就做到参知政事。

在宋代，“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17]。宋朝不仅不杀士人，官员的待遇也较高。官员除了俸禄、禄米外，又有职田、傔人（随从）、饲马刍粟等供应，正如赵翼所说：“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14]534 “右文”政策改变了宋朝的政治格局。柳诒徵认为：“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18]右文政策提高了文人的地位与参政热情。宋朝皇帝“与士大夫为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必然会对廉政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一大批出身清寒的文人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名臣或著名文学家。如真宗时的吕蒙正、寇准，仁宗时期的李迪、张知白、杜衍等，还有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来自民间。他们不仅自身为官清正，而且忧国忧民。宋朝文学作品中的怀才不遇与愤愤不平的感叹较少，宋代文人关注的焦点多在于国家民族，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士大夫共同的心声。宋朝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讨论国家大事。王安石任职提点江东刑狱写了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文章开门见山指出了当时国家内外交困、风俗败坏的现状，提出变法创新的主张，以及必须培养一大批能够变法创新的人才。该文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这种心忧天下的胸怀是出于对大宋朝的赤胆忠心。

宋朝士大夫，尤其是北宋前中期的官员大都专注于修齐治平，关注民生。宋朝以儒治国，至仁宗朝，儒学复兴运动声势浩大，形成了一种以名节相激励、以道义相标榜的士风。欧阳修的《上范司谏书》表现了强烈的为民请命、勇于任事的精神，体现了以名节相激励的士风。在“庆历党议”中范仲淹落职知饶州，欧阳修为此愤愤不平，挥笔写下《与高司谏书》，表现了他嫉恶如仇的精神，他也因此被贬夷陵。被贬后他不怨天尤人。他在夷陵后作《与尹师鲁书》中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表示自己直面人生、坚持正道的高尚气节。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朝士大夫从政期间，在坚持大义的同时，自觉地把儒家的仁政爱民付诸实践。欧阳修的《食槽民》中将“日饮官酒诚可乐”的官吏与“釜无糜粥度冬春”的食槽民作对比，揭发了官吏以糯米酿酒后又“散糟以为德”的卑劣行径，反映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作者对此作了沉重的自责：“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表现出正直的士大夫的内疚与不安。关注国计民生、同情人民疾苦是北宋文人写作的重要内容。苏轼创作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许州西湖》中“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颍州七不登，野气常苍莽”，谴责地方官吏役民开湖游春而不顾年年饥荒中的百姓之苦。贬谪黄州时作《五禽言》《鱼蛮子》等诗，借渡河农夫和渔民一家控诉地租剥削的残酷性。贬谪惠州时，作《荔枝叹》，借史实批判官僚政客谄媚迎合、坑害百姓的可耻行径：“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诗歌中的“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则指名道姓指斥本朝权贵丁谓和蔡襄，表现了士人忧国忧民和敢怒敢言的精神。

宋人关注民生还表现在慎刑上。对于人命案件尤其慎重，重视物证。有些疑难案件甚至会引起巨大的争议，比如阿云案件。宋朝登州阿云嫌弃未婚夫丑陋，用刀行刺未遂。对因不幸婚姻引起的伤害案件如何定罪，大理寺以“谋杀已伤，阿云从绞”，而宋神宗敕贷阿云死。王安石与司马光意见不一致，在朝廷引发了持续一年之久的争论，虽然其中涉及党争，但是也反映了宋朝法律对生命的极其珍重。

心忧天下，忠君廉政爱民，是清官的基本性格，以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包公、于成龙、海瑞等清官形象，无一不具备这一基本性格。在宋人公案类的作品中，塑造了一些清廉的官吏钱大尹、滕大尹、包公等，关于包公故事的宋话本有《合同文字记》《宋四大闹禁魂张》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三现身包龙图断冤》是一个奸情谋杀故事，冤魂托梦给包公，包公智解谜语破案。这个故事中包公显示了他断案的天才，具有“日断阳，夜断阴”的非凡才能。包公的这个能力在金元好问《续夷坚志·包女得嫁》中也有记载：“世俗传包希文以正直主东岳速报司，山野小民无不知者。”^[19]此条最早记包公死后为神，反映包公身后事迹广为流传，并加以神化。包公故事数量巨大，成为清官文学的代表。

三、宋朝法律对生命和私有权的保护

唐末五代人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权，生命如同草芥，“乱离人不及太平犬”是他们的写照。没有生存权的人，除了活着，哪怕如蝼蚁那样活着，别无奢求；只有在生存权得到保障的社会，民众才会维护自己的权益，期盼清官。

(一) 五代将帅的嗜杀成性

唐末五代至宋初，食人现象不绝于书。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黄巢、秦宗权攻陈州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20]。就在同一年，扬州发生这样的惨剧：“是时，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11]748。五代的食人风习主要导自武夫悍卒，这些禽兽嗜杀成性。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王进传》中感叹道：“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当此之时，为国长者不过十馀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视其上易君代国，如更戍长无异，盖其轻如此，况其下者乎！”^[11]558一国之君都可以因为武力随便更换，普通百姓的性命更是朝不保夕。五代的一些武夫心理变态，称他们为豺狼，是抬举他们。后汉隐帝时的史弘肇出兵警察京师“: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是时太白昼见，民有仰观者，辄腰斩于市。市有醉者忤一军卒，诬其讹言，坐弃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斩之。又为断舌、决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变族诛，弘肇取其幼女以为婢。于是前资故将失职之家，姑息僮奴，而厮养之辈，往往胁制其主。侍卫孔目官解晖狡酷，因缘为奸，民抵罪者，莫敢告诉。燕人何福进有玉枕，直钱十四万，遣僮卖之淮南以鬻茶。僮隐其钱，福进笞责之，僮乃诬告福进得赵延寿玉枕，以遗吴人。弘肇捕治，福进弃市，帐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财。”^[11]331史弘肇杀人花样多，而且因为奖励奴婢出告主人，导致一系列奴婢陷害主人的事情发生，社会秩序失控。不过，五代还有更令人发指的事情。后晋李彦珣依附范延光谋反，杨光远知道李彦珣的母亲在邢州，“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彦珣以招之，彦珣望见，自射杀之。及延光出降，晋高祖拜彦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彦珣杀母当诛，高祖以谓赦令已行，不可失信”^[11]581。对此，欧阳修议论道：

五代之乱，其来远矣。自唐之衰，干戈饥馑，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盖出于不幸，因之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其习久而遂以大坏，至于父子之间，自相贼害。五代之际，其祸害不可胜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爱其亲，莫不共知恶于不孝，然彦珣弯弓射其母，高祖从而赦之，非徒彦珣不自知为大恶，而高祖亦安焉不以为怪也，岂非积习之久而至于是欤！《语》曰：“性相近，习相远。”至其极也，使人心不若禽兽，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恶，而恬然不以为怪，则晋出帝之绝其父，宜其举世不知为非也。^[11]581

唐朝法律中没有杀害父母的条文，但是《唐律疏议》第二十二卷《斗讼》规定：“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射杀母亲比殴詈无可复加，自然是死罪。但对于这种大逆不道之人居然还赏之以官，道义人伦荡然无存。这种纲纪不振是“亡天下”的标志，重振伦理纲常、恢复社会秩序刻不容缓。

(二) 宋朝以人命为重的慎刑

宋初仍有食人风习，宋朝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对五代风习予以惩处。宋太祖登基后，特别叮嘱将帅不得滥杀。他在后周时，就不肯滥杀，朱弁《曲洧旧闻》载：“山阴郡城有金子巷，莫晓其得名之意。予见郡人，言父老相传，太祖从周世宗取楚州，州人方抗周师，逾时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适见一妇人断首在道卧，而身下儿犹持其乳吮之，太祖恻然为返命，收其儿，置乳媪鞠养巷中。居人因此获免，乃号因子巷，岁久语讹，遂以为金，而少有知者。”^[21]2959这种仁政施行及于奴婢。宋代法律关系中变化最突出的，是宋代的城乡客户、雇工、人力、女使，即唐代没有独立人格的“贱民”，在宋代却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享有了权利主体资格^[22]376。宋之前法定的民事权利主体是统治阶级和良民，而不是“贱民”，这是封建人身解放史上的一个突破性进步^[22]11。宋王栐撰《燕翼诒谋录》卷三《主家不得黥奴仆》载：“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主家得自杀其奴仆。太祖建国，首禁臣下不得专杀。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诏，郡国断大辟，录案朱书格律断词、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取旨行之。自后，生杀之权出于上矣。然主家犹擅黥奴仆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复诏士庶之家，奴仆有犯，不得黥面。盖重于戕人肌肤也。祖宗谨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无所不用其至。如诏太岁三元圣节不决死罪，则淳化二年三月也；令众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则天圣四年四月辛未诏也。列圣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欤。”^[21]4612要求官吏慎刑，爱惜人命。《燕翼诒谋录》卷三《州长史亲决徒罪》说：“州长吏不亲监决，中唐以来为然，遇引断，皆牙校监决于门外。太宗恤刑，虑有冤滥，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诏诸州长吏，凡决徒罪，并须亲临。因太常博士王杕有请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职幕官，而徒罪必自监决，帅府则以徒罪委通判。圣朝谨严于用刑，盖以人命为重也。”^[21]4606《宋史·陈执中传》载，宋仁宗至和年间，宰臣陈执中“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赵抃列八事奏劾执中，欧阳修亦言之”，接着，谏官范镇请求仁宗：“宜速退执中，以快中外之望。”^[15]9604御史中丞孙抃与其属郭申锡、毋湜、范师道、赵抃请合班论奏，陈执中因此被罢相。这些法律措施，有力保证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宋朝主家私杀奴婢要偿命。据《宋史》卷463《王继勋传》载，外戚王继勋在西京河南府，“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15]13542。自开宝六年（973）四月到太平兴国二年（977）二月，先后杀婢百余人，在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将他斩于洛阳市。正是出于对生命权的普遍关注，所以《碾玉观音》说话人，对于裱褙工的女儿璩秀秀被咸安郡王活活打死深表同情。

(三) 宋朝法律对私有权的保护

保护私有权是宋代民法中的核心内容，宋朝保护私人权益方面的民事法空前发达。宋朝为了保护孤幼财产，制定了监护法，这是宋朝运用法律保护私有权的有力措施。宋朝关于因为契约关系所产生的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很详细。比如在债的担保人中，不仅强调“保人代偿”，而且加强了物力在担保人中的地位和对债负清偿的行政干预，突出表现了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严禁以物业准折债负，禁止以人身代当债负，又表现出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特征。在婚姻方面，宋基本继承《唐律》的规定，虽在礼教日盛的宋朝，也有一些方面比唐代更趋合理。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的规定，又有“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的法条。对于定婚，唐律“辄悔者，杖六十”的处罚，宋代则出现了“诸定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之条”的时效限制。宋代维护私有权转移的继承法变化更为突出。在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的分离上，使女子、养子、遗腹子和入赘女婿等都有了财产继承权；户绝财产的继承，依令文尽给在室诸女。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对人的权益的维护，也体现了天理、国法、人情协调统一的努力。

与保护私有财产相关，北宋重典治盗贼。北宋贼盗猖獗，肆意横行，直接威胁着统治者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是北宋的心腹之患。为此，北宋统治者对盗贼罪采用军事镇压和司法打击相结合的手段。

(四) 宋朝法律的普及

宋朝注意培养法律专门人才与官僚队伍的执法水平。宋代科举中有“明法科”，但是考试此科目的人不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宋神宗提高明法科地位，“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及第进士之上”^[15]3620，选人、任子经过律令考试合格才能授官，进士考试也有法律的考试。这样，就激发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士人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由此又使宋代私家著述法学著作蔚然成风。比如傅霖撰《刑统赋》、孙奭《律音义》、郑克《折狱龟鉴》、桂万荣《棠阴比事》、宋慈的《洗冤集录》《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其中, 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著作，《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宋朝一部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编。这两部著作对后世的判案影响极大。

由于法学的普及和法律维护私有权，民间兴起了专以“教引讼理”的诉讼之学，出现了专以指点词讼和替人打官司的“讼师”和代写诉状的“珥笔之人”。这些人打破了官吏司法的专横，虽然这些人当中不乏惹事生非的“健讼之人”，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受害者的诉求，促进了司法的文明进步。

法律的维权意识在通俗文学中亦有体现。宋朝的讲唱文学中的公案故事，有不少表现百姓敢于用法律讨回公道的题材。《合同文字记》中侄儿状告伯父母侵夺继承权一案，反映了农户人家盼望清官断案的心情。此外，还有《三现身包龙图断案》《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这些作品中，都表现了对受害人权益的维护与肯定。这对宋朝清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出于维护人的权益，京师老郎们在说公案时，往往以案情为重点，受害者为主人公，而把判官降到次要地位。如《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喻世明言》第二十六卷）中案情复杂。箍桶匠张公因为贪图沈秀的画眉鸟不惜谋财害命，沈秀的父亲沈昱在东京发现了儿子养的画眉，却冤杀了向张公购买画眉的李吉。李吉的同伴出于义愤，寻访到了真凶张公，至此沈秀之仇李吉之冤才大白于天下。小说对于官府的审案则比较简略。宋元公案小说中，对于被冤杀的平民总是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错斩崔宁》中，借“戏言成祸”的故事情节，揭露宋代官府昏聩无能草菅人命的黑暗，通过陈二姐和崔宁的屈打成招，说话人呼吁官员：“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明严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这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百姓的“清官梦”。

综上所述，晚唐五代乱世，武人跋扈，政治黑暗，人命朝不虑夕，儒家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道德沦丧，忠孝节义荡然无存。这种世道违背人性, 剥夺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赵宋王朝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 杯酒释兵权”，把兵权收回中央，杜绝了武将拥兵自重、篡弑不绝的现象，实行“兴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重用文人，振兴文教，提倡儒学，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宋朝文人不仅注重修身养性的性命之学，而且身体力行，自觉以天下为己任，清廉自守，关注民生。这确实使那些生活底层的民众看到了曙光。而宋朝法律的文明进步, 也让民众有了维护生命权和私有权的意识，出现了对清官的期盼。